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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蒙古所有作战力量都被这种方式组织起来后，蒙古人就占据了一个能让其他草原民族溃不成军的位置。此后不久，说突厥语和通古斯语的人也被征入蒙古军营，并获得了和蒙古人相同的待遇。因为突厥游牧人数量远超蒙古人，所谓的蒙古军，尤其是在西亚和东欧作战的队伍，实际上多数是由会说突厥语的人员组成。当然，最高统治权仍掌握在蒙古人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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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的游牧军也将精力转向南面草原上的农业定居民族。在中亚，他的部队相对轻松地占领了一个个相互隔绝的绿洲，变成回鹘人、波斯人及其他杂居民族的统治者。在这些城市里，成吉思汗招募了一群书吏和史官，以满足军队规模增长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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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向到中原扩展疆土是一个更艰难的命题。女真人英勇善战，而且有中原北部全境的丰厚资源可资调遣。另外，蒙古骑兵来到城下，还要直面火药等高级武器。不过，在开阔乡村地带，女真人不是蒙古骑兵的对手。因此，成吉思汗几乎能以随心所欲之态侵入中原腹地。此外，蒙古人很快学会了借用弩炮和火药弹威力突破城防。这些武器是由中原工匠设计制造的。他们之前为女真人服务，现在也愿意为蒙古人效劳。所以可以这样说，在兵临西亚和东欧要塞之时，蒙古军已经将中原所有攻城战术尽数掌握。而且很可能就是他们让欧洲人第一次见识到了火药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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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在世时，能随心所欲变换作战目标。在一些年份里，他南下侵入中原；另一些年份里，则调转马头，沿草原西行。他的军队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每到一处突袭劫掠，却不实施统治管理。到1227年离世时，他的军队向西远掠至俄罗斯南部，几乎摧毁中原北部的女真帝国，令中亚绿洲政权年年进贡。简而言之，一个基本新事实是，有能力、有经验的蒙古将领团结在成吉思汗周围，沿满洲和乌拉尔山脉沿线的整个亚洲草原布置军力，能随时调军遣将，披挂出征。这在世界历史上空前绝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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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战功而论，只有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可与成吉思汗比肩。两人在世时都无人能敌。赫赫战功之下，两人都深刻永久地改变了原有欧洲和亚洲文明人口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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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亚草原 这张照片摄于现代，展现了草原开阔景致。这片草原横亘欧亚大陆，从西部的匈牙利一直绵延至东部的中国。远景中正在吃草的牛羊养活了游牧人口。他们统一在成吉思汗的领导下，征服了当时最大的帝国，立下赫赫战功，为当世所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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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的继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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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蒙古传统，成吉思汗要将财产分给四个儿子。其中一个先于成吉思汗去世，他的那一份直接传给儿子，即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为有效统一各“汗国”（蒙古每部分政权的称呼），成吉思汗将蒙古驻军统率权转交给儿子窝阔台（在位时间1229年—1241年）。虽贵为成吉思汗之子，但窝阔台仍需要蒙古军官和近卫辅佐，方能令突厥人、中原人和其他民族臣服。通过这种政权组织方式，蒙古帝国的统一持续了一个世纪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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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窝阔台统率下，蒙古胜绩如前。1234年，最后一位女真统治者被蒙古人俘获。中原北方成为蒙古人的天下。他们决定恢复中原吏治办法，任用儒家弟子征收税金，管理地方事务。虽然改朝换代，但对普通农民市民影响不大。因为，中原南方地区直到1279年才最终平定。在此之前，草原骑兵不时出没于中原地区。1279年南方平定后，蒙古人纵贯南北，远征缅甸（1287年）、暹罗（1289年）。虽征伐不断，但在日常层面上，蒙古的统治大势并不明显。儒家学者管理行政机器，中原地区除在最高层级外仍受本族人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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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向东西两方同时扩张。1237年至1241年间，征服除诺夫哥罗德之外的俄罗斯所有行省和城市。俄罗斯南部的丰美草原变成了“金帐汗国”的基地。该政权将统治中心设在伏尔加河中部城市喀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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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要求俄罗斯人像中原人一样进贡。实际上，蒙古人可能把从中原获得的经验作为帝国管理样板。因为俄罗斯没有现成的收贡制度可用，蒙古人便将这项任务委托给中亚商行，人员是为成吉思汗记账的原班人马，但效果不好。所以当俄罗斯王公自告奋勇担任税吏时，蒙古统治者点头同意。这意味着，俄罗斯王公可自建收税队伍，并掌管人事任免权，不用听命于遥远的蒙古可汗。后世俄罗斯政权即由此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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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斯兰世界，蒙古人实施了和中原、俄罗斯一样的行政模式。麻烦在于，大多数穆斯林不愿自征自税，让蒙古人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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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在中东的弱势地位还体现在，为蒙古统治王朝——伊儿汗国服役的多数士兵都是突厥人。这些人与之前穆斯林化的突厥人有很多相似之处。1295年，伊儿汗国当权者被同化为穆斯林，遵从古老的穆斯林、突厥人和中东帝治模式。而在1257年，俄罗斯的金帐汗国也奉行此道，皈依伊斯兰教，与基督徒子民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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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统治下的元朝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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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6年，成吉思汗建国。1271年，忽必烈定国号为元。蒙古铁骑和统治阶层中的突厥元素浮出表面，远东影响减退。但在此之前，在忽必烈统治下元朝的国力达到巅峰。1251年至1259年间，忽必烈的哥哥掌管帝国。在这两位可汗任下，元朝帝国西及太平洋，东抵波兰，将东欧、中东大部、中原全境及中间地区划入一个宏伟的帝国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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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的权力建立在对正统蒙古军的统率基础上。只有少部分军队分给了其他汗国。忽必烈所在中心与其他可汗朝廷通过高效邮驿系统保持联系。每隔32~48千米设有驿站，马匹骑兵可随时就位。在飞奔的马上，消息从一个驿站传到另一个驿站，最后抵达终点。古亚述人和波斯人也曾用过这种办法，但蒙古邮驿系统的涵盖范围前所未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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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也精于刺探情报。他们有时利用商人或乔装打扮成市井百姓的情报人员打探消息；有时派出侦察员先行于主力部队320千米探听虚实。进攻时，每天遣送信使确保各纵队互通有无。有了通畅的信息，各队就能准时集合，做到攻守兼备，从侧翼后方围剿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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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在元朝帝国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比如，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曾在忽必烈朝廷中数次担任要职，而他在自己的家乡不过是一介珠宝商贩。实际上，忽必烈对身怀各种技艺的陌生人敞开大门。元朝统治阶层一直对自己信得过的怀有文明技艺的人持欢迎态度，尤其是能识文断字的人。在他们眼中，这些得到厚薪要职的外人是可汗亲自委任的，不可能不遵从。这一用人原则也应用到了军队和行政管理中，都收到了实效。虽然地方税收由地方官收取，但与制订最高政策的统治者相关的文书工作和职位均由外人承担。蒙古人虽擅长带兵打仗，但不识字，不能胜任文书工作，因此不得不委用像马可·波罗这种远道而来的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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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狩猎图 在征服亚洲大部分地区时，元朝帝国的统治者希望在乐享文明舒适生活的同时守护游牧传统。在他们接触过的所有文明中，数中华文明最有魅力，这幅中原画家迎合蒙古品味的画可为证明。画面上的狩猎和草原景致再现了蒙古人的游牧历史。画上有几处彩色亮点，说明画家受到了波斯细密画的影响，但整体画风仍然是典型的中国风格。这幅画表明，蒙古促进了亚洲各地人员的频繁往来，实现了不同文明传统中技艺思想的交会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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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元朝帝国的朝廷，三教九流交会融合。来自欧洲和亚洲各地的人先是会聚到成吉思汗时期的都城哈拉和林。忽必烈建立元朝后，又来到元大都（今北京）。该都城建于1264年，由忽必烈亲手创建。各种宗教在两大都城百姓中传播，这跟蒙古政策完全契合。成吉思汗和继任者认为，每一宗教必有可取之处。因此，让各种信仰的专家听命于可汗，防止神祇动怒是明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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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基督徒完全误解了蒙古人的宗教态度。当他们发现忽必烈允许基督徒入朝，且时而委以要职后，教皇和整个基督教世界都以为元朝帝国要改信基督教，便多次派传教士前来布道。其中有两位确实被忽必烈迎上朝堂。忽必烈对他们彬彬有礼，但继续执行原有宗教政策。忽必烈本人可能信奉喇嘛教，但在他的世界观里，从来没有宗教偏执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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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帝国的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