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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统治者将防御游牧人作为重中之重。1421年，明朝迁都北京，目的就是防范新一轮草原民族入侵。明朝官吏采取系统性措施，毁掉元朝时期的所有标志。在他们看来，忠实准确效仿古法显然是一条应全力以赴的正道，应该竭尽全力付诸实施。曾在元朝统治时期享受过不寻常威望的商人再次被打入社会底层。中国社会秩序恢复到人为意志和意图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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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也有一些东西保留了下来。比如，元朝时，火药在战争中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从蒙古人那里，明朝军队深知火炮可推送炮弹，摧毁防御工事。明朝海军也用上了“饭碗大小的炮口”。引号中的话摘自1393年明朝皇帝对印度洋探险船所下诏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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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种武器，地方总督、新立军阀更难对抗中央政府。虽然把火炮从皇城移到战场要花上几个月的时间，但只用几枚炮就能迅速摧毁叛军据点。火药重炮强化了中央权威。换言之，新武器能巩固古老的帝国理想。对这种性质的新奇事物，明朝当然不会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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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航海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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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新的发展不能光复原有道路和价值观，明朝皇帝会立即加以扼制，以防祸患。关于明朝，还有这样一段让人意想不到的历史。明朝的朝廷继承了元朝海军的遗产，一种忽必烈曾反复试验的海陆联合作战模式。1281年，忽必烈攻打日本就是这种模式最著名、也是最失败的例证。但忽必烈从未放弃征服日本的念头，还为此全力支持中国造船工人和商人建造大型远航舰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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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派官吏负责航海事务。1405年至1433年间，朝廷七次派宦官郑和在中国南海集合大舰队，驶入印度洋。郑和不负厚望，成功返航，同船的还有锡兰国王、苏门答腊王子，以及所到国至少16位君主的贡礼（一只东非长颈鹿也在其中）。此时，明朝皇帝处于有利位置，有能力在印度洋缔造海军帝国，就像一个世纪后的葡萄牙那样，然而朝廷却决定撤出，1424年，下令禁止远航。虽然皇帝后来修改诏令，允许郑和于1430年至1433年最后一次出海，但中国人再未能实现最初的探险目的。不仅如此，明朝还禁止建造大船，规定任何人不得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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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知道明朝皇帝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原因很可能是，朝中各派互相倾轧，反对者最终得势。毕竟，郑和是宦官出身，在儒家学者眼中疑点重重。另外，海军远征调度的人力资源完全可以用来加强国防，抵御北方草原民族。这种疑虑绝非空穴来风。1449年，当政的明朝皇帝在与蒙古部落新同盟开战时竟沦为战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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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最终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肯定是，只有商人和流氓地痞在远航中得到了实惠，而这些人是最为儒家学者不齿的。或者可以这样说，因出海获得丰厚利益的商人和其他社会群体不能在朝堂上彰显自己的利益。被儒家划为社会寄生虫的中国商人习惯性地觉得自己比学者型的官员低人一等，没有自信与之抗衡。郑和出海赢得的印度洋战略地位被中国刻意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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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富戏剧化的事件。明朝皇帝官吏回到万无一失的行为模式上，放手让世界其他地区追赶中国。1400年的中国和1200年一样，以人口之盛、技艺之精和人民之勤令世界其他国家相形见绌。中国学术涵养深厚，艺术顶峰造极。有精兵锐卒，有满怀惕厉之心的皇帝，有良好素养的官吏保证国家安全稳固，甚至能抵御外敌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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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讳言，从长远来讲，这种保守落后的政策让欧洲人迎头赶上，并把中国人甩在身后。但我们以四百年后发生的事情去评价明朝政策是极不公平的。在那个时代和明朝所知的世界里，他们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国家安定有序，文明传承沿袭，令人憎恶的蛮族强势得到抑制。面对这样的情形，一个识大体、讲道理的人还会去质疑什么、期待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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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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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1200年，日本文明还在模仿中国，但总与中国模式有所出入。原因是，日本社会在一些重要方面上与中国社会有区别。最明显的差别是，日本武士和地主以氏族形式组织，有尚武好战习惯，这是中国上层所完全不具备的。日本的好战氏族不断征战，并于1281年元朝攻打时，充分利用这一习性，挫败了元朝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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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都招架不住蒙古铁骑的进攻，他们却能让强悍的忽必烈望而却步，这大大提升了日本人的自信心和荣耀感。而且，沦为日本武士手下败将的不是别人，正是元朝帝国的统治者。这让日本人觉得，元朝帝国似乎也没有那么威风凛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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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市镇和武士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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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镇和航海在日本生活中变得日益重要，滋养了日本的独立精神。假如宫廷是日本国内唯一有闲情、有财富追求文明生活的地方，日本就会自然而然模仿中国。但边境豪强和封建地主几乎将日本皇室的实权剥夺殆尽。而且，他们各自为战，没有多大精力舞文弄墨。公元1200年后，市镇规模扩大，经济实力增强，为少数特权阶层提供了读书、绘画和闲暇新环境。在这种环境下，日本文化呈现出地方特色，不再是中国成就的简单复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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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市镇上，有手工艺人专门为武士制作东西。日本铁匠使用特炼钢铁制作剑刃，以工艺上乘享誉世界。日本市镇也是商人型海盗的会聚地。这些人多是武士出身，在争夺产米村庄的控制权时被大氏族逐出，只好乘船出海。他们很快发现东南亚人不善作战，自己的一身武艺能派上大用场。海盗兼贸易创造的新财富源源不断流入日本港口，尤其是日本群岛的南部和西部。由此，人口增加，愿意发展独具日本特色高雅文化的城市阶层开始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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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海对日本市镇生活的重要性体现在，城市阶层可以独立于乡村统治阶层生活。同武士阶层一样，日本市民为追求自身利益，不惜诉诸暴力。他们不会彬彬有礼地迎合武士阶层要求，而是认为武士与自己有同等地位，时而以敌手相迎，时而拉拢为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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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当时，绝大多数日本人生活在陆地上的乡村里，靠种植水稻为生，受武士氏族成员控制。只有当穷苦农民和战败武士在乡村活不下去，逃到城市避难之时，市镇才会发展到新规模，具备重要意义。但当这些避难者开始靠海外冒险收入兴盛发达时，农村地主便不得不面临争夺日本社会控制权的新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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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寺庙为日本创造了第三个权力和财富中心。这些寺庙占有肥沃多产的稻田，能自给自足，而且手中握有利剑，可在武士氏族相侵时以暴制暴。一些寺庙（以禅宗为主）多从武士阶层中剃度僧人。因此，虽有僧袍加身，这些人仍保持着好战尚武的习惯。但一些佛寺（即所谓的“净土宗”）向贫苦农民敞开大门，为日本政治社会生活增加了民主元素。禅宗和净土宗的僧人虽然人数不多，但为了守住权势，时常参与武士氏族内部权力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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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1年神风 在征服亚洲大部分地区后，元朝于1281年派远征军攻打日本，途中遇台风袭击，多数船只被毁。残余战船登岸后，即被日军击败。1281年保护日本免遭蒙古侵略的神风成为日本后世爱国主义教育主题。上图成于19或20世纪，表明日本人对战胜元朝的记忆和欢庆情绪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面对与美国剑拔弩张的战争局势，许多日本人期望1281年的神助能再次奇迹般降临。本图中的海战场景完全误导了读者。实际上，日军在岸上就制服了元朝军队。不过，在1400年至1636年间，日本的海战和海盗活动的确非常兴盛。因此，该图把日本公众对那个时代的记忆与1281年的神风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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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面调停这幕混乱政治场景的是天皇。日本皇室在一个家族中世袭继承。传说皇室成员是天照大神后裔。第一代天皇号称“神武”。虽然日本各氏族都认同这种把权威虚构的说法，但天皇并不掌握实权。中央控制权一直都由“幕府”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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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府本人既是氏族首领，也是对天皇有控制权的氏族联盟领袖。因为只有天皇有权任命幕府，对皇室的控制权成为争夺焦点。为改组幕府，各氏族争斗不断。而幕府为保住权位，常在敌友间周旋，寻求支持，打击敌手。幕府偶尔也会失利，不得不屈从对手。这一逆转局面发生在1338年。那一年，足利家族夺得幕府统治大权，连续执政到1573年，在整部日本历史上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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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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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方面，日本仍在巧妙地模仿中国绘画和文学。日本皇室一如既往支持这种活动。一些日本人在绘画方面取得了很高的造诣。在足利时代，又出现了一些新传统。比如，中国学者型画家所鄙夷的漫画和讽刺画在日本成型。原因是，日本画家社会地位较低，属于手工艺人阶层。这使得他们有条件在竭力模仿中国风格之余，抒发自己的观点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