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331650 南北战争之后，英美关系一直非常冷淡。尽管格拉德斯通政府在亚拉巴马号索赔案中选择了和解，英国在南北战争中对南方的同情所造成的两国之间的隔阂仍然无法消除。此外，在白令海峡捕猎海豹，关于美国渔民在加拿大海域捕鱼权，以及对1950年签订的《克莱顿—布尔沃条约》中提出的关于巴拿马运河议题的解释这些问题上，两国仍然龃龉不断。然而比起委内瑞拉的边界问题，这些争执都显得不值一提了。由于委内瑞拉这个南美共和国同英属圭亚那的边界多年都没有确定，美国多次试图调解，而英国则每每拒绝这样的提议。1895年夏，美国国务院再次严肃提出动议，指责英国违背门罗主义精神，并要求英国明确答复是否愿意接受调停，克利夫兰总统称之为“二十英寸大炮式的照会”。英国的索尔兹伯里勋爵对此进行了冷处理，拖到十二月才作出答复，表示拒绝斡旋，并指出美国政府对门罗主义理解错误。于是，克利夫兰总统通知美国国会说，美国将独自确定这条边界，并强制各方接受他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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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31652 有几天时间，对英战争似乎一触即发，但美国人很快从最初的爱国主义冲动中冷静了下来，英国舆论的反应也颇为平静。在危机高潮之时，德国皇帝电贺南非总统克鲁格击退詹姆森的突袭的消息传到英国，复杂的帝国角力（后文详述）分散了伦敦的注意力，使英国人的怒气转向了德国。由于欧洲和南非事务的掣肘，英国政府无暇同美国在南美纠缠，便同意由美国进行调停。特别法庭基本上满足了英国对圭亚那边界的要求。这之后美英关系开始逐步好转，主要原因是英国对自身陷于孤立可能带来的危险和德国海军的扩张产生了警觉，进而试图缓和与美国的关系，而美国也乐见这样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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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31654 然而，美国人表达对自身制度强烈自豪感的欲望是很难克制的，很快便在古巴反抗西班牙斗争中施展了出来。当古巴起义者在1895年奋起反抗时，美国主流舆论很快就对他们争取独立斗争表达了同情，西班牙人在古巴的残暴行径更是犯了众怒，受到愤慨的职责，比如韦勒将军把平民赶到集中营，致使数以千计的人死于疾病，纽约两家互相竞争的报纸对这些暴行大加渲染，影响了普通民众要求美国进行干涉。1898年，主张对西班牙宣战的民意达到沸点，在2月，在古巴执行保护美国人生命财产的美国军舰“缅因号”在哈瓦那港被鱼雷炸毁，舰上绝大部分将士殉难。事后，西班牙政府急忙向美国作出让步，希望平息事端，而美国的麦金莱总统本也打算接受，但鉴于公众群情激奋，民意难违，4月11日美西战争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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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31656 这场战争只持续了十个星期，美军接连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在古巴的美国远征军虽然对陆军部混乱的统筹和战场上指挥官的无能抱怨连连，却不断取得速战速决式的胜利，迫使岛上的西班牙军队全部投降。海战方面，海军准将杜威于5月1日在菲律宾的马尼拉湾海战中打垮了西班牙舰队主力，而西班牙的加勒比海舰队也在古巴的圣地亚哥港外被歼灭。8月，西班牙请求议和，12月，双方在巴黎签订和约，确立古巴独立，而美国获得了波多黎各、关岛和菲律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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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31658 对于美国来说，这场战争对于治愈南北战争的创伤贡献良多，一时间爱国主义浪潮席卷全国，北方人和南方人都为他们共同的国家所取得的成就倍感自豪，两边的年轻人争先恐后地参加远征军，在圣胡安山战役中并肩战斗。著名的原南军骑兵指挥官乔·惠勒曾说，为联邦共同的旗帜战斗一场的意义胜于多活十五年。这次战争还表明美国人民已充分意识到了美国作为世界强国的力量。在1898年至1900年之间，美国在世界殖民版图中的地位进一步加强，除了从西班牙手里夺取的领土，他们还得到了夏威夷、萨摩亚群岛的一部分和太平洋上无人居住的威克岛。美国虽然尚未放弃孤立主义，但确实从此不再仅仅埋首于国内事务，而是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美西战争也促进了美国同英国关系的新发展，因为英国是在这次战争中支持美国的唯一一个欧洲国家，美国人民对此心怀感激。在十九世纪行将结束之时，英美两国在世界事务中相互靠拢到建立并肩协作关系的基础由此奠定。至此，本书关于美国及其炫目前景的讨论将告一段落，让我们穿越大西洋回到威斯敏斯特，看一看英国的光怪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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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31663 伟大的民主 [:1707330399]

1707331664 伟大的民主 第十九章　爱尔兰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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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31666 当格拉德斯通在1880年再次担任首相时，他的处境可远不如12年前在任时那么顺心。在他的第一任期中，他带领着坚定的内阁和团结的自由党通过了一系列改革法案。这一次人们也一样对他满怀期待——他在选举中大获全胜赢得多数，超过保守党对手137个席位。可是几乎议院刚刚开会时，议长便说，格拉德斯通面临着一个很难驾驭的团队，后来的事实也证实了这个判断。可以说，没有几届政府像格拉德斯通第二任期开始时一样被寄予那么高的期望，也没有哪届政府在任期结束时那么的令人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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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31668 问题的症结主要来自自由党的内部构成。自由党长久以来一直为其成员的多样化带来的力量感到自豪，但很快它就发现，辉格党人与激进派，右派与左派之间的分歧根本无法调和。在格拉德斯通的第一届任期中，不和谐的因素很少发声，但是到了第二届，老派辉格党人认为改革进行得差不多了，而格拉德斯通自己一定程度上也同意他们的观点，而对激进派的政策十分反感，对他们所主张的社会和经济改革政策也十分轻蔑。他写道，“他们（激进派）最喜欢的观点就是他们所谓的‘建构’，其实就是把个人的事务交给国家处理。”另外，他还认为辉格党人比约瑟夫·张伯伦这类激进派新秀好相处得多，像外交大臣格兰维尔勋爵等人原本就是格拉德斯通的多年好友和同事，更何况格拉德斯通始终认为，自由派的领导者天然就应该是为那些数不多有闲暇有教养的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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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31670 可是到了组阁的时候，格拉德斯通却不得不安抚这些辉格党人。例如在格拉德斯通下野期间担任下议院自由党领袖的哈廷顿侯爵，从来就不赞成他猛烈攻击迪斯雷利的东方政策，而对于首相下一步的关注点和精力要投向那个方向，哈廷顿和他的朋友们都感到忧心忡忡。结果，激进派当中只有张伯伦一人进入内阁，出任贸易大臣这个当时不太显要的职务——这是格拉德斯通犯下的第一个大错。当时自由党内部日益激进化，一个辉格党人内阁是非常不合时宜的，不仅如此，内阁领导者还在重要的政治，帝国以及外交事务上陷入了与同僚的直接冲突，其中的重中之重便是爱尔兰问题。一个内部分歧如此严重的内阁必然无法有效地管理国家。格拉德斯通的传记作者约翰·莫利就曾写道，“这个内阁可不止是个联盟那么简单，还是个让人头疼的联盟，因为内部成员不单是有时意见不合，而且对纷争几乎保持着与对和谐同样的热衷。掌控这样一个政府的“长老”就是格拉德斯通——他在71岁时就得到了这个称号，他的能量与决心丝毫没有消退，激情与热情甚至逐年强烈。他在内阁中地位崇高，以至于一位同僚写道，没有他在内阁的时候，“我们简直像没有猫看着的一群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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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31672 不过并不是只有自由党人，更确切地说是辉格党人，才被麻烦和焦虑困扰。民主运动的发展及其对传统既得利益的威胁，让托利党领袖也感到措手不及、惶恐不安，以至于他们开始忘却迪斯雷利长期以来费尽心思希望传授给他们的经验教训。托利党的下议院领袖，斯塔福徳·诺斯科特爵士曾是格拉德斯通的私人秘书，一直对这位伟人心怀敬畏，而他的前座议员同僚们出于对普选权前景的恐惧，都绝望地把他们早年的信仰、实践包括胆怯当成救命稻草。在这样的乱局中，一批人数不多，但能力超群的人，凭借着鲜有匹敌的高超的游击战术加入了议会斗争。这群人就是“第四党”，其中包括伦道夫·丘吉尔勋爵、A·J·贝尔福、亨利·徳拉蒙德·沃尔夫爵士以及约翰·戈斯特。他们在议会中无情且毫不尊重地取笑格拉德斯通，但同时，迅速上位为团体核心的伦道夫勋爵把最猛烈的批评留给了自己一方的领袖。在致《泰晤士报》的一封信中，他指责他们“优柔寡断，错失一系列良机，鲁莽好斗，却无的放矢，害怕负责，却压制和打击兢兢业业的追随者，与政府勾结，同时贪婪、嫉妒，陈词滥调，毫无洞见”。伦道夫勋爵的谴责之声并不局限于议会内部，而且以“信任人民”的格言和“托利式民主”的口号，超越阶层，直达他们名义上的主宰者——普通民众。他的成功如此戏剧化，使他很快掌握了几乎与索尔兹伯里相媲美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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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31674 这段时间的党派斗争是有些诡异的。激进主义和托利式民主这些新崛起的力量使传统的议会制度陷入了大混乱。各方争执的问题错综复杂，打破了党派的界限，这些激烈的冲突常常导致内讧和两败俱伤。张伯伦和伦道夫勋爵，虽然分属两党，有时分歧严重，但他们的共同点却远远多于同自己党内领袖的共识。这样的纷争直到后来格拉德斯通举起爱尔兰自治这把利斧才告一段落，首相迫使政界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泾渭分明地选择立场，从而划清界限，结束了混乱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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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31676 自由党人经常抱怨每次他们接替保守党掌权时，总会同时继承一堆复杂的帝国事务，而被迫陷于与他们自己反对帝国的纲领背道而驰的境地。1880年组阁后的情形也不例外，他们碰到的麻烦之一来自南非。南非的布尔人建立的德兰士瓦共和国早就陷于困境了，其内部处于崩溃与失序的边缘，东部边界受到祖鲁军事王国的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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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31678 为了使这个共和国支撑下去，迪斯雷利政府吞并了它，而这个决策最初没有受到多少阻力。迪斯雷利希望把南非的白人社会统一起来，形成一个加拿大式的自治联邦，但是时机尚未成熟。德兰士瓦的布尔人恢复独立的强烈愿望开始发酵，他们在寻找机会一举推翻英国的统治。1879年，英军终于平息了祖鲁人的威胁，布尔人立刻感到时机成熟了，他们希望在自由党当政的时候获取独立也是件顺理成章的事。格拉德斯通个人曾经谴责过吞并德兰士瓦共和国的决策，但是自由党内有许多人更偏向非洲土著而非布尔人，格拉德斯通被说服了，也认为联邦制是解决南非困境的唯一办法，于是拒绝短期内对政策做出任何改变。1880年底，布尔人发动叛乱，在马朱巴山击败了一小股英军。当时在南非的英国军队规模足以粉碎布尔人的武装，但格拉德斯通并没有屈从要求报复的呼声，而选择把冲突开始以前就已经在进行了的谈判继续下去。最终，双方于1881年达成了《比勒陀利亚协定》，并于1884年进行了修改，使徳兰士瓦获得了实质的独立。这次自由党原则的实践奠定了布尔人在南非的势力，如果没有两个外在因素的影响，这一过程可能进行得更加顺利。一个因素是兰德河附近发现了储量极为丰富的金矿，导致大规模的繁荣的采掘城市在原本以农业为主的布尔人共和国里忽然生根发芽。同时，在开普敦，致力于建立一个统一的大南非自治领的塞西尔·罗兹进入了政界，这是个与生俱来具有梦想变为现实能量的人物。这两件事的长远影响当时还没有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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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31680 正如格拉德斯通所预见的，迪斯雷利购买苏伊士运河股份的举动虽然在当时是英明之举，但很快就招来了在埃及的各种麻烦。格拉德斯通上任时，埃及名义上由总督统治，实际上处于英法的控制之下。埃及总督通过卖出运河股票只是暂时摆脱了破产的危机，不久，英法两国任命了债务委员会专门处理总督的财务以及其他问题。英国派出的委员会专员伊夫林·巴林，即后来的克罗默勋爵，成为了帝国最杰出的殖民地总督之一。除了很短一段时间的间断，他主宰埃及命运长达三十年。在1881年底，英法两国对埃及的控制被阿拉比·帕夏团长领导的民族起义终结了。这次起义得到军队的支持，并迅速蔓延到全国。格拉德斯通试图应用“欧洲协调”原则平息混乱的局面，但这种努力是徒劳的，同时法国国内政局突变，对埃及事务有心无力，其他欧洲国家也作壁上观。1882年6月11日，五十名欧洲人在亚历山大的骚乱中惨死，阿拉比开始在城中调整布防以威胁港内的英国船只。于是，一个月以后，在事先发出过警告的情况下，英军轰炸城市的堡垒，摧毁了阿拉比的火力。几天之后，英国内阁决定向埃及派遣一只由加尼特·沃尔斯利爵士带领的部队，这支军队到达埃及后接连获胜，于9月13日在特勒凯比尔彻底打垮了阿拉比的军队。这次胜利让格拉德斯通感到既欣慰又内疚。从自由党的精神来讲，英国现在应该撤退，但他们也不能让埃及陷于权力真空。趁势吞并埃及虽然是合乎逻辑，且在欧洲其他列强意料之中的选择，但自由党的纲领让他们自己觉得此举有愧良心，在这样的矛盾使格拉德斯通最后选择了一个更糟糕的解决方案，即英国仍然承担占领埃及的负担，而债务委员会继续掌握绝大部分管理权，这种安排导致欧洲列强都可以干涉埃及事务。1883年，巴林就任埃及总督，成为这个国家的实际统治者，并开启了一系列人们翘首以待的改革，埃及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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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31682 插手埃及事务使英国卷入了更为复杂的苏丹纠纷。苏丹领土辽阔，从埃及边界沿着酷热的尼罗河岸，向南几乎延伸到赤道，绵延一千多英里，属于埃及总督的管辖范围。尽管英国顾问努力劝阻，开罗派去的官员在这片土地上的治理还是十分糟糕。在埃及人起义反抗英法那一年，苏丹人也起来反抗埃及人。苏丹人的领袖是马赫迪，一个穆斯林激进主义者，他很快击溃了一支埃及军队，并且不久便控制了苏丹的大部分地区。格拉德斯通称苏丹人是“正当地为自由而战的一个民族”，其实这对于马赫迪的武装力量来说是过誉了，这些人不如说是嗜血的恐怖主义者。面对这样的形势，英国政府只有两个选择，或是重新占领苏丹，或是完全撤出，他们选择了后者，埃及人对此也无能为力。英军作为埃及军队的指导者负责苏丹南部，1883年底，英国决定撤回他们在那里的驻军，这个决定下起来容易，执行起来却很难。1884年1月14日，英国内阁委任在对中国战争中成名的查尔斯·戈登将军到苏丹去负责撤退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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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31684 戈登将军曾在苏丹服役，在打击奴隶贸易的尝试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是个有良知的人，而这导致他日后付出生命的代价。1884年2月，他到了喀土穆后发觉把苏丹留给马赫迪这样的极端分子将造成灾难，于是，他转而要求增派部队，并计划反攻。虽然因为戈登从来不是个轻易撤退的人，英国政府最初对戈登的反应可能有一定心理准备，但他们还是被前线的这一反转震惊了。戈登下定决心坚守喀土穆，意志坚定而任性地抵制格拉德斯通不进行新的殖民活动的决定，直到完成他自己提出的目标。伦道夫·丘吉尔勋爵首先在下议院提出了对戈登个人安全的担忧，他在三月坦率地质问道，“政府曾把他视为能让我们摆脱困境的唯一人选，现在难道要对这个人的命运置之不理，任其挣扎，袖手旁观吗？”议会给出的回答含糊其词，尽管戈登在苏丹多次告急求援，在开罗的巴林，以及当时最出色的军事家沃尔斯利勋爵，也都建议尽快支援，但政府始终无视其请求。5月，戈登被困喀土穆，英国政府仍然无动于衷地坚持着索尔兹伯里勋爵所说的“逃避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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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31686 从春到夏，在英国要求救援戈登的公众舆论越来越强烈，人们还就此召开大规模会议进行请愿。戈登坚定的宗教信仰，对圣经的理解，对奴隶制的斗争，对救助贫苦人家儿童的贡献，以及他的军事才能，都使他如崇高的亚瑟王的骑士团一样，得到民众的爱戴。但此时格拉德斯通的心思并不这个问题上，他首先关心的是选举权改革，其次是坚定的无神论者查尔斯·布雷德劳夫的事。查尔斯·布雷德劳夫曾当选为议员，却拒绝上任，此事使下议院和首相愧疚了六年多，5月，伦道夫勋爵在下议院评论道，“我比较了他（格拉德斯通）对戈登将军和布雷德劳夫先生相关事宜所作出努力，如果他用在那位煽动人心的渎神者身上的那些高贵的道德观念，能有百分之一用来支持一位信仰基督的英雄，戈登的使命应该早就胜利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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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31688 最终，在陆军大臣哈廷顿勋爵的坚持下，政府勉强屈从了救援戈登的主张，因为哈廷顿勋爵把这件事上升到了民众对内阁的信心的高度。9月，沃尔斯利赶赴开罗，在一个月内集结了一万人的部队。他知道闪电突袭对于马赫迪大规模的长矛兵是不起作用的，速度虽然关键，却有陷入灾难的风险，即使有巩固的工事作为阵地，扭转局面至少也需要半年。10月，他从埃及边界出发，向喀土穆开始了八百英里的长途跋涉，路途的大部分是未曾测绘的尼罗河河段，伴随着急流险滩和酷热的天气。在苏丹北部，尼罗河急转向东。沃尔斯利知道时间非常紧迫，英国民众焦虑的目光正注视着他和戈登，以及他们两人之间的遥远距离。他的主力部队必须兼程向上游行进，克服无数激流的阻碍，直到突袭喀土穆。同时，他命令赫伯特·斯图尔特爵士率领骆驼队穿过一百五十英里沙漠到尼罗河畔，到达戈登驻地的北面。斯图尔特12月30日出发，行动迅速，在1月17日，他在喀土穆以北一百二十英里的阿布克里受到穆斯林军队的攻击。他的队伍不到两千人，而敌人至少有他的五倍，英军阵地在马赫迪的狂热士兵的猛烈进攻下被击溃，但英军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两天以后，斯图尔特的先头部队在敌人的不断骚扰下抵达尼罗河，但他本人受了重伤，不得不由他人接任指挥官，形势非常严峻。1月21日，戈登从喀土穆派出的汽艇赶到了斯图尔特的部队，由于需要进行侦察和伤员处理，行进不可避免地被延误，导致了悲惨的后果。24日，26个英国人和240个苏丹人组成的一支队伍乘两艘汽艇向南开进，被穆斯林武装从岸上用滑膛枪扫射。28日，他们到达喀土穆，一切为时已晚，戈登的旗帜已经不在驻地飘扬，他牺牲了。喀土穆的保卫者奋力拼杀，但城市于两天前陷落了，戈登只身战死，没有等到同胞的支持和救援。全国大概有一半人认为是格拉德斯通谋杀了戈登，维多利亚女王在给格拉德斯通的电报中明白地表达了悲痛万分的心情。戈登成为了国家的烈士。虽然他违抗了命令，他在日记中也承认了这一点，但是不可否认，派他出征的政府最后抛弃了他。几乎取得成功的英国援军退回埃及。格拉德斯通后来承认，政府向喀土穆派出了一位“英雄中的英雄”，他同时具有这样人物的缺陷和美德，而政府为此付出了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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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31690 自由党在国内活动同样动摇了它的地位。当全国都在关注戈登的时候，政府却在推进它的最重要立法议程，即旨在扩大选举权，完成民主运动进程的《改革议案》。这个议案会赋予几乎每个成年男子选举权。另一个法案取消了剩余的小自治镇，把全国分成各出一名议员的选区，只有个别地区例外。这些都是1856年法案的自然延伸，但也使当时已经非常困难的形势进一步恶化。单一代表的选区制打破了每个选区各出一名辉格党议员和激进派议员的惯例。自由党人和激进派很自然地从中获利，张伯伦一次又一次地猛烈攻击他所谓的“既不种田，也不织布”的阶级，带着他所谓的“非权威性纲领”及其“三亩地一头牛”的著名许诺，他把主要攻势从城镇转向农村。辉格党人无法忽视这一挑战，可他们同激进派之间分歧的裂痕已经深到伤及根本，根本不可能再继续合作了。1885年秋天，上院托利党领袖、在任首相索尔兹伯里说，格拉德斯通“对团结的敦促实际是逼着人们虚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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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31692 对英国政治未来走向的进一步猜测，被格拉德斯通宣布支持爱尔兰自治政策意外打断了。要理解这一公告的重要性和影响，我们得要回顾一下爱尔兰令人悲伤的历史。自从1840年的大饥荒以来，爱尔兰一直处于苦难之中。爱尔兰农民几乎一贫如洗，以西部地区尤甚。戈登将军曾在写给《泰晤士报》的信中描写过他们的悲惨境遇，“根据各种材料和我亲历的情形，我必须承认，那些同胞的境况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惨，更不用说同欧洲其他国家相比了。‘他们’生活在比我们的牛住得都差得多的地方，每日挣扎着与饥饿做斗争”。爱尔兰自古以来便是个贫穷的地方，经过大饥荒和人口外迁，它的人口密度仍然过大，而英国政府的政策更让爱尔兰人的境况雪上加霜。当时的土地制度压垮了爱尔兰农民，农民对这个制度深恶痛绝，因为它绝对地偏向地主，而且支持没收农民认为属于他们的土地。这导致了农民强烈而深刻的仇恨，因为他们感到自己世代相传赖以生存的根基被剥夺了，而不是单纯由于贫困，也不是单纯的吃土豆、住草棚的生活问题。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英格兰人对这种仇恨情绪不以为然，对仇恨衍生出暴力反抗采取简单的武力镇压。在1870年前的40年里，英国政府颁布了四十二项强制法案，却没有一项法案保护爱尔兰农民免受退租的烕胁和高额租金的盘剥。英国政府其实是有意为之，目的是迫使爱尔兰农民失去土地而成为像英格兰农民那样的短工。然而，爱尔兰并不是英格兰，爱尔兰农民固守家园，利用各种手段打击外籍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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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31694 我们千万不要认为不列颠对爱尔兰局势看得黑白分明。在爱尔兰的地主大部分是在爱尔兰经营已久英格兰的殖民者，他们在许多方面把自己视为来自母国的文明势力，他们常常要通过斗争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天主教会对迷信的爱尔兰农民的严密控制逐渐渗透到政治和宗教领域，演变成对英格兰的敌意。从伊丽莎白女王时代开始，爱尔兰曾不止一次险些成为欧洲大陆进攻英格兰的跳板。烧毁草垛、刺杀地主和其他恐怖行动使英格兰人普遍接受爱尔兰地主的说法，他们很难理解，只有根本上的政策改革才有可能打破由无法平息的怒火、高压的镇压、更多叛乱结成的这个循环往复的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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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31696 格拉德斯通第一次就任首相时，就对爱尔兰问题特别关注，到后来，这成为占据他全部注意力的重中之重。不过，他解决爱尔兰问题的尝试受到了极大的阻力。虽然英国政界上层很多领袖人物是爱尔兰贵族，但他们对爱尔兰人的问题并不感到同情。格拉德斯通在第一个任期里通过解散爱尔兰的新教教会，成功地缓解了爱尔兰人对外来教会的反感。1870年，他的第二个措施是通过《土地法案》来防止无偿侵占农民土地的行为，但这个法案被证明失败了。又过了十年，他才清楚地意识到，只有对爱尔兰农民土地永久拥有权的真正保障才可能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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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31698 1873年，艾萨克·巴特建立了爱尔兰自治联盟。联盟的目标是通过和平修改宪法的手段实现自治，它的领导人巴特是一位有能力、有教养，又受人爱戴的下院议员。他相信议会辩论的说服力。可惜英格兰对他的主张不买账，爱尔兰对他的方法也没有信心，很快，这一运动的实际领导权就交到了査尔斯·斯图尔特·帕内尔手里。帕内尔是地主，也是新教徒，在议会中资历尚浅。他的母亲是一位在同英国的战争中建立功勋的美国海军上将的女儿，从母亲身上，帕内尔继承了对英式运作方式和制度的厌恶和轻蔑。作为爱尔兰党派中的贵族，他是天生的领袖人物，具备纪律性的力量和很快把爱尔兰自治问题从辩论话题变为当前最重大问题的斗争手腕。他在推行自己的主张时意志坚定，藐视下院传统，迅速上升到让人无法忽视的地位，以至于一名英格兰政客说“同他打交道简直像对付另一个强国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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