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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篇由最有艺术造诣的插图画家、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约耳·本·西门·费比希（Joel ben Simon Feibush）装帧的15世纪“哈嘎嗒”中，与同时代的外邦人穿着完全相同服装的两位犹太女人一起用当时规定的姿势托着一篮子无酵饼，这时在场的犹太人要说“请看，这就是我们的祖先出埃及时所吃的痛苦的食粮”（ho lachmah di’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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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越节的准备工作和家宴本身的许多感人场面，都包括下面这个不可或缺的场面，它彻底推翻了基督徒有关犹太人对基督徒儿童进行无情的非人道残害的指控。在逾越节家宴上，有一个环节是不可或缺的：一位富有的、地位最高的犹太人给那些不太富有的孩子和他们的母亲分发无酵饼和小甜饼（haroset）（一种由水果、干果仁和红酒制成的小饼，象征犹太人在为埃及人建造房屋时所用的砂浆——意味着用甜味压倒苦味），因此而履行了慈善的义务。在这些画面中，孩子的形象和表现家庭情感的元素几乎无处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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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犹太人同时从被基督徒固化的残暴形象和拉比简单粗暴的陈规旧制中自我解放来说，那些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其实也不过是最简单的小事，例如，当一个犹太人想要在一篇祝福祷文或一个节日仪式上加入某项有益的内容时，他根本无须顾忌这些内容是否不同于甚至有悖于严肃的诫命。甚至摩西也不是一直在忙碌，他有时也会自娱自乐。也就是说，在这个战乱的年代，只要犹太人能够通过绘画（无论是画别人还是画自己）提振全体会众的士气，就说明他具有表演喜剧的能力。例如，在一本德国《祈祷手册》里，用红酒祝福被认为是不尊敬的，因为一个人必须要仰着头倚在一张桌子上，才能把酒杯里最后一滴酒喝光。更有趣的是，在一本关于准备过逾越节的插图中，在边角处有一个高大完美的形象，一个衣着怪诞的年轻犹太人正在大吃大喝，他弯着指头，这个动作显然是查看他的指甲里是否有残留的食物。当然，如果非要逼问画插图的文士这到底怎么回事，他们会辩解说这是某部圣典里的原文，这个年轻人不过是在查看是否有残留的酵母渣和面包屑，因为只有这样的东西才可能留在指甲盖里。但是，如果你真相信这件事， 你就等于相信独角兽是“可食的”注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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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犹太教这个世界性宗教突然之间变成了一种偶像文化。真理越过一步就是谬误。犹太人非常清楚基督教的偶像投下了浓厚的阴影，毕竟这些偶像不仅竖在祭坛上，并且还被扛着在基督教王国里招摇过市，而一旦需要，它们受到的崇拜就会被作为证明这种宗教偶像神通广大的新证据。对犹太人来说，绘画不过是文字的侍女，仅仅运用于书籍装帧中，尽管其中的书页包金裹银，闪耀着或蓝或红，或深紫或翠绿的光辉，但仍然不过是传授诫命或阐释《塔木德》的“书”罢了。在不撼动神圣“字符”的崇高地位的原则下，他们决定用绘画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乐趣。这在历史上不是第一次，当然也不是最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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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只有在文字和绘画是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的情况下，或者说只有在其中的文字和字符本身就具有一种神秘的魅力，类似于（而不是亵渎）认为上帝是通过字符创造了宇宙和世界的 《论创世》注236（Sefer Yetzirot） 所表征的喀巴拉神秘主义传统体系时，这样做才是有意义的。他们所用的字符是希伯来文的原始形式。因此，如果发现他们除了借鉴哥特式艺术形式（主要是建筑），一种独特的犹太教绘画艺术就是用字符和文字组成人物时，我们不应该感到惊讶。据说，他们的微写艺术——这是一种书写微型字符的奇异方式，有时所写的字符是如此之小，以至于用肉眼很难辨认（起码像我这样有点花眼的中年人难以辨认），似乎远远超出了想象中精密机械的灵巧技艺——可以一直追溯到9世纪。一个讲得通的解释就是，对于一种为了生活不停地装卸马车和匆匆赶路的文化来说，把他们本来已经便于携带的《托拉》经卷进一步压缩是非常有意义的，例如把《以斯帖记》的全文写在一页对开的纸上，或者根据需要记在一个碟子上或一块布上。不仅如此，大量的《托拉》和《圣经》文本需要发音指导，即在原文的空白处加注读音，这正是最早的一批微写专家所做的工作，他们的作品即后来形成的所谓 《马所拉文本》注237 。但是到14世纪，当他们用希伯来“字符”来描画狮子和赤龙、鹰头狮和鹰、狗和国王时，显然有某些其他的事情正在悄然发生着。在这些扭曲、盘旋、舞动的形象中，在这些所谓的“字符图像”中间，正孕育着某些古老犹太传统的细胞。这些细胞在不断地变异、适应和自我更新它们一旦在世界上释放出来，也就意味着他们将为了躲避一只只企图灭绝他们的魔爪而不停地逃亡和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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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的故事：寻找失落的字符（公元前1000年—公元1492年） [:1707335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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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 流浪、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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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ile from Ex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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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世界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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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智者”查理（Charles the Wise）左胳膊上的疥疮不再流脓并且开始结痂时，这位法国国王知道他的末日或许已经不远了。许多年前，一位医术精湛的医生被从遥远的布拉格请了过来，为国王治疗神秘的疥疮。这位医生宣布，即使疥疮不再流脓，他也只有两个星期的时间安排后事。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了。在医护人员的精心照料下，多年之后，虽然国王一直在为夺回被英格兰金雀花王朝占领的领土而顽强作战，他上臂护甲下面那种难熬的疼痛竟然奇迹般地慢慢消失了。然而，正当这位国王觉得自己一生的使命即将完成时，命运的阴霾却不公正地降临了，这很可能是他不得不长期服用砒霜所造成的恶果。这位“智者”并不是没有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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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位国王于1380年9月30日去世并把王国留给他11岁的儿子［像“疯子”查理（Charles the Mad）一样，他几乎失去了他的父亲夺回来的所有领土］之前，他的确做了一件还算聪明的事。大约在1375年，查理向阿拉贡国王“尚礼者”皮雷（Pere the Ceremonious）的宫廷派出了一位使者，指令他向马略卡岛帕尔马（Palma de Mallorca）的犹太人索要一件“世界衣”（mappae mundi），那里的犹太人以擅长这种工艺而名噪一时。这种伟大的制作工艺当时已经十分成熟，因为这张 “加泰罗尼亚海图”注238 曾于1380年11月与其他917件工艺品一起被宫廷图书馆记载于收藏目录中，所以，很可能这位病入膏肓的国王从未见到过这种用6片对开的牛皮制作的工艺品。这张牛皮上绘制了当时全部已知世界的版图——从西面的加纳利群岛［海图上标注为“野狗”（canes），听起来似乎火山群之间回响着野狗的吠叫声］，到最东面远至 契丹注239 的深海列岛［据说马可·波罗曾经数过，有多达7000个岛屿］以及特拉帕尼（Trapani）附近的水面（那里的土著仍然吃生鱼、喝海水）。然而，就是这样一张可以折叠的绘有图案的牛皮——上面标有加泰罗尼亚文字和海上季风的方向，泛着或金色或银色、或朱红或暗绿的辉光，并将 黄道十二宫注240 人格化，形象生动，美轮美奂——反而受到这位年少的国王即查理六世那些叔叔、伯伯的追捧。他们想把这件“宝物”献给他，或许这个少不更事的少年也很想将它据为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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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出自马略卡岛的海图本来是放在船长舵舱的桌子上，以便使船长根据第一手海情资料精确地确定危险的暗礁和海岸、适合抛锚的避风港和千变万化的海峡的细节。尽管这张“加泰罗尼亚海图”（在法国国家图书馆仍然可以看到这件“宝物”）是用传统工艺制作的，并且是作为献给王室的礼物绘制的，但它就像我们平日看到的东西一样平常，然而，这位年少的国王以及他上一辈的监护人和宫廷图书馆馆长可以围着它转整整一圈，似乎有一种指点江山的感觉。一年后的1381年，阿拉贡亲王胡安命令“一位被称为‘世界衣’和罗盘制作大师的犹太人（jueu）”专门制作了另一张这样的海图，作为礼物献给查理六世，以期在阿拉贡和法国之间建立起同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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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犹太人名叫克莱斯卡斯·亚伯拉罕（Cresques Abraham）。要制作一张比以前的作品更壮观、信息量更大的海图，他和他的儿子雅弗达（Jafuda）要花几年的时间。从技术上讲，相对于这种工艺的发明者，克莱斯卡斯不能算是海图制作者，他实际上只是加泰罗尼亚的一个罗盘装配工（brujulero），即制造罗盘并装饰外壳，以便内部固定在软木上的磁针可以自由摆动从而指示方向。在当时，这种制作工种之间的界限远比最近某些学者所作的划分更模糊，所以这位亲王所安排的任务毫无疑问是由克莱斯卡斯和他的儿子（他甚至被国王皮雷授予“宫廷近臣”的特殊荣誉）完成的，即他们是整个工艺品的制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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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构思、绘制和装饰的过程中，克莱斯卡斯和雅弗达宛如在天上与天使们站在一起。他们占据了整个苍穹——正如托勒密所说，方圆达18万 斯塔底注241（stadium） 即24000英里——他们瞪大了双眼，举起灵巧的双手，俯瞰着波光粼粼的蔚蓝色的大海，曲折蜿蜒的海岸，荒凉而陡峭的旷野，高高耸立的山峰，甚至能看清爱尔兰的沼泽，一丛丛小草从泥土中绽出新芽。然而，他们却毫不犹豫地停止了这项全能的上帝才能做的工作，因为上帝禁止冒犯他无限的独创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