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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国力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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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亚和原属萨法维王朝的土地上，阿富汗人、乌兹别克人、波斯人、哈萨克人、卡尔梅克人和阿塞拜疆人进入混战状态。纳迪尔沙（在位时间1736年—1747年）等胜出者快速建立庞大帝国，但也很快覆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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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之后，俄罗斯向南挺进，乱局进一步升级。1723年，俄罗斯军队向南远征，将彼得大帝的威权扩展到里海南岸。随后，俄罗斯不时撤军。但不论进退与否，总对俄罗斯有利。因为进退之中，俄罗斯军队不断和欧洲对手过招，战略战术得到磨炼，所以比中亚的穆斯林势力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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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南扩行动中的主要里程碑有：1800年吞并格鲁吉亚；1849年占领咸海以南的阿姆河流域。最终结果是，1850年后不久，俄罗斯边境延伸到中亚，与中国接壤。阿富汗和波斯（今伊朗）成为两国缓冲地带，将俄罗斯边境与英国在印度西北省份的势力边界隔开。在阿富汗和波斯两国，部落酋长挑拨俄罗斯和英国情报人员关系，因此诈谋横行，暴乱不断。虽然原有的部落生活没有中断，但到1850年时，这个曾经是世界交叉路口的地方变成了穷乡僻壤，与一切重大事件隔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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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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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情况更复杂，但也处于节节败退之势。1699年，奥斯曼割让匈牙利给哈布斯堡；1718年，割让巴尔干半岛给奥地利。但公元1739年至1740年间，奥斯曼暂时扳回军事败局。因奥地利将领鲁莽行军，土耳其人赢得几次战役。但这些胜利对土耳其人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他们错误判断形势，以为自己打胜仗的原因是对原有军事建制的微调。只要如法炮制就能对抗欧洲军队。所以，在随后的二十五年里，奥斯曼帝国没有推行军事改革。当俄罗斯打完七年战争，又养精蓄锐，于1768年入侵奥斯曼时，土耳其人仓皇临阵，措手不及。俄罗斯大获全胜。1774年，双方签订《库楚克—凯纳吉和约》，俄罗斯控制黑海，获得黑海海峡自由通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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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打击，土耳其人无力回应。有人认为，应该在欧洲国土上推行军事改革，但因禁卫军暴动无疾而终。地方总督拥兵自立。塞尔维亚人、希腊人和阿拉伯人奋起反抗。奥斯曼帝国似乎时日无多，进入弥留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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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欧洲强国外交干预，奥斯曼帝国才免于覆亡，将国运维持到了1918年。法国和英国先后向土耳其人伸出援手。方式有以下几种：发出外交照会、派出战舰、提供军事咨询。虽有此援助力度，土耳其人仅取得了有限成就。奥斯曼帝国的边缘行省或是独立（1809年埃及独立；1830年希腊独立），或采取自治（1815年塞尔维亚自治；1828年罗马尼亚自治）。其疏于管理的省份——阿尔及利亚于1830年被法国吞并。不过，在此期间，苏丹对帝国剩余版图的统治权得以巩固。1826年，禁卫军被毁，新军建立。1839年，苏丹宣布大刀阔斧推行改革。土耳其人借鉴欧洲做法，实施法律行政改革，但从未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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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借鉴欧洲？奥斯曼帝国风格 左图是奥斯曼苏丹塞利姆三世。1789年至1807年间，他因建立欧式新步兵，损害禁卫军特权地位，而遭到杀害。实际上，从他授意画家创作这幅肖像画本身就可以看出他对传统的叛离。从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他披的斗篷与欧洲国王相仿。严格意义上来说，这种服饰不合伊斯兰先例。但他的盘腿坐姿却是伊斯兰统治者上朝时的典型体态。毕竟，塞利姆三世并没有打算大量借鉴欧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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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改革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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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穆斯林对效仿西方怀有很深的疑虑。效仿西方与他们内心深处的信仰相左，实际上就等于承认伊斯兰不是真正的信仰。而体现伊斯兰教教旨的伊斯兰教教法不允许虔诚穆斯林效仿欧洲法律习俗。所有穆斯林都相信，安拉统治世界，并将意志向穆罕默德揭示，抛弃古法愚不可及。当然，虔诚穆斯林身上也有缺点，因此激怒了安拉，让他不再青睐穆斯林。该怎么办？答案不言而喻。那就是回归先知时代的执着与严谨，完全遵从伊斯兰教教法，耐心等待安拉重施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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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和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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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期望伊斯兰世界出现重要的新文学艺术形式是不现实的。政治动乱之中，没有人关注原有形式是否维系。艺术家、建筑师、诗人无法靠官方赞助创作作品。但正所谓利弊相连，传统模式的崩溃为崭新的开始创造了条件。比如，阿基夫帕夏（1787年—1845年）重塑奥斯曼土耳其语，使其更接近日常用语。阿基夫帕夏虽然在文学方面未取得卓越成就，但他将波斯语和阿拉伯语剔除出土耳其书面用语，开创了今日土耳其使用的文学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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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宣教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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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年至1850年间，穆斯林虽然在伊斯兰腹地时运不济，但稍可安慰的是，伊斯兰宣教活动仍然在非洲和东南亚取得成功。个人和小团体，尤其是初涉贸易领域的人感到伊斯兰律法很有用处。伊斯兰教为他们踏入大千世界打开了方便之门。19世纪90年代前，欧洲商业活动尚未发挥重要作用。阿拉伯半岛南部的阿曼人便以桑给巴尔群岛为基地，活跃于东非奴隶贸易中。在印度洋彼岸，马来海盗和商人往来于中国南海上，同棉兰老岛、婆罗洲等周边岛屿开展贸易。和几个世纪前的先人一样，这些商人扮演着伊斯兰教宣教者的角色。印度洋曾是穆斯林的势力范围，现在却已完全自治。因此，这些地区虽然皈依伊斯兰教，也只能算是品质不佳的替代品。不论在陆地上，还是在海上，穆斯林江河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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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奉印度教和佛教的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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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很难接受欧洲人。相比之下，东南亚的印度教徒和佛教徒对欧洲人的态度要随和得多。此前，穆斯林侵入东南亚，强迫印度教徒和佛教徒服从统治，并与其开展贸易。所以，印度教徒和佛教徒已经对闯入者习以为常，感觉欧洲商贸公司和穆斯林并没有多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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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印度教徒视角来看，与穆斯林打交道时形成的习惯也完全适用于欧洲人。他们把欧洲人看作是另一个种姓。如果一个虔诚的印度教徒不得不与欧洲人打交道，而且感觉自己受到了亵渎，他会立即举行适当仪式清除污秽。也就是说，印度教充满活力，能抵御基督教的传教攻势。宗教和生活方式息息相关。这意味着，印度教徒没有意愿探寻欧洲思想，对欧洲文明不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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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教和欧洲文化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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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对印度充满好奇。1837年前，印度一直采用乌尔都语作为政务语言。这种融汇了波斯语和土耳其语的语言是莫卧儿帝国的通用语言。这意味着，和莫卧儿人打交道的英国官员和信奉印度教的文职人员必须学说乌尔都语。学习的结果是，英国人多多少少开始用穆斯林的眼光打量印度。但还有一些英国人对印度其他语言产生了兴趣。威廉·琼斯爵士（1746年—1794年）是这方面的先驱。他将波斯语、阿拉伯语和梵语翻译成英语，并创建了孟加拉亚洲学会。他发现梵语和欧洲各语言之间存在关联。这一发现让欧洲学术圈子大为振奋，梵语学习一时成风。这些热情四溢的学者推测，梵语是印欧语系中最古老的语言。从这一点推测出发，他们认为梵语比其他任何人文传统都更接近欧洲先祖的思想和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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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学者的梵语学习热情也来源于印度教哲学及其神秘教义的吸引。许多思维敏锐的欧洲人对基督教教义充满怀疑，但又觉得牛顿论证的宇宙机械空洞，因此对强调感官世界空虚本质的印度教教义很感兴趣。实际上，对印度的兴趣成为德国浪漫主义运动的典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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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传教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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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传教士为印度教世界和欧洲世界开辟了第二个迥然不同的沟通渠道。1813年前，东印度公司刻意与传教士保持距离，不允许其担任公司贸易职位。他们认为，任何攻击地方宗教习俗的行为都会损害贸易，危及公司地位。但到了1813年，英国议会要求东印度公司聘用传教士。这些传教士到了印度后，决定使用当地方言传达信息。为达到这个目的，他们需要发展印刷业，规范语言使用。现代书面语孟加拉语即由此发展而来，并很快被印度教作家采用。这些传教士还开办教会学校，教习基督教教义，设立世俗学科，让印度人接触到了欧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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