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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部分地区经历人口增长，对交通和沟通新网络的发展构成限制。农民生活困苦，挣扎在饥饿边缘，极少能在铁路电报开辟的新可能中受益。他们仍然过着和祖辈差不多的生活，是世界社会里的一大保守因子。但农民阶层也滋养着叛乱起义的力量。他们充满惰性、孤独无助，但又饥肠辘辘、心有怨恨。而且，农业人口增加后，农民手上可怜巴巴的土地还要一次又一次分割，原有生活方式越来越难以为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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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还不完全清楚，当时世界人口何以会急剧增长。在一些地区，医疗手段更加完备，遏制了疾病的传播，所以出现人口增长。但在1914年前，中国和印度并不具备多少医疗设施，仍然经历了人口大增。原因可能有改良种子，优化耕作方法，施用肥料提高土壤肥力，增加灌溉面积，引进新作物，控制病虫害，粮食供给由此增加。另外，随着沟通网络的改善，地球上大片区域安享和平，地方暴力事件减少，死亡率降低。饥荒救济工作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在印度，铁路把大量食物运到庄稼歉收地区。而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病原菌随商品、思想的流通传播，人们不断接触到各种传染病，流行病的危害性下降。这也是世界人口爆炸性增长的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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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传统政权不能应对人口增长压力。驻守印度的欧洲管理者、远赴中国的传教士对此也无能为力。只有日本创造了工业新就业岗位，吸收了农业剩余人口，化解了快速增长的人口压力。但在美洲、非洲和东南亚部分地区，仍有不少扩张空间。1850年至1914年间，在这三个地区，人们依然不用费多大力气就能找到可开垦的新土地，也无须变更传统农耕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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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美洲社会在一战前没有经历巨变。欧洲在非洲设立的行政管理机构对多数非洲人影响甚微。原有做法仍大行其道。新世界也是这种情况。中南美洲的欧洲、非洲族裔，以及美洲印第安农民仍然过着原来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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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技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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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条件改善和人口增长所产生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没有人能预见到这一点，并相应采取行动。但欧洲高超技术对其他民族的影响却是有意识决策的结果。西欧之外的民族不得不承认，欧洲社会和文明要比当地优越。虽然农民可以忽略这一问题，但他们的文化和政治领袖却不可能坐视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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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们应该区分一下“内环”和“外环”这两个概念。“内环”指的是在一定程度上继承欧洲遗产的民族，外环则不是。东欧俄罗斯人和巴尔干半岛基督徒半进半出于欧洲文明圈，并因此感到羞愧而又自豪。在海外，美国、英联邦国家，以及定居在拉丁美洲、不靠美洲印第安人和黑人劳动力生活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也属于“内环”。他们面临的问题是，开发周边空地，使精致文明生活自主发展，赶上欧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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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环”面临更艰难抉择。中国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必须在舍弃珍贵历史和赶超欧洲之间作一权衡。日本选择全盘西化，很快迎头赶上。除日本外，其他以古老文明为荣的民族都不能、也不愿意做出艰难抉择。他们犹豫不定、心神不宁、踉跄挣扎、苦挨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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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历史时期中，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中美印第安人受欧洲统治。美洲印第安人对这一境况并不陌生。公元1600年以前，他们就已眼睁睁看着西班牙人毁掉了自己的政治统治中心，本族高雅文化自此湮灭不闻。相比之下，非洲的王国和部落只是在19世纪末才受到欧洲管理者的控制。欧洲人改变非洲文化和政治组织的程度差别很大。总体来说，英国人尽量保留原有政治和社会体系。而法国人，和征服美洲的西班牙人一样，将自己的政治和教育模式强加给非洲被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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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范围内沟通条件的改善让弱小民族生活维艰。比如，在澳洲大陆上生活上万年的土著人，不能调整方式，应对侵入的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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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斯马尼亚人、太平洋群岛部分民族、爱斯基摩人、北美及南美南端的印第安部落都是如此。这些地区与外界接触的结果是，流行病肆虐，人口大减，社会习俗瓦解。虽然在多数情况下，这些民族并没有消亡，但他们惯有的生活框架急剧崩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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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环”应对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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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美国是“内环”最重要的海外因子，与半欧化的陆地大国俄罗斯有很多相似之处。俄罗斯与巴尔干基督徒以及西方斯拉夫人（波兰人、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关系和美国与加拿大、拉美关系相似。1850年至1914年间，俄罗斯和美国在国内发展方面既存在有趣相似点，又有重要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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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民主和帝国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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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850年时，美国已在民主革命和工业革命之路上走了很远。美国人可以豪迈宣称自己是民主自治政府的先驱和世界工业潮流的引领者。美国缺乏的是资金、人口和文化修养。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人迅速补上了这三个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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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的纽约和布鲁克林 19世纪，纽约成为美国主要商业金融中心。1845年至1914年间，上百万欧洲移民从农村来到纽约，肩扛手抬建起了图中的城市。这张照片展现了连接布鲁克林和曼哈顿的布鲁克林大桥。该桥于1869年破土动工，因遭遇一系列工程技术难题，修了14年，于1883年建成通车。当时，布鲁克林大桥是建筑奇迹，全长1825米，是全世界跨度最大的桥。巨大敦实的桥塔从东河耸立而出，钢丝将桥身从桥塔上吊起来。这种建筑工艺也是史上首例，表明美国不仅赶上了欧洲技术，而且还实现了超越，靠的就是将新材料、新方法运用到工程技术和工业项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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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从欧洲而来，尤以英格兰为多，形式是中短期借款。另外，康内留斯·范德比 尔 特（1794年 —1877年）、安德鲁·卡内基（1835年—1919年）、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1839年—1937年）、亨利·福特（1863年—1947年）等精明强干的实业家很快掌握了投资利润、积累资本之道。钢铁、石油和汽车生产成本高，导致竞争不充分（理论上，价格应紧贴生产成本）。因此，上述实业家能自由设定市场价格，并将高额利润重新投入到新工厂，迅速创造巨额财富。到1914年时，虽然美国在国际货币市场上还是“债主国”，但已经开始将大量资本出口到加勒比海地区、墨西哥、夏威夷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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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增长通过欧洲移民和美国现有人口的自然增长两个途径实现。几十年后，来自英伦诸岛、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移民流渐渐变小。南欧和东欧族裔人数逐渐增多。意大利人、波兰人、捷克人、克罗地亚人、犹太人、希腊人、乌克兰人及多种族裔纷至沓来，涌入美国各大城市。他们为新工厂、建筑工地，以及其他卑微粗重的工作提供了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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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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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增长和移民潮给民主政治体系造成了种种问题。农民和小企业主常感觉自己受铁路及其他利益阶层的挤压，因而愤愤不平。1887年，美国通过铁路运价管理条例，在一定程度上疏解了民怨。但因公众长期呼吁降低借贷利率，美国无法将美元同金本位脱钩。同样，公众反移民运动不仅没有产生收益，反而关闭了中国人和日本人这两扇“廉价劳动力”大门。1886年，美国劳工联合会成立，工会获得稳定生存地位。起初，只有少数技术行业有工会组织。在这些行业中，不懂技术的廉价移民劳动力人数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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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前，美国边境仍可开辟为农田。任何人只要愿意种地，不用花多少钱就能买到公共土地。新旧移民、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政治冲突因此缓解。有了这一资源，对社会现状不满的人能够重新开始。生活的艰辛、内心的怨愤就能减轻很多。最初，美国西部移民人数较多，西南干旱地区则无人想去。因此，1912年前，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这两个地方还没有建立州政府。与此同时，美国向海外扩张领土，将菲律宾群岛和波多黎各纳入政治版图。其中，波多黎各是1898年美西两军开战，美国取胜后从国运衰落的西班牙帝国购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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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海外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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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美西战争，并对巴拿马、尼加拉瓜、海地、墨西哥及其他拉美国家实施外交和军事干预措施，美国迅速扩大帝国势力圈。德国也在同一时期达到同等水平，要求获得“太阳下的位置”。英国实际上为美国和日本腾出了空间。日本组建海军，并在1894年至1895年甲午战争中战胜中国，在远东缔造日本帝国。在日本和美国势力范围内，英国让出了海上控制权。面对德国咄咄逼人的竞争势头，英国采取其他政策似乎都是不切实际的。为防御德国，英美两国在没有签订任何正式联盟协议的情况下，建立了和谐亲善关系，成为一战期间最重要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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