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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这些脉络求索的结果是，我们现在已经看清楚，国家、文明、野蛮民族和狩猎采集社会的历史不是各成一体，而是人类大探险历程的一部分。关于这一历程的细节和整体模式，各派学者还有诸多分歧。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1880年—1936年）和阿诺尔德·约瑟夫·汤因比（1889年—1975年）认为，文明兴衰遵循统一模式，但各有差别。本书观点正好相反。笔者尝试同时描绘不同文明和其他复杂程度较低的社会。相信这些文明和社会从一开始就互为作用和反作用。其他模式也不乏支持者。比如，马克思主义认为，所有社会都经历奴隶、农奴和雇佣劳动三个发展阶段。不管还有多大争论空间，有一点至今仍然适用。即，过去五十年来，历史学研究不断取得进步，人类过往图景变得更加广阔、更加包容。曾经是科学养子的历史，现在已经渗进所有知识领域。创立于19世纪的真理进化论观点似乎在20世纪末成为通用学说。这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刻的思想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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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艺术和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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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音乐家、艺术家和作家对各种新形式开展实验。爵士乐可能是这期间最有价值的音乐创新。这种音乐形式从新奥尔良和孟菲斯的黑人贫民窟中走出，于20世纪20年代后传遍世界。在高雅音乐层次上，一些作曲家实验了十二音体系和电音，但没能取代古典音乐在世界音乐厅中的荣耀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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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传承了一战前风格。他们将平凡的视觉体验从背景中抽离出来，或将其扭曲到观者无法识别的程度。他们着力寻求影响潜意识的符号标志。有几位巨匠一战前即已成名。巴勃罗·毕加索（1881年—1973年）、乔治·布拉克（1882年—1963年）、亨利·马蒂斯（1869年—1954年）位列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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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写实绘画与文艺复兴理想决裂，自主得出逻辑结论。皮特·蒙德里安（1872年—1944年）和瓦西里·康定斯基（1866年—1944年）是非写实画派先锋。该画派的理想是“纯设计”，体现数学几何学之美，让绘画像音乐一样，按潜在原则流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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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一群有影响力的建筑师和工业设计师受同一思想启发，于20世纪20年代创造了建筑的国际风格。特点是：自由运用混凝土、钢材、玻璃等新材料建造墙壁，造型为长方形，修饰简约。国际风格的一大优势是建筑成本低廉。玻璃墙壁墙体更轻，造价更低，且能创造开阔明亮的室内空间。因此在短短几十年里风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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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1882年—1941年）、诗人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1888年—1965年）等作家以词汇为载体开展写作实验。他们使用破碎的句子和牵强的语法创造新表达方式，以期在潜意识层面上影响读者。这种方式与画家差不多。但即便是文学巨匠，也会因刻意雕琢语言导致文意晦涩难懂。所以该领域探索前景并不可观，不能与画家的探索创新相提并论。因此，二战后，这一文学发展脉络中断。作家转而集中于其他方式，力求不落窠臼。手法之一是，探索过去被禁主题，如性等，以震惊读者。另一手法是歌颂非英雄主角，即创造虚拟角色。该角色与荷马时代以来的英雄不同，不会把自我意志施加给别人和周边事物，最终孤独无助，沦为自身境遇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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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种种推陈出新的手法中，我们很难预见哪些会持久留存，哪些会衰败没落。我们能确定的是，未来的高雅文化正在被我们这个时代的音乐、艺术和写作塑造。后人将以此为基础，做出回应，深化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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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雕塑：全新和陈旧 罗马尼亚雕塑家康斯坦丁·布朗库西的《空间之鸟》（左图）和英国雕塑家亨利·摩尔的《国王和王后》（右图）都与艺术佳作旧观念有别，创作理念都是不完全模仿自然事物，使其具备现代风范。但这两个作品也互为对立面。布朗库西的作品虽然命名为“鸟”，但其纤巧几何造型从底座飞腾而起，更像是火箭，生动恰切地表达了20世纪科技战胜自然的卓越成就。摩尔的人像形容憔悴，脸庞只有一半似人，让人联想到潜藏在意识深处的神秘记忆，表达了20世纪科技成就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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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建筑上做到与众不同 建筑的国际风格产生了一种相反趋势，即强调与众不同。这两幅图中的建筑是与众不同的典型。上图是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背景中的桥连接悉尼港。歌剧院拱顶采用混凝土浇制，为船帆造型，让人遥想起首批英国殖民者乘坐的帆船。这座美轮美奂的滨水建筑于20世纪60年代落成，是欧洲殖民者和欧洲文明突然植入陌生新环境的生动象征。下图为墨西哥大学中央图书馆。直线造型简约利落，立面饰有色彩绚丽的马赛克画，两者糅成中和。马赛克画成于1950年，设计者是胡安·敖皋曼。创作目的是，描绘阿兹特克时代以来的墨西哥历史，赞颂墨西哥特质，展现墨西哥文化与印第安文明和欧洲传统的汇合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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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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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以来，人类社会、思想和文化快速发生深刻转变，目前仍未见止境何在。此前发生快速深远转变的年代历时一般不过两三代而已。但此次转变打破了原有种种界限。人类多数不必在田间地头辛苦劳作，养活养尊处优的少数。现代机器和工艺流程使得少数人能够养活多数人，这在人类历史上尚属首次。至于这种转变会产生什么样的文化后果，我们还不甚明了。但我们的所思所为都反映着、促进着文明社会生活范式的变化。因此，可以这样说，我们这个时代是向未知探险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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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会怎么评价这个时代，我们不得而知，但琢磨思考一番必定意趣盎然。如果变化的速度最终慢下来——这在长远看来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则会存在这样一种可能：遥远的后人会认为我们这个时代波澜壮阔、英姿勃发。虽然我们跌跌撞撞，对很多事情没有把握，又急于求成，但他们的社会规则是由我们奠定的。迷茫困惑似乎主导着我们这个时代的方方面面，就连科学领域也弥漫着这一思绪。但我们也为后人提供了诸多模型，供他们择选。这也许就是20世纪历史的长远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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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结语：历史研究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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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尝试描绘人类在地球历险全程的书。行将搁笔时，作者希望提醒读者，本书虽然给出了种种结论判断，但依然属于试探性质，充满不确定性。近几十年来，历史学家快速扩展了对人类过去的认识。但历史学家视线中、思维中重要的东西既受到了构造叙事语境所用材料的限制，也受到了他们那个时代敏感事件和关注点的影响。毋庸置疑，与历史相关的信息量浩如烟海，并且不断增长。但所有这些事实的意义和价值，以及如何把它们编织成一个清晰明了的图景一直备受争议、未有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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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多奇事。而近代，苏联解体也让我们看到，时事会出现多么惊人的转折。我们总是对一些迹象视而不见，又习惯于夸大那些趋于衰亡、甚至已经消解的形势和问题的重要性。实际上，我们应该提醒自己，也许是那些现在看来寂寂无闻的局外人掌控着未来，就如昔日的佛陀、耶稣和穆罕默德那样。或者说，也许生物化学家会发现全新方法手段影响人类行为，并以我们难以想象的方式改造自身及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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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知道未来会带给我们什么，而且在未来到来之前，我们需要不时修正过去现在的意义和轮廓。每一代人都需要重塑自己对近现代的认识，以便契合现在，迎接不可避免的转变，迈向与过去现在都不相同的未来。虽然关于遥远过去的轮廓变化缓慢，但历史学家肯定会从自己所在的时代出发，记录事件，汲取经验，获取新信息，提出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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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历史的意义如此多变、如此不确定、如此受制于特定的时间和地点，那么人们自然会问这样一个问题：探寻历史的意义到底值不值得？要记住那么多名字、过时的思想、消失的制度！满眼都是残暴，又错误连篇！这样的过去又有什么可学？为什么不直接甩在脑后，去缔造一个更好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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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世俗革命者和宗教改革者常常抛却过去，重新开始，改变身边的社会。有时，这种改变的力度还相当猛烈。但不管他们多么希望与过去一刀斩断，都无法逃脱过去，无法抹去新旧之间的联系。那是因为，成年人不可避免要接纳过去，将其融入最内在的自我。从孩提时代，我们就必须从周围人身上学会如何行为处事、怀抱何种观点见解。实际上，正是不同环境下无数人凝聚的经验法则将我们塑造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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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超越个人际遇，将个人经验向时空纵深处延伸。历史的主要功能是，定义个人所属群体，并告诉人们，他们是谁、该在公共事务中做出何等行为。家庭等小型团体在日常活动中将本团体历史口述传递给成员。这些谁做了什么、特定问题如何解决的故事能够确保该团体按惯例故俗持续运转。当然，道德规则和宗教禁令也为人类行为提供了普遍指导意见。但这些规则和禁令只有以历史实例的形式加以呈现，其实在、实用意义才会清晰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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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行为惯例对较大团体的指导作用减弱之时，成文历史开始发挥作用。人们在发明文字后不久，又将法律、一般原则和宗教启示书写下来，为大型团体提供指南。但在小型的、可以面对面交流的组织中，人们仍以故事形式，讲述前人做过什么，祖辈是怎么度过危机的，并举例说明遇到类似情况该怎么处理。一般规则由此得到生动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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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在过去两个世纪中，最重要的历史写作形式是民族政治史。这种情况并非偶然。18世纪末，美国和欧洲经历民主革命，民族国家权力大大扩展，需要公民明确自己的权利义务。但仅有法律和抽象原则并不足够。从19世纪中叶起，公立学校开始教授民族历史，目的是弘扬爱国主义，培育好公民，有效实施公共目的。这正是自由这一抽象理想的意义所在。随着这一理想的实现，民族政权的实际权力迅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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