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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探讨历史时期行将结束之际，一些领主为解决自身经济问题，在自有封地上开采矿山，开发其他商业项目。新作物、新技术得到传播，尤其是桑蚕养殖技术。日本第一次实现了丝绸的自给自足。为走出经济困境，领主采取的另一项对策是与商人家庭通婚。这一婚姻可谓两全其美：贵族武士枯竭的财源得以充盈，而商人的社会地位得以提升。虽然武士行为准则禁止以这种方式模糊阶层界限，但通婚对双方极具诱惑力，因此这样的例子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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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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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些困境，幕府的政策是以乐观态度静观其变。当时，新儒学是日本的官方思想。政府禁止学习其他思想流派，大力强调忠诚观念，并通过法令、文学作品和戏剧对武士阶层的行为准则做出明确规定。但越强调忠诚，幕府不忠于天皇这一事实就越发显得尴尬。实际上，老百姓对天皇表达忠诚是在向幕府表示不满。但这种情绪从表面上看来正确无误、合理恰当，日本政府无法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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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神道教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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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强调神圣起源和皇室后裔的思想流派渐渐形成。这一流派的专家阐发礼节仪式，纪念日本传说故事中记载的大事件。这些礼节仪式被称为“神道教”。神道教很快发展成为有组织的宗教，设有专门神职人员，分为不同宗派，有完整的仪式应对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神道教在发展过程中似乎吸收了基督教和佛教仪式，但更强调日本本土元素，而非中国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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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神道教崇拜在日本老百姓中传播时，少数学者开始学习西方思想。荷兰人成为媒介。当时，日本政府允许一艘荷兰商船每年进出长崎港，并对其贸易活动严加监管。外文书通过这种途径传入日本。一些人开始阅读，并将医学和数学书翻译改编成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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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慕荷兰学问的人和培育日本传统的人相处融洽。双方都反对幕府立下的官方新儒学思想，都秘密支持嫉恨德川家族的“外部领主”，都在寻求官方之外的行动路线。因此，当1854年外国向幕府施压，要求日本对外开放贸易时，日本国内已经有一部分人对西方文明的基本特征非常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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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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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特殊的社会结构在艺术上得到了体现。一方面，官方文化严格遵循中国模式。盛行于日本宫廷的画作与中国绘画大师作品难分难辨。日本汉诗成为日本历史载体。日语使用汉字表意，并全盘引入汉语词汇，以体现儒家思想。汉语的这些影响似乎把日本变成了中华文化行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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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在东京和其他城市的娱乐区内，旨在迎合商人及其他未受过教育人士的庸俗艺术生活蓬勃发展。歌舞伎和艺伎艺术就是这种文化传统的代表。美术家制作出价格便宜、色彩绚丽的图片，生动展现了旧日本城市生活的欢悦美好，赢得了艺术批评家和历史学家的赞赏。另外，这一时期的小说和探险传奇故事也是这种生活方式的文学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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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川幕府末期，中国风格画作和流行风格作品之间的界限日趋模糊，忠实反映出商人和武士阶层之间不再泾渭分明。日本社会和文化更加多元、多样、复杂，与西方文明的多元多样略有相似之处。1854年，日本开始打开国门，效仿借鉴西方，拥抱复杂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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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欠发达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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徘徊于文明生活边缘的人口聚集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这块陆地上的民族因奴隶贸易走向海外。他们对世界其他地方了解不多，世界对他们也知之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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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奴隶贸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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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年至1850年间，非洲人经历了两大矛盾变化。从18世纪初至18世纪80年代，奴隶贸易规模和重要程度不断上升。年复一年，越来越多的非洲人被俘为奴，运往大洋彼岸。因需求旺盛，猎奴活动遍布非洲大陆。猎奴者原来聚集在西非海岸，后来也从东非海岸向内陆俘获非洲人。但随着奴隶贸易的发展，英格兰和法国批评声渐起。1807年，在经过几十年的争辩后，反奴隶制改革者在英国议会获得优势地位，立法禁止奴隶贸易。与拿破仑对决结束后，英国皇家海军派战舰前往大西洋阻止奴隶贸易船。最初，海军船少势弱，不足以撼动奴隶贸易。19世纪40年代，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再度兴盛。巴西和古巴是主要接收国。此后，离开非洲的奴隶人数急遽减少。到19世纪60年代时，只有东非的桑给巴尔苏丹和少数葡萄牙奴隶主还往来于安哥拉和巴西之间，继续从事奴隶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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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贸易的常盛与猛衰给非洲生活产生了破坏性影响。猎奴者凶残袭击没有防御能力的村民，给当地造成毁灭性打击，但似乎没有出现人口大面积减少现象。据推测，新世界粮食作物产量较高，改善了非洲的食物供给，养活了更多的孩子，抵消了猎奴活动中的人口损失。但没有人确切知道具体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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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目前历史学家已经掌握了渡过大西洋的奴隶数量。因为有专门船只从事奴隶贸易，出发抵达时间由港口记录在案，载重量可精确计算。在这一基础上，历史学家认为，跨越大西洋的非洲奴隶数量共有1130万左右。其中有三分之二，也就是750万是在1700年至1810年间运到美洲的。1810年后，尽管有英法两国呼吁禁止奴隶贸易，仍有190万非洲人被迫离开家园。1880年左右，奴隶贸易才完全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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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数字都不是小数字。1800年时，到达新世界的非洲人是欧洲人的四到五倍。因为猎奴者不费多大力气就可以把非洲人弄到手，抵达美洲的很多非洲奴隶被禁止婚配生育。新世界非洲后裔大多在1810年后出生。那时，英国海军开始拦截奴隶船，强迫奴隶主把俘虏送回非洲。在这种干预政策下，新世界很多奴隶主发现，让奴隶繁衍后代比从非洲贩运过来更划算。1815年，法兰西帝国禁止奴隶制（虽然后来奴隶制又死灰复燃，但于1848年完全被禁）。1832年，英国废除奴隶制，并派皇家海军沿非洲海岸拦截奴隶船。但美国奴隶制一直维持到1863年，古巴和巴西分别于1886年和1889年才终结这一制度。奴隶解放后，凡是有糖料种植园的地方，非洲奴隶后裔成为最大人口。因此，奴隶贸易产生了大量海外非洲人人口，尤以巴西、加勒比群岛、美国最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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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非洲大陆而言，1850年后奴隶贸易的萎缩可谓利弊参半。非洲的政治经济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围绕奴隶贸易建立。随着奴隶出口人数骤减，相应产生了巨大冲击。原来从猎奴活动中获得权力和收入的政权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找到新的政权基础，要么土崩瓦解。有的政权得以留存，并繁荣发展。比如在18世纪，阿散蒂联邦从加纳中部崛起，一跃成为非洲强国。加纳一直都有奴隶贸易之外的经济生产和贸易形式。阿散蒂联邦之所以能够维持政权，逃脱崩溃命运，就是因为实现了从奴隶贸易向橄榄油以及其他农产品出口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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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洲其他地方，奴隶出口贸易的衰落产生了不同的、甚至是毁灭性的影响。这在非洲南部表现得尤为明显。从1779年开始，这里的白人和黑人农牧民为争夺土地战争不断。1836年后，上万名布尔人渡过奥兰治河和大鱼河北迁，战况再度加剧。这些定居好望角的荷兰移民后裔之所以要迁居，是因为英国人。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英法两国签订和约，好望角归属英国。1834年，英国总督遵照议会法令，废除南非奴隶制。靠非洲劳动力承担脏活粗活的布尔人为了维护原有生活方式，坚决反对废除奴隶制。为此，他们踏上大迁徙之旅，并于1852年至1854年间在非洲内陆建立了两个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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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人有步枪，遇有非洲人反抗，不恤开枪射击。当地部落只有矛枪，无法有效还击。但在两个布尔共和国以东的纳塔尔，恰卡领导族人成功开展军事革命。1816年，恰卡成为祖鲁小氏族首领。1828年，被同母异父兄弟暗杀。但在这短短12年间，恰卡为武士配备短矛枪，训练近距离格斗，创造了一种凶猛彪悍的战争新形式。起初，南非部落战争采用单兵作战。参战者远距离投掷标枪，杀伤几个敌人后，战斗即告结束。但恰卡决意取胜。他命令士兵对反抗者不留活口。战败部落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逃跑活命，要么送本族壮丁为祖鲁效力。恰卡军力因此迅速壮大，年年扩大作战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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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随之袭来。在恰卡统治的12年间，他的军队所向披靡，摧毁了南非大部分地区。所到之处，当地人四散而逃，北迁大湖地区，南到好望角殖民地边境。恰卡的血腥胜利引发了南非政治动荡，实际上为布尔人占领土地提供了便利。原因是，祖鲁军破坏了南非的部落社会，帮助布尔人消灭了反对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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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洲其他地方，传统政治经济模式没有像南非那样出现急剧迅猛的瓦解态势。但在1850年左右，已有种种迹象表明，非洲各政权和民族正在面临一场大危机。沮丧不满的迹象之一是，穆斯林掀起一场场改革运动，希望重拾真正信仰。1850年前后，这些以军事行动为基础的宗教改革运动让西非大部分地区波诡云谲，骚动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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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洲大部分地区，原有的生活方式已经饱受重压。原因是，防止外人进入的疾病屏障被打破。当时，医学还没有出现重大突破。但到1850年后，欧洲人能够控制疟疾这一非洲最致命的发热性疾病。办法是，从秘鲁原产树种——奎宁树的树皮中提取奎宁，制成药物，预防疟疾。从16世纪起，欧洲人就知道奎宁的疗效，但无法获得稳定供应。后来，荷兰商人从秘鲁野生奎宁树上采摘种子，到印度尼西亚发展种植园。19世纪中叶，欧洲获得稳定可靠的奎宁供应源。这样一来，虽然其他热带疾病仍会给缺乏抵抗力的外来者带去生命危险，但非洲探险活动要比以前安全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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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有利局势下，欧洲人开始系统性开发非洲内陆，并不断取得成功。比如，伦敦及欧洲各地的地理学会出资赞助尼罗河源头、尼日河、刚果河河道探险活动。19世纪80年代前，非洲以外的人们对非洲内陆的重要特征还一无所知。但在19世纪40—70年代期间，这个欧洲人称之为“黑暗大陆”的许多秘密被一一破解。商业活动、传教活动和军事行动迅速跟进。其便利条件是，19世纪中叶，非洲各政权和民族进入无序化状态，危机一触即发。其激化因素是，欧洲各国互相为敌，争斗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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