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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国王与议会之间发生了冲突，争执的焦点是国王特权的性质和议会法案的效力问题。现代的观点认为，议会的法案至高无上，如果没有被废除或者没有颁布修正案，谁也无权更改，这是行使国家主权的唯一方法。然而，这种观点在当时还尚未形成。都铎时代的法案确实使教会和国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它们似乎无所不能。但是颁布一项法令不仅需要议会的通过，还需要国王的批准。国王如果不召集议会，议会就无法开会；国王宣布解散议会以后，议会也无法开会。除了财政需要，任何人或事都不能迫使国王召集议会。如果国王能够通过其他方式解决财政困难，他可能一连数年都不召集议会。此外，国王还有一条不成文的特权，用来应付国家在紧急情况下的需要。谁能够告诉国王他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呢？假如国王根据国家利益并通过立法程序废除某一项法案的时候，谁有权判定他的行为是非法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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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问题上，以大法官科克为首的律师们站了出来，走向了英格兰历史的前台。科克是英国法官中最有学问的人之一，对这些有争议的问题做出了直白的解答。他说，国王的特权同议会立法权发生冲突的时候，应当由法官而不是国王来作出裁决。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判断，如果由法官确定哪个法令有效，哪个法令无效，他们就成为了英国最终立法人，他们将成立一个最高法庭，审查国王的法令和议会法案的合法性。科克的这种高标准要求并非没有根据。它们基于古代传统，法庭颁布的法令高于中央政府的法令。科克认为，法律不能由个人随意制定，甚至随意修改，它是早已存在的东西，只是需要人们去发现和阐释它；假如议会法案同法律相抵触，那么这些法案就是无效的。在其职业生涯的早期，科克没有站在议会这一边。他为维护基本的法律原则而提出的这些观点，在英格兰未被采用，而在美利坚合众国却有不同的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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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对于法官的职能抱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法官可以在国王特权和议会立法权发生冲突时做出裁决，但前提是必须倾向于国王。正如培根所说的那样，他们的职责是充当“国王宝座下的雄狮”。法官是国王任命的，由于得到国王的支持，他们才能占据该职位，所以他们应该像其他宫廷官员一样，服从国王。这场争论始于培根和科克的个人间争执，随之愈演愈烈，科克处于不利的地位。既然法官随时有被国王免职的危险，他们就不可能在国王特权的问题上做出公正的裁决。詹姆斯本来企图笼络科克，把他从高等民事法庭提拔进入最高法院。但詹姆斯此举并未成功，因此，他于1616年将科克撤职。最高法院的其他法官见此情景都自觉地站到了国王詹姆斯的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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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以后，科克成为了下院议员。他发现当时最活跃的律师都和他有同样的看法。这些人占据着显要的地位。下议院中的乡绅对议会的发展史都知之甚少，也无法提出系统的理论来支持议会的权利，只是感到国王的武断行为和刺耳的论调很不公正。那个时期尽管动乱依旧频发，但仍不失为尊重法律先例和立宪制度的时代。假使律师们都坚决拥护国王，法律界的意见在力量对比的天平上完全倾向于国王这一边，那么下议院的处境就更加困难了，假如法律先例同他们的主张相反，他们就必须放弃自己的主张，承认自己是改革派。可是，过去的律师们开创的先例为他们避免了这种艰难的抉择。科克、塞尔登和皮姆等人即使没有作为律师执过业，但也都在中殿律师学院中学习过法律。他们形成了一个成熟的领导核心，居于主导地位。他们精通法律，经常任意解释法律，逐渐自圆其说地提出了一条理论。根据这条理论，议会可以自信地宣布。它为之战斗的不是什么新东西，而是英国传统的法律遗产。这也为后来皮姆所领导的，反对国王查理的，团结且纪律严明的组织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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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对反对派的这些活动非常反感。他不想让步，不过他比他的儿子更精明之处在于，他能够看出在什么时候和解最为有利。他仅仅在财政紧张的时候才和议会打交道。有一次他对西班牙大使说：“下议院是一群乌合之众，议员们乱哄哄地发表意见。每次开会时，只听见他们乱喊乱叫。想不到我们的祖先竟然允许这样的机构存在。我不是本地人，到这里来的时候它已然事实存在了，所以只好忍受这个无法取缔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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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的外交政策大概适合当时的和平潮流，不过也常常同那个时代的步伐发生矛盾。严格地说，他登上英格兰王位的时候，英格兰仍然处于同西班牙交战的状态。在塞西尔的支持下，他结束了这种敌对状态，同西班牙恢复了外交关系。从各方面看，都可以说是一步明智谨慎的行动。重大的斗争已经从公海转移到欧洲大陆。神圣罗马帝国的哈布斯堡王朝仍然从维也纳控制着欧洲大陆。帝国皇帝及其表弟西班牙国王的版图从葡萄牙一直延伸到波兰，而且，他们的力量有狂热的耶稣会作为基础，下议院和英格兰全国仍然对西班牙怀有强烈的敌意，惶恐不安地注视着反宗教改革运动的发展。詹姆斯对此却无动于衷。他认为荷兰人是反抗国王神圣权力的暴民。西班牙大使贡多马伯爵在詹姆斯的宫廷内收买了一股亲西班牙势力，而詹姆斯却没有吸取都铎王朝的教训，不仅建议同西班牙结盟，还打算让他的儿子同西班牙的公主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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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的女儿已加入了反对派的阵营。这位伊丽莎白公主嫁给了欧洲大陆新教运动的支持者，有权选举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莱茵选帝侯弗雷德里克，伊丽莎白鼓动丈夫公开反叛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德。帝国法律曾经承认德意志部分地区信奉的新教，哈布斯堡王朝企图迫使这些地区皈依天主教，遭到新教国家君主们的强烈反对。这场风暴的中心是波西米亚，那里傲慢、顽强的捷克贵族在政治和宗教方面抵制维也纳的中央集权政策。在十五世纪的约翰·胡斯时代，他们就建立了自己的教会，同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展开了斗争。此时，他们同样无视斐迪南德的权威。1618年，他们的领袖在布拉格的宫殿里把皇帝的使节扔出了窗外。这起著名的事件引发了德意志三十年之久的战争。捷克人把波西米亚的王冠送给弗雷德里克，而他接受了，成为了这场反叛运动被广泛认可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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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的女儿虽说已是波西米亚王后，但詹姆斯并未打算为了她而卷入这场战争。他决心无论如何也要避免卷入欧洲大陆的冲突，认为同西班牙修好是对女婿最有效的帮助。议会对此感到惊讶和愤慨。他提醒议员们说，这些问题都已经超过他们的权限。有人嘲笑他是个懦夫，可是他仍旧不改初衷。他坚定和平信念。他的政策是否明智和具有长远眼光，我们难下判断，不过在当时，肯定是十分不受欢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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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德里克很快就被赶出波西米亚，他的世袭领地被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占领。他的统治如昙花一现，因此他在历史上被戏称为“一冬之王”。英国下议院积极主张参战。许多人为了保卫新教的教友慷慨解囊，一批批自愿加入军队的人士也被组织起来。詹姆斯只是满足于同西班牙大使就波西米亚的权利问题进行纯法律性的会谈。他坚持认为，只要英国和西班牙两国的王族联姻，就能够同强大的国家保持和平。这个计划不应该受到大陆上任何突然事件的影响。假如他作为新教运动的领袖投入到这场刚刚爆发的战争中去，也许这能够换取臣民们的一时拥护，但也会将他本人置于议会的控制之下。议会对于自己批准的军费，必然要求监督其使用的状况，况且也根本不会有多么的慷慨。国内的清教徒也会借机重振声威。此外，战争的结果难以预料。詹姆斯似乎真的将自己视为欧洲和平的维护者，他在苏格兰度过了动荡不安的少年时代，这使其厌恶和害怕战争。他此时对要求参战的呼声置若罔闻，继续同西班牙就联姻问题进行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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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动乱之中，沃尔特·雷利爵士从伦敦塔里走上了断头台。此举是为了讨好西班牙政府。詹姆斯即位时，雷利就被监禁起来，当时的罪名是策划以詹姆斯的表妹阿拉贝拉·斯图亚特来取代詹姆斯的继承权。这个罪名可能是莫须有的，雷利受到的审判肯定是不公正的。他向往在奥里诺科河发现金子，因此在长期的铁窗生活中还抱有希望。1617年，他的所有理想化为泡影。为了这次探险，他被特赦，从伦敦塔中释放出来。他在这次探险中，唯一的失误就是冒犯了在南美洲的西班牙总督。以前的死刑判决因而再次发挥效力，1618年10月29日，他被送上了断头台。英国政府这一举动传递了其奉行绥靖政策的信号，为英国同西班牙的友好关系铺平了道路。此种做法使得国王詹姆斯和英国臣民之间形成了无法逾越的鸿沟。当然，鸿沟的形成还有更多其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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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喜欢漂亮的青年男子，这大大降低了他本人的威望。他的得力助手罗伯特·塞西尔去世以后，宫廷受到的几则丑闻的连续打击。他的宠臣之一，被他任意封为萨默塞特伯爵的罗伯特·卡尔卷入一场投毒阴谋，作案的显然是他的妻子。而詹姆斯对卡尔有求必应，因此在最开始的阶段对其罪行引发的争议置若罔闻。他随后发现，已经无法再保留卡尔的高级职务了。代替卡尔的是仪表堂堂、聪明伶俐、爱好浮华的青年，他的名字叫乔治·维利尔斯。此人不久被封为白金汉公爵，获得了詹姆斯的宠信，成为宫廷里掌握实权的人物。他还同威尔士亲王建立了深厚且让人羡慕的友谊。他坚决支持同西班牙的联姻政策。并且在1623年他同威尔士亲王一同出访西班牙马德里，这是一场浪漫的相亲之旅。他们那种有失体统的举止并没有博得一向注重礼仪的西班牙宫廷的好感。更主要的是，西班牙人要求英国对国内的天主教徒做出让步。詹姆斯确信议会绝不会通过。西班牙人拒绝替詹姆斯请求罗马帝国皇帝将莱茵候选国交换给弗雷德里克。最后，詹姆斯的理智占了上风，他宣布说：“我绝对不会用女儿的眼泪换取儿子的婚姻。”同西班牙的谈判至此宣告失败。由于形势使然，威尔士亲王以及所有对西班牙不再抱有幻想的同伴不能立即启程回国。为他们护航的英国舰队只好在桑坦德等待，英格兰焦急地等待着。威尔士亲王最终安全抵达朴次茅斯，没有同西班牙公主结婚，也没有动摇对新教的信仰。当这个消息传遍全国时，各阶层人士无不欢欣鼓舞。英国人抱着同西班牙及其一切势力对抗的强烈愿望，如有必要则不惜一战。他们为当年伟大的伊丽莎白女王击垮西班牙舰队的壮举而自豪，也为天主教徒崇拜偶像的严重陋习而担忧。福克斯在1563年发表的《英雄传》仍然广为流传。它教导人们要把舍生忘我、见义勇为当作自己无上光辉的神圣职责。伦敦的大街上熙熙攘攘，马车上载着点燃篝火所需的木柴，欢乐的火光映红了伦敦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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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国王和枢密院在亲西班牙的道路上已然走得太远，突然停下必然会造成不小的震动。深陷其中的枢密院对国王说，白金汉公爵由于缺乏耐心和举止傲慢把事情搞砸了。他们把这次出访失败的原因归结于白金汉公爵的举止不当，否认西班牙宫廷的无礼之处，还认为西班牙在莱茵候选国问题上的态度无可指摘。白金汉公爵和查理亲王则力主战事。詹姆斯起初有些动摇，他说自己是一个曾经对政治有自己见解的人，而此时他已经老了。此时，他最宠爱的两个人却要求他采取同自己的看法和过去的行动完全相反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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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关键时刻，白金汉公爵摇身一变从国王的宠臣，变为一个昙花一现的政治家。他全力劝服国王詹姆斯，同时也获得了议会和人民的支持。他采取一系列步骤，承认议会的权利和权威，作出的让步之惊人，创兰开斯特王朝之先河。都铎王朝不许议会干涉外交事务，而詹姆斯则继承了这一传统，效仿都铎王朝的做法。而这位国王的宠臣却邀请了上、下两院的议员发表各自的意见。他们立即取得了意见上的一致。认为继续同西班牙谈判有损国王的尊严，也违背了人民的利益，更不符合王子和公主的利益，也违反了之前同盟国订立的条约。在这个问题上，白金汉公爵毫无隐讳其与王子的分歧。他公开明确地表达：他只奉行一条准则，而詹姆斯国王则认为可以奉行两条不同的政策。他并不总是毫无主见顺势而为，而是他也要表明自己的主张，宁可承担悖逆国王的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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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对于这种局面感到满意。此时为即将爆发的战争筹措军费是当务之急。詹姆斯和查理亲王在欧洲发动战争的目的是要夺回莱茵候选国。但是议会只希望对西班牙发动海上战争，以便夺取从东、西印度群岛运来的财富。下议院对国王的战争目的持怀疑态度，批准的军费不及国王要求的一半，并且对军费的使用订立了严格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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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金汉公爵此时在议会拥有很大的声望，他利用此优势趁机击败了他的政敌财政大臣克兰菲尔德。当时克兰菲尔德已经被授予米德尔塞克斯伯爵，是当时英国正炙手可热的新贵之一。他是一个靠财富登上政坛高位的商人，而此时他受到议会的弹劾而失去了财富与地位，锒铛入狱。议会对培根也使用过弹劾这一武器。他在1621年被控以贪污罪，失去了国务大臣的官职，被迫缴纳罚款并遭到了放逐。在许多重大问题得到解决之前，弹劾这一武器不会被束之高阁。当时存在着巨大的危机，只不过白金汉公爵和他亲密的朋友查理亲王熟视无睹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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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西班牙的婚事刚刚作罢，白金汉公爵便着手从法国为查理亲王物色一位新娘。他和查理亲王前往西班牙的途中曾经路过巴黎，亲王被玛丽·德梅迪西德女儿、路易十三德妹妹昂里埃塔·玛丽亚的美貌所打动。她当时年仅十四岁。白金汉公爵发现法国宫廷尤其是玛丽太后赞成这门亲事。如果查理亲王同新教国家的一位公主结婚，国王就会同议会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但英国统治者的内心却从来没有这个打算。他们认为，除了西班牙公主，法国公主是唯一的选择。英格兰怎么能单独对付西班牙呢？如果不能依靠西班牙，那就唯有寻求法国的支持。国王詹姆斯希望看到儿子的婚礼，他说他只为这个儿子而活着。1624年12月，他批准了婚约。三个月后，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的第一代国王安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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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 第十二章 “五月花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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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西班牙的战争早已经让英国国力大减，因此在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末期，英国已经无力进行新的探险活动。在一段时间内，人们已经听不到新大陆的消息。霍金斯和德雷克在他们的早期航海探险中，为英格兰在加勒比海打开了广阔的视野。弗罗比舍和其他人为了寻找前往亚洲的西北通道，曾经深入加拿大的极北地带。但是，战争的迫切阻碍了探险和贸易活动。大量移民的计划也遭受挫折。吉尔伯特、雷利和克伦威尔是这场运动的领导者，但他们的大胆计划却失败了，然而，却给后人留下了令人向往的前景。一段时间后，又有人重新举起了他们的旗帜，这些人不像他们这样赫赫有名，但比他们更加务实，也更幸运。许多讲英语的居民点在北美建立起来，这个过程是缓慢的，最初动因也是多方面的。这个运动开始于1640年国王詹姆斯同西班牙签订和约之后，对理查德·哈克路特所著《论西方拓殖》一书的探讨再度活跃起来，以他为首的一批作家提出的严谨理论受到欢迎，他们的论点富有新意，指出英国面临着困境，人民陷入贫困，许多人流离失所，英格兰民族的人力和物力需要新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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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价不断地上涨，靠工资维持生活的人民日子更加窘迫，虽然十六世纪的整体生活水平有所提升，但物价却是原先的六倍，而工资只翻了一番。政府苛刻的政策阻碍着工业的发展。中世纪的行会制度依然盛行，学徒要加入某个行业面临着巨大困难。地主阶级同国王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他们拥有绝大部分的土地，控制着地方的政权。他们进行的圈地运动使很多农民流离失所。生存环境日益恶劣，社会结构日益僵化。在新的形势下，许多人被普遍剥夺，失去了希望，生活难以为继。因此，当时的人们认为，向外殖民也许有助于解决这些严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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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府对此种状况并非无动于衷。同生机勃勃的殖民地进行贸易可增加关税收入，而王室的财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着关税。商人和富有的地主阶级发现大洋彼岸出现了新的商机，可以进行利润丰厚的投资，规避本国各种阻碍工业发展的政策，克服欧洲贸易在宗教战争期间的普遍衰退现象。进行海外殖民比较容易得到资金的支持。雷利的失败反映了单个人进行投资的弱点，但联合股份公司此时已经诞生了，以便为大规模贸易活动提供资金。1606年，一批投机商得到了国王的特许，成立了弗吉尼亚公司。回顾一下早期的投机活动是如何在美洲大陆上展开的，是件颇有趣味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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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哈克路特等专家共同研究之后，制定了一个详细的殖民计划。可是他们缺乏实践经验，低估了拓展殖民地这个新事物的难度。幸好有机会去建立新国家的人并不是很多，第一批仅仅有几百人，1607年5月，这批人在弗吉尼亚海岸切萨皮克湾的詹姆斯敦定居下来，第二年春天，有一半的新移民死于疟疾、流感、饥荒。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幸存的新移民能够自立了，可是国内支持此项殖民计划的人们却收获甚微。土耳其战争中的军事冒险家约翰·史密斯成为这一小块殖民地的总督，实行严厉的统治。他的助手约翰·罗尔夫同印第安酋长的女儿波卡霍恩塔丝结婚，这在伦敦引起了骚动。伦敦对于殖民地的控制微乎其微，治理上也是敷衍塞责的。董事们的目标既庞杂，又不明确。有些人认为，殖民活动可以帮助减少英国的犯罪活动和减轻贫困。另一些人则希望在北美沿海发展渔业，从中谋取暴利，或者指望从那里获得原料以减少从西班牙殖民地进口原料。这些设想都是无法实现的。弗吉尼亚的财富产生于一个偶然，有人种了一次烟草，收成意外地好。那时候，烟草已经被西班牙人引入欧洲，吸烟的习惯迅速扩散开来。对烟草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在弗吉尼亚种的第一季烟草获得惊人的利润之后，小农田被兼并为大的种植园。这个时候，这块殖民地才开始了真正的自给自足。随着不断地发展，它也开始形成了像母国那样的社会，出现了庄园主，其地位相当于英国的乡绅。他们不久便具有独立的思想和自我管理的能力。在这一方面，与伦敦政府的遥远距离为他们提供了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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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王詹姆斯执政时期，英国社会表面上死气沉沉，但是除了在宫廷内部任人唯亲以及在欧洲事务上不断退让之外，其他方面仍具有活力。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的国教教会的主教们，已经把那些尊贵又顽固的清教徒从教会里清洗出去。虽然他们从组织上打垮了新教徒，宗教极端分子的非法小团体仍在活动。他们对这些小集团没有大肆进行迫害，但是一些轻微的限制和特务监视影响了这些小团体日常的活动。诺丁汉郡斯克洛比的一些清教徒在牧师约翰·鲁宾逊和约克大主教的领地管家威廉·布鲁斯特的带领下，决定离开英国寻求宗教的自由。1607年，他们离开本国，在荷兰的莱顿定居，希望在宽容勤勉的荷兰人那里寻求到庇护之所。他们在那里奋斗了十年，过上了温饱的生活。他们是小自耕农和雇农，同这个沿海工业国家格格不入，由于国籍不同而不能加入同业工会，既没有资本，也没有接受过教育，他们能够找到的工作只是一些笨重的粗活。尽管他们吃苦耐劳，但在荷兰仍感前途渺茫。他们看重自己生而有之的权利，难与荷兰人融为一体。荷兰当局对他们表示同情，但是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帮助他们，于是他们又开始着眼于他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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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到新大陆是逃避一代罪人生活的途径。他们在那里可以自力更生而不受荷兰同业工会的限制，信仰自己的宗教也不会受到英国教士的干涉。他们当中的一个人曾写道：“我们想去人烟稀少的美洲大陆，那里物产丰富，适宜居住；那里没有文明的居民，只有野蛮人像野兽一样四处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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