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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正在游说时,从城墙上扔下的一块石头击中了他,他随之便失去了知觉。正当他们为击中了自己最痛恨的犹太人而欢呼雀跃时,守城者曾试图“突围”,而一直不省人事的约瑟福斯却在这阵躁动中被提多派来的一支罗马机动分队救走了。于是,他已经去世的消息很快传播开来。奋锐党及其追随者非常高兴,而城里的犹太平民(约瑟福斯更愿意把他们看成人质)则闷闷不乐,因为他们再也没有逃到安全地方的机会。但被关在监狱里的约瑟福斯的母亲却不信这一套。“她对围在她周围的人说……她一直在想,自从约塔帕塔(Jotapata)(这个地方是约瑟福斯曾经指挥保卫战的一个犹太要塞,也是他为人不齿地投降后来的皇帝韦斯帕芗的耻辱柱)被围以来,她就一直不愿意看到他还活在世上……她还心情沉重地私下向一直陪伴着她的女仆哀叹,说把这样一个不平凡的人带到这个世界上是她最大的功劳,她甚至不能亲手埋葬她的儿子,而她只希望自己能埋在他的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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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情节至少听起来像是真的。战争过去了。很可能圣殿被焚毁之后还不到五年,约瑟福斯在罗马写下了他自己的“犹太史”。在写下这段文字时,他既感到无比荣耀,又有些多愁善感,或许还有一缕良心饱受折磨的惆怅萦绕在他的心头。他永远无法摆脱约塔帕塔的阴影。所谓一失足成千古恨,但他还能指望什么呢?当时,他只是一个26岁的年轻人,而如此沉重的指挥权就被放在他纤弱的肩膀上,这或许是因为他曾宣称自己的母亲拥有哈斯蒙尼家族的血统,而父亲是祭司的后裔。当然,人们仍然还记着他的希伯来名字:约瑟·本·玛提雅(Yosef ben Matityahu)。这些事说起来似乎很轻松,但他的传记告诉我们,他作为一个年轻人曾远赴大漠,用禁欲的方式与一个叫巴努斯(Banus)的隐士一起苦修,“不穿衣服,只能用树叶裹体”,无论白天或黑夜都用冷水沐浴,以保持身体的贞洁。稍后的公元62年或63年,他在旅途中从沉船事故中侥幸逃生,后被送往罗马接受审判。被释放后,他通过亚利托鲁斯的关系认识了皇帝的妻子帕培娅·萨宾娜(Pappaea Sabina),即上面提到的那个“敬畏上帝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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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罗马的第一次经历就使这位年轻的哈斯蒙尼家族的祭司感受到了罗马文化与犹太文化的兼容性——总是对外担心外来文化浪潮的冲击,对内担心内部潜在的反叛势力。为了在他所写的有关后来发生的恐怖战事的记述中证明自己的清白,约瑟福斯总是把自己描绘为一个保护犹太财产不受破坏的典范——努力约束那些性格冲动的人,提醒与强大的罗马对抗无异于以卵击石,只会造成更大的灾难。而在加利利指挥作战,才是一直萦绕在他脑海中的唯一清醒的真实情节。他总是聆听来自平民的呼声,后者正深陷罗马军团与令人恐怖的奋锐党之间。而对像塞弗利斯这种最终和平地投降而不是壮烈地反抗的城镇,约瑟福斯表示同情和理解。他在提到自己时,总是用第三人称。这似乎是为了使记述的文字更具可信性。他让“约瑟福斯”跑前跑后地排兵布阵,尽最大努力在加利利把杂乱的犹太力量组织起来。这些也并非全都出于自我吹嘘的虚构。加利利海边的阿贝尔(Arbel)山顶令人眩晕的陡坡上有许多防御掩体。很显然,它们是希律王朝追捕的逃犯挖掘的。他们或者是盗匪团伙,或者是反希律王朝的犹太武装,但实际上很可能两种人都有。在约瑟福斯担任指挥官期间,这些掩体得到了加固——并且几乎可以肯定是出于他的命令——作为反抗罗马人的游击战据点,这里应该是犹太反抗力量最后的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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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福斯关于皇帝韦斯帕芗对约塔帕塔围困四十七天的记述表明,自己根本不是一个失败者。他有意地夸大罗马人在人数上的巨大优势,说他们有160种围攻的武器。士兵们随时加高防御工事以防范罗马人的石块和箭弩。而为了保护这些士兵,他发明了特殊的护体皮甲——将从活牛身上剥下来的新皮披在身上,其韧性足以抵挡任何打击,而其湿度则足以对付任何火器。然后,他就开始玩心理游戏。因为罗马人认为(他们并没有错)山寨里肯定缺水,约瑟福斯便命令士兵把衣服浸满水后挂在防御墙上面,于是水就从墙上不停地流下来,以此迷惑敌人。他有时还假装突围,对敌人的突出部进行突然袭击,烧毁罗马人的帐篷,以制造混乱。这位历史学家的故事不外乎夸张地强调敌人的强大。抛石机发射的一块石头击中了一名士兵,力量之大竟然把他的头颅带出了几百米远;另一块石头击中了一名孕妇,他的胎儿竟然从她的肚子里被砸了出来,落在离他的母亲很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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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尔借助于夸张的想象不一定就败坏了约瑟福斯的名声。希罗多德正是以在虚构和事实之间率性地转换而名噪一时,甚至以言词犀利著称的希腊历史学家 修昔底注166德 也不能超越“想象”, 伯里克利注167 很可能对雅典人就这样说过,但他也是根据某个声称曾听过修昔底德演讲的人所说的话才作出这一评价的。约瑟福斯即使说谎也不过是为了取悦读者,所以,虽然他的故事里有许多残忍的细节和重复,我们还是应该感到欣慰。然而,故事的高潮部分似乎对作者丝毫不留情面,所以很难想象它们是由约瑟福斯本人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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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有47个罗马人突破了防线,他们把女人和孩子以外所有的人都杀光了。据这位历史学家所说共有4万人被杀。韦斯帕芗派出一名军官(约瑟福斯在罗马时与其相熟)劝他投降,但他的战友们的愤怒阻止他这么做:“噢,约瑟福斯,你还在吝惜生命吗?你能弃明投暗甘愿去当一个奴隶吗?”这位指挥官突然变成了一个哲学家,他诡辩道:战争结束了,罗马人已经不再能威胁到我们的生命。“他是一个懦夫,因为当他不得不去死的时候,他不愿意去死;他同样是一个懦夫,因为当他不需要去死的时候,他却宁愿去死。”把神圣的“寄托”(depositum)从肉体里驱逐出去是一件应该受到谴责的事。他说,真正的勇气是继续活下去。这只不过是一个道德懦夫的面子问题,但是根据犹太传统,这也没有什么。这样的狡辩根本无法说服他那些共同战斗的战友。于是,约瑟福斯建议抓阄,第二个抓的人杀死第一个,这样一直进行下去,直到最后一个人,然后他再自杀。但约瑟福斯并没有拔剑自刎,而是立即把剑献给了韦斯帕芗的儿子提多,他后来成了约瑟福斯的朋友、保护人和帝国的赞助人。而正是提多恳请他的父亲饶过敌方指挥官的性命,并亲自向约瑟福斯作出承诺。在这个时候,这位犹太祭司反倒展示出一派先知的威严风范。他向罗马指挥官宣布,他带来了上帝的旨意,主要精神是:尼禄已经过气了,韦斯帕芗必将黄袍加身。韦斯帕芗说,如果你预先知道这一切,你应当让约塔帕塔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秘密,这样就可以让每一个人都分享到你的痛苦了。约瑟福斯回答道,哦,我的确这样做了。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是“但他们会听吗?”于是,约瑟福斯被释放,并让他穿上光鲜的衣服,尤为重要的是,允许他娶了一个犹太俘虏为妻。两年后,他的预言实现了,韦斯帕芗又想起了这名弃暗投明的年轻的犹太军人。于是,他成了这位新皇帝及其儿子的最依赖的合作者和朋友。当然,赢得这种地位的犹太人远不止他一个。提多军队突破耶路撒冷防线的指挥官不是别人,正是亚历山大最著名的犹太哲学家斐洛的侄子提别略·儒略·亚历山大。如果说还有一个最终衡量变节的尺度的话,那么他们就是最好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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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按照约瑟福斯的观点,如果说一个公正的历史学家需要从双方的角度看待这一切的话,那么谁又能比一个变节者更公正呢?这并不是说,他对一任任的罗马执政官残忍而堕落的恶劣行径视而不见——当然,韦斯帕芗做的坏事可能少一些。但是要知道,当约瑟福斯与罗马军队一起回到罗马后,就一直住在韦斯帕芗在 奎里纳勒山注168(Quirinal) 上的老房子里。根据约瑟福斯的记述,皇位的继任者提多同样也是只做他必须做的事,并且还往往有些不大情愿。在最后突破耶路撒冷城墙之前,提多甚至还召集军官们开了一次会,劝说他们不要破坏圣殿。这既是出于对其辉煌气象的尊敬(不大可能有太高的敬意),也是出于宗教上的尊重(可能有那么一点儿)。后来的罗马历史,尤其是塔西佗和卡西乌斯·狄奥(Cassius Dio)笔下的罗马历史,都认为提多事先就作出了焚毁圣殿的决定,这听起来似乎更合理一些。塔西陀甚至描写得更为生动,说在罗马士兵接到将军的明确命令之前,还一度对引燃圣殿犹豫不决。约瑟福斯的描述则对其主子表达了更多阿谀奉承。因为罗马军队接到的命令是不得对圣殿实施抢劫,于是大火从外面的大门开始烧起(根据命令),一直蔓延到内院,无法控制地引燃了圣殿。一场巨大的灾难降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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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犹太俘虏来说,提多的所谓行事严谨——后来有不止一种权威的史料证实了这一点——显然是一厢情愿。并且虽然可以从《犹太战争》中获得某些有关奋锐党起义动机的详细记述,但作者不可能花费笔墨去描述那些地位低下的普通人。例如,约瑟福斯甚至根本没有提到沙马伊的法利赛“学派”,尽管这位以激情洋溢和从不妥协著称的导师极力主张他那些年轻的门人投身于反抗基提人(Kittim)——希伯来语对罗马人的贬称——的伟大事业。恰恰相反,约瑟福斯认为,正是犹太祭司贵族阶层的傲慢举止,才使起义领袖们变成了罗马的显贵、帝国的走狗和调色板上的滑稽人物,使他们沦为反社会的盗匪(leistei),成了一群嗜杀成性、争权夺利、烧杀抢掠的暴徒,为了自己邪恶的利益而把那些轻信的民众引上了邪路。约瑟福斯在加利利的政敌、来自吉斯加拉的约翰是“一个动不动就撒谎的人,但在为自己赢得虚名方面却十分精明。他自认为欺骗民众是一种美德……他是一个本性虚伪的家伙,总是想兵不血刃地得到好处。”西门·巴·乔拉(Simon bar Giora)虽然不如约翰精明,但却像他一样做尽了坏事。他更像是一个充满原始力量的魔王,一个喜欢折磨富人的性格卑劣的暴君。这两个家伙率领他们的“强盗”部队返回耶路撒冷,并对城里被俘的民众(如果让他们自己想办法的话,他们恐怕就投降了)进行恐吓,这个城市的命运已经可想而知了。当时,奋锐党人任命了自己的祭司,并且用醉酒这样的弥天大罪玷污了圣殿。正如原来的圣殿祭司代表、忧心如焚的亚那·巴·亚那(Ananus bar Ananus)所说,就连罗马人也不会干出这样的事。耶路撒冷的局势一发不可收拾。这些犯罪团伙四处抢掠财产,奸淫妇女,然后杀死她们的丈夫。更令人震惊的是,约翰的部下竟然改变装束,打扮成女人“强迫与城里的女性进行骇人听闻的同性淫乱活动……他们改变了发型,换上女人的衣服,脸上抹着油膏,不仅模仿抹油膏的动作,而且还模仿女人性高潮时的丑态,享受那种有违伦理的快感。他们就像在妓院里一样,光天化日之下在大街上滚来滚去……而他们的脸就像他们用右手杀死的怀里的女人的脸一个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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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番描写过于色彩化,但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当时巴勒斯坦地区的城市和乡村发生的大规模社会动乱场面的真实记述。在韦斯帕芗征服加利利之后,有数万人(很可能有数十万人)随着起义军领袖们涌进了耶路撒冷,以便利用那里坚固的城墙抗击罗马军团。当时,除了犯罪团伙的恐怖行径之外,还发生了一些其他的事情。当有产阶级(约瑟福斯肯定属于这个阶级)面对一场由负担过重和无家可归的贫民举行的起义时,他们往往称其为“强盗”或“土匪”。当时很可能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快速发展的经济从沿海贸易区向内地推进,从而促使犹太精英阶层向土地投资,致使那些小农户沦为佃农,他们的土地可能随时被强制收回而导致无家可归。或许正是从这个阶层以及被雇用从事建筑工程的流动人口(在罗马统治下的巴勒斯坦到处都有)中间,约翰和西门才组建起了他们的奋锐党军队。一支更令人惊异但却具有决定性的军事力量加入了起义军,他们是来自以土买的老兵及其家族成员,尽管他们(如果相信约瑟福斯的话)对犹太教非常忠诚,但在以土买君主国统治期间,他们不仅没有富裕起来,反而越来越穷。所以,他们不反对当地的贵族阶层充满了仇恨,对保护他们的罗马人也十分痛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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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人把他们关在了城门之外,但当奋锐党人和以土买人破城而入时,按照约瑟福斯的说法,他们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屠杀那些不让他们进城的犹太和罗马卫兵,当天夜里就有约8500人被杀死。然后他们开始实施令人恐怖的镇压,凡有中立嫌疑的人一律清除——投入监狱、集体屠杀,并且像“一群肮脏的动物”一样暴尸街头(公然违犯了犹太诫命)。这次镇压活动的牺牲品还包括制度化妥协的象征——圣殿祭司,尤其是前任大祭司亚那,他一直在试图劝阻奋锐党人和以土买人避免陷入全面战争,而约瑟福斯认为,他的公开被杀事件意味着耶路撒冷即将面临一种恐怖的命运。尽管以土买人坚持认为,他们是尊敬“上帝住所”的人,但根据约瑟福斯的记述,整个城市就像“一个被撕碎了的躯体”。他们的猜疑心理越来越重,凡是提议妥协(更不用说投降)的人一律杀死——这位历史学家声称,城内共有12000名年轻人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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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时刻,约瑟福斯被石头砸昏的大脑终于清醒过来。他眼含热泪,固执地劝说那些守城者明白事理,应当继续忍受悲惨的命运。如果不是那些极其虔诚的犹太人,尤其是法利赛派在积极地力主实现和平的话,恐怕他这种“无私”的恻隐之心也不可能取得人们的信任。他们一致认为,上帝已经选择罗马人作为对犯罪行为实施最后惩罚的工具,罗马在但以理梦幻中罗列的神授帝国的名单中拥有一席之地,所以,继续争斗无异于是一种对抗神的意志的徒劳行为。根据《塔木德》的记述,希勒尔在与好斗的沙马伊辩论时使用的正是这样一番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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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塔木德》传统中,希勒尔最年轻的门徒约哈南·本·撒该(Yohanan ben Zakkai)一直对撒都该当权派心存疑忌,所以他对奋锐党为圣殿带来的最后的厄运十分愤怒。犹太教三种略有差别的传统,使约哈南和他的两个儿子约书亚和以利以谢(Eliezer)认识到,必须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大约在公元68年春天之前,也就是韦斯帕芗提议暂时休战而他的儿子即将实施最后的大屠杀之前,他们临时决定逃跑。有一个版本传说,韦斯帕芗混入城内的间谍发现,如果罗马方面承诺尊重犹太教的传统、正典和礼仪习俗,约哈南将劝说耶路撒冷人投降。很显然,传递消息的信号箭已经射过城墙,通知罗马人眼下和解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这位拉比被带到踌躇满志的韦斯帕芗面前。他答应了约哈南的要求,然后率领一支部队向南进发,并在雅夫内(Yavne)建立了一个犹太学园,专门研究《托拉》并遵守其诫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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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两个版本则更有创意。说这位圣哲的尸体被偷偷运出了奋锐党控制的耶路撒冷。其中一个版本说是藏在一口棺材里,并且绘声绘色地说里面还装着一些发臭的东西以混淆视听;而另一个版本则说,约哈南的一个儿子抬着他僵硬的身子,另一个儿子则抬着他的头。在这两个版本中,虽然韦斯帕芗根本不知道这个爬回来求饶的人是谁,但却为他的勇气、虔诚尤其是喊出“吾皇万岁!”(vive imperator)这样的预言所感动。韦斯帕芗一反常态,他假装谦虚地声明,虽然这样的称呼尚嫌过早,也有点冒失,但如果预言成真,他愿意让他一生无忧。约哈南向他保证这是不容怀疑的,因为以赛亚不是也曾预言,只有一位国王才能拥有耶路撒冷及其圣殿吗?韦斯帕芗被这番话深深感动了(或许他回想起以前在约塔帕塔也曾听到过这样的话),于是他大手一挥:“你先下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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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这个故事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其精华所在——即使环境已经糟得不能再糟,其外部的有形标志(指圣殿)也已经被抹掉,但犹太教将继续存在下去,而约哈南作为一个老师而不是大祭司从此将成为犹太教权威的根源——在犹太人的记忆中将留下深深的印记。这是“忍耐”的连祷词发轫的时刻。从根本上讲,犹太时间从此停止了,实际的圣殿崇拜及其献祭和朝圣仪式一去不复返了,节日本身也失去了犹太教的意义。在雅夫内,据说约哈南甚至设立了一个纪念性的哀悼日,或许就是阿布月初九的斋戒。约哈南特别允许可以在任何犹太人举行的宗教集会仪式上继续进行祈祷,这使犹太教对其物质上无家可归状况的适应能力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从此之后,祭司举手这个规定动作的重要意义逐渐转化到护身符、随葬品、遗骨匣上,并最终体现在墓碑上,所以,即使犹太人已经死去,无论他死在离家乡多远的地方,祭司都永远陪伴着他。犹太教的幽灵从历史的坟墓中自由地游荡出来。它将是永久常新的,永远存活在犹太人的记忆中。这种带有悲剧色彩的谦卑和隐忍在约哈南的故事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以这样的方式开始预示着必将有一个史诗般的结局——因而在犹太史上投下了长长的阴影。正如约瑟·哈伊姆·耶鲁沙尔米(Yosef Hayim Yerushalmi)在他唯美的《记住!》一书中所说,这实际上是历史被永恒的记忆取代的重要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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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觉得,这正是这个故事的原创者约瑟福斯之所以被称为第一个也是数个世纪里唯一的犹太历史学家的原因。这不仅是因为他赞成犹太教获得再生的前提条件(即向《圣经》经文的躯干中输入评论的血液)是用死亡和毁灭换来的,而且从某种尖刻的辛酸意义上讲,他还是第一个将其展现出来的人。在我们以忧郁的心情回忆这段历史时,我认为,从他在罗马的流亡生活开始,约瑟福斯一直坚持认为他并没有背叛上帝,他背叛的只是吉斯加拉的约翰和走上邪路的奋锐党。恰恰相反,当他劝说他的犹太同胞投降时,他只是说上帝显现的意志表明,他已经抛弃了耶路撒冷并且站在了敌人的一边;他还说:“只要我活着,我就永远不会做这样的奴隶而放弃我自己的亲人或忘记我们先祖的律法。做一个真正的犹太人,如果不是背叛的话,那么就坚定地抗击奋锐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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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致命的一击”(coup de grace)来自饥荒而不是放火或杀人,约瑟福斯以修昔底德记述雅典大瘟疫的方式(或许还模仿了其文学风格),为我们描述了一个又一个恐怖的场面。在提多大军的紧密围困下,耶路撒冷陷入了绝境。人们被饥饿逼疯了,开始吃流浪的食腐动物,他们不仅把凉鞋、腰带和盾牌上的皮革吃光了,而且像约瑟福斯所说,他们还吃一些连狗都不愿意碰的脏东西。孩子们把手伸进大人的嘴里,一直向下从他们的食道里把没有嚼烂的食块抠出来自己吃;劫匪把长长的钉子捅进人们的肛门里,因为他们怀疑可能有未消化的米粒藏在里面。最悲惨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名叫玛丽的女人的身上。她来自约旦河对岸,被困在了耶路撒冷,她竟然沦落到如此悲惨的境地,以至于杀死了怀里正在吃奶的儿子,并且在烤熟之后分成两半,吃了一半,另一半放起来准备以后再吃。烧烤的臭味引起了人们的怀疑,起义军士兵威胁说,如果她不把私藏的食物交出来,他们将撕开她的喉咙。“她回答说,她正好给他们留了很大的一份儿,并且还把她儿子的半个身子拿给他们看。他们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怖,心里顿时直冒凉气,吓得连动也动不了。她还在一边念叨着:‘这就是我的儿子,是我自己把他弄成了这个样子!你们过来吃吧,因为我已经吃过了。不要假装比一个女人更脆弱,或比一个母亲更有同情心,或许你们感到良心不安,也可能不喜欢这样的牲祭,但我已经吃了一半,另一半本来也是留给我自己吃的。’”那些卫兵惊恐万状地走开了,而这个故事却立即传遍了全城,人们“战栗不安,就好像这个闻所未闻的行为是他们自己所为”。那些快要饿死的人盼着赶紧死去,而那些已经死去的人被认为是幸运的,因为他们不用活着亲眼目睹这样的一幕幕惨剧。提多本人甚至在看到第一缕青烟飘过城墙时就在想,现在无论什么样的灾难降临在这样一个民族身上,都比不上这种非人道的暴行让他们更难以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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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福斯以教科书式的冷峻披露了这场巨大灾难的后果:数千人在大火中丧生;堆在圣殿仓库里的大量财宝被抢劫一空;男人和女人纷纷从城墙上跳了下来,可以肯定,其中就有一位名叫耶稣(有很多人都叫这个名字)的素以癫狂著称的先知。这位个性鲜明的耶稣是大祭司亚那的儿子,早在离这场战争爆发还有四年时,他就曾令人反感地在朝圣节期的庆祝仪式上以耶利米的方式大声呼喊“祸哉!祸哉耶路撒冷!”他因为自己的冒失行为而遭到鞭打,“甚至连骨头都露了出来”,但他仍然不停地呼喊了七年零五个月,直到最后这场巨大的灾难证明了他的先见之明。正是在这场灾难中,围城的投石机投出的一块石头在阵阵哀歌中击中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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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约瑟福斯来说,现在剩下的工作就是计算日子。我们这位历史学家为此可谓用尽了各种计算方法,甚至借用了《圣经》中的数字命理学。他俨然成了一个划分犹太时期的算术大师。“所以,从所罗门王最初为[第一]圣殿垒下第一块石头直到韦斯帕芗入侵的第二年(第二)圣殿被焚毁,所经历的年头总共是一千一百三十年,再加上七个月零十五天的零头;而从哈该(Haggai)在居鲁士王统治的第二年开始建造(第二)圣殿,直到被韦斯帕芗焚毁,共有六百三十九年零四十五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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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面“哭墙”的背面,除了一群群步履蹒跚的虔诚信徒,还有一大堆希律时期的巨大石块,很可能是由某种笨重的投石机械投过来的,或者是被罗马人从圣殿的南墙顶上推下来的。其中有一块石头还保留着壁龛的形状,尺寸之大足以站上一个人,而上面的铭文表明,这是“[专门留给]号手站的地方”,每当安息日和各个圣日开始和结束时,号手就会站在这块石头上吹响羊角号。还有一个地方被称为“烧剩下的房子”,现在已经是犹太居住区的一个旅游热点,在一堆巧妙摆放的盆盆罐罐和巨大的长矛头中间有一根很显眼的房梁,碳化后泛着幽幽的蓝光,就像一只海鸟折断的翅膀上的羽毛。游客会不由自主地来到挂在后墙上一张镶在破旧相框里的照片面前。这张照片虽然已经褪色,但仍然可以清晰地看出,在一个地下室的废墟里,一个少女伸出了骨瘦如柴的手臂,她竭力伸向远处的指尖似乎马上就要抓住某件东西或某件人……这根本不是对犹太人悲剧命运的浪漫夸张,因为谁都猜得出答案: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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Ⅵ 约瑟·本·玛提雅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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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700名身戴枷锁的犹太囚虏在他的朋友提多凯旋的队伍里缓缓走过时,刚刚获得“新生”的“ 弗拉维斯·约瑟福斯注169” 这只皇帝韦斯帕芗豢养的“走狗”会作何感想呢?他是一个胜利者还是一个失败者?他起了这样一个新名字是为了对他的新主子表达感恩之情,但这样一个族名是靠另一个帝国的权威赢得的,尤其是用犹太人屈辱的臣服和耶路撒冷的彻底毁灭换来的。为了表示感恩,他对这次盛大的游行作了特别详细的描述(算得上是所有文献中对罗马人的一次胜利描述得最为详细的杰作),但除了渲染韦斯帕芗和他的儿子身穿紫袍、兵士们衣着华丽、到处是欢呼和赞扬的声浪、游行队伍代表的是血与火之外,并没有多少新意。但归根结底,这样的盛大场面只不过是为了衬托圣殿被焚烧后留下的荒凉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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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描述的结尾处,他提到了“那块紫色的巴比伦幔布”——遮挡在至圣所前面的布帘——以及金祭坛,当然还有那个后来经过装饰复制在“提多拱门”上的七枝烛台。在琳琅满目的战利品中,约瑟福斯写道,“最重要的是拿来了犹太人的《律法书》”。但尽管那个无酵饼桌台就刻在挑檐下面的浮雕饰带上,但却看不见那些羊皮卷。或许他们对这个最高的表征物视而不见,或者又被抢或偷走了?无论是卷着还是打开的,难道仅仅这么几片写着字的羊皮纸会给罗马远征军的崇拜者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难道还有谁直到现在也没有意识到,不管是用雕像还是靠武力都不可能理解《托拉》中文字的真谛?既然战利品的展示如此重要,怎么会突然出现这种令人目瞪口呆的尴尬场面?西门·巴·乔拉曾经被人用一根绳子套在脖子上牵着走过街道,最后在罗马广场上遭受酷刑后被处死——这是庆祝活动结束的标志。但与西门不同,在今天这样的喜庆场合,没有代表犹太人身份的《托拉》原作是肯定不行的。“字符”的力量战胜了刀剑。就像“灵魂”离开了躯体,这些字符离开了物质的载体而自由地飘荡着。只要某个人记下了这些字符,只要某个地方的某个人抄下了这些字符,这些字符就永远不会灭绝。约哈南·本·撒该是对的。这些战利品被送进了韦斯帕芗为了取乐而命名的“和平圣殿”。据说(自然是那些幸灾乐祸的胜利者说的),犹太人可以到那里凝视和叹息,而其余的罗马人只会发出惊叹——因为这个圣殿是罗马城的第一个公共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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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次展示的战利品中是否有《托拉》羊皮卷,我们不得而知。但这样的圣物怎么会在这里呢?那不过是记在羊皮纸上的一些字符,根本就没有展示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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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约瑟福斯也非常清楚这一点,因为他所写的最雄辩有力的作品《驳阿皮翁》在准确阐释《托拉》与赞扬《托拉》的不朽性和(毋庸置疑的)普世性方面达到了其影响力和感染力的顶峰。在弗拉维斯家族的历史学家和门徒那里,还保留着大量有关约瑟·本·玛提雅这位祭司和哈斯蒙尼家族的后人的记述。甚至在这场战争的悲剧故事结束之前,约瑟福斯的口气就已经发生了变化。下面这个最后的悲惨故事或许发生在公元73年,也就是说仅仅比他开始写作的时间早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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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画面从耶路撒冷转向马察达(Masada)。在全面的敌对行动爆发之前,奋锐党人就已经从帝国政权的手中夺取了这个要塞。由于这个地方西接平原,东瞰死海,希律以他一贯的狂妄自大作风建造了一处宫殿式的要塞。其坚固的程度足以抵抗愤怒的犹太人和天生对他怀有仇恨的埃及女王克利奥帕特拉(Cleopatra)。要塞中食物供应充足,并建造了先进的集水和储水系统。当耶路撒冷陷入火海时,起义大军的幸存者中有不到1000人逃到了这个山顶要塞。虽然约瑟福斯说,他们大部分是“短刀党”,即从破坏逾越节的犯罪团伙易帜为起义军的奋锐党中坚分子,但很有可能是一支奋锐党暴徒与家庭成员混在一起的杂牌军。他们在起义军第三号领导人以利亚撒的带领下,在从岩石上开凿的各种浮雕下和用于洁净仪式的水池边,在仓库中和门廊下驻扎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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