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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小型城邦——在约西亚和希西家时代，城里的人口可能有4万人左右——远不像“考古极简派”认定的那样，是一个似乎完全不通文墨的“卖牛的集市”，这一点恐怕是毋庸置疑的。周边行省，例如基色和夏琐这样的城镇要塞都是人口众多的定居点，据称这些城镇都有6个厢式城门，当地官员有坚固而独立的办公场所，城内有平整的石板路和广场，有宽敞的库房和马厩。这些建筑用料并不是碎石破砖，而是平整的方琢石——经过精细加工的彻体，并且大多体量硕大。这样的建筑规模所需要的人力和工程量，只有一个雄心远大的军事城邦才有这样的能力组织实施。耶路撒冷南部的拉马特拉结（Ramat Rahel）曾被Y. 亚哈罗尼（Y. Aharoni）和以法莲·斯特恩（Ephraim Stern）自信地描述为“ 犹地亚最后的王宫注105” 。这座王宫由精致而光滑的石灰石垒成，院墙饰以原始的 伊欧里斯注106（Aeolic） 文字和花窗，窗棂两端精细地做成卷轴状，上面刻有“落叶”图案。这样一个地方似乎是专门为亚述人放火准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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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够根据一些小而零碎的物件，勾勒出一幅巨大的画面。这些小小的物件就是封印，它们是从坚硬且并不名贵的石头上切割下来的，印在黏土或蜡状物上，曾经用于盖在书写的文件上，由国王的官员送到各地。仅仅在大卫城的发掘中，就发现了51枚这样的封印。其中有的封印图案仅是一朵玫瑰（图案简单但十分精美），似乎是犹地亚国王的私人印鉴。除此之外，按照近东地区的风格，封印的图案往往是兽、鸟、各种甲虫、一个带翅膀的太阳圆盘、耶罗波安［很可能是以色列国王耶罗波安二世（Jereboam Ⅱ）］的仆人示玛（Shema）—— 一只怒吼的雄狮注107 、一只猴子、一枝百合花、一头驴、象征国王的女儿即公主（Ma’adanah）身份的竖琴。如果在放大镜下观察，就会看到各种栩栩如生的形象：不仅有当时官场上所称的“宫廷里的上人”这类重要人物——如城市总督（sar’ir），而且也有许多被称为“王室里的下人”的封印制作者——如工艺师和工匠。其他一些人也由于图案与文字的组合而突然产生了联系，如那些在泥壶和陶罐提手上雕刻字符（通常为国王的印鉴）的普通人就与家族财产的代表——所罗巴伯（Zerubbabel）的女儿或国王的仆人阿番亚胡（Avanyahu）因此而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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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小物件虽然不起眼，但却意义不凡。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出土的陶器残片上记录的文字不同，这些封印和陶罐提手上的铭文织成了一个巨大的网络，从而把整个以色列和犹大王国的领地，从北方的撒玛利亚，到犹地亚山区，直到南端的内格夫沙漠，把其中的宗教元素、军事力量、律法运作、税收规则、祭台的安放、视觉的感受（请注意那些装饰在院墙上的伊欧里斯字符！）、物主的封印、国王的权威甚至农耕生活的作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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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存有疑虑的人来说，这些物件并不一定与希伯来《圣经》所描绘的世界有必然联系。甚至《圣经》中出现的“王室主管基大利（Gebaliah）”——巴比伦人焚毁耶路撒冷之后任命的总督——或《耶利米书》中特别提到的沙番的孙子、 基玛利雅注108（Gemaryah）的儿子 ，也并不足以否定《圣经》乃是流放期间的回顾性虚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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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基尔伯特·奎亚法（Khirbet Qeiyafa）对此提出了自己的观点。2011年初春，在与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考古学家约西·加芬克尔（Yossi Garfinkel）在他的一处发掘现场交流时，我第一次听到奎亚法的观点的。发掘现场位于耶路撒冷西南大约30公里的示菲拉一带，这里一直被认为是当时非利士人的平原与犹地亚王国的山地之间的边境地带。4月初，广阔而肥沃的土地上一片郁郁葱葱，怪不得维多利亚时代的旅行者往往将这里与他们家乡的肯特郡和约克郡相媲美。冬季的丰沛雨水注满了溪流和池塘，古老的橡树已经绽出了明亮的新叶，大片的草地上点缀着一簇簇野花。在不远的山脚下，一丛当地特有的羽扇豆花迎风怒放，一片幽蓝，吸引了以色列各地的大批植物爱好者，他们对其浓密的花朵而短暂的花期感到十分惊奇。在那个星期里，每当与耶路撒冷的学者见面，他们除了像往常一样大谈自己的乡村体验外，眼下又有了一个新的主题，就是那丛羽扇豆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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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奎亚法此时所在的地方，却是一个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从没有谈论过花的地方。像《约书亚记》（15
:35）中提到的离此不远的梭哥（Socoh）和亚西加（Azekah）一样，脚下这座小山，可以俯瞰山城希布伦和耶路撒冷与非利士沿海平原之间的古老通道。山的西面，就是当年非利士人的大本营迦特［Gath，位于现在的泰尔萨费（Tel Safi）］。根据《撒母耳书》记载，奎亚法脚下的以拉（Elah）山谷就是牧羊童大卫杀死非利士巨人武士歌利亚（Goliath）的地方。所以，追踪《圣经》线索的维多利亚人，往往只是通过山谷，而没有注意到山脊上有一段矮墙，下面是一大片开阔而明亮的牧场，那是（现在仍然是）贝都因人圈羊过夜的营地。在阿拉伯语中，“基尔伯特”意为“遗迹”。那些维多利亚时代的勘测队员毕竟见过太多的遗迹，难怪康德尔淡淡地写道，这个地方“只不过是一堆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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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才意识到基尔伯特·奎亚法并不只是为了到这里坐一坐。这里显然是一个700米围墙在山顶上圈成的5英亩大小的定居点，肯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但是，墙体所用的石块尺寸相对较小，由此可以看出，这应该是公元前4世纪末至前2世纪希腊化时期的建筑风格。直到加芬克尔的一个学生撒尔·加诺尔（Saar Ganor）于2003年对该遗址进行勘测之后，人们才注意到墙体上部与下部的石块在尺寸上有明显差别。掩藏在高高的茅草后面的墙基部分所用的石块要大得多，所以显然很早就有人在这里居住过。将茅草清除掉之后，可以发现墙基石块的尺寸十分惊人，有些长达3米，最大的竟有5吨重。搬运如此巨大的石块无疑需要大量的人力，并非这个孤立的农村所能办到的。还好，在这个考古学家所谓的“蛮石”（cyclopean，意即“巨石”）层之下就是坚固的基岩。所以，与其他地方的建筑大多经历过居住和被破坏阶段不同，这个地方在建成后曾有人住过，但不知什么原因突然被废弃了，在希腊文化最兴盛的时期又有人搬了进来。在断代问题上，显然没有人为造假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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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于2007年的发掘结果表明，这里曾是一个人口密集的要塞式定居点，可能有五六百人，分为下城和山顶卫城两部分。周边的防护墙上开有观察窗口，内墙和外墙之间是宽大的天井，用作仓库、屯兵甚至简单的住宿。由于在公元前10世纪以后就已基本不采用在墙上开观察窗口的形式，因此，该定居点应该建成于更早年代，最有可能建成于联合王国而不是南北王国时期。紧靠着墙根是一家家住户，大部分住户都有四个房间。在西面墙的正中是一个宽大的门廊（这是不会弄错的），这个建筑中最大的石块当然用在门面上。后续的发掘结果证明了加芬克尔的猜测（并非不存在争议），在对面的墙上开有第二个门廊，这也终于使他相信“基尔伯特·奎亚法要塞”（现在以色列人已改称为“以拉要塞”）事实上是《撒母耳记》中提到的独特的（两门） 沙拉音注109（Sha’arayim） 建筑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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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西·加芬克尔并不是一个《圣经》研究的浪漫主义者。在坚持《圣经》的核心历史真实性的老派，与相信《圣经》尤其是由大卫统治的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王国的描写完全是文学虚构的新派之间发生的《圣经》大战中，约西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新兵。“我并不是什么信徒！”在一年后再次见面时，他对我抗议道。“《圣经》是真是假和我没有关系。我只关注我面前的东西。”然而，无论他喜欢与否，加芬克尔已经迈进了交叉火力区。因为在以拉要塞发掘之前，他的专长是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史。当面对当年发生在以拉山谷之上的激烈战斗时，他为此而叹息，我甚至怀疑，他有时希望能回到那个更遥远、更安静的年代。但是，他毅然投入了以拉山谷的“战斗”中，因为揭示出当年真相具有爆炸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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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以拉要塞存在的年代几乎没有什么争议（尽管一度有过争议）。在发掘现场发现的燃烧后的橄榄树叶堆，被遥远的牛津经过碳定年代法测定，为公元前12世纪末前11世纪初的遗留物，从而毫无争议地证明了这是一个铁器时代的要塞。但是，这又是谁家的要塞呢？这个要塞的战略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但这个要塞恰好位于非利士人统治的平原与犹地亚山区定居点之间时常变动的边境地带，一边是迦特，另一边是耶撒路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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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芬克尔并没有过多考虑，便直接认定以拉要塞不是非利士人而是以色列人的杰作。他坚持认为，住户后面带有观察窗口的墙体厚度是其前面墙体的两倍，这在迦南地区闻所未闻，并且预言犹地亚地区其他已确定的阿拉德、基色和别示巴（Beersheba）要塞也具有类似的结构。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在后迦南时期的文化中，新的定居点和要塞通常直接建在古代居住地废墟之上。然而，铁器时代的以拉要塞却完全是在位于战略要冲的山顶上新建的，这就充分说明，这里是一个新兴的、快速发展的、由宗教崇拜驱动的尚武城邦的前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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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在以拉要塞没有发现的东西，即猪骨头。在发掘现场找到了成千上万件各种已知家畜——山羊、绵羊、驴和牛——的遗骨，但却没有找到任何猪骨头，而这种动物正是《利未记》和《申命记》中禁食的动物。怀疑派立刻指出，禁食这种动物的肉是整个地区当时奉行的习俗，所以没有找到它的遗骨本身并不能作为这里是犹太定居点的证据。对这种动物的肉的厌恶可能是因为它感染蛔虫幼虫后会引起旋毛虫病，但是，一般认为这一习俗是在以拉要塞的橄榄树叶化石确定的年代两个世纪之后才开始形成的。坚持吃这种动物的肉这种孤立的局部文化却正是非利士人在山地建立要塞后形成的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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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一次例行的夏季发掘中，一个学生志愿者在一条水道中发现了一块泥罐碎片，上面刻有墨水描过的字符。像前面提到的特拉扎依（见前）的字母表和西罗亚池的水道一样，这很有可能是又一个重大发现。虽然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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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行文字，但其中的许多词和字符在纹路上难以辨认，这可能是因为墨水褪色，或因为当时还不能确定上面文字的语言。这些字符或许是原始的腓尼基文，“古”希伯来文就是由这种字母文字发展形成的；或许只是希伯来文的早期形式，在年代上也正是犹地亚王国（“考古极简派”认为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统治下的示菲拉开展识字运动的时期。考虑到在年代上稍早一些的特拉扎依字母表，这些证据足以证明，识字运动中，在耶路撒冷西部腹地兴起的文士写作风气，几乎肯定要早于现在公认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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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些远不足以证明，以拉要塞并不是大卫城邦的前哨，而是一个已经知晓《圣经》的地方，并且这《圣经》肯定写于公元前8世纪之前。对于泥罐碎片上的文字，海法大学历史学家吉尔森·加利尔（Gershon Galil）提出了一种读法：“判定寡妇和孤儿……把穷人交给国王；保护穷人和强者。”听起来就像是在重复《出埃及记》《以赛亚书》和《诗篇》中那些行文怪诞的道德说教。对于“asah”（意为“完成了”）这类独特的希伯来词，在加利尔看来也不是什么难事儿。那些激烈地指责加利尔的读法是出于过分想象的人，并没有亲眼看到这些文字，而那些看到过这些文字的人，则说它们在其他非希伯来文本中也曾出现过。碑铭学家哈该·米斯加夫（Haggai Misgav）受加利尔之托，对这些铭文进行研究，尽管他弄清了其中的一个词确实就是希伯来文的“判定”，但对其他词的辨认却毫无进展。然而，这段文字的其他判读方式，也许可以读出复仇，甚至人名方面的神秘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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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以拉要塞的这段铭文并非不相干词语的随意组合，而是一段语意连续的文字，很可能是某个人与另一个人的交谈。这难道还不够吗？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足以说明，沙拉音就像后来的阿拉德一样是一个战略性前哨，是一个可以通信的地方，是一个拥挤而杂乱的居住区——士兵、他们的妻子和孩子、文士、农夫和商人——这在铁器时代算得上是一个标准的小城市。这些遗留下来的文字及其记录的日常生活激发出我无尽的想象力：一个房间，中间直立着石柱（加芬克尔认为是小马厩里拴马的柱子），很可能是用来风干动物的。从这个地方往下一点，我们蹲下来可以看到铁器时代的厨具：一块磨石。在一个发掘点发现了一个非常美丽的烤盘，旁边是各种崭新的红色家用罐器——大水罐和双耳细颈陶罐。我突然感到就像站在自家的厨房里，正在准备晚餐——把油递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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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西站起身来，两手叉着腰，把整个发掘现场又巡视了一遍，期待着来年夏天下一个发掘季的到来。他琢磨着，如何把“这堆石头”开辟为供全以色列在校学生参观的考古教育公园。他不是一个狂热分子，也不是像帕尔默那样的考古学家。他来圣地时，一只手拿着铲子另一只手托着《圣经》。他说，他所追求的是真相。一副非笑非愁、又笑又愁的复杂表情挂在他那和善而严肃的脸上。“你看，只有真正的建筑师才能造出这样一个地方，这些台阶、街巷，还有带火炮射击孔的高墙，绝不是一群牧羊人能够做到的。你要有一定的国力，才能使劳工们把如此巨大的石块运到这里。你还要有税单这种书写文化。这绝不是非利士人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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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着山下边境地区的那片古战场，开始陷入了沉思。他将在其他考古现场继续“战斗”，在学术期刊的字里行间，在学术会议的讲坛上，在博物馆文物保护的实验室里。在这场战斗中，难免有争吵、交流和抨击，甚至有污辱和谩骂。当时，加芬克尔已经被指责为：仅靠将以拉要塞描述为属于“大卫时代”而复活的“考古求繁派”的帮凶。仿佛只要反驳了他，就能使一个想象中的人物变成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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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通过每年发掘季的不断发掘，有关“以拉要塞是第一圣殿时期以色列军事前哨”的证据越来越具有说服力。这里陆续发现了成千上万件武器，包括刀剑、长矛和箭镞。然而，要塞中却没有发现任何农耕用具，对此，加芬克尔坚定地认为，这个要塞是靠对山下农民和牧民征收赋税和贡金维持生存的——以拉要塞拥有领主地位的又一旁证。他驳斥说，确定“第一圣殿”的年代，并不意味着就要相信《圣经》中虚构的大卫和所罗门“王室”。“你看，我并不是说，建造这个要塞的以色列城邦是一个帝国甚或是一个强大的王国。相反，建造这个要塞的耶路撒冷只是一个小城邦——就像摩押和其他邻邦一样——但却是一个真正的城邦。他们拥有自己的文字，能够动员劳工，征收赋税，建造城墙和城门，从而进行有组织的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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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以上种种并不能证明，以拉要塞就是属于以色列人的。但最近的发掘结果表明，以拉要塞的归属是不可否认的：两个可以携带的微型圣龛，一个是陶制的，另一个是石灰石雕成的。这两个圣龛是在要塞中的一个祈祷室（共有三个）里发现的，并且在这些祈祷室里，还发现了直立的石柱（massebot）。这些房间一般比通常的起居室稍大，似乎是专用的祈祷场所，并且其中一个房间（即发现圣龛的房间）里有一段阶梯，旁边是一个小喷泉，显然是举行洁净仪式的场所，此外沿着墙边有一条排水道通向墙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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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 可食注110” 的布置，是不是听起来有点熟悉？这两个小小的，可以随身携带的圣龛（陶制的只有20厘米高，石质的也不过35厘米），如果与其他证据放在一起，似乎不可避免地指向一个答案。当然，那些吹毛求疵的怀疑论者肯定会针对这种《圣经》式的联想提出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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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祈祷室本身是家庭住房的组成部分，我们甚至可以认为这样的房间是左邻右舍共用的。但是，为了与以色列宗教强调神圣的普世性——圣化当地人——相一致，他们便将这两个微型圣龛作为会幕甚至圣殿的有形象征进，并作为崇拜的核心安放在房间里。在当时，私人和家庭崇拜物在整个闪米特近东地区随处可见。但从异邦盛行多神崇拜的情形来看，这类崇拜物大多是神祇本身或天神的形象，或者是其动物化身。所以，虽然迦南有数不清的微型神龛，但这些神龛中安放的全都是崇拜的神像。然而在以拉要塞，他们的圣龛中除了一小块没有特征的石头，并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同样可能的是，这样的圣龛是为了体现神圣的虚无，而这正是后来犹太教的标志，这是一片充满了启示文字书卷的虚无。陶制微型圣龛那种典型的柱廊结构之精细令人赞叹：两边各有一根柱子，柱基下是护卫的雄狮，顶端雕的是鸽子。最奇异的是，圣龛前面有可以卷起的窗帘，它们由陶匠手工装饰，提示后面放的是最珍贵之物。这块布帘在形式上严格模仿《列王纪》中所说的“ 幔子注111”（parochet） ，它将圣所的入口遮掩起来，这也是两代耶路撒冷圣殿中约柜所采用的著名形制。一旦这块“幔子”被扯掉，就相当于入侵者亵渎圣殿系列恶行的最后一招。所以人们传说，当提多（Titus）试图用他的长矛挑开这个“幔子”时，有血从布幔中冒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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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稍大一些的石质微型圣龛上，当年涂上的红色仍然依稀可辨，这一点同样也很有说服力。因为尽管这个圣龛没有“幔子”和护卫的雄狮，却有多重凹进的门道，就相当于圣殿的入口。并且，更令人惊异的是，“三角形浮雕式”的顶部是由七横三竖的檩条构成。它们看起来端头相接，这是该地区其他圣殿建筑的典型结构。不仅如此，祈祷室里还有一个镂空并雕成喇叭形的黑色玄武岩微型祭坛，这种形制成为后来通行的标准形式。毫无疑问，正是这种可以携带的家庭式、地方性的宗教氛围——没有通常见到的异邦神祇的身影和面孔，而是一种物质上虚无而精神上充实的宗教——似乎可以使我们深深地嗅到未来犹太教的气味。于是突然之间，在以拉要塞，否定其作为以色列前哨的可能性似乎成了荒谬的笑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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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西·加芬克尔并不是说仅凭这两个圣龛就能证明当所罗门的圣殿还矗立在耶路撒冷时以拉要塞就已经建成并有人居住，他只是说，似乎不可能将这两个圣龛看成一种与希伯来《圣经》中描述的完全不同的宗教文化表现形式。他曾说，拒绝这种可能性是有悖常理的。有一位抨击加芬克尔的批评家曾近乎绝望地抱怨说，他需要一种“不拘泥于书本的考古学”，他的意思是抛开《圣经》，奉行一种将所有经文从大脑中彻底清除的考古学，而对那些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以及威廉·阿尔布莱特（William Foxwell Albright）、伊格尔·亚丁（Yigal Yadin）和便雅悯·马撒尔（Benjamin Mazar）（其后人一直在这个问题上争论不休）的研究成果视而不见，仅仅去观察和研究眼前的东西，就好像《圣经》的书卷根本没有存在过一样。所以，对我来说，认为对这个国家进行的考古工作与《圣经》完全无关，就如同“圣地地理学家”在勘测和发掘时，怀里只揣着《圣经》而没有其他知识一样，完全是自欺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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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故事中，你无法摆脱各种各样的“字符”，即写成或刻成的文字。一天下午，我发现在欣嫩谷的墓穴里出土的那两卷小银片在一片柔和的灯光下静静躺在以色列博物馆的一个玻璃柜中，那些雕刻的字符及其强有力的直线笔画，恐怕今天的犹太人根本认不出那是希伯来文。微型书写（后来在另一个时代成为犹太人的一种专长）并非直接起源于《圣经》，但却肯定融入了《圣经》那种虔诚的诗意。“愿赐福予那些爱他并遵守他的诫命的人……他是我们的重建者也是基石。”有人这样说，而另一句话，写在编号为KH2的文物之上，唤起了我心灵深处的某种东西：“愿赐福予……拒斥邪恶的人……愿他脸上发出的辉光照亮你的脸并保佑你平安。”这是某种记忆引力的作用使然，是古老的“过去”与短暂的“现在”之间的剧烈碰撞，这也正是每一个涉足犹太人的故事的人所要面临的职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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