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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36468 屈梭多模在公元4世纪80年代末期提出的“八条论纲”已经大大超越了保罗所持的困惑态度：历史上第一次针对犹太人提出了所谓“社会病理学”。“八条论纲”借用了在远古时代曾经盛行一时的魔鬼学研究——犹太人是包藏祸心的绑架者，出于宗教仪式的需要，竟然争食他们有意养肥的非犹太人——但又在这类古老的传说中添加了一些新的证据。杀死耶稣基督只是他们天生嗜杀倾向的一种表现。他们谋杀了基督，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根据他们自己的供述（其实是屈梭多模说的），他们杀死的是自己的儿子和女儿。“显而易见，”他在第二条论纲中恶狠狠地说，“他们已经陷入了谋杀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屈梭多模引用了《诗篇》（第106章）中的两行诗句（几乎可以肯定其中的情节指的是国王玛拿西骇人听闻的献祭方式），把这种发生在古代的暴行（假定真的发生过这样的暴行）描绘得仿佛就像昨天刚刚发生一般。“他们用自己的儿子和女儿向魔鬼献祭，这无疑是出于他们凶残的本性……他们甚至变得比野兽还凶残，竟然毫无理由地用自己的双手杀死自己的后代，献给复仇的魔鬼这个我们生命中的死敌。”也许这类事情在许多代人之前的确发生过，但屈梭多模却指责当时的犹太人的舌头依然带有血腥味儿。他的第六条论纲开篇就引用了一个恐怖的比喻，说贪婪的野兽一旦尝到了血和肉的味道，就永远不会满足，而这些野兽就是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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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36470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他们全都胖得令人厌恶，被遗弃在肮脏的泔水中“纵情声色”（当然，像约翰这样的苦行僧最厌恶这样的生活）。众所周知，他们性欲旺盛，古人对此早有记述——他们假装热衷于用镶嵌画表现割礼场面，实际上不过是为了增强和展示自己的性欲。他们都是臭名昭著的“小贩和邪恶的商人”，只要你被他们盯上，你便在劫难逃。“还想要我告诉你们什么呢？难道要我告诉你们，他们擅长劫掠，他们贪婪，他们抛弃穷人［这一指控令人感到惊异，因为犹太人向来以乐善好施闻名于世］，他们偷盗，他们做买卖靠欺骗？要让我把这些全给你们讲一遍，恐怕用一整天都不够。”他们不适合从事真正的工作，约翰就曾说“［不过］他们最擅长杀人”。他还杀气腾腾地说，这就是为什么基督说“至于我那些仇敌，不愿我做他们的王的，把他们拉过来，在我面前把他们杀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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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36472 如果不能把他们全部杀死（至少当时还没有），那么至少所有的“犹太化”行为——包括随随便便地跟他们谈友情交朋友，在犹太人的神圣节日傻乎乎地往犹太会堂跑——必须要停止。教会当局不得不专门向常去那里的基督教神职人员下达禁令，我们仅凭这一点，就可以推断出他们当时已经养成了去犹太会堂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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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36474 我知道，许多人尊重犹太人，并且认为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可敬的。这种致命想法，正是我急于要揭穿并彻底清除的……任何人都不要尊重他们的会堂，因为圣书中让你们仇视并避开它……难道你们不向他们打招呼或者说句话会死吗？既然他们是全世界共同的耻辱和污染源，你们不离开他们难道不是找死吗？……和有这么多不洁魂灵附体的人去同一个地方，和这些用屠刀和血腥养育的人去同一个地方……他们每一种无法无天的犯罪行为都沾满了鲜血……甚至把自己的女儿献给魔鬼，你们难道不会感到不寒而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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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36476 对于一个举止得当、身份体面的基督徒而言，似乎唯一能做的就是：避免以任何方式与这些“移动的传染源”发生接触，除了时刻提醒他们福音的真理：“你们确实杀死了基督，你们确实对伟大的主犯下了暴行，你们确实让他身上溅出了神圣的血。这就是你们根本没有赎罪的机会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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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36478 以上这些观点并非出自基督教王国蛮荒之地的某些精神错乱的离群索居者之口，而是出自道貌岸然的约翰的“金口”：他不仅在自己的家乡安条克，而且在整个东方基督教王国中，都是最受尊敬和最具影响力的布道者。约翰的声音被认为是最真实、最虔诚的，是一种可以穿透大都市中的尘世安逸，提醒那些沾沾自喜的人时刻不要忘记自己的真正职责的声音。这种声音将强烈的苦修意识与狂热的战争叫嚣融为一体，号召基督徒要以永不宽恕的心态去面对自己的敌人，即杀害基督的凶手。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在后来的基督教时代将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面对这种可怕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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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36480 这种试图把犹太人变成一个“贱民部落”的声音将能持续多久呢？又会传播多远呢？如果发生人身攻击，帝国的法律会保护他们吗？抑或政权当局会听任愤怒的人群把仇恨发泄到他们身上，反而指责他们无视基督的劝告？屈梭多模的声音并没有被忽视，而是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他的演讲被人用文字记录下来，并由那些听过他演讲的人流传开来，这本身就说明当时人们对他的声音是非常重视的。公元398年，就在他的“八条论纲”成书仅仅11年之后，约翰被擢升为君士坦丁堡的宗主教即牧首，从而使他开始觊觎皇帝的宝座。但由于他的疯狂程度至少部分地取决于“叛教的”皇帝朱利安的记忆（他的恐怖声音依然在耳边回响），犹太人肯定为此感到庆幸，因为在公元362—363年，正是这位皇帝曾允许安条克的犹太人返回耶路撒冷并重建他们的圣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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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36482 朱利安在罗马帝国的领地内，曾发起短暂但却具有戏剧性的恢复异邦圣殿和节日仪式、宽容所有宗教一律平等的“去基督化”运动。这尤其令罗马教廷感到难堪，因为朱利安本人乃是由基督徒父母抚养成人的。他的父亲是第一个基督徒皇帝君士坦丁大帝的同父异母兄弟。而君士坦丁本人，尽管尊重犹太人按照自己的传统进行宗教活动的权利，但仍然认为“他们犯下了不洁的罪行……只不过陷入了一种顽固的盲从”。朱利安也许有所不同，因为他是一个哲学家王子。“《圣经》民族”并不是因为他提倡的享乐主义才特别地拥戴他。而他在看到这部书的内容时也曾表现出某些不满，并且尤其厌恶其中暗示只有以色列人才能得到上帝真正福佑的那个“特别的约”。但他又觉得他们根本没有理由这样做，他们完全可以像其他民族一样，在对他们偶然选中的对某个神的崇拜中得到保护，只要他们——不像基督徒那样——不把这种崇拜强加于其他人。他的仁慈也泽及了当时已经失去圣殿和 “金色城堡”注191 的犹太人。在他们被允许朝圣的那个沉痛的日子即阿布月初九（圣殿被毁的纪念日），希律圣殿那段残留的西墙不仅是一个恸哭和哀悼的公共场所，而且也是一个吸引着怀有复杂情感的基督徒旅行者的胜地。公元333年，一位旅行者就曾提到，他们来到矗立在圣殿旧址上的哈德良雕像前，“痛苦地哀悼，用力撕扯自己的衣服，然后就平静地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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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36484 屈梭多模或许会突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不寒而栗，因为最后一位叛教的皇帝和犹太人之间这次突然而反常的相互理解就发生在他的大本营安条克。公元362年，朱利安本人也来到了“西墙”边，但不过是为了招募准备与波斯人开战的军队。那些一直反对朱利安的士兵从城内甚至整个叙利亚境内召集了一个犹太人组成的代表团，质问他们为什么不依照摩西律法的要求向他们的上帝献祭。他们回答说，摩西律法不允许我们在耶路撒冷以外的地方献祭。“让我们返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和祭坛，我们就会像过去那样献祭。”主张用暴力对付犹太人的传教士以法莲·塞鲁斯（Ephrem Syrus）画了一幅反映这个“非神圣同盟”的讽刺画，犹太人在“魔术师和偶像崇拜者朱利安”这个魔鬼的肩头载歌载舞：“行过割礼的人吹着羊角号，就像一群疯子。”但当时的情况很可能是，至少某些犹太人对重建计划怀有复杂的情感，因为毕竟弥赛亚的降临被认为是重建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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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36486 似乎在突然之间，这项重建计划引起了朱利安这位野心勃勃的历史主宰者的兴趣。因为这样做至少会在一定程度上戏剧性地否定基督教所谓“圣殿的废墟将永远作为提醒人们拒绝救世主的后果的标志物保住下来”的老生常谈。但是，一个更为惊人的事实也许是，作为一个罗马皇帝，尤其是一个出生在基督徒家庭的皇帝，他肯定想到过建立一座“让他的统治永垂不朽的丰碑”。正如同时代的罗马历史学家阿米亚努斯·马切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所说，“不惜以巨大的代价重建……那座被他自己的臣民焚毁的一度矗立在耶路撒冷的雄伟圣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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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36488 公元363年春天，重建工程似乎进展顺利。为了监督工程进度，朱利安任命他最信任的安条克人、曾担任过大不列颠总督的阿里皮乌斯（Alypius）出任工程总监。在一封写给族长希勒尔二世（Hillel Ⅱ）的信中，阿里皮乌斯要求对重建的成本作出预算，并任命了一位收税官员专门接受从各个犹太社区募集的专项资金（模仿历史上为维护圣殿而征收“舍客勒”旧银币的情景）。巨大的石灰石和木材被源源不断地运往耶路撒冷，实际上圣殿中一个尚未完全倒塌的门廊还被改建成了一座临时会堂。在与波斯人作战的征途中，朱利安宣布：“我正在以全部的热情为至高的上帝建造一座新圣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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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36490 然而，正如那些基督教神父所期望的那样，上帝毫不留情地作出了最后的裁决。根据阿米亚努斯·马切利努斯的记述，在5月末的一天，“令人恐怖的火球在刚刚垒下的地基上爆炸，烧死了几个工匠，并且使人无法靠近建筑工地。因而，垒下的基石就仿佛有违天命，于是工程被搁置起来”。几乎可以肯定，这次所谓“爆炸”是由发生在加利利的一次地震引起的。但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基督徒自然认为这是一种上天的惩罚而欢欣鼓舞。对于全能的上帝如何看待这次“烂尾”重建的疑问，恐怕也只能留给历史来回答了，因为朱利安本人在一个月后的一次战斗中被一根波斯人的长矛刺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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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36492 基督徒们终于松了一口气，为他们在紧要关头逃过了异教和犹太教的魔爪而热烈祈祷。虽然一场基督教世界面临颠覆的噩梦终于结束，但却让罗马教会的神父们敏锐地意识到，也许罗马这个基督教帝国的根基比他们想象的还要脆弱。所以在朱利安的“叛教”插曲之后，报复式的镇压更加残酷地落在了异教徒而不是基督徒身上。虽然犹太教仍然作为“合法宗教”被保留下来，但异教崇拜却没有那么幸运。各种异教神庙被摧毁，异教崇拜被取缔，甚至在私人居所里从事异教崇拜活动也变成了犯罪。尽管那些更崇尚武力的教会神父们，试图逼迫帝国行政当局让犹太人生活得更艰难——最好让他们不得不皈依基督教——但他们应该对进一步把两个团体分开的强硬措施感到满足：不得通婚（拉比们当时刚刚制定了更利于通婚的规定），不得为非犹太仆人或奴隶行割礼，不得对非犹太人的庄稼和田地祝福，基督徒不得与犹太人在一张桌子上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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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36494 然而，在这场使犹太人和犹太教边缘化，甚至非人化的运动中却出现了两个限制性因素。首先，在应该如何干预犹太人皈依基督教和如何把那些顽固不化的犹太人认定为贱民的问题上，基督教会中那些最能言善辩和博学多才的神父内部产生了分歧。哲罗姆（Jerome）曾在巴勒斯坦生活了许多年，他学会了希伯来文并把最初的《圣经》文本翻译成了拉丁文，即所谓“武加大”（Vulgate）译本。他虽然曾近距离地接触过犹太人，尤其是他那些已经皈依基督教的犹太老师，但他仍然对他们的“刚愎自用、邪恶变态和对十字架犯下的血腥罪行”耿耿于怀。“凡不属于基督的，就是反基督的。”凡与犹太人有关的事情，都必须退回到他们在耶稣受难时所扮演的角色来看待，包括他们不健康的习俗，他们荒谬的割礼制度，以及他们对律法“字符”的粗俗痴迷。奥古斯丁由于更历史地看待犹太人和他们的《托拉》，所以显得十分引人注目和与众不同。既然上帝把他们单独挑选出来接受他的律法，怎么会认为割礼是不值得的呢？按照奥古斯丁对割礼的理解，这种“割掉”血肉的做法实际上是耶稣基督本人自愿舍弃肉身的预演。如果保罗本人没有行过割礼，为什么他对犹太人不愿意看到割礼被取代如此愤怒呢？ 提摩太（Timothy）注192 行过割礼吗？同样地，奥古斯丁竭力地发挥自己的历史想象力，从而赋予了耶稣及其门徒以完整的犹太身份。而在当时，他曾给哲罗姆写过一系列信件，就许多微妙的争议问题进行讨论。他认为有必要把犹太人保留下来，让他们不受打扰地遵守他们的传统和律法。因为上帝肯定要让他们流散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作为《圣经》中关于基督降临的预言的守护人在地球表面流浪——无异于一座随时随地可以利用的移动博物馆。确定无疑的是，他们只有皈依基督教才能获得拯救。如果上帝愿意，并且通过劝说而不是强迫，一旦时机成熟，这个愿望必定会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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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36496 其次，公元4世纪后期的皇室铁腕人物狄奥多西一世在律法问题上奉行保守主义。他不遗余力地清除异教影响，从而先发制人地消除了再一次发生朱利安式革命的可能性，并坚守着原来未曾明言的约定。只要犹太人是忠诚的（波斯巴比伦王国的真实存在，使这个问题变得非常重要），那么当他们面对人身骚扰或更糟的情况时就应该受到律法的保护。屈梭多模通过语言暴力对狄奥多西的坚定信念提出了挑战，当时他的“八条论纲”尚未最后完成。公元388年，四处横行的暴徒攻击了帝国东部地区包括亚历山大在内的所有犹太会堂，而在叙利亚的暴行尤其残酷。在幼发拉底河畔的卡利尼古姆（Callinicum），那里的犹太会堂被一伙暴徒在当地主教的怂恿下夷为平地。起初狄奥多西曾以杀鸡儆猴的方式作出了强硬的反应，命令主教自己出资重建会堂。但他的决定引发了一波巨大的抗议浪潮，各地的神职人员一时惊恐万状：基督徒竟然要出钱为犹太人盖房子！其中的一个主教就是米兰的安布罗斯（Ambrose），他在一年前就曾经被马格努斯·马克西姆（Magnus Maximus）要求在罗马重建一座犹太会堂的命令所激怒。此时，他再次跳了出来，公然指责皇帝本人的裁决是“大不敬”。他把自己装扮成先知拿单，而狄奥多西则成了犯错的大卫王。安布罗斯拥有优秀的表演天赋（并受过经典修辞学方面的贵族教育），他表示自己可以为他们顶罪，甘愿领受惩罚。如果有必要，甚至可以以身殉道。但无论如何，教会也不要给犹太人任何赔偿。“我就站在这里，”他对皇帝吼叫着，“站在你的面前。我宣布，是我本人烧毁了会堂，其他的参与者也是我命令的，因为在基督被拒绝的地方本来就不该有任何建筑物。”既然上帝已经命令焚毁犹太会堂，那么无论安布罗斯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当机会来临时，他肯定会亲自完成。至于犹太人，“你不要为他们祈祷，更不要怜悯他们”。在这次当面冲突之后，狄奥多西撤销了他的惩罚令，改为由公民和城邦共同出资重建犹太会堂。但这项命令后来并没有得到执行。这似乎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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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36498 也就是说，更糟糕的还在后面。在此后的一个世纪里，基督教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们发生分裂，他们在其领地的边境上陷入了全面战争——在欧洲要抵抗柏柏尔人，在小亚细亚要面对波斯人，宫廷内部充满了阴谋和杀戮，而对犹太人的忠诚则表示极大的怀疑——这使他们更愿意响应教会发起的在帝国的领地上让犹太人变得比罗马人更少的号召。公元435—438年，狄奥多西二世统治期间颁布了一系列法令，使犹太人在拜占庭帝国的生活变得空前的反常和艰难。根据禁令，不仅不再允许建造新的犹太会堂，而且禁止对旧会堂的一应设施进行维修。这样的禁令无异于纵容杀人放火，因为当时已经不允许犹太人提出损害赔偿。基督教牧师们可能会（而且的确是这么做的）出现在一片不成样子的犹太会堂废墟前，然后立即下令将其改为一座基督教堂。如果无法改变原来信徒的信仰，就先改变会堂的内部结构。犹太人不得担任任何公职，只干收税的差事，而犹太收税人要忍受各种各样的侮辱但却没有任何特权。犹太人不得在军队中服役，但他们长期以来早就失去了当兵的资格，所以这个禁令似乎有些多余。但这样一来，犹太人在埃及和希腊—罗马的小亚细亚领地上作为雇佣兵的悠久传统到此就真正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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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36500 长期以来编织在希腊—罗马文化生活巨毯上的犹太丝线开始渐渐地被拆散了。从当年王子犹大传奇般地与卡拉卡拉和安东尼·庇护达成相互谅解开始，形成了罗马帝国当局与犹太族长（Ioudaioi）之间相互联系的政治体制。而这种体制随着迦玛列六世（Gamaliel Ⅵ）于公元425年去世而宣告结束。拜占庭当局并未任命新的继任者。而四年之后，官方正式取消了犹太族长这一职位。而这使被剥夺了合法保护权利的犹太人的命运越来越令人感到忧虑。从屈梭多模的布道词以及西门·斯泰利特（Simon Stylites）、以法莲·塞鲁斯的偏执教义中透露出一些更骇人听闻的传说，它们开始深深地根植于基督教民间文化之中。犹太人的普珥节变得尤其可疑，这很可能是因为这个故事与波斯人有关，并且犹太王后以斯帖在其中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传言越来越多，说犹太人为庆祝这个节日，借用杀死哈曼的场面来模仿在十字架上受难的耶稣。更为离奇的是，据说有些基督徒儿童遭到绑架，犹太人先对他们百般折磨，然后钉上十字架。公元414年，在离安条克不远的因梅斯塔（Inmestar），有关犹太人为庆祝普珥节绑架并杀死了一个儿童的传言，引发了一场骚乱。甚至在1500年之后，依然有人对这类故事深信不疑，只不过犹太人的“杀人阴谋”已经改成了逾越节版本，而犯罪的方式也变成了用基督徒的血烤制无酵饼。屈梭多模坚持认为，既然犹太人当过一次杀人犯，那么就永远是杀人犯。至于折磨儿童并用他们献祭的指控，不过是即将到来的一场场“重头戏”的序幕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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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36502 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共享同一种城市生活的历史——即使按照奥古斯丁提出的“容忍但不鼓励”原则，仅仅过一种“宗教宽容”的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同时，在整个罗马帝国彻底基督化之前和之后，犹太教一直享受的合法保护也随之消失了。当查士丁尼（Justinian）法典于公元532年颁布的时候，犹太教第一次被排除在“合法宗教”之外。三年之后的535年，查士丁尼发布了一项更为严格的禁令：罗马帝国境内所有的犹太会堂都要改成基督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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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36504 Ⅲ 另一方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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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36506 然而，对犹太人来说，拜占庭帝国很快就出现了一抹曙光。对于这个帝国，当时的犹太诗人曾将其比喻为但以理在精神迷乱的梦中获得的启示——长着十只角和铁齿、铜爪的第四只野兽。即使如此，这一切总会过去的，因为这十只角最终会转过来攻击这只身上非要长这么多角的野兽。对于一个好战的罗马皇帝、一个始终怀有统一基督教帝国的伟大梦想的皇帝来说，查士丁尼所能做的大概只有这么多了。他关于变犹太会堂为基督教堂的法令从来也没有得到严格的执行。据我们所知，只有一个相对重要的例证，就是约旦东部的耶拉什（Jerash）。那里有一座建于公元4世纪的非常漂亮的犹太会堂于6世纪30年代初被改造成了基督教堂。对于那些鸠占鹊巢的基督徒而言，犹太人的建筑显然过于华而不实。因此，犹太会堂里描绘挪亚洪水的鲜艳而华丽的镶嵌画（幸运的是，其残片得以单独保留了下来）被铲掉，并换成了更庄重的几何造型设计，只剩下一些动物——绵羊、鹿和公牛——依旧平静地在残破的石头上面吃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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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36508 查士丁尼自己当然也明白，集体皈依毕竟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完成的。他的计划基本上是按照奥古斯丁的思路设计的，他只是希望顺势让犹太人皈依，而不是用棍棒胁迫他们改信基督。虽然已经禁止他们研读《密释纳》，这在当时算得上是一项极其卑劣的措施，但他却愚蠢地忽视了如下事实：既然这本书记述的是口传律法，那么其中大量的内容早就已经内化于犹太人的社会习俗与律法行为之中。在另一项法令中，查士丁尼竟然规定犹太人在会堂里必须用希腊语诵读《托拉》（每三年通读一遍），其实在许多地方他们早就这么做了。当时使用的版本是亚历山大的“七十子译本”，即由耶路撒冷第二圣殿时期的犹太人翻译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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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36510 基督教的罗马帝国以为这样就可以加速希伯来语的消亡，但显然为时已晚。这种《圣经》的语言不仅没有过时，而且正在进入一个充满活力和不断创新的新阶段。《塔木德》的两个新版本——“增写本”（或许为加利利人所写）和“便携本”，就是在巴比伦的帕姆贝迪塔、尼哈迪亚和苏拉犹太研究院中写成的。其中为《密释纳》增补了大量的评注，形成了所谓的《革马拉》。他们正是用这种方式创立了一个庞大的、惊人的、具有漫谈式风格的希伯来文文学体系。其内容不拘一格，从流传已久的神秘传说到时常发生的“顶牛”式律法辩论，可以说应有尽有。这部《塔木德》篇幅宏大，几乎无所不包，不仅可用作律法指南以及平日的自省、启蒙和讨论，同时也是一种激励甚至娱乐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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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36512 《塔木德》是那些学术圣哲（当时称“阿莫拉”）的宗教王国。希伯来文学的另一种形式也起源于这一时期。其不仅为学者和士师阶层所采用，而且也体现在犹太会堂普通会众的诵读声中。在当时的巴比伦，犹太会堂大多为拉比的私人财产，通常就设在他们自己的家里。有些拉比［当时称“拉布”（Rab）］现在依然如此。实际上，这是原来的“经文讲习所”的一种延伸形式，前来学习的主要是他们的门徒。而在巴勒斯坦，由于咄咄逼人的基督教会和充满敌意的皇家法令，犹太教日益陷入了重重围困之中，但那里的犹太会堂仍然是公共活动场所。那些被蔑称为“当地人”（am ha’eretz）即无论在世俗社会还是宗教界都算不上贵族阶层的人平时可以与祭司、利未人和当地的显贵——他们的名字往往非常显眼地镌刻在镶嵌画上——一起讨论问题。对他们来说，用激情洋溢的希伯来语创作的“新诗歌”（piyyutim）无疑是一种在逆境中安慰会众的精神力量。在正式祈祷——按惯例要诵读“示玛”和经匣中的内容并用立祷（amidah）的方式背诵“十八祝福词”——的间隙以及诵读《托拉》之前和之后，唱一首圣歌或吟一首新诗也算是情感的调剂和抒发。一些最早创作的诗歌节奏很快，显然是为了在举行庄重的仪式——像新年节期间反复吹响羊角号——之前吟唱。并且在后来的许多不同的版本中，这一阶段所写的新诗仍然延续了这种风格。一些流传最广、最受欢迎的诗作，如《幸福》（Ashrei）、《永恒的主》（Adon Olam）、《赞美上帝》（Yigdal）、《除我们的主外没有别神》 （Ein Keiloheinu）注193 ，则是后来中世纪的作品，以至于连平时不常参加正式祈祷仪式的犹太人也耳熟能详。当然，要确定创作的具体日期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些诗歌大部分来自中世纪的 “福斯塔特（Fustat）注194 秘库”中保留下来的犹太文书残片。但根据其鲜明的风格，可以确定最早的“新诗”应该写于公元6世纪—7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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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36514 他们创作的这些感情强烈的诗行是一种情绪的宣泄，是用诗歌的形式对迫使他们痛苦地分离出来的压迫者发动的一次反击。事实上，他们并不掩饰自己内心的仇恨。“度玛（Dumah，即以东，指罗马人）的统治者将被击败，他们将匍匐在地，像虫子一样舔地上的泥土。”雅乃（Yannai）在一首诗中写道，“让以东的土地上发生大屠杀，愿他们的田地里烧起大火。”他的门人以利亚撒·本·吉利尔（Eleazar ben Qillir）甚至写下了一些诅咒他们遭到报应的血腥诗行：“打倒以扫的儿子，张狂一时的恶棍，让他们断子绝孙，妻子守寡。”或许这些带着火焰和硫黄的诗行会应在他们自己和同胞的身上，因为据说雅乃对他的门人吉利尔非常妒忌，于是把一只蝎子放在他的鞋子里把他毒死了。但其中最早的一位诗人，即公元6世纪在巴勒斯坦从事创作的约西·本·约西（Yose ben Yose），曾将《圣经》及其阐释者作为在哀痛中希望弥赛亚降临的一种载体。他的声音是属于犹太会堂的，《雅歌》中的新娘被完全人格化，她在不断加深的绝望和悲痛中，等待着上帝化为新郎出现在她的面前。不义之人把上帝赶跑了，她只能在他曾经显现过的老地方即海洋和旷野之间徒劳地寻找着。但希望的种子毕竟留了下来：“他会在他的心里为我播下永远的印记，就像他在苹果树下用一个声音把我唤醒一样。”鸟鸣声变成了悲恸，就仿佛鸽子也在痛苦地哀悼。“埃及飞来的麻雀在旷野中哀鸣/亚述的鸽子也想发出声来/去看看那些麻雀，找到那些沉默的鸽子/为他们吹响号角吧。”于是，新郎回到了会堂，通过对罪行的忏悔和对救赎的期待，羊角号暗示的期望中的弥赛亚终于降临，以东人垮台了，耶路撒冷得到了重建。仅仅通过这些诗歌的片断，你完全能够感受到那些时至今日仍然在举行的犹太会堂仪式历历眼前（就像基督教堂中相应的各种仪式一样）：祈祷、诵读和祝福声和谐地融为一体，并不时夹杂着一些虔诚的诗句和赞美的圣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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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36516 无论犹太人是否流落到世界各地或被驱逐到巴比伦，早期的虔诚诗歌都应该是遥远的犹太社区遭到压榨和迫害的产物。因为他们依然沉浸在对耶路撒冷的强烈思念之中，如此之近但又如此遥远。与创作“新诗”的诗人们强烈的奋发向上情绪不同的是，那些被约西·本·约西形象地誉为“啃着用自己的‘细心’制作的无酵饼”的《塔木德》作者则表现出一种极其冷静的风度。虽然《塔木德》的风格，与另一种源于库姆兰神秘主义即所谓“天宫”（hekhalot）文学的诗歌一样是脚踏实地的，但却属于另一个世界。“天宫”这个名字本身就意味着，一个纯洁的信徒升天后，可以看到坐在战车里的上帝的真实面容和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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