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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如那些基督教神父所期望的那样,上帝毫不留情地作出了最后的裁决。根据阿米亚努斯·马切利努斯的记述,在5月末的一天,“令人恐怖的火球在刚刚垒下的地基上爆炸,烧死了几个工匠,并且使人无法靠近建筑工地。因而,垒下的基石就仿佛有违天命,于是工程被搁置起来”。几乎可以肯定,这次所谓“爆炸”是由发生在加利利的一次地震引起的。但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基督徒自然认为这是一种上天的惩罚而欢欣鼓舞。对于全能的上帝如何看待这次“烂尾”重建的疑问,恐怕也只能留给历史来回答了,因为朱利安本人在一个月后的一次战斗中被一根波斯人的长矛刺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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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们终于松了一口气,为他们在紧要关头逃过了异教和犹太教的魔爪而热烈祈祷。虽然一场基督教世界面临颠覆的噩梦终于结束,但却让罗马教会的神父们敏锐地意识到,也许罗马这个基督教帝国的根基比他们想象的还要脆弱。所以在朱利安的“叛教”插曲之后,报复式的镇压更加残酷地落在了异教徒而不是基督徒身上。虽然犹太教仍然作为“合法宗教”被保留下来,但异教崇拜却没有那么幸运。各种异教神庙被摧毁,异教崇拜被取缔,甚至在私人居所里从事异教崇拜活动也变成了犯罪。尽管那些更崇尚武力的教会神父们,试图逼迫帝国行政当局让犹太人生活得更艰难——最好让他们不得不皈依基督教——但他们应该对进一步把两个团体分开的强硬措施感到满足:不得通婚(拉比们当时刚刚制定了更利于通婚的规定),不得为非犹太仆人或奴隶行割礼,不得对非犹太人的庄稼和田地祝福,基督徒不得与犹太人在一张桌子上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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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这场使犹太人和犹太教边缘化,甚至非人化的运动中却出现了两个限制性因素。首先,在应该如何干预犹太人皈依基督教和如何把那些顽固不化的犹太人认定为贱民的问题上,基督教会中那些最能言善辩和博学多才的神父内部产生了分歧。哲罗姆(Jerome)曾在巴勒斯坦生活了许多年,他学会了希伯来文并把最初的《圣经》文本翻译成了拉丁文,即所谓“武加大”(Vulgate)译本。他虽然曾近距离地接触过犹太人,尤其是他那些已经皈依基督教的犹太老师,但他仍然对他们的“刚愎自用、邪恶变态和对十字架犯下的血腥罪行”耿耿于怀。“凡不属于基督的,就是反基督的。”凡与犹太人有关的事情,都必须退回到他们在耶稣受难时所扮演的角色来看待,包括他们不健康的习俗,他们荒谬的割礼制度,以及他们对律法“字符”的粗俗痴迷。奥古斯丁由于更历史地看待犹太人和他们的《托拉》,所以显得十分引人注目和与众不同。既然上帝把他们单独挑选出来接受他的律法,怎么会认为割礼是不值得的呢?按照奥古斯丁对割礼的理解,这种“割掉”血肉的做法实际上是耶稣基督本人自愿舍弃肉身的预演。如果保罗本人没有行过割礼,为什么他对犹太人不愿意看到割礼被取代如此愤怒呢? 提摩太(Timothy)注192 行过割礼吗?同样地,奥古斯丁竭力地发挥自己的历史想象力,从而赋予了耶稣及其门徒以完整的犹太身份。而在当时,他曾给哲罗姆写过一系列信件,就许多微妙的争议问题进行讨论。他认为有必要把犹太人保留下来,让他们不受打扰地遵守他们的传统和律法。因为上帝肯定要让他们流散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作为《圣经》中关于基督降临的预言的守护人在地球表面流浪——无异于一座随时随地可以利用的移动博物馆。确定无疑的是,他们只有皈依基督教才能获得拯救。如果上帝愿意,并且通过劝说而不是强迫,一旦时机成熟,这个愿望必定会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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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公元4世纪后期的皇室铁腕人物狄奥多西一世在律法问题上奉行保守主义。他不遗余力地清除异教影响,从而先发制人地消除了再一次发生朱利安式革命的可能性,并坚守着原来未曾明言的约定。只要犹太人是忠诚的(波斯巴比伦王国的真实存在,使这个问题变得非常重要),那么当他们面对人身骚扰或更糟的情况时就应该受到律法的保护。屈梭多模通过语言暴力对狄奥多西的坚定信念提出了挑战,当时他的“八条论纲”尚未最后完成。公元388年,四处横行的暴徒攻击了帝国东部地区包括亚历山大在内的所有犹太会堂,而在叙利亚的暴行尤其残酷。在幼发拉底河畔的卡利尼古姆(Callinicum),那里的犹太会堂被一伙暴徒在当地主教的怂恿下夷为平地。起初狄奥多西曾以杀鸡儆猴的方式作出了强硬的反应,命令主教自己出资重建会堂。但他的决定引发了一波巨大的抗议浪潮,各地的神职人员一时惊恐万状:基督徒竟然要出钱为犹太人盖房子!其中的一个主教就是米兰的安布罗斯(Ambrose),他在一年前就曾经被马格努斯·马克西姆(Magnus Maximus)要求在罗马重建一座犹太会堂的命令所激怒。此时,他再次跳了出来,公然指责皇帝本人的裁决是“大不敬”。他把自己装扮成先知拿单,而狄奥多西则成了犯错的大卫王。安布罗斯拥有优秀的表演天赋(并受过经典修辞学方面的贵族教育),他表示自己可以为他们顶罪,甘愿领受惩罚。如果有必要,甚至可以以身殉道。但无论如何,教会也不要给犹太人任何赔偿。“我就站在这里,”他对皇帝吼叫着,“站在你的面前。我宣布,是我本人烧毁了会堂,其他的参与者也是我命令的,因为在基督被拒绝的地方本来就不该有任何建筑物。”既然上帝已经命令焚毁犹太会堂,那么无论安布罗斯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当机会来临时,他肯定会亲自完成。至于犹太人,“你不要为他们祈祷,更不要怜悯他们”。在这次当面冲突之后,狄奥多西撤销了他的惩罚令,改为由公民和城邦共同出资重建犹太会堂。但这项命令后来并没有得到执行。这似乎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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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更糟糕的还在后面。在此后的一个世纪里,基督教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们发生分裂,他们在其领地的边境上陷入了全面战争——在欧洲要抵抗柏柏尔人,在小亚细亚要面对波斯人,宫廷内部充满了阴谋和杀戮,而对犹太人的忠诚则表示极大的怀疑——这使他们更愿意响应教会发起的在帝国的领地上让犹太人变得比罗马人更少的号召。公元435—438年,狄奥多西二世统治期间颁布了一系列法令,使犹太人在拜占庭帝国的生活变得空前的反常和艰难。根据禁令,不仅不再允许建造新的犹太会堂,而且禁止对旧会堂的一应设施进行维修。这样的禁令无异于纵容杀人放火,因为当时已经不允许犹太人提出损害赔偿。基督教牧师们可能会(而且的确是这么做的)出现在一片不成样子的犹太会堂废墟前,然后立即下令将其改为一座基督教堂。如果无法改变原来信徒的信仰,就先改变会堂的内部结构。犹太人不得担任任何公职,只干收税的差事,而犹太收税人要忍受各种各样的侮辱但却没有任何特权。犹太人不得在军队中服役,但他们长期以来早就失去了当兵的资格,所以这个禁令似乎有些多余。但这样一来,犹太人在埃及和希腊—罗马的小亚细亚领地上作为雇佣兵的悠久传统到此就真正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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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编织在希腊—罗马文化生活巨毯上的犹太丝线开始渐渐地被拆散了。从当年王子犹大传奇般地与卡拉卡拉和安东尼·庇护达成相互谅解开始,形成了罗马帝国当局与犹太族长(Ioudaioi)之间相互联系的政治体制。而这种体制随着迦玛列六世(Gamaliel Ⅵ)于公元425年去世而宣告结束。拜占庭当局并未任命新的继任者。而四年之后,官方正式取消了犹太族长这一职位。而这使被剥夺了合法保护权利的犹太人的命运越来越令人感到忧虑。从屈梭多模的布道词以及西门·斯泰利特(Simon Stylites)、以法莲·塞鲁斯的偏执教义中透露出一些更骇人听闻的传说,它们开始深深地根植于基督教民间文化之中。犹太人的普珥节变得尤其可疑,这很可能是因为这个故事与波斯人有关,并且犹太王后以斯帖在其中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传言越来越多,说犹太人为庆祝这个节日,借用杀死哈曼的场面来模仿在十字架上受难的耶稣。更为离奇的是,据说有些基督徒儿童遭到绑架,犹太人先对他们百般折磨,然后钉上十字架。公元414年,在离安条克不远的因梅斯塔(Inmestar),有关犹太人为庆祝普珥节绑架并杀死了一个儿童的传言,引发了一场骚乱。甚至在1500年之后,依然有人对这类故事深信不疑,只不过犹太人的“杀人阴谋”已经改成了逾越节版本,而犯罪的方式也变成了用基督徒的血烤制无酵饼。屈梭多模坚持认为,既然犹太人当过一次杀人犯,那么就永远是杀人犯。至于折磨儿童并用他们献祭的指控,不过是即将到来的一场场“重头戏”的序幕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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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共享同一种城市生活的历史——即使按照奥古斯丁提出的“容忍但不鼓励”原则,仅仅过一种“宗教宽容”的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同时,在整个罗马帝国彻底基督化之前和之后,犹太教一直享受的合法保护也随之消失了。当查士丁尼(Justinian)法典于公元532年颁布的时候,犹太教第一次被排除在“合法宗教”之外。三年之后的535年,查士丁尼发布了一项更为严格的禁令:罗马帝国境内所有的犹太会堂都要改成基督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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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另一方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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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犹太人来说,拜占庭帝国很快就出现了一抹曙光。对于这个帝国,当时的犹太诗人曾将其比喻为但以理在精神迷乱的梦中获得的启示——长着十只角和铁齿、铜爪的第四只野兽。即使如此,这一切总会过去的,因为这十只角最终会转过来攻击这只身上非要长这么多角的野兽。对于一个好战的罗马皇帝、一个始终怀有统一基督教帝国的伟大梦想的皇帝来说,查士丁尼所能做的大概只有这么多了。他关于变犹太会堂为基督教堂的法令从来也没有得到严格的执行。据我们所知,只有一个相对重要的例证,就是约旦东部的耶拉什(Jerash)。那里有一座建于公元4世纪的非常漂亮的犹太会堂于6世纪30年代初被改造成了基督教堂。对于那些鸠占鹊巢的基督徒而言,犹太人的建筑显然过于华而不实。因此,犹太会堂里描绘挪亚洪水的鲜艳而华丽的镶嵌画(幸运的是,其残片得以单独保留了下来)被铲掉,并换成了更庄重的几何造型设计,只剩下一些动物——绵羊、鹿和公牛——依旧平静地在残破的石头上面吃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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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士丁尼自己当然也明白,集体皈依毕竟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完成的。他的计划基本上是按照奥古斯丁的思路设计的,他只是希望顺势让犹太人皈依,而不是用棍棒胁迫他们改信基督。虽然已经禁止他们研读《密释纳》,这在当时算得上是一项极其卑劣的措施,但他却愚蠢地忽视了如下事实:既然这本书记述的是口传律法,那么其中大量的内容早就已经内化于犹太人的社会习俗与律法行为之中。在另一项法令中,查士丁尼竟然规定犹太人在会堂里必须用希腊语诵读《托拉》(每三年通读一遍),其实在许多地方他们早就这么做了。当时使用的版本是亚历山大的“七十子译本”,即由耶路撒冷第二圣殿时期的犹太人翻译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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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的罗马帝国以为这样就可以加速希伯来语的消亡,但显然为时已晚。这种《圣经》的语言不仅没有过时,而且正在进入一个充满活力和不断创新的新阶段。《塔木德》的两个新版本——“增写本”(或许为加利利人所写)和“便携本”,就是在巴比伦的帕姆贝迪塔、尼哈迪亚和苏拉犹太研究院中写成的。其中为《密释纳》增补了大量的评注,形成了所谓的《革马拉》。他们正是用这种方式创立了一个庞大的、惊人的、具有漫谈式风格的希伯来文文学体系。其内容不拘一格,从流传已久的神秘传说到时常发生的“顶牛”式律法辩论,可以说应有尽有。这部《塔木德》篇幅宏大,几乎无所不包,不仅可用作律法指南以及平日的自省、启蒙和讨论,同时也是一种激励甚至娱乐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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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木德》是那些学术圣哲(当时称“阿莫拉”)的宗教王国。希伯来文学的另一种形式也起源于这一时期。其不仅为学者和士师阶层所采用,而且也体现在犹太会堂普通会众的诵读声中。在当时的巴比伦,犹太会堂大多为拉比的私人财产,通常就设在他们自己的家里。有些拉比[当时称“拉布”(Rab)]现在依然如此。实际上,这是原来的“经文讲习所”的一种延伸形式,前来学习的主要是他们的门徒。而在巴勒斯坦,由于咄咄逼人的基督教会和充满敌意的皇家法令,犹太教日益陷入了重重围困之中,但那里的犹太会堂仍然是公共活动场所。那些被蔑称为“当地人”(am ha’eretz)即无论在世俗社会还是宗教界都算不上贵族阶层的人平时可以与祭司、利未人和当地的显贵——他们的名字往往非常显眼地镌刻在镶嵌画上——一起讨论问题。对他们来说,用激情洋溢的希伯来语创作的“新诗歌”(piyyutim)无疑是一种在逆境中安慰会众的精神力量。在正式祈祷——按惯例要诵读“示玛”和经匣中的内容并用立祷(amidah)的方式背诵“十八祝福词”——的间隙以及诵读《托拉》之前和之后,唱一首圣歌或吟一首新诗也算是情感的调剂和抒发。一些最早创作的诗歌节奏很快,显然是为了在举行庄重的仪式——像新年节期间反复吹响羊角号——之前吟唱。并且在后来的许多不同的版本中,这一阶段所写的新诗仍然延续了这种风格。一些流传最广、最受欢迎的诗作,如《幸福》(Ashrei)、《永恒的主》(Adon Olam)、《赞美上帝》(Yigdal)、《除我们的主外没有别神》 (Ein Keiloheinu)注193 ,则是后来中世纪的作品,以至于连平时不常参加正式祈祷仪式的犹太人也耳熟能详。当然,要确定创作的具体日期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些诗歌大部分来自中世纪的 “福斯塔特(Fustat)注194 秘库”中保留下来的犹太文书残片。但根据其鲜明的风格,可以确定最早的“新诗”应该写于公元6世纪—7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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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创作的这些感情强烈的诗行是一种情绪的宣泄,是用诗歌的形式对迫使他们痛苦地分离出来的压迫者发动的一次反击。事实上,他们并不掩饰自己内心的仇恨。“度玛(Dumah,即以东,指罗马人)的统治者将被击败,他们将匍匐在地,像虫子一样舔地上的泥土。”雅乃(Yannai)在一首诗中写道,“让以东的土地上发生大屠杀,愿他们的田地里烧起大火。”他的门人以利亚撒·本·吉利尔(Eleazar ben Qillir)甚至写下了一些诅咒他们遭到报应的血腥诗行:“打倒以扫的儿子,张狂一时的恶棍,让他们断子绝孙,妻子守寡。”或许这些带着火焰和硫黄的诗行会应在他们自己和同胞的身上,因为据说雅乃对他的门人吉利尔非常妒忌,于是把一只蝎子放在他的鞋子里把他毒死了。但其中最早的一位诗人,即公元6世纪在巴勒斯坦从事创作的约西·本·约西(Yose ben Yose),曾将《圣经》及其阐释者作为在哀痛中希望弥赛亚降临的一种载体。他的声音是属于犹太会堂的,《雅歌》中的新娘被完全人格化,她在不断加深的绝望和悲痛中,等待着上帝化为新郎出现在她的面前。不义之人把上帝赶跑了,她只能在他曾经显现过的老地方即海洋和旷野之间徒劳地寻找着。但希望的种子毕竟留了下来:“他会在他的心里为我播下永远的印记,就像他在苹果树下用一个声音把我唤醒一样。”鸟鸣声变成了悲恸,就仿佛鸽子也在痛苦地哀悼。“埃及飞来的麻雀在旷野中哀鸣/亚述的鸽子也想发出声来/去看看那些麻雀,找到那些沉默的鸽子/为他们吹响号角吧。”于是,新郎回到了会堂,通过对罪行的忏悔和对救赎的期待,羊角号暗示的期望中的弥赛亚终于降临,以东人垮台了,耶路撒冷得到了重建。仅仅通过这些诗歌的片断,你完全能够感受到那些时至今日仍然在举行的犹太会堂仪式历历眼前(就像基督教堂中相应的各种仪式一样):祈祷、诵读和祝福声和谐地融为一体,并不时夹杂着一些虔诚的诗句和赞美的圣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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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犹太人是否流落到世界各地或被驱逐到巴比伦,早期的虔诚诗歌都应该是遥远的犹太社区遭到压榨和迫害的产物。因为他们依然沉浸在对耶路撒冷的强烈思念之中,如此之近但又如此遥远。与创作“新诗”的诗人们强烈的奋发向上情绪不同的是,那些被约西·本·约西形象地誉为“啃着用自己的‘细心’制作的无酵饼”的《塔木德》作者则表现出一种极其冷静的风度。虽然《塔木德》的风格,与另一种源于库姆兰神秘主义即所谓“天宫”(hekhalot)文学的诗歌一样是脚踏实地的,但却属于另一个世界。“天宫”这个名字本身就意味着,一个纯洁的信徒升天后,可以看到坐在战车里的上帝的真实面容和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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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塔木德》却是另一个世界——萨珊王朝统治下波斯的巴比伦——的产物。那里的犹太人完全摆脱了在基督教领地上遭受的那种极大的恐惧和不断被魔鬼化的折磨。犹太人不会因为先知琐罗亚斯德(Zoroaster)升天而受到指控。实际上, 圣典《阿维斯陀经》注195(the Avesta) 中甚至根本没有提到他的死亡。在被波斯征服后的四个世纪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位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城市,如尼哈迪亚、帕姆贝迪塔、苏拉和玛霍扎(Mahoza),即萨珊王朝首府泰西冯(Ctesiphon)的周边地区,那里的城市生活并未完全免于战乱。公元4世纪中叶,在伊嗣埃二世(Yazdegir Ⅱ)和卑路斯 (Peroz)统治下曾发生过两次迫害犹太人的事件。但大多数情况下,那里的犹太人几乎没有受到拜占庭基督教帝国的影响。在波斯人的保护下,犹太人和犹太教一度非常繁荣。在拜占庭帝国的领地内,犹太人不能对非犹太人提出指控,甚至不能作为证人出庭。但在波斯的巴比伦,他们享有与其他所有的人一样的法定权利。因此,犹太人在波斯人的法庭上就像在自己的法庭上一样。一位名叫撒母耳的资深拉比曾明确表示:“[民]法就是有效的律法。”犹太族长(resh galuta)的地位略低于波斯贵族,但其权威性得到当局的承认。他们的日常生活时尚而高贵,享有直接进入萨珊宫廷的权利。与拉比和圣哲在《塔木德》研究院里的生活完全不同的是,犹太族长往往摆出大卫王室的最后一位传人约雅敬(在第一圣殿被焚毁之后便流亡巴比伦)后裔的派头。当时流传着大量有关犹太族长与波斯国王之间过从甚密、关系融洽的故事。公元5世纪初,犹太族长胡那·本·拿单(Huna ben Nathan)曾与伊嗣埃一世一起参加祭祀仪式。当时他穿着和祆教祭司的法袍(kustig)几乎一样的长袍,当他的腰带滑落下来时,国王甚至体贴地亲手帮他系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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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只是因为犹太教并不是祆教故事传说中的角色,至少没有扮演弑神的角色。所以波斯人觉得没有受到他们的威胁,甚至两种宗教的许多教义还有某些共同之处。他们都非常看重死者的洁净,认为月经和遗精是不洁的。这样看起来,犹太人把修剪下来的指甲屑掩埋掉的特殊要求很可能直接来源于波斯祆教的习俗。当然,如果这里的犹太人兜售护身符和咒符(与其他地方一样,这种生意在巴比伦非常时兴),肯定不会有人怀疑他们是在贩卖邪恶的工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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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生活在一个世界上最拥挤和最复杂的城市化社会中,那些说阿拉米语的犹太人的居住条件以及其他所有方面都居于富有阶层和贫穷阶层之间。他们是河运的生意人也是码头上的搬运工,是放债人也是赶骡车的人,是医生也是地主。因为《塔木德》是写给各地和各种环境下的犹太人看的,所以这本书的作者记述了大量的区别他们之间差异的人种学信息。《密释纳》甚至把女人在逾越节期间使用的化妆品视为“酵物”,因而将其列为禁品。当然,那些编纂《塔木德》的圣哲不会写下这句话就放下笔,因为他们紧接着又对小女孩使用脱毛剂这个问题作了种种规定。关于这个问题,作为专家的拉弗犹大(Rav Yehudah)说:“没钱的女孩用柠檬[哎哟哟],有钱的女孩用精面粉,而公主[文献中‘犹太公主’第一次出场]六个月用一次没药的油。”他们这种漫无边际的开放式联想,自然而然引起了一场关于“没药的油是什么”的大讨论。当时,拉比们为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但却都没有搞清楚。因为他们似乎认为这种精油来自未成熟的橄榄,而实际上,这是一种从带刺的没药植物的果实中榨取的汁。除非在巴比伦橄榄油是作为脱毛剂出售的,否则拉比们就不得不进一步制定判断化妆品真假的标准了。其实,他们不过是希望有钱的女孩(犹太公主毕竟是少数)在逾越节期间不要在皮肤上沾上面粉。他们之所以如此,是希望在逾越节家宴上没有任何沾染面粉的嫌疑,因为他们已经规定,肯定不能用以东人(罗马人)的醋,也不能用大麦酿制的“米甸”酒。但这却进而让拉比们(不过没有什么像样的理由)不仅对化妆品,而且对有可能使肠胃停止或放慢蠕动的食物也发表一番高论。不要大惊小怪,普通大众吃的当然是“有利于排便,不利于长个儿,并剥夺他眼睛的五百分之一光明”的食物,这无非指的是黑面包、半生不熟的蔬菜和酿制时间不足的啤酒。要改变这一切,你首先要有精粉面包、特制的葡萄酒和大量的肥肉(最好是未产过崽儿的母山羊肉)才行。圣哲们的营养专业知识像他们关于脱毛化妆品分类的建议一样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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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塔木德》就生活中几乎每一个可以想象到的细节提出了各种琐碎的建议,并且有些的确有待商榷,但《塔木德》仍然不失为一部有血有肉的经验著作,而不是枯燥的律法指南。可以肯定的是,《塔木德》并不是文化隔离的产物,而是产生于一个犹太生活对周围的文化始终开放的世界,当然更谈不上是《托拉》犹太教妥协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塔木德》详细讨论了所有的问题和困惑,回答了在长期的散居生活中一直困扰着犹太人的有关“开放与封闭程度”的所有问题。有趣的是,正是因为波斯巴比伦的社会习俗与犹太习俗尤其是在洁净问题上竟然如此一致,所以对于应当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和改进巴比伦人的习俗这个问题上,不仅普通大众,甚至《塔木德》的编纂者们也产生了分歧。谁有资格在法庭的案件审理时作证?对这个问题,波斯律法采取了一种包容的态度。对此,有的拉比予以认可,有的则不予认可。例如,生活在玛霍扎城郊上流社会的拉比纳曼·本·雅可夫(Nahman ben Yaakov)是犹太族长的亲戚。他就认为一个有和已婚妇女调情嫌疑的男人当证人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与之类似,勤劳多产的《塔木德》编纂人拉瓦(Rava)也认为,一个以喜好“不可食”食物而名声不佳的犹太人不应该在作证时遇到任何障碍。而来自普姆贝迪塔研究院的相对狭隘的犹太社区的拉比阿巴耶(Abaye),则对以上两种情况都持否定态度。这种分歧主要体现在巴比伦犹太人中富有、悠闲的精英阶层与生活相对简朴和封闭的学术圈子里的犹太人之间。许多属于前一类人的拉比平日过的是一种波斯传统的一夫多妻生活,而在其他地方则只允许在原配之外拥有 “临时的妻子”。这是他们自己的事,所以也没有理由要求他们与原配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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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塔木德》编纂者观念上发生分歧并不仅仅是出于社会地理学方面的原因。那些用狭隘的眼光和用更宽广的胸怀阐释《托拉》和《密释纳》的人之间之所以发生分歧,或许只是因为他们的思路有所不同。关于《塔木德》这本书本身,最引人注目的是其灵活性:不时用大量的篇幅记述各种声音、相互插话甚至两代人之间吵架般的对话。《塔木德》是这个世界上第一部“超文本”,它往往在同一页上为各种评注甚至评注的评注、引文的引文留下大量的空白——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不同的论点、手迹甚至不同的文字(其中收入了一些阿拉米译文)密密麻麻地写在羊皮纸上,而犹太人直到公元9世纪才使用所谓手抄本(图书复制的早期形式)。所以,这种羊皮卷轴的形式只能使得本来已经很松散的《塔木德》更加松散,随意转动的卷轴意味着源源不断的自由联想,在那些律法、故事、幻觉和争论之间流淌出各种奇思妙想。《塔木德》的权威性是与其口传传统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它完成了从直觉到对话的飞跃,就像一道无法阻遏的光芒闪过,不必在意这道光芒与所讨论的问题表面上有什么关联。无论在哪里,当你沉浸在《塔木德》字里行间时,与其说你在读,还不如说你在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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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当然也是在看。请看:两位拉比,两位当时非常重要的拉比,希亚(Hiyya)和约拿单正走过一片墓地。约拿单长袍上的边穗拖到了地上。“还是提起来吧”,希亚说,“不然这里的死者就会说‘他们明天就会来和我们作伴,但今天竟然在嘲笑我们。’”约拿单答道(猜猜他是一边走一边提了提他的长袍,还是停下来指了指对方?):“你说什么呢?死人会知道什么?难道《传道书》中不是说‘ 死者什么也不知道注196’ 吗?”希亚开始激动起来。“拜托啦,如果你真的读懂了的话,你就该知道‘生者’指的是义人,即使死了也还活着,而无知的‘死者’无论生死,永远是‘无知的’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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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木德》中有关安息日的经文纯粹是为了方便讲故事来断句的,希勒尔和沙马伊的故事尤其如此。为了弘扬忍耐的美德,其中有个故事说的是一个人打赌他能激怒平日以冷静著称的希勒尔。在一个安息日之夜,这个打赌的人猛敲希勒尔家的门时,“希勒尔正在洗头发”(巴比伦《塔木德》喜欢描述这样的细节)。听到敲门声,希勒尔急忙披上一件长袍,问他需要什么。“我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巴比伦人的头是圆的呢?”希勒尔甚至连肩都没有耸一下:因为他们的接生婆太不专业了。哦,是这样。过了一个小时,他又回来了。“那为什么帕尔米拉人的眼睛会疼呢?”“我的孩子,问得好。因为他们住的地方沙太多。”就这样,你问我答持续了好久。即使当这个讨厌的陌生人挑衅地说“我有很多问题”时,这个伟大的人也没有一点烦躁的迹象。“你想问什么就问什么。”“那好吧,他们说您是一个王子。在以色列,像您这样的人可不多见。”“为什么,我的孩子?” “因为您刚让我输掉了400苏兹 。注197”希勒尔知道他已经黔驴技穷,但仍然温和地说:“你输掉400苏兹,总比希勒尔发脾气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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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密释纳》满篇都是解释、评注和民间的智慧故事一样,篇幅更为宏大的《塔木德》尽管看上去似乎事无巨细,但实际上论述的却是最深刻的伦理准则。什么时候可以合法地休掉妻子呢?(只有当她对婚姻不忠时才能达成离婚协议,因为“以色列人的主上帝说‘我讨厌离婚’”。) 什么时候生死大事比守安息日还重要呢?( 通常的做法是,如果需要,你必须先把水烧热 注198)最感人而直白的是(并且耶鲁沙米的犹太人肯定对巴勒斯坦感到悲伤,或许在公元5世纪萨珊人才突然变得对犹太人不怎么友好了。)圣哲们竟然自言自语地问自己,面对非犹太人急于皈依犹太教应该如何表态?“我们对他说:你为什么要皈依呢?难道你不知道现在的以色列人正忧心忡忡、精神紧张、受人轻慢、遭到骚扰和迫害吗?如果他回答说‘我知道,我觉得这些不值一提[我愿意分享他们的痛苦和麻烦]’,我们就立即接受他。”然后,他们会告诉他哪些诫命很难坚持,哪些诫命容易遵守。并告诉他违犯诫命会受到惩罚,而遵守诫命则会得到奖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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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流亡中的巴比伦散居点,为《塔木德》式的犹太教所接受。这些散居点或许意味着一种安闲的生活(但并非一直如此)。但同时也意味着不仅要分享那些失落的痛苦回忆,而且还要去感觉、去看、去听,就好像那些痛苦仍然在发生着一样。其中有一篇问道:当巴比伦的军队最后在阿布月初九那一天摧毁了进入圣殿的通道时,利未人站在高台上在唱什么呢?当贝塔尔(Betar)村落入哈德良军队之手并且“圣殿山被犁平”时,圣殿是什么样子呢?当然,他们也可以分享那个期待中的弥赛亚世界,当某些事情终于发生的时候——“以东人”(罗马人)垮台,上帝像新郎一样回到耶路撒冷圣殿里,来到等待着他的新娘面前,回到那些一边看着他们,一边祈祷、诵读《托拉》、高声吟唱着“新诗”的犹太人面前——安着金色大门的圣殿及其内厅正中间挂着“幔子”的至圣所必将得到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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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时候,《塔木德》中的拉比、犹太族长及其犹太法庭以及广大的普通大众都认为,最黑暗的时刻意味着曙光即将来临。公元7世纪初,拜占庭皇帝赫拉克利乌斯(Heraclius)似乎完全陷入了传播基督教福音的狂热之中。他在法令中宣称,犹太人除了皈依基督之外没有其他的路可走,必要时可以采取强迫的手段。因为他们只有信奉基督才能获得拯救,而只要他们还在盲信,他们就是危险的,因为他们是魔鬼的造物。与此同时,赫拉克利乌斯还禁止在工作日举行祈祷仪式,试图从根本上灭除犹太教,并规定在任何时候都不得背诵“示玛”。(据说,当时的领诵人在祈祷仪式上会通过随意插入“示玛”的方式规避这一规定。)就我们所知,在拜占庭—罗马帝国的各犹太散居点中,只有一个社区被迫集体皈依了基督教,这个社区就是马格里布地区的鲍里姆(Bor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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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赫拉克利乌斯的宏大计划得以实施之前,却突然发生了一个充满弥赛亚色彩的重大事件。公元7世纪初,萨珊国王霍斯劳二世(Khosraw Ⅱ)决定鼓动他的领地内的犹太人,希望他们支持由他的将军沙巴赫拉兹(Shabahraz)指挥的一次针对拜占庭帝国的军事行动。据说,当时的犹太族长的儿子尼希米,动员了一支2万人的犹太后备军与波斯人联合作战。他们一路进军,突破了拜占庭人的防线。安条克这座代表着基督教帝国荣耀的中心城市被攻陷,从加利利的犹太核心地带——塞弗利斯、拿撒勒以及太巴列当地——招募的犹太后备军,由太巴列的便雅悯率领,也加入了波斯的远征军。他们势如破竹,直抵犹地亚。经过三个星期的围困之后,犹太人终于夺回了原本属于他们的城市(从哈德良发布禁令以来还是第一次),随即在波斯帝国的领地内建立了一个犹太自治城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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