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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年至1275年间，中世纪教会让整个西欧文明变成非同寻常的焦点。基督徒和异教徒、罗马和蛮族遗产汇合一处。虽然这些年，社会各阶层经常发生争执，但市镇居民、神职人员、大地主和普通农民将各自能量有效聚合在一起，这种情况可谓空前绝后。历史学家常将这一时期称为“中世纪盛期”。除了这一名称外，这一时期还因各种迥然不同的元素能够和谐共存，而得名“中世纪综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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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200年时，欧洲黑暗时代的贫穷无知、地方自给自足已经成为过往。市镇兴起，贸易往来改善了通信条件，十字军东征和圣地朝圣活动如火如荼。所有这一切意味着，人们对世界有了更多的了解，对他人的行为和思想有了更透彻的观察。地方宗教形式多元化，许多新思想涌现，教会和基督教面临挑战。面对这种挑战，只做简单的因果推理并不够。神父教士最终成功应对挑战，并在一个多世纪里达至宗教和世俗思想理想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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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教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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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中世纪文明，就必须清楚认识教会的定义及其影响普通人生活的方式。中世纪神学家认为，教会是“恩典的渠道”，让人类得到上帝的救赎。恩典是对罪恶的宽恕，只有上帝才能施与，渠道是教会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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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事有七种。人一生中只能体验一次的有四种：洗礼，出生后即施行，目的是洗去婴孩的原罪；坚信礼，青年时施与，表明某人自觉认同基督徒身份；婚礼，这一点我们不多做解释；终傅，去世前施行，旨在去掉所有残存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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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不断重复的圣事为：构成基督徒崇拜中心环节的圣餐或弥撒圣祭；忏悔或告解。后者与前者相辅相成，目的是消除前次告解后犯下的罪恶。最后一种圣事是授圣职，即授予牧师主持其他圣事的权力，使之有别于普通信徒。如果不领受牧师主持的圣事，人类就会在自然冲动驱使下犯下罪恶。而这种罪恶如果没有得到上帝恩典的宽恕，灵魂会被遣入地狱，永遭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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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圣母院 1163年，教皇亚历山大三世代表巴黎主教为巴黎圣母院奠定基石。当时，巴黎主教想为自己、为巴黎市建造一座新教堂。建筑师采用新法建造，将屋顶与地板间距离拔高到48米，并层叠安装彩色玻璃窗，让室内沐浴彩光，取得了美轮美奂的建筑效果。但随着审美品位的改变，到了18世纪，这种风格被斥为“哥特式”。进入19世纪，艺术史家对哥特式建筑展现的审美情趣和工程造诣钦慕不已。时至今日，人们仍对这种建筑风格大为赞叹。这张照片里的立面完工于1240年。建筑师原计划在每座塔上都安装尖顶，但未能付诸实施。1240年后的整整一个世纪里，工匠在各面修建走廊，雕琢完成其他装饰细节。1200年至1500年间，拉丁基督教世界变得更加富庶，十几个市镇动工兴建巴黎圣母院式的大教堂，抒发地方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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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只有认真对待教会规定的宗教义务，才有望得到拯救。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这意味着，信徒要顺从牧师，而牧师要遵从为其授予圣职的主教。主教权威直接来源于使徒，而使徒从基督本人获得权威。在主教中，罗马主教即教皇权力最大。教皇权力建立在这一信条上，即罗马主教是使徒之首圣彼得的继承人。基督教旧有传统认为，圣彼得被尼禄皇帝下令处死，在罗马殉难。这一说法很有可能是准确的。为此，教皇宣称自己是圣彼得继承人，拥有基督授予彼得的所有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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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教皇也宣称自己对普通政府的所有世俗统治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这种说法部分源自“君士坦丁献土”一文。根据这份文献记载，君士坦丁大帝移都君士坦丁堡时，将罗马帝国西部行省的管理权转让给了教皇。早在1450年时，意大利著名学者洛伦佐·瓦拉（1407年—1457年）就证明这份文件纯属伪造。但在中世纪，人们对其深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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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教皇所说的对世俗统治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并不完全源自“君士坦丁献土”。《圣经》中也有这样的描述，说罗马士兵闯进客西马尼园捉拿基督时，圣彼得拔剑护卫，但被基督制止。中世纪评论者据此认为，圣彼得有生杀予夺的权力。他去世后，罗马教皇继承了这种权力，是人世间最高世俗和宗教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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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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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些观点只有在下述情况中才有实际意义，即教皇有能力建设一套政治体系，将自己的决定付诸实施，哪怕遇到部分地方统治者反对，依然照行不误。从1076年开始，教会与日耳曼皇帝为此展开激烈争夺。原因很简单。如果皇帝控制了德国、意大利的主教和修道院院长，教皇就不能有效施政。我们已经看到，到1200年时，皇权彻底瓦解，德国、意大利的主教和修道院院长差不多都听命于教皇。在其他地方，教皇也取得了同样的成绩，没有向国王贵胄公开发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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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权得到承认后，整个西欧被分成若干大主教区，每位大主教各管一区。而大主教区又分为主教管区，受主教管辖。主教管区又分成教区，由牧师掌管。有多种牧师委任方式。一般来说，地主有权选择候选人，但只有主教才有权授予圣职。所以，主教对牧师候选人有否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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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委任方式大体相同。主教座堂神职人员有权提名主教，但大主教和教皇有权监督选举。实际上，一般都要让大主教和教皇提前了解选举事宜。自1059年改革以来，教皇由罗马红衣主教选任，而在任教皇有权委任红衣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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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是教会的关键管理者。建造主教座堂、安排宗教仪式只是主教职责的一小部分。收取租金等收入、管理教会财产才是重中之重。另外，教会法律对圣事中引起的任何纠纷都有规定。这意味着，任何法律诉讼都应提交到教会法庭，根据教会法律判决。但地方统治者从未接受这种对教会权力的宽泛阐释。为此，教会和地方政权达成了各种协议，商定哪些讼案应提交教会法庭，哪些呈递国王贵族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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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世纪，诉讼管辖权问题极其重要。审理案件的法庭以诉讼费和罚金为收入。而且，因财产所有权诉讼较多，法官权力凸显。例如，教会常在教徒死亡忏悔时，得到赠予地产。一般来说，死者没有时间走完法定手续。即便死者已清楚表明意图，其继承人不一定认同教会拿出的遗嘱受益人证据。在这种情况下，是国王法庭，还是主教法庭解决争端，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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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权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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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竭力让所有主教配合工作。信函和更为正式的训令是基本沟通手段。遇有重要事宜需要及时处理，则委派特使行使教权。教皇也可能会召集所有主教，或选定部分主教参加大公会议，或发布训令，或就特定事务寻求主教的支持和建议。比如，1215年，教皇英诺森三世（在位时间1198年—1216年）召开第四次拉特兰大公会议。这次会议解决了多个信条问题，规定每名基督徒都应接受告解圣事，并遵从教区牧师，每年至少忏悔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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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人都尊崇、服从教会。原因不外乎三种：教会仪式恢宏壮观；基督教信条富有威力，而布道、讲解这些信条的人都是欧洲的饱学之士；地狱烈火恐怖骇人。当然，绝大部分基督徒不是在这方面就是在那方面达不到基督教倡导的道德标准，只能依靠圣事洗清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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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虔诚的灵魂不满足于这种领受圣事即得救的粗糙解释，希望去修道院辅仁行善，过有规律的修行生活，践行严格的崇拜形式。这些人被称为“修会教士”，而牧师和主教被称为“世俗教士”。因修会教士特别神圣，身负罪恶重压的老年人常常把财产捐给修道院，换取修士为其死后祈祷的承诺，受赠的修士自然非常富有，继而放松对圣洁的追求。改革因此而起。但实行此项改革、决意推行圣洁修行的修道院乘机得势敛财，新一轮改革箭在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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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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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096年至1099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以来，教会在把骑士转换为基督徒一事上成绩斐然。但响应教皇乌尔班二世召唤的骑士不仅效力于教会和基督教世界，还顺势为自己寻找新土地。那种骑士扶危济弱、匡扶正义、仅为善事而战的思想早已在现实中渺不可见，只能写到书页里，变成诗歌赞颂的主题。宫廷城堡里回响着亚瑟王和骑士、查理大帝的骑士罗兰、德国帕西法尔和尼伯龙根的传奇故事。这些故事体现了“位高应不负众望”的基督教理想。贵族和骑士阶层的孩子从小听着这样的故事长大，按照基督教理想塑造行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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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在市镇上面临更复杂挑战。因为主教是大地主头子，意图统治全城，限制地方自治权，所以遭到城里人反对。此外，城市居民对不学无术、贪婪无道的牧师也心怀不满。异教言论开始传播，尤以意大利北部和法国南部受影响最深。其激进表达形式是摩尼教，因盛行于法国南部小城阿尔比，又被称作“阿尔比异端”。跟多数异教徒一样，阿尔比派寻求更为严正的道德和宗教关系，而教区牧师无力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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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缓和市镇敌对气氛，教皇英诺森三世允许圣方济各组织非正式修士会。圣方济各虽是神秘主义教派平信徒，但全身心敬奉基督。他四处传道，赈穷济弱，是喜乐无私的楷模。他和追随者一道汲汲而为，致力于以简单直接的方式效仿基督和使徒。他们弃绝所有财产，凭大众施舍满足口腹之需，广行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