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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座城市落入大希律之手后，随即被列入他一长串待建工程的名单之中。一条装饰精美、柱廊式、带拱顶的沿着南北主干道的步行街就是希律的杰作。这座城市已经出现了许多异邦神庙和一座圆形露天竞技场。并且罗马人为了举行战车比赛和角斗士竞技建造了一座宏伟的赛马场，在最大的剧场中增加了一个带有柱廊的舞台，同时还建造了一些不可或缺的浴室。种种迹象表明，犹太人和他们的非犹太邻居一样，正在享受着安逸的都市生活。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如此奢华，以至于吸引了大量富有的外来移民，有的甚至来自巴比伦王国。有一个叫撒玛利亚的人竟然带着500个马夫、100个亲戚和门客、随从涌入城中，然后在城外买下了一处地产，种植当地特产的大米，俨然过上了犹太族长式的安条克人的生活。达夫尼富裕的郊区山庄星罗棋布，镶嵌画琳琅满目，喷泉此起彼落，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休闲区，并且罗马人还建起了一座阿波罗神庙。家境殷实的犹太人大多住在那里，他们作为社会精英，平常就在玛特罗纳会堂里举行集会和祈祷仪式。显然，对于屈梭多模的恐怖描述而言，这个建筑物实在过于漂亮，难怪那些女基督徒一听到新年节的羊角号声就会趋之若鹜地赶过来，和犹太人一起为用希腊文的诵读《托拉》的犹太教拉比和用同一种语言布道的基督教牧师热烈鼓掌。如此离经叛道实在令人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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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更多的犹太人并没能过上达夫尼那样的生活。他们的生活区是城里东南部的克拉特恩（Kerateion），那里也坐落着一座新建的圆形露天剧场。他们的会堂（在城区周边可能有很多）也被称为“阿斯蒙尼”（Ashmunit），这样的叫法肯定与哈斯蒙尼人有关。同样，这座犹太会堂不仅吸引了大量信奉基督教的游客（这当然会让屈梭多模感到愤怒），同时也吸引着那些家境相对贫寒的犹太人，包括工匠和从事工艺品贸易的商贩。当时他们的经营范围就已经专门化，划分为金银器、皮革制品、编织物以及针织刺绣等。在城外不远处的乡间，一些犹太地主开始种植叙利亚大米，而那些从地主手中租种土地、收获庄稼的人也是犹太人。在与美索不达米亚接壤的乡间，大大小小的犹太会堂星罗棋布——如阿帕米亚（Apamea）和米西斯［Misis，即摩普绥提亚（Mopsuestia）］等地——内墙上同样也有大量常见的镶嵌画和相关捐助者的铭文（包括“挪亚方舟”的故事）。这也证明，无论多么遥远的散居点，这种生动而丰富的装饰方式都是非常流行的。我们从贝特·谢利姆的墓群中发现，许多在安条克城或附近去世的有钱人，包括一个名叫“亚迪西奥斯”（Aedesios）的社区领袖，他们的后人在其忌日重新安葬了他们的遗骨，以便按他们独特的理解让他们的安息地尽可能地靠近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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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居住在安条克的犹太人，即使他们不得不在随时遭到驱逐的威胁、不时爆发的仇恨浪潮中苟延残喘，但仍然深深扎根在自己的家乡不愿离开，从而成为其社会和历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但是，他们已经明显地感受到，在接受了救世主耶稣的人和继续拒绝接受他的人（约翰·屈梭多模对他们充满了仇恨）之间，要想和谐共处是根本不可能的了。顽固盲信的人和获得拯救的人之间需要彼此区分开来，划出一条清楚而确定的界线——否则基督徒的尸体（基督本人的尸体当然是永远不会腐烂的）将找不到安葬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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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这两种一神教并不都是如此界限分明、相互排斥的。就连耶稣本人在布道时也根本没有或几乎没有提出彻底否定《托拉》的要求。所以，当地人完全有可能当一个所谓“犹太基督徒”。在当时的巴勒斯坦边境内外，他死后的最初几代人中就曾出现过大量的犹太基督徒。根据殉道者游斯丁在公元140年科林斯的记述，在他与一个名叫“特里福”的犹太人的一次激烈对话中，就曾称这些犹太基督徒为“以便尼派”（Ebionites）。这个词正是来源于希伯来语中的“穷人”（evyon）一词，而拉比们则有时称他们为“一文不名者”（minim）。这个称呼也许与他们的社会地位并没有太大关系，因为他们是遵循耶稣“登上宝训”的精神而变成穷人的。根据《马太福音》（他们最愿意读这一篇经文）的说法，以便尼人接受了耶稣为弥赛亚，但他却是以希伯来《圣经》预言的人的形象出现的。他是驾着天国的祥云降临的“人子”，《但以理书》（第7章）“见兽的异象”中描述“他的头发像纯净的羊毛”，从而许诺“他的权柄和荣耀……永不败坏”。这就使以便尼人耶稣变得人性化，有实实在在的人身，是约瑟和玛利亚结合所生，而绝对不是贞女自孕所生。他们拒绝接受所有关于他具有神性的说法。对任何一个犹太人来说，基督和上帝共存（而不是由上帝所造）的说法都是一种彻头彻尾的亵渎，因为这违背了他们在“示玛篇”中每天都在重申的“唯一性”的终极真理。不过，他们接受了“人身弥赛亚”复活的事实，因为这种说法并不比《圣经》里描述的许多奇迹更令人难以置信——尽管关于“耶稣的死难消除了人类的所有罪孽”的说法已经超出了奇迹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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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与撒拉米的伊皮法尼斯（Epiphanius of Salamis）有关的一些以便尼派习俗，有许多也的确与我们所了解的库姆兰社团当时的情况非常吻合。他们都精心制作天使的雕像；他们都坚决抵制神殿固有的权威性（因为尽管法利赛人在《新约》中被描述为耶稣的敌人，但他的布道对象反而更多的是撒都该贵族阶层）；他们都过分热衷于洗浴和清洁。除了一个重要的例外——以便尼派坚决反对《托拉》中有关动物牲祭的规定，因为他们是严格的素食主义者。但他们都恪守《托拉》中其他所有的要求：斋戒日和重要节期、饮食律法以及安息日。据说“义人”雅各——耶稣的兄弟，“耶路撒冷教会”（指耶稣复活和升天之后，其追随者组织的第一次集会）的创始人——出于招募以便尼派加入教会的迫切需要，曾要求他们立即并且彻底放弃《托拉》律法，并以此作为加入基督教会的条件。彼得的第一项使命针对的就是“行过割礼的人”，他与雅各也持有同样的观点。很可能当时这些新入会的人虽然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但却仍然继续奉行犹太人的礼仪，可他们依然被基督教会所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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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基督教神学的真正创立者和推行者的保罗而言，这还远远不够，他采取了另一种更激烈、更强硬的政策，从而最终使犹太人不可能既去基督教堂又去犹太会堂参加宗教活动。雅各和彼得身上的犹太性使他们更倾向于用一种犹太教的形式来表现对耶稣的崇拜。他们借用希伯来经文中的预言，进一步强化而不是放弃《托拉》。虽然在一些重要方面，保罗也认为基督教并不意味着完全抛弃犹太教，而是其预言的最终实现，但保罗为了迎合他的弥赛亚诺言，对《圣经》进行了“错误”的解读。保罗认为亚伯拉罕与上帝立的约是属于所有人类的。并且如《创世记》中所说，他本人作为族长是“诸民族”的父。他信任上帝甚至把自己的儿子捆起来献燔祭（又一个预兆），如此等等。保罗认为，《圣经》曾宣称其本身或“摩西律法”终将被“新约”，即新的信仰所取代。保罗把摩西律法比作“学校里的老师”，我们当然需要老师，但他们的教义却让人们远离了信仰的启示。这样的律法显然有点过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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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还借他的犹太血统大做文章，但却与雅各和彼得在完全相反的意义上来看待这个问题。他抓住一点，把古老的和新式的以色列人区分开来。在安条克，保罗和彼得关于遵守《托拉》的残余规定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彼得拒绝与未行割礼的人一起用餐（大概有三次类似的拒绝行为），而保罗则将其看成是一种道德上的懦弱。事实上，保罗认为这是一种在高歌猛进的福音真理面前的退缩行为，因为基督用自己的血立下“新约”，这已经让肉体上的旧刀痕变得多余了。“（在耶稣基督眼里）受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墨守成规就是在耶稣受难换来的拯救面前退缩。现在不仅“摩西律法”已经变得多余，而且遵守其中规定的义务也变成了笼罩着纯洁信仰光辉的乌云。“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称义……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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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保罗把基督教神学的重心从耶稣的生命转向他的死亡的时候，也就暗示着犹太人杀死耶稣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一事件将成为这个新宗教教义的核心思想。由于基督与圣父上帝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实体，所以他们杀死基督就相当于弑神。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他与犹太人在对圣殿被焚毁的解释上的对立：对坦拿们来说，这只是对不遵守《托拉》的惩罚（正如第一圣殿的情况）；而对保罗来说，则是因为他们对《托拉》违背得还不够，只不过接受了其替代物。既然犹太人一直以古老律法及其弥赛亚预言的守护人自居，那么他们其实根本不清楚自己的经文的含义（至少保罗是这样认为的），而这就更显得不可理喻和不可饶恕。只有用“某个魔鬼附体”这个理由，才能解释这种冥顽不化和恣意妄为的“铁石心肠”（基督徒几乎从一开始就用这个词来形容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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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保罗对他的犹太同胞一直坚持他们自己宗教的核心理念感到绝望，但他对被赋予向全世界非犹太人传播福音真理的使命仍然心存感激。显而易见，当犹太人坚持《托拉》只属于他们自己时，耶稣基督的受难必然是为了免除所有人类的罪恶。除此之外还会是什么呢？所以，保罗便借用《圣经》中所有的普世性元素——从《创世记》开始比比皆是——来强化福音书普遍适用的特点。他还通过风趣的隐喻，认为非犹太人是嫁接在老树枝上的“野橄榄”。当然，在这个时候，暂时抛开镶嵌画画面中的律法，以及其所蕴含的那些更令人痛苦的或者说更严厉的因素，以便为纯洁的基督信仰让路，也不一定全是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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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保罗及其追随者而言，当他们发现不仅非犹太人，甚至还有一些自称为基督徒的人，纷纷为犹太人举行的各种仪式所吸引，去犹太会堂参加他们的集会，聆听他们的羊角号和诵读声，与他们一起斋戒和庆祝，甚至出席他们的逾越节家宴而不去吃“圣餐”时，他们会感到何等失落，又是多么愤怒！这种现象不仅在君士坦丁大帝将基督教确定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之前曾经有过，而且在此后一直如此。这至少表明，“旧约”和“新约”一直并驾齐驱，犹太教在整体上并没有直接被福音书所取代。当然，其中的部分原因应当归诸基督教会神职人员本身的行为。作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同时也作为为了迎接他的再临而皈依的新人，犹太人必须要保留下来。如果他们发现，基督教的普世主义，实际上是与拉比们：接纳那些希望遵守《托拉》基本规定的非犹太人，这个观念相一致的话，他们肯定会感到不安。作为一种长期坚持的传统，曾经在伊甸园中授予亚当的“挪亚六诫”只是要求非犹太人勿行偶像崇拜，不得亵渎、偷盗、杀人、通奸和食用被勒死因而未放血的动物的肉（一般认为所有的人类都厌恶饮血）。在洪水退去之后，上帝再次向挪亚启示了上述诫命，并加上了第七条诫命，即建立公正的法庭。凡遵守这些核心诫命的人，即使没有进入犹太人的约，但作为“正直的非犹太人”或“敬畏上帝者”，在来世（olam haba）都会得到救赎。如果以便尼人是犹太基督徒的话，有没有接近于基督徒的准犹太人标准呢？至少在位于卡利亚（Caria）（位于现在的安纳托利亚西南部）的一个名为阿芙洛迪西亚（Aphrodisias）的犹太社团，有一些有趣的证据得以保留下来。那里的犹太人和“敬畏上帝者”曾共用一个犹太会堂，长长的捐助者名单中共有68位犹太人，个“敬畏上帝者”（即以便尼人），甚至还有3个完全皈依犹太教的异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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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斯替派（Gnostic）版本的福音书坚决主张耶稣具有双重本性，即人性和神性。但这也不过是增加了某种合体的可能性而已，并且显然没有得到两种教义的卫道士们最终承认。毕竟二者尚有许多交叉点需要澄清，如吃圣餐时把圣饼和酒作为救世主的肉身和血显然是由掰碎无酵饼和逾越节家宴上饮酒的习俗演化而来；作为对圣殿“献祭的羔羊”的记忆，逾越节家宴上特有的烤羊腿仪式也反映在救世主的羔羊形象中。仿佛这两个处于发展中的宗教，一直在不时地看一看彼此的背影。然而，由于《托拉》中未曾提到任何有关逾越节家宴的信息（只提到献祭和背诵《出埃及记》），所以有人甚至更大胆地推测，拉比们发明的逾越节家宴或许只是为了回应基督教的复活节仪式，而不是出于其他的原因。在这个成形阶段，两个宗教无疑陷入了“逾越节—复活节”的争论和对话之中。尽管公元325年在君士坦丁亲自出席的尼西亚公会议上这两个节日被作出了区分，并规定如果两个节日恰好在同一天，犹太人就应该改变逾越节的日期。但在此之后争论仍然在持续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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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君士坦丁大帝授权屈梭多模彻底并一劳永逸地解决两个宗教之间的长期纷争。在君士坦丁写给那些无法亲自出席尼西亚公会议的主教的信中，他非常明确地表明自己像保罗一样坚持强硬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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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随犹太人庆祝自己的神圣节日的习俗是很不恰当的，因为他们的双手罪行累累，这些邪恶的人的心灵已经完全为黑暗所蒙蔽……因此，让我们不要再与犹太人（他们是我们的敌人）共享任何东西，并时刻注意避免与他们邪恶的行为方式有任何牵连……因为围绕我们的主受难这件事，他们根本不可能持有任何正确的观点……［不要让］你们纯洁的心灵与一个完全堕落的残酷民族共享任何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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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梭多模也许会说，他只是按照基督教帝国的第一位皇帝的信件中未曾得到执行的指示来办事的。他们之所以开始采取这种务实的方针，是因为他们意识到同时既当基督徒又当犹太人是根本不可能的。“犹太人和我们之间的区别并不是局限在一些小事上，”屈梭多模说，“为什么你们要把不可能混在一起的人混在一起呢？你们应该清楚，是他们把你们崇拜为上帝的耶稣基督钉上了十字架。”于是，他的追随者就用他的原话挑逗安条克的犹太人，说屈梭多模的意思是要对犹太人实施一种人身隔离。要做到这一点，仅仅把犹太人简单地定性为盲从、愚钝和顽固（就像殉道者游斯丁在与特尔福对话时对他们的定性一样）是远远不够的。他们必须被定性为行为邪恶的低等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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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梭多模在公元4世纪80年代末期提出的“八条论纲”已经大大超越了保罗所持的困惑态度：历史上第一次针对犹太人提出了所谓“社会病理学”。“八条论纲”借用了在远古时代曾经盛行一时的魔鬼学研究——犹太人是包藏祸心的绑架者，出于宗教仪式的需要，竟然争食他们有意养肥的非犹太人——但又在这类古老的传说中添加了一些新的证据。杀死耶稣基督只是他们天生嗜杀倾向的一种表现。他们谋杀了基督，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根据他们自己的供述（其实是屈梭多模说的），他们杀死的是自己的儿子和女儿。“显而易见，”他在第二条论纲中恶狠狠地说，“他们已经陷入了谋杀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屈梭多模引用了《诗篇》（第106章）中的两行诗句（几乎可以肯定其中的情节指的是国王玛拿西骇人听闻的献祭方式），把这种发生在古代的暴行（假定真的发生过这样的暴行）描绘得仿佛就像昨天刚刚发生一般。“他们用自己的儿子和女儿向魔鬼献祭，这无疑是出于他们凶残的本性……他们甚至变得比野兽还凶残，竟然毫无理由地用自己的双手杀死自己的后代，献给复仇的魔鬼这个我们生命中的死敌。”也许这类事情在许多代人之前的确发生过，但屈梭多模却指责当时的犹太人的舌头依然带有血腥味儿。他的第六条论纲开篇就引用了一个恐怖的比喻，说贪婪的野兽一旦尝到了血和肉的味道，就永远不会满足，而这些野兽就是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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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他们全都胖得令人厌恶，被遗弃在肮脏的泔水中“纵情声色”（当然，像约翰这样的苦行僧最厌恶这样的生活）。众所周知，他们性欲旺盛，古人对此早有记述——他们假装热衷于用镶嵌画表现割礼场面，实际上不过是为了增强和展示自己的性欲。他们都是臭名昭著的“小贩和邪恶的商人”，只要你被他们盯上，你便在劫难逃。“还想要我告诉你们什么呢？难道要我告诉你们，他们擅长劫掠，他们贪婪，他们抛弃穷人［这一指控令人感到惊异，因为犹太人向来以乐善好施闻名于世］，他们偷盗，他们做买卖靠欺骗？要让我把这些全给你们讲一遍，恐怕用一整天都不够。”他们不适合从事真正的工作，约翰就曾说“［不过］他们最擅长杀人”。他还杀气腾腾地说，这就是为什么基督说“至于我那些仇敌，不愿我做他们的王的，把他们拉过来，在我面前把他们杀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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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能把他们全部杀死（至少当时还没有），那么至少所有的“犹太化”行为——包括随随便便地跟他们谈友情交朋友，在犹太人的神圣节日傻乎乎地往犹太会堂跑——必须要停止。教会当局不得不专门向常去那里的基督教神职人员下达禁令，我们仅凭这一点，就可以推断出他们当时已经养成了去犹太会堂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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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许多人尊重犹太人，并且认为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可敬的。这种致命想法，正是我急于要揭穿并彻底清除的……任何人都不要尊重他们的会堂，因为圣书中让你们仇视并避开它……难道你们不向他们打招呼或者说句话会死吗？既然他们是全世界共同的耻辱和污染源，你们不离开他们难道不是找死吗？……和有这么多不洁魂灵附体的人去同一个地方，和这些用屠刀和血腥养育的人去同一个地方……他们每一种无法无天的犯罪行为都沾满了鲜血……甚至把自己的女儿献给魔鬼，你们难道不会感到不寒而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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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举止得当、身份体面的基督徒而言，似乎唯一能做的就是：避免以任何方式与这些“移动的传染源”发生接触，除了时刻提醒他们福音的真理：“你们确实杀死了基督，你们确实对伟大的主犯下了暴行，你们确实让他身上溅出了神圣的血。这就是你们根本没有赎罪的机会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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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观点并非出自基督教王国蛮荒之地的某些精神错乱的离群索居者之口，而是出自道貌岸然的约翰的“金口”：他不仅在自己的家乡安条克，而且在整个东方基督教王国中，都是最受尊敬和最具影响力的布道者。约翰的声音被认为是最真实、最虔诚的，是一种可以穿透大都市中的尘世安逸，提醒那些沾沾自喜的人时刻不要忘记自己的真正职责的声音。这种声音将强烈的苦修意识与狂热的战争叫嚣融为一体，号召基督徒要以永不宽恕的心态去面对自己的敌人，即杀害基督的凶手。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在后来的基督教时代将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面对这种可怕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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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试图把犹太人变成一个“贱民部落”的声音将能持续多久呢？又会传播多远呢？如果发生人身攻击，帝国的法律会保护他们吗？抑或政权当局会听任愤怒的人群把仇恨发泄到他们身上，反而指责他们无视基督的劝告？屈梭多模的声音并没有被忽视，而是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他的演讲被人用文字记录下来，并由那些听过他演讲的人流传开来，这本身就说明当时人们对他的声音是非常重视的。公元398年，就在他的“八条论纲”成书仅仅11年之后，约翰被擢升为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即牧首，从而使他开始觊觎皇帝的宝座。但由于他的疯狂程度至少部分地取决于“叛教的”皇帝朱利安的记忆（他的恐怖声音依然在耳边回响），犹太人肯定为此感到庆幸，因为在公元362—363年，正是这位皇帝曾允许安条克的犹太人返回耶路撒冷并重建他们的圣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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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利安在罗马帝国的领地内，曾发起短暂但却具有戏剧性的恢复异邦圣殿和节日仪式、宽容所有宗教一律平等的“去基督化”运动。这尤其令罗马教廷感到难堪，因为朱利安本人乃是由基督徒父母抚养成人的。他的父亲是第一个基督徒皇帝君士坦丁大帝的同父异母兄弟。而君士坦丁本人，尽管尊重犹太人按照自己的传统进行宗教活动的权利，但仍然认为“他们犯下了不洁的罪行……只不过陷入了一种顽固的盲从”。朱利安也许有所不同，因为他是一个哲学家王子。“《圣经》民族”并不是因为他提倡的享乐主义才特别地拥戴他。而他在看到这部书的内容时也曾表现出某些不满，并且尤其厌恶其中暗示只有以色列人才能得到上帝真正福佑的那个“特别的约”。但他又觉得他们根本没有理由这样做，他们完全可以像其他民族一样，在对他们偶然选中的对某个神的崇拜中得到保护，只要他们——不像基督徒那样——不把这种崇拜强加于其他人。他的仁慈也泽及了当时已经失去圣殿和 “金色城堡”注191 的犹太人。在他们被允许朝圣的那个沉痛的日子即阿布月初九（圣殿被毁的纪念日），希律圣殿那段残留的西墙不仅是一个恸哭和哀悼的公共场所，而且也是一个吸引着怀有复杂情感的基督徒旅行者的胜地。公元333年，一位旅行者就曾提到，他们来到矗立在圣殿旧址上的哈德良雕像前，“痛苦地哀悼，用力撕扯自己的衣服，然后就平静地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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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梭多模或许会突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不寒而栗，因为最后一位叛教的皇帝和犹太人之间这次突然而反常的相互理解就发生在他的大本营安条克。公元362年，朱利安本人也来到了“西墙”边，但不过是为了招募准备与波斯人开战的军队。那些一直反对朱利安的士兵从城内甚至整个叙利亚境内召集了一个犹太人组成的代表团，质问他们为什么不依照摩西律法的要求向他们的上帝献祭。他们回答说，摩西律法不允许我们在耶路撒冷以外的地方献祭。“让我们返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和祭坛，我们就会像过去那样献祭。”主张用暴力对付犹太人的传教士以法莲·塞鲁斯（Ephrem Syrus）画了一幅反映这个“非神圣同盟”的讽刺画，犹太人在“魔术师和偶像崇拜者朱利安”这个魔鬼的肩头载歌载舞：“行过割礼的人吹着羊角号，就像一群疯子。”但当时的情况很可能是，至少某些犹太人对重建计划怀有复杂的情感，因为毕竟弥赛亚的降临被认为是重建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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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在突然之间，这项重建计划引起了朱利安这位野心勃勃的历史主宰者的兴趣。因为这样做至少会在一定程度上戏剧性地否定基督教所谓“圣殿的废墟将永远作为提醒人们拒绝救世主的后果的标志物保住下来”的老生常谈。但是，一个更为惊人的事实也许是，作为一个罗马皇帝，尤其是一个出生在基督徒家庭的皇帝，他肯定想到过建立一座“让他的统治永垂不朽的丰碑”。正如同时代的罗马历史学家阿米亚努斯·马切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所说，“不惜以巨大的代价重建……那座被他自己的臣民焚毁的一度矗立在耶路撒冷的雄伟圣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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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363年春天，重建工程似乎进展顺利。为了监督工程进度，朱利安任命他最信任的安条克人、曾担任过大不列颠总督的阿里皮乌斯（Alypius）出任工程总监。在一封写给族长希勒尔二世（Hillel Ⅱ）的信中，阿里皮乌斯要求对重建的成本作出预算，并任命了一位收税官员专门接受从各个犹太社区募集的专项资金（模仿历史上为维护圣殿而征收“舍客勒”旧银币的情景）。巨大的石灰石和木材被源源不断地运往耶路撒冷，实际上圣殿中一个尚未完全倒塌的门廊还被改建成了一座临时会堂。在与波斯人作战的征途中，朱利安宣布：“我正在以全部的热情为至高的上帝建造一座新圣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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