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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论战游戏的进展对他是有利的,但如果他自己关于这场论争的记述是可信的,那么最多也就是打了个平手。在这个时期发生的一系列论争中,审判的结果是完全不同的。在法国,《塔木德》遭到没收、查禁和焚毁。但是到1247年,一开始曾像格利高里九世一样对《塔木德》怀有强烈仇恨的新教皇英诺森四世终于作了一些让步。英诺森了解到,如果没有《塔木德》,犹太人就不能正确地理解《圣经》,并且认识到这种正确的理解是他们皈依基督教的前提条件,于是他命令把《塔木德》还给犹太人,但必须进行仔细审查,删去其中带有亵渎和侮辱基督教嫌疑的段落。但巴塞罗那的演出却完全是一场不见血的“斗牛表演”,获胜的一方只是赢得了道德上的信誉和善辩的桂冠,而负责舞台设计的多明我修会则声称这场论争并没有结束。纳曼尼德回忆说,当他听说国王要在安息日亲自到犹太会堂布道时,他决定推迟返回赫罗纳的时间,以便在国王布道时对他进行驳斥。虽然这样一来纳曼尼德会把自己置于更危险的境地,但他并没有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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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蒙·皮纳福德(Raymond Penaforte)是教皇格利高里手下的教会法规编纂大家,也是多明我修会的布道大师。对他来说,国王的布道行为不过是一次热身而已。皮纳福德是一个煽动犹太人等皈依基督教的狂热分子,正是他信心十足地鼓动国王让纳曼尼德自由发言,然后又惊慌失措地说他巧妙地利用了这次自由发言的机会。对皮纳福德来说,巴塞罗那犹太会堂的安息日布道现场和被软禁的听众,无疑是他证明自己比帕巴罗·克利斯蒂亚尼在辩论方面更专业的一次回归表演。当有一位拉比质问他“三位一体”在本质上是相互矛盾的,并且其实只是“一位”时,皮纳福德犯了一个战术性错误,他竟然把“三位一体”比作红酒具有味道、气味和颜色,但仍然是红酒。纳曼尼德反驳说,恰恰相反,这些特征完全是单独的、“偶然”联系在一起的属性,其中每一种属性在某些条件下都可以去掉,从而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液体的性质。显而易见,每一种属性都会使人联想到(甚至还可能品尝一下)对人更有益处的红酒。当时,帕巴罗·克利斯蒂亚尼——他一直在生闷气,或许这时他终于看到了一个向国王证明自己论辩能力的机会——愤怒地站了起来,高声说,“三位一体”不仅是真理,而且这个真理是如此神秘,甚至连王子和天使都无法理解。“我也站了起来,”纳曼尼德甚至有点自鸣得意地写道,“我说:‘好吧,一个人显然不会相信他根本不知道的东西,所以天使们肯定不会相信“三位一体”。’这时,弗雷·保罗[即帕巴罗]的同伴让他不要再乱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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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和巴塞罗那审判都没有达到基督教一方的“导演”所期望的效果。论争结束后,并没有出现集体皈依基督教的现象。事实上,这种表演让犹太人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完全能够在敌人的法庭上动员起来,并且他们的辩护也不是毫无意义的。这并不是什么坏事,因为13世纪中叶以来,按照教皇的命令,犹太人被强迫(有时甚至没有人身自由)在安放《托拉》经卷的约柜前面听基督徒布道,他们从来也没有看到过像纳曼尼德这样仗义执言、开朗乐观的辩护人。那些行乞修士不仅选择安息日(因为他们知道这一天会堂里的犹太会众最多),而且利用一年中最神圣的那些日子——赎罪日、逾越节、住棚节——只要他们愿意,就会冲进犹太会堂的大门,用暴力强迫里面的犹太人听他们喋喋不休地“控诉”犹太人无知的丑行。当时,对他们圣所器物的暴力活动完全是破坏性的。他们不得不忍受这种持续不断的辱骂和谎言(长久以来,他们对此深有体会)的暴风雨,由此而造成的深深的屈辱感即使已经不再令人感到恐惧,但精神上的创伤却是难以抚平的。更可怕的是,行乞修士残酷的狂风暴雨中,还夹杂着对那些找到福音光明的犹太人进行拯救的恩泽。对于那些行乞修士实施的强迫皈依活动来说,恐吓和利诱都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他们的使命就是与日益临近的最后审判抢时间。(犹太人也相信他们自己的弥赛亚将在犹太历的5000年降临。)对那些基督徒狂热分子来说,由于耶路撒冷仍然在阿拉伯人手中,并且在短期内重新征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所以眼前在犹太会堂里取得圣战的胜利是最现实的。显然,他们并不是自欺欺人,因为随着他们的手段越来越残酷,皈依基督教的人数在急剧上升,而这种情形在西班牙尤其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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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曼尼德和巴黎审判中犹太教一方的发言人当然很清楚这种威胁的严重性。这是因为,学会希伯来文的行乞修士越多,他们对《塔木德》越熟悉,如果有更多的犹太皈依者指导他们挑选有争议的亵渎性原文,那么危险就会更大。因此,像纳曼尼德关于巴塞罗那论争的《记述》一样,大卫和歌利亚角斗的故事是犹太人的唯一武器。虽然在他们热切的心灵里这就像用一把弹弓去抗击罗马教廷这个庞然大物,但却是犹太读者的精神支柱。虽然基督徒以及犹太教的叛教者都在对这些故事进行攻击,但在上帝的帮助下,这种最难熬的日子终究会过去。纳曼尼德所有冷嘲热讽的“旁白”及其对现场的生动描述既是一种辩护,也是一种消遣,尤其是在这轮审判接近尾声时,他和国王互致敬意,惺惺相惜,场面非常感人。在犹太会堂里布道后的第二天,早已为纳曼尼德的论辩能力所折服的国王再次接见了他,给了他300个第纳尔,并请求他返回赫罗纳,在那里“平静地颐养天年。我离开时,也对他表达了深深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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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结局似乎太好了,很难让人相信,但这是真的。这位拉比和国王之间发生的任何难以觉察的情感变化肯定会引起多明我修会的反感。多明我修会并没有让他回到赫罗纳并在那里不受打扰地“平静生活”,而是针对这位拉比关于这次论争的《记述》,尤其是其中取笑圣母玛利亚生产方式的内容提出了新一轮指控。在独立审判之前,国王特意私下告诉他们,纳曼尼德并没有坚持在争论时所作的一致认可的《记述》中添加任何新的内容。然而,这篇《记述》还是被立即烧毁了。而为了让多明我修会尤其是皮纳福德(他显然是一个可怜的失败者)满意,记述者本人(纳曼尼德)被判流放两年。没过多久,这一判决又改为终身流放。纳曼尼德穿过边境进入了普罗旺斯,但当时他已经年届古稀,只能用孱弱的身躯艰难地跋涉在通向巴勒斯坦的漫漫长路上。他在那里遇到了两位犹太人,他认为他们是犹太教最后剩下的人,然后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定居下来。后来他又去了阿克,在剩下的时间里收徒讲经。他于1270年去世并被埋葬在那里。像迈蒙尼德一样,他的墓地无从知晓,至今已成千古谜案。犹太社区里一座不起眼但却真正属于中世纪的犹太会堂里刻着他的名字,有点像他死后对他的昵称——“拉班”(The Ramban),这应该是他的拉比头衔和希伯来名字的缩写(令人不解的是,迈蒙尼德也被称为“拉班”)。每天,都有一群群的正统派犹太人在“拉班”的会堂里进进出出、低吟高唱、打躬作揖。或许纳曼尼德喜欢这样,但鉴于他一生以勤奋好学、克己自制而著称,他也可能不喜欢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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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犹太人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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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心智的较量就是在王公贵族、高级教士、牧师面前的舞台上为信仰而搏杀。这样的搏杀都是由基督教神学家挑起的,因为他们坚信,他们必然能够通过劝说而不是武力,通过犹太人自己心中珍爱的典籍,在这场改造犹太人的“冥顽不化”和“盲目无知”的战斗中大获全胜。当然,他们已经看到,对《圣经》的忠诚就是要求必须放弃《塔木德》,而不是一味地盲目服从于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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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中世纪后期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发生的事情大多并不是如此温文尔雅。低俗的敌对戏剧往往更多地发生在感官层面上,其舞台是肉体而不是心智,而其媒介则是依靠想象而不是语言。搏杀的力量来自内心而不是哲学,从而使对经典文本的仔细审查演变为一场残酷、恐怖和受难的戏剧。一套刑具就可以使犹太人得到光明的解脱,据说这也是犹太人在节日仪式上模仿他们把基督钉上十字架的情景时经常对基督徒采取的方式,但这纯粹出于想象。而另一套刑具,据说是基督徒对付犹太人时通常采取的方式,却完全是实实在在的,那就是集体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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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天真的想象中还是在残酷的现实中,到处都充满着血腥。 在每年的受难节注233 ,基督教世界普遍地认为,从犹太人下体里流出来的血可以为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血赎罪。马太不是说过,彼拉多在行刑前洗手时,基督和犹太人的“血要淋在我们和我们的孩子身上”吗?第一个以这种赎罪方式流血的犹太人是 犹大·伊斯加略注234(Judah Iscariot) ,他的肠子血淋淋地从肚子里流了出来。因为对他的背叛行为感到后悔,他吊死在了一棵无花果树上(有人认为,无花果可能象征着内脏中的瘘管)。由于他的灵魂无法升天,所以就从犹大下体的一个小洞里钻了出来。犹大的肠子因此而成为耶稣受难剧的流行主题,尤其是在中世纪后期几乎没有犹太人生活的英格兰更是如此。约克郡的香肠制作商会出售一种长长的小香肠串,并在所谓的“香肠剧”(Play of the Saucemakers)情节达到高潮时模仿从那位假门徒爆裂的身体里一节一节地拽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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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种中世纪的传统渐渐流行起来。例如,在托马斯·德·康丁皮雷(Thomas de Cantimprè)的作品中,就描写犹太人有一种迷恋带血的痔疮的癖好,他们会在复活节前后举行的仪式上把痔疮弄破。(大家知道,迈蒙尼德医生曾对治疗痔疮作过全面的论述,这恐怕是证明犹太人有这种癖好的唯一证据。)几个世纪后,这种无端的想象演变为一种更古老的传说:犹太男人也会按时来月经。到中世纪后期,这样的流血现象进一步丰富了犹太人不健康生活习惯的怪诞形象。在海斯特巴赫(Heisterbach)的编年史学家恺撒留斯(Caesarius)讲述的一个故事里,有一个基督徒招待狂热地爱上了一个犹太姑娘(这是中世纪故事中经常出现的套路),并且期待着能在复活节前一个星期内完婚,这是他们唯一的机会,但姑娘却说,她的父亲一直在忙着清洗,根本没有时间关心她的婚事。十分下流的拉丁词“verpus”曾被像尤文纳尔这样的罗马讽刺漫画家用来指称割过包皮的下体,现在却被用来形容弯曲的中指。如今在美国和欧洲拉丁区十分流行的竖中指这一带有侮辱性的动作很可能起源于中世纪这种非常恶劣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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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世纪晚期那个“猜忌病”越来越重的年代,犹太人被想象为变态的、吸血鬼般的怪物,命中注定难以逃过他们自己发出的血咒。与流血相联系的故事完全被演绎为一个伤口血流不止的神话,即所谓“犹太人血咒”。他们有意地将 “羔羊”干净的血(用于洗清人类的罪恶)与犹太人流出来的血(用于证明人类的不洁永远受到诅咒)进行对比。他们甚至认为,标志着基督肉身完美(被过分想象和夸大)的割礼对十字架上受难来说是多余的,但由于犹太人强制实行这种习俗,这样只会使他们气血不足。这正是他们平日里显得有气无力、脸色苍白、气味难闻的原因。尽管直到几个世纪后“血祭诽谤”才被列入犹太教的妖魔行为范畴,但在中世纪晚期,基督徒几乎普遍地认为,犹太人经常需要临时补充营养,最有可能就是从刚刚杀死的基督徒儿童的鲜嫩身体上吸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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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他们可以用其他的血来替代从而阻止犹太人犯罪。在13世纪,效法耶稣基督遭受肉体上的折磨是福音派传教士的必修课。在狂热的行乞修士们鼓动下,模仿基督的生命历程就意味着要经历文字描述的他所受的磨难的所有细节:遭鞭打、戴棘冠,被朗吉弩斯(Longinus)的矛刺穿身体。耶稣受难时使用过的工具——枷锁、钳子、钉子、梯子、锤子——都可以代表十字架,其中的每一件都具有特定的赎罪和救赎意义。他们绘制耶稣受难像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情感表达,正如他们描画犹太人的形象一样,只不过他们把这些曾经对救世主的肉身实施过残酷折磨的人画得更邪恶、更丑陋罢了。在许多意境模糊不清的故事里,犹太人主动放弃自己的残忍行为成为一种新的范式。一个流行的例子是,据说犹太人先把一件衣服浸在醋(rotyn wyn)里,然后像耶稣那样背上沉重的十字架,扮出他的表情和被鞭打的肉体;另一个例子是,据说有一个当老师的利未人,他在犹太会堂的学堂里曾打过耶稣的脸。唾弃犹太人,呵斥犹太人,戏弄犹太人,殴打犹太人,已经成为基督徒最为热衷的行为方式。有时为了一时高兴甚至有意惩罚犹太人。例如,如果犹太人被怀疑像当年那样在圣母的葬礼上碰到了她的身体,或他的手和胳膊奇怪地贴上了她的棺木,那么他就要受到惩罚,甚至要砍去双臂或皈依基督教才算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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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的故事:寻找失落的字符(公元前1000年—公元1492年) 然而,仅仅是这样一些仇恨犹太人的过火行为,是不可能让那些身戴十字架的嗜血成性的基督徒感到满足的。每当复活节来临时,通常会传出谣言,犹太人会忍不住要像基督徒的圣餐仪式那样,再现出当初基督的肉身受难的一幕。整个欧洲似乎陷入了疯狂之中,其疯狂程度甚至超出了基督徒的想象。他们认为,从13世纪开始,每到这个节日,犹太人就千方百计地密谋找到一块圣饼,用刺伤或其他残害方式对圣饼进行折磨,然后把圣饼埋掉、煮烂或放在一个石臼里捣碎,或者这三种方式并用。行乞修士们曾经要求基督徒不得与犹太人有任何身体上的接触,无论是奶妈还是仆人,均不得在一个房间里工作。当时这一要求变得更为严格,他们偏执地认为,应该劝说甚至胁迫那些在犹太家庭里提供服务的基督徒,为自己的亵渎行为找到一块圣饼作为证据。对暴利放贷的指控也与这种亵渎行为联系起来,因为据说犹太人会故意地引诱女基督徒陷入欠债的圈套,然后再大方地免除她的债务,以换取一块圣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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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方面的凭空想象也同样丰富多彩,几乎随处可见。如乌尔比诺的乌切洛(Uccello)教堂和加泰罗尼亚地区锡耶纳修道院的詹姆士·塞拉(Jaime Serra)教堂的祭坛以及各地教堂的彩色玻璃窗上都有侮辱犹太人的装饰画面,其内容大多是犹太人正在刺穿一块圣饼,在他们惊恐的眼神中,喷出的鲜血带着谴责的力量飞溅到他们的身上。有的画面则是从他们刺破的圣饼中站起一个白璧无瑕的婴孩,瞠目结舌的犹太人或许意识到这就是基督出生时的样子。还有形形色色的类似画面,如犹太人把毁坏的圣饼藏在地下或其他地方,但最终总是奇妙地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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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今天看来,虽然与1000年前屈梭多模那番著名的布道词所引发的犹太妖魔化浪潮相比,上面提到的这些侮辱和丑化犹太人的行为也许不算什么,但却同样在13和14世纪却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那些关于亵渎圣饼,尤其是在动乱的年代亵渎圣饼的故事,足以引发新一轮屠杀的浪潮。在14世纪初,佛罗伦萨一带影响最大的多明我修会传教士、来自比萨的乔达诺·达·雷瓦尔多(Giordano da Rivalto)就曾公开逼迫犹太人表演如何用一个石臼捣毁圣饼的情景,然后杀死了数千名犹太人,而他却兴奋地喊叫着:“所有犹太人都被杀光了,在这个省里不可能再找到一个犹太人。能杀死他们是一件无上光荣的事情。”1298年,一支由被称为“国王的骑士伦特弗里希(Rintfleisch)”率领的军队横扫了德国南部弗兰肯(Franconia)地区的146个犹太社区,在这种谣言的蛊惑下把那里的犹太人全部杀死。在下弗兰肯的加姆堡(Gamburg),有130名犹太人被杀;在纽伦堡,尽管犹太人逃到当地的城堡中寻求保护,仍有728人被杀,其中包括像耶希尔·本·米拿现·哈科恩(Yehiel ben Menahem Hakohen)这样的著名拉比学者;在维尔茨堡(Würzburg),也有840人被杀。在这样一种文化中,犹太人的形象虽然也出现在教堂雕塑中,但却毫无人性可言,甚至被完全妖魔化。所以,人们在40年后听说莱茵兰地区掀起了第二轮屠杀浪潮即“臂带党”(Armleder)暴乱(杀人者主要是制革工人,因手臂上缠着皮带而得名)时,已经不再感到吃惊。对犹太人来说,更不幸的是这些杀人犯并不是德国人,当地的农民、市民和骑士并没有参与这场仇恨犹太人的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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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个屠杀已经司空见惯的年代里,完全有可能把正在母亲怀里吃奶的孩子拽出来撕裂他的喉咙,他们要折磨、破坏甚至灭绝全部的犹太文化基因,因为这些毫无防范能力的犹太人已经成了道德堕落的中介、传染病菌的携带者和惯于杀婴的罪犯。这就是当时的基督教文化对待犹太人的普遍方式,甚至(或特别是)在犹太人已经遭到驱逐的情况下也不放过他们。正是在这段时间里,犹太人的丑恶形象开始出现在神圣的艺术和雕塑中:一群天生鹰钩鼻、黑头发、鼓嘴唇的迫害耶稣基督的刽子手和绑架儿童的杀人犯。他们丑陋的面孔就是他们道德堕落的直接标志。在基督徒的心目中,他们成了兽类,有凶残的性格,所以威腾堡(Wittenburg)、雷根斯堡(Regensburg)、班贝格(Bamberg)、马格德堡(Magdeburg)、科尔马(Colmar)、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等许许多多德国大小教堂里的雕塑中,他们的形象都被进行了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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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个当口,一件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发生了。这是一次自发的反抗用图像丑化犹太人的行动,一场在犹太教的核心文化中树立起高大的犹太形象的运动。这就好像是把纳曼尼德口头上对基督教的蔑视化作了犹太人的“心灵之眼”,进而变成了文士的坚定信念,并最终凝固为“启明者”手中的艺术作品。自从中古后期出现镶嵌艺术以来,用犹太宗教习俗及规定这些习俗的经文来开启并照亮犹太人的“心灵之眼”,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那些希伯来手稿的“启明者”丰富的创造力并不是仅仅停留在精心装饰《圣经》各章起始的第一个大写字母这个层面上。他们创作完成了一部几乎无所不包的动物形象图集——乌鸦和鸽子、鹰和鸭子、骆驼和鸵鸟、猫和老鼠、狮子和大象、蛇和乌龟,以及其他许多动物。但是,这并不是那种随意拼凑的小百科。如果说,当时那些德国人只是把他们当成世俗同伴(行尸走肉)的话,那些犹太文士就是要唤醒这种动物化情结。利用《圣经》中丰富的动物形象,西班牙犹太诗歌把以色列人比喻为鹿或兔子,基督徒迫害者就是一群吠叫着追逐他们这些雄鹿和雌鹿的猎狗,或者是一群追不上拼命逃跑的兔子的狐狸。根据行文需要,同样一种动物形象可能出现在不同的页面上。鹰是离开挪亚方舟时第一个被杀死的动物,但它既可以被描绘为袭击人类的猛禽,也可能以以色列人的保护使者的形象出现在画面中。狮子是一种野性十足的动物,但也可以被上帝驯化成温顺的猫,并且狮子本来就是雅各的儿子犹大的武器,所以可以后腿站立起来保护以色列人。杂交动物和神话动物可能会以反传统的形象出现在插图中,但大多已经摆脱了基督教习惯采用的模式。通常出现在圣母玛利亚膝盖上的那个大脑袋怪物回归为《旧约》中独角兽(re-em)的本真形象。赤龙的形象在希伯来手稿中随处可见,几乎都是一条蛇形动物身被鳞甲,长着蝙蝠或飞鸟那样的翅膀,嘴里喷射出邪恶的火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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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还在装帧古老的手稿时采用一些幻想出来的动物代表犹太人,如把鹰头狮的形象绘制在所谓“鸟首‘哈嘎嗒’”文本中,这是13世纪晚期德国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很可能是美因兹)制作的一件早期装饰手稿。之所以说它是鸟,只是因为它的头上长着长长的喙。有时它会穿上衣服打扮成犹太人,最典型的是戴上一顶德国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戴的那种倒烟囱形的犹太帽(Judenhut),再现出当年逾越节故事中的情景。但是,埃及人并没有任何自己的动物形象。更糟糕的是,他们往往面容呆滞,没有任何特点。德国犹太人(与西班牙和意大利明显不同)往往狭义地理解“第二诫命”,他们不仅禁止制作“雕像”(偶像雕塑),而且禁止“模仿天上和地下所有活物的形象”。罗腾堡那位曾为巴黎焚烧《塔木德》事件作过哀歌的梅尔不愧是沃尔姆斯的以利亚撒最忠实的传人,他坚决反对在圣典中添加任何形式的插图,认为这是对庄严的祈祷文的一种恶意消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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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却在这场“形象之争”尤其是在逾越节宣讲“哈嘎嗒”故事的争论中全面失利。这类书籍并不是用于犹太会堂的祈祷仪式,而是用于犹太家庭中供家人以及朋友和邻居分享的,有时某位富有的赞助人甚至指定要把插图最丰富的版本分发到整个社区。在阿拉贡和加泰罗尼亚尤其是在法国和意大利(也包括德国的某些地区),由于这种做法在13世纪晚期和14世纪越来越受到犹太人的欢迎,所以赞助人和文士们对反对的声音毫不理会,他们把《圣经》人物描绘成凡人形象,甚至在纪念逾越节的家宴上亲自扮演其中的角色。同时,这种描绘人物的时尚已经不限于“哈嘎嗒”故事,它们不仅进入了《祈祷手册》(mahzorim)(收录了犹太人所有节期和斋戒日的仪式规则和祷文)、《西都尔祷文》(siddurim)(用于日常和安息日祈祷),而且还进入了《摩西五经》,并将其划分成许多方便阅读的部分(每部分的开头都作了各具特色的豪华装饰),以便在社区的安息日仪式上每个星期逐篇诵读。最终,它们甚至进入了全部希伯来《圣经》乃至各种犹太哲学经典之中。为了表达对迈蒙尼德的敬意,对他的《〈托拉〉重述》的装饰尤其精美而豪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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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是逾节家宴讲述的“哈嘎嗒”故事使犹太人找回了那种“他们到底是谁”的感觉,使他们从基督徒迫害的非人道环境下解放出来。所以,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们由于遭受着强迫皈依、集体屠杀和无端猜忌这些最严酷的压迫手段,从而迫使他们通过展示自己的形象进行反击。这并不是巧合。当然,在这段时间里,犹太人有时会感到难以发挥出自己的想象力,并且觉得仅仅靠文字是远远不够的。最明显、最具有戏剧性和最令人鼓舞的是,他们回击了与复活节联系在一起的所谓“血祭诽谤”以及血腥殉道与妖魔化的指控。14世纪初,一篇西班牙“哈嘎嗒”戏剧性地揭示了犹太人在逾越节家宴上是根据“最后的晚餐”的传统方式安排座位这种荒谬的对位法的真相!这看起来似乎是犹太文士和赞助人无意间对基督徒“装饰画家”作出的回应,但实际上这是一次有意识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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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这类地位突出、光彩照人且通常非常美好的形象越来越多,他们开始用摩西的生活来回击基督的生活和受难的所谓献身精神。有时,这些图画故事可以一直追溯到古老年代,甚至追溯到“创世”之初,如萨拉热窝“哈嘎嗒”描述神创世时光辉四射,在深渊的上空突然出现了一道闪光;追溯到亚伯拉罕用儿子献祭向上帝呼唤,雅各与天使角力(完整地作了描述),以及约瑟在埃及的故事,从而预示着将出现摩西式的人物。对犹太会堂里那些被迫参加基督徒布道宣传的犹太人来说,通过受难获得拯救的观念是难以接受的,于是他们就用西奈山上上帝的显现、授予他们律法并把他们改造成犹太人的事实进行回击。对于他们从无从记忆的远古时代以来便开始遭受的无数次迫害和驱逐,他们就用大瘟疫之前关于法老宽容大度的编年史作为鼓舞人心的生动证据。(犹太插图画家尤其是在阿拉贡的“金制”“哈嘎嗒”中,曾经描述了一个与青蛙、蝗虫和野兽以及以一种愉快的卡通方式与虱子一起生活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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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基性的解放史诗是永恒的证据,因为迫害和奴役者的军队被淹没在了红海里,这正是逾越节家宴的内在含义。在逾越节之夜,他们会穿上中世纪欧洲的标准制服,滑稽地模仿法老和他的士兵的形象。法老头戴法国国王或德国皇帝的王冠,士兵们则穿着盔甲沉没到海浪之中。更为真实的是,在14世纪创作的许多“哈嘎嗒”故事中,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具有完全一样的体形、脑袋和面容;西班牙犹太人有时戴披巾(houce),有时则不戴。米利暗和其他以色列女人在欢庆埃及军队被消灭时的形象完全是犹太女人,宛若举止优雅、四肢修长的歌唱和舞蹈演员(其中还有一位敲着手鼓)。亚伦和约书亚也成了英雄人物,完全摆脱了原来那种奇形怪状的基督教讽刺画形象。甚至连在埃及为法老卖苦力的犹太奴隶也像其他人一样,展示出正常的人类形象。但是,偶尔也会出现某些犹太劳工(shtarke)的粗糙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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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肯定,许多这样的面孔都是借用了基督教作品的插图,但这恰恰是问题所在。由于犹太人一直受到敌视和围攻,当他们从恐惧中爬起来后,他们只能从主流文化中吸取自己需要的养分,并雇用最好的主流艺术家,因为他们自己的艺术家还没有培养出来或人数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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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他们起码要表达一下自己。不是作为飞鸟或野兽(尽管兔子和鹿的精神一直在鼓励着以色列人),而是作为男人、女人和孩子,作为父亲和母亲以及他们的子孙后代,围坐在逾越节家宴的餐桌旁,或者(尽管不太常见)聚集在没有行乞修士恐吓和呵斥声的犹太会堂里。有不止一处犹太会堂内部的壁画显示,男人和女人竟然站在一起,虽然女人站在后排,这就从另一方面否定了有关中世纪传统祈祷方式的猜测。这些描绘逾越节家宴的画面是对把犹太人的逾越节想象为密谋杀害儿童的秘密聚会的无端指责的最强有力的回击。如果一个人想要知道犹太人毁坏圣饼的真相,他不需要到处寻找证据,只要看一看逾越节家宴的场面就足够了。每逢逾越节来临,盛有无酵饼(当然不是基督徒用的那种圣饼)的盘子,连同苦草和苦菜(maror)(通常为蓟草)依次端上餐桌,然后由家里的长者抚摩在座的每个人的头顶(这是塞法迪犹太人的一种仪式,似已失传),意思是把一切都封存在他们的记忆中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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