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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距离”这一个因素就能构成蒙古军取胜障碍。1241年，在攻下俄罗斯后，蒙古铁骑进军中欧，在西里西亚挫败波兰和日耳曼军，占领匈牙利全境。但因窝阔台去世，蒙古军不得不返回家园，参与选择皇位继承人。皇位之争告一段落后，又有其他战事要处理，蒙古铁骑再未返回匈牙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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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和印度情况大致相似。1259年，继承危机再起，蒙古主力部队从中东撤离，再未返回，埃及因此一直是未征之地。1250年，阿尤布王朝覆灭，马穆鲁克奴隶兵统治埃及。这些奴隶多来自黑海东部的高加索山脉，年轻时被奴隶贩子运到埃及，靠打仗为营生，少数擢升为将。1798年前，埃及一直受这群奴隶兵统治。马穆鲁克英勇彪悍，于1260年从伊儿汗国手中收复叙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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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方面，蒙古主力部队从未大举进犯。1285年至1303年间，伊儿汗国发动了几次小型突袭，但有喜马拉雅山相阻，且国内也要用兵，因此未能占领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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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元朝统治者看来，在叙利亚和印度所受的挫折微不足道，因为他们本来也不打算把大军调到如此遥远的地方攻城略地。但1281年征服日本不成却是元朝帝国遭遇的第一个重大挫折。忽必烈派重兵攻打日本，但日本早有防备。台风肆虐，船运不通，元朝军队补给供应受限，只得仓皇撤退。兵败之后，忽必烈心有不甘，再次备战，为此专门组织海军远征。其中一支队伍曾于1292年至1293年间远抵爪哇，部分目的就在于演练敌方海岸登陆兵法。但最终成效不佳，再次出征日本似乎不可行。1294年，忽必烈去世。继任者忙于维护帝国已有版图和平，无暇征服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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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去世后，有三个因素相互叠加削弱了元朝帝国，并最终导致其毁灭。第一个因素是元朝军力减损。毋庸置疑，很多元朝军人因战阵亡、染病身亡。而且，跟生活在条件艰苦的蒙古草原上的祖先相比，战场得意的元朝军人享受着安逸奢华的生活，能吃苦耐劳的将士不多。这些将士和成吉思汗统率的横扫世界的蒙古人不一样，不能在一周多的时间里日夜兼程、不寐不食。失去了忍耐极端艰苦条件和疲惫辛劳能力的元朝军队，不再具备非同寻常的机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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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因素是，中央权力弱化，不能有效控制帝国全境。如果元朝军队不能在数周内横扫亚洲，伊儿汗国和金帐汗国的可汗便对远在中国的忽必烈无所惧怕。忽必烈一死，这种情形愈发明显，帝国统一局面无以为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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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因素是，驻扎在三大主要农业区的元军分歧日深。忽必烈身边的士兵和官吏对中原情况越来越了解，与中亚文明失去了联系。金帐汗国和伊儿汗国则与之相反，越来越成为伊斯兰世界的一部分，对渗入元朝朝廷的中原生活方式日愈生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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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300年时，元朝帝国的行政和军事统一局面消失。不过，亚洲各地仍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内保持紧密的外交和商业联系。比如，元朝常与金帐汗国合作，对抗另外两个汗国——察合台汗国和伊儿汗国。1332年，金帐汗国特别招募一支俄罗斯近卫队，到北京保障忽必烈的人身安全。一直到1368年元朝被新王朝——明朝（1368年—1644年）所取代时，元朝帝国宣布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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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元朝帝国覆灭以前，伊儿汗国在一群吵闹不休的新贵面前败下阵来，失去了波斯控制权。这群人多数自称是成吉思汗后裔，但说突厥语，信奉伊斯兰教，不过在残酷凶狠方面跟成吉思汗相像罢了。金帐汗国存续时间较长。实际上，其最后一块版图是在1783年才从欧洲地图消失的。那一年，俄罗斯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吞并了克里米亚汗国。不过，在1480年时，金帐汗国已经失去了对俄罗斯土地的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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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残余力量败退蒙古草原，仍然铭记着成吉思汗的丰功伟绩，但再也没有能力创造与之相当的功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明朝对蒙古部落谋求统一的每一举动都抱有高度警惕，一见有新势力中心形成，立即采用各种分化瓦解手段——贿赂、外交、贸易抵制等等。如有必要，则直接采取军事行动。明朝统治者已经牢记教训，下定决心绝不允许蒙古人再次统一。实际上，正是因为他们汲汲应付草原危险，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海上而来的新机遇和新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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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整部人类历史，大蒙古帝国和元朝帝国的影响和冲击在帝国覆灭很长一段时间后持续存在。关于草原民族的记忆深刻影响了中国周边国家的行为方式、政策走向。草原民族也冲击了欧洲各国，虽然程度不及中国周边国家，但确实存在。在本章后半部分，我们将逐一审视受到蒙古冲击的这些地区，看看这些地区的民族在应对蒙古征服者时各自采用了什么样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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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明朝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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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4年，忽必烈去世后，元朝统治者开始衰败。一个曾经当过和尚的人将元朝统治集团击溃，于1368年建立明朝。这一朝代一直延续到164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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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统治者将防御游牧人作为重中之重。1421年，明朝迁都北京，目的就是防范新一轮草原民族入侵。明朝官吏采取系统性措施，毁掉元朝时期的所有标志。在他们看来，忠实准确效仿古法显然是一条应全力以赴的正道，应该竭尽全力付诸实施。曾在元朝统治时期享受过不寻常威望的商人再次被打入社会底层。中国社会秩序恢复到人为意志和意图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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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也有一些东西保留了下来。比如，元朝时，火药在战争中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从蒙古人那里，明朝军队深知火炮可推送炮弹，摧毁防御工事。明朝海军也用上了“饭碗大小的炮口”。引号中的话摘自1393年明朝皇帝对印度洋探险船所下诏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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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种武器，地方总督、新立军阀更难对抗中央政府。虽然把火炮从皇城移到战场要花上几个月的时间，但只用几枚炮就能迅速摧毁叛军据点。火药重炮强化了中央权威。换言之，新武器能巩固古老的帝国理想。对这种性质的新奇事物，明朝当然不会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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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航海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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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新的发展不能光复原有道路和价值观，明朝皇帝会立即加以扼制，以防祸患。关于明朝，还有这样一段让人意想不到的历史。明朝的朝廷继承了元朝海军的遗产，一种忽必烈曾反复试验的海陆联合作战模式。1281年，忽必烈攻打日本就是这种模式最著名、也是最失败的例证。但忽必烈从未放弃征服日本的念头，还为此全力支持中国造船工人和商人建造大型远航舰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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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派官吏负责航海事务。1405年至1433年间，朝廷七次派宦官郑和在中国南海集合大舰队，驶入印度洋。郑和不负厚望，成功返航，同船的还有锡兰国王、苏门答腊王子，以及所到国至少16位君主的贡礼（一只东非长颈鹿也在其中）。此时，明朝皇帝处于有利位置，有能力在印度洋缔造海军帝国，就像一个世纪后的葡萄牙那样，然而朝廷却决定撤出，1424年，下令禁止远航。虽然皇帝后来修改诏令，允许郑和于1430年至1433年最后一次出海，但中国人再未能实现最初的探险目的。不仅如此，明朝还禁止建造大船，规定任何人不得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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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知道明朝皇帝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原因很可能是，朝中各派互相倾轧，反对者最终得势。毕竟，郑和是宦官出身，在儒家学者眼中疑点重重。另外，海军远征调度的人力资源完全可以用来加强国防，抵御北方草原民族。这种疑虑绝非空穴来风。1449年，当政的明朝皇帝在与蒙古部落新同盟开战时竟沦为战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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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最终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肯定是，只有商人和流氓地痞在远航中得到了实惠，而这些人是最为儒家学者不齿的。或者可以这样说，因出海获得丰厚利益的商人和其他社会群体不能在朝堂上彰显自己的利益。被儒家划为社会寄生虫的中国商人习惯性地觉得自己比学者型的官员低人一等，没有自信与之抗衡。郑和出海赢得的印度洋战略地位被中国刻意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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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富戏剧化的事件。明朝皇帝官吏回到万无一失的行为模式上，放手让世界其他地区追赶中国。1400年的中国和1200年一样，以人口之盛、技艺之精和人民之勤令世界其他国家相形见绌。中国学术涵养深厚，艺术顶峰造极。有精兵锐卒，有满怀惕厉之心的皇帝，有良好素养的官吏保证国家安全稳固，甚至能抵御外敌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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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讳言，从长远来讲，这种保守落后的政策让欧洲人迎头赶上，并把中国人甩在身后。但我们以四百年后发生的事情去评价明朝政策是极不公平的。在那个时代和明朝所知的世界里，他们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国家安定有序，文明传承沿袭，令人憎恶的蛮族强势得到抑制。面对这样的情形，一个识大体、讲道理的人还会去质疑什么、期待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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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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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1200年，日本文明还在模仿中国，但总与中国模式有所出入。原因是，日本社会在一些重要方面上与中国社会有区别。最明显的差别是，日本武士和地主以氏族形式组织，有尚武好战习惯，这是中国上层所完全不具备的。日本的好战氏族不断征战，并于1281年元朝攻打时，充分利用这一习性，挫败了元朝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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