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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被从自己的领地上无情地驱逐出去,谁又能像那些不停地流浪并逃到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的犹太人那样占领了整个地球呢?在可汗保护下的契丹,在赤日炎炎的努比亚,在德里国王炫耀自己有几百头大象的印度王国,在马拉巴尔海岸和马格里布地区,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犹太人。正是在离菲斯城不远的地方,克莱斯卡斯设计出了六角星形的大卫盾,这在过去的世界地图上从未见过。在“加泰罗尼亚海图”上,那个在一个世纪前的埃布斯多夫(Ebsdorf)和赫里福德(Hereford)地图上,高高地站在地球顶上的耶稣基督彻底消失了。这种替代的确令人震惊,因为在远东地区、在歌革(Gog)和玛各(Magog)邻近地区,有人把这位高高在上的人物想象为天堂中的基督,有人甚至不切实际地认为其是反基督的形象,但他的王冠和大胡子表明,他更像是大卫——手里握着植物枝叶从他即救世主的“茎秆”上伸出,非常巧妙地形成了一个犹太—基督的混合形象。在西奈山上的修道院的原址上,虽然恭敬地雕刻着“圣凯瑟琳”的门匾,但同时也标明这是“摩西授予律法”的地方。尤其能够说明问题的是,红海的西北海面被一条窄窄的白线一分为二,当地传说这就是“以色列的子孙”(这是非犹太人不常用的一个词语)走过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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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斯卡斯和雅弗达的海图是为了那些地位显赫的人准备的,所以他们还要尽量让这些人能看得懂。这张海图没有过多地标注地中海和欧洲各国海岸的地形和海面细节,而是加上了许多沿岸管辖着各自领地的国王和王后的形象。其中最令人惊异的是非洲几内亚国王“穆萨·马里”(Mussa Melli),而真正的穆萨的确曾在14世纪早期统治过马里王国,即非洲西部的塞内加尔和尼日利亚之间的狭长领土。由于他的王国位于黄金运输线的要冲,其地位是如此重要,他甚至诱使伊比利亚半岛各个王国的船队沿西海岸面下以获取更大的利益。这位“穆萨·马里”身穿精美的绿色细布长袍,留着大胡子,赤着双脚,头戴金冠,稳稳地坐在他的宝座上,手里举着用这种宝贵的金属制成的一个大盘子,就好像他手中掌握着金灿灿的太阳。在西北方稍远一些的地方,有一个面色苍白的 图阿雷格人注242(Tuareg) 正在一片绿洲上的黑色帐篷前把连枷装上骆驼。即使在当时,马略卡那些说阿拉伯语的犹太人就已经知道,白人和黑人、捕奴者和贩奴者之间在撒哈拉南面的赤道附近自古以来就常年处于敌对状态,因为许多犹太人本身就是从马格里布地区和阿特拉斯山区迁移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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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样的“世界衣”记载的是最新的历史和地理信息,克莱斯卡斯和雅弗达就为贾米·费雷尔(Jaume Ferrer)船长制作了一件,于是他于1346年驾驶一条单桅、横帆的单层帆船(通常用于运送马匹)沿非洲西岸南下,直达传说中的奥尔金河(Rio d’Oro)河口。这个地方被发现后,后来欧洲人纷纷深入“黄金王国”腹地寻找金矿。按照克莱斯卡斯的海图,费雷尔后面的航线应该折向西南,这样可能使他能够满载财富连同或许是真正的塞内加尔河或冈比亚河的信息成功返航。据说,刚刚征服马略卡岛的阿拉贡国王曾企图对加纳利群岛发动圣战,因为这样他才有可能完成对穆斯林控制下的本土进行传教和掠夺的双重使命。但是,费雷尔恐怕永远也听不到这个消息了。插在他驾驶的小帆船的圆形船尾上的阿拉贡信号旗最终飘落在深海之中。当时的阿拉贡国王正沉迷于海上扩张,试图建立一个从瓦伦西亚和加泰罗尼亚直到巴利阿里群岛、撒丁岛、科西嘉岛和西西里岛的跨地中海王国。对法国人来说这不过是在吹牛,一个小小的帝国竟如此贪婪,据说就连海里的鱼也在戏弄阿拉贡人插在船尾的金红色旗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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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克莱斯卡斯和雅弗达的精神世界来说,永远不会是固定不变的。海图本身需要变化,大地充满了生机,而人是活的,他们可以不受边界的约束,即使是骑着一头慢腾腾的骆驼,或驾驶一条小船穿过波斯湾,他们是自由的。在他们去忽必烈大汗的契丹首都“汗八里”(Chanbaleth)——方圆24英里,四周有坚固的城墙——的路上,马可·波罗的商队穿越高加索高原进入了亚细亚的腹地,他们绕过崇山峻岭,走的应该就是“丝绸之路”。前面是驼队,然后是步兵组成的卫队,最后才是随行的团队,而满脸胡须的波罗就走在他们前面,不时地和一个面无表情的鞑靼人说笑着。一个同伴由于坐在马鞍上打盹儿不小心摔了下来,正如克莱斯卡斯所提醒的那样,他应该是被深夜出来活动的恶灵附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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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的身影以不同的方式在路上移动着,他们转向东南进入下多瑙河地区的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向北进入了波洛尼亚、俄罗斯,以及荒凉而多山的“阿察尼亚”(即奥克尼群岛)——那里一年里有半年黑夜,另半年也只能靠灯照明过夜。在“启明者”灵巧的双手引领下,犹太人继续向南迁移,溯尼罗河(正如几个世纪以来人们认为的那样,尼罗河在苏丹西部急剧抬升)而上,进入基督徒和“撒拉森人”(海图上标注穆斯林时所用的名称)一直在争战的埃塞俄比亚,然后乘船跨过波斯湾(那里的当地人习惯于光着身子潜水寻找珍珠),继续向东深入内地的荒漠之中。他们发现那里寻找钻石的方式十分奇特,人们把鲜肉撒在山顶上,等着嘴里含着钻石的野禽把鲜肉叼起来,当这些食物从嘴里往下咽时,它们就会大方地把钻石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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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和事实、痛苦的传闻和难以抑制的幻想、新的发现和古老的传统,所有这一切在不断移动的拥挤的人流中相互碰撞,激发出精神的火花。从这种意义上说,“加泰罗尼亚海图”无疑是《塔木德》中“哈嘎嗒”内容一个投影:一种奇特的传播知识、获得智慧的闲聊式对话,只不过没有权威主持人的裁判,而相互打断的声音换成了突然改变的风向和不断晃动的罗盘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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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罗盘历史上第一次被描画在“世界衣”上:表示风向的玫瑰形图案在西面充满诱惑的海洋边缘绽放开来,条季风线沿着8个主要方向投射,不需要任何磁力作用,仅仅借助好奇和热情这两种精神力量就可以改变世界。耶路撒冷仍然居于世界的中心,各处圣墓的所在地被犹太绘图员小心翼翼地为他们的基督徒赞助人标注出来,因为这里本来应该是另一处教堂所在地,但当时在“撒拉森人”的监管下显然已经无法补救。重新占领耶路撒冷和圣地的事实充分体现了骑士身负圣战使命的力量,这种力量仍然没有从基督徒的想象中消失,尤其是在西班牙,因为那里除了格拉纳达(Granada)这块飞地,已经再也找不到伊斯兰教的痕迹。然而在其他的海图上,整个黎凡特地区(Levant)都标示着一个个十字架,但在“加泰罗尼亚海图”上,在右端却标示着一个风格特别的图案,有些人或许想象力过于丰富,他们认为这个图案很像是一个七枝烛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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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想象力是全方位的,总会伴随着突然出现的机会向某个方向宣泄出来。对于克莱斯卡斯一家来说,无论他们是否仅仅靠“心灵之眼”和阅读马可·波罗充满想象力的游记而周游过世界,他们的海图都代表着一种摆脱了束缚的自由精神,因为恰恰在那段时间时,帕尔马的大多数犹太人都不得不居住在专门为他们划出的街区——“暂住区”(Call)。这个词并不是西班牙语中“大街”(calle)一词的缩略,而是希伯来语中“社区”(kahal)一词的变体。更重要的是,这张海图是绘制者对不同人种的好奇心的一次真实记录,其读者对象并不限于犹太人(这一点已经为波罗的旅行生涯和游记所证明)。它出人意料地消除了主张圣战者头脑中对于基督教统一王国的幻想,使他们卸下了渴望在“基督再临”时全世界皈依基督教的沉重负担。无论是这里还是那里,每一个地方都有犹太人。尽管许多犹太人是13世纪随着他们的基督徒征服者一起来到马略卡岛的,但严格说来,他们对于主人的最大价值是能够在基督徒与穆斯林之间起着一种中介作用。他们说的和读的都是阿拉伯语,把具有阿拉伯文化色彩的天文学、医学和哲学带给了基督教世界,最重要的是他们能够与北非的马格里布国家和埃及各种不同的势力与港口通商做生意。犹太人是不允许拥有自己的运输工具的,但是独立的马略卡国王以及后来的阿拉贡统治者命令那些基督徒船主接受从穆斯林土地上发来的货物,并由犹太人用船运送的货物。在马略卡岛的居民中,只有犹太人能够跨越地中海地区不同语言、宗教和习俗的边界自由旅行(尽管不一定是安全的)。港口分布最密、海上信息最多的地中海海岸线上留下了犹太人来来去去的足迹,他们甚至穿过爱琴海,或者更冒险地进入了大西洋中的那些小岛。在几内亚长长的海岸线以西,星罗棋布的岛屿向他们伸出了欢迎的双臂(虽然不知道其确切位置)——马德拉群岛、加纳利群岛,还有一些岛屿的名字不仅标在了海图上,而且其怪异的名字恐怕让人永远无法忘记:卡普拉拉(Caprara),意为“山羊岛”;布拉吉尔(Brazil),意为“火焰岛”;科尔沃(Corvo),意为“乌鸦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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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略卡岛本身或许并不是一个“流着奶与蜜”的地方。在14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这里其实是许多犹太家庭的一个流放地,他们被流放的原因可能千差万别。他们有些人或许在13世纪随着基督徒重新征服的大军从北非地区和西班牙的其他地方来到这里,不光在帕尔马,而且在岛中央的印加(Inca)和锡内乌(Sineu)、东北角的阿尔库迪亚(Alcudia)、西北角的索列尔(Soller)定居下来。5在所有这些地方,像在基督教欧洲的其他地方一样,犹太人通常居住在城堡和教堂附近,其中有些等级较高的教堂可以管辖群山之间的多个马略卡城镇。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这些管理机构和犹太生活之间完全有可能和睦相处。基督教会和王朝当局(这里曾一度是一个独立的公国,1343年之后才成为阿拉贡王朝的一个行省)都承诺保证犹太人的安全,但同时也劝告他们不要再盲目地追随他们的宗教,因为如果他们皈依基督教,就会享受到王朝当局平日提供的种种福利。因为地中海地区一直处于战争状态,教会和王室常常会突然需要大笔的金钱,而犹太人正好可以满足这方面的需求。但是,这里也经常发生(尤其是在马略卡国王统治时期)可怕的暴乱,其后果往往是犹太人的财产甚至当地的会堂被当局没收。但过后不久,时局又会恢复到一种社会互惠的平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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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拉贡国王皮雷(佩德罗)四世的统治下,马略卡岛的犹太人有理由认为自己已经远离了仇恨和盲信的风暴,他们只是有时会听到其他地方远远传来排犹的“滚雷声”。当地的王室明确禁止传教的行乞修士进入犹太会堂,不得强迫犹太人听他们布道。通过穿衣戴帽区分人种的屈辱似乎已经与他们无缘。犹太人在安息日和重要节期举行集会不会遭到逮捕,并且在基督教的法庭上作证时,犹太人可以手抚“十诫”发誓。犹太人的大部分事务均由他们的自治机构进行管理和裁判。在马略卡岛,没有人会指控他们传染黑死病。但与此同时,在斯特拉斯堡,有900名犹太人在一场疯狂的暴乱中被屠杀;在托莱多(Toledo),1349年也曾发生过一场血腥的暴乱。在马略卡岛上,从没有出现过侮蔑他们通过向井水里投毒或传播麻风病的方式毁灭基督徒的传言。恰恰相反,像作为“宫廷近臣”地位显赫的克莱斯卡斯·亚伯拉罕这样的犹太人还被赋予了到帕尔马最高处的水井中取水的权利。他们甚至被允许修建了一条水道,把高处的井水引下来用于举行犹太洁净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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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在格拉纳达和科尔多瓦哈里发的领地内一样,犹太文化以前所未有的活力和精湛技艺繁荣起来。迈蒙尼德派和反迈蒙尼德派之间的争论仍然在持续着,只不过后者开始用喀巴拉神秘主义而不再用希腊逻辑学的思辨工具来解释上帝的启示。持有不同观点的拉比纷纷赶到马略卡岛,他们并非被迫过来,而是因为他们很愿意来这个地方。像开罗和科尔多瓦一样,他们中间不乏博学多才之人,可以对发源于阿拉伯地区的科学尤其是数学和天文学进行阐释。那些精于测星术的拉比,如列昂·莫斯科尼(Leon Mosconi)、以法莲·格隆迪(Ephraim Gerondi)和以撒·尼弗西(Isaac Nifoci),为宫廷制造钟表和星盘(以及四分仪和六分仪),他们像国王身边的随侍御医一样赢得了特殊的崇高地位。除了其他各种特权,他们甚至被允许身带长剑或短刀——这在14世纪可不是一件小事。因为在当时,无论犹太医生去哪里,都被认为是具有特殊知识和治疗能力的人。的确,不仅在马略卡而且在整个基督教王国里,犹太人生活其间的基督徒人群可以分为两种人:一种是欢迎犹太人为他们提供贴身服务的人,另一种则对这种服务感到厌恶和害怕,他们认为让犹太人摸一下就等于是把身体交给了凶手,而犹太医生开出的药就是撒旦的尿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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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社区的这种繁荣起码是相对稳定的,一个标志就是犹太人生活方式和居住方式的多样性。局势稳定下来之后,犹太人可以自己选择谋生的方式。在帕尔马东南的圣菲(Santa Fe)和卡拉特拉瓦(Calatrava)附近,从一个小广场往下走,可以从三个不同的大门进入圣殿,这说明犹太人可以随意出入圣殿。当时,“暂住区”还不能算是“隔都”。在马略卡岛上的卡拉特拉瓦镇上——以及他们定居的印加和索列尔这样的小镇上——正如人们期望的那样,不仅有大量的犹太银匠和金匠,而且还有一些种植和出售藏红花的药商以及红酒经销商(像“可食”肉类一样,非犹太人的“可食”红酒生意十分兴隆)。那里有染房和出售丝绸和亚麻的布店,制造肥皂的作坊。并且由于马略卡岛与生意具有浓厚犹太色彩的巴塞罗那联系紧密,一条以造纸、图书装订和销售(尼弗西的另一种生意)为主的特殊产业链越来越红火,销售的产品从账簿到希伯来文和阿拉伯文经典著作和译本一应俱全,尤其是各种装饰精美的手稿日益受到当地人的青睐。马略卡岛虽然算不上是一种理想的生活,但在当时谁又能找到比这里更好的地方?这是一种可能实现的生存状态,其中周而复始的犹太生活——逾越节家宴、婚礼和葬礼、纷乱的集市开放日和庄严的斋戒日——完全能够在没有恐惧的环境下正常进行。如果像过去那样,帕尔马出现了由某些附近城镇和乡村引发的仇恨和暴力活动(如离此不远的印加在1373年就曾发生过一次大规模的屠杀性暴乱),在皮雷四世统治下生活的犹太人完全可以期望受到官方的保护而不受暴徒的伤害,而这些暴徒通常会受到当局严厉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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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克莱斯卡斯和雅弗达把那张伟大的海图呈交给法国国王仅仅过了十年之后,作为海图制作地的马略卡岛上的犹太社会却突然崩塌了。到1435年,岛上的犹太人似乎完全消失了,因为他们只能作为强制皈依的人(chuetas)而偷偷地活着。他们只能在星期五晚上的安息日之夜偷偷地点上蜡烛,在炉子上通宵炖好“ 过夜饭注243”(adafina) ,以便在安息日能品味一下残留在记忆中的食物,而这也是这个犹太社会的后人唯一能够找回他们的祖先的线索。那么,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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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塞法拉德(伊比利亚半岛)的每一个重要犹太社区一样,1391年夏天降临在马略卡岛犹太人头上的连绵不断的灾难是以一声不祥“喊叫”开始的。历史学家往往不愿意把事情的原因归结为个人的吸引力。但不容否认的是,西班牙发生的事情不过是整个欧洲乡村和城镇掀起的针对已经确立的政教合一的统治权威的起义浪潮的一个缩影,或许是对其没有能力在死亡率达三分之一的鼠疫大流行期间保护其臣民的一种迟到的反应。然而,正是那种敢于说出或喊出令人震惊的暴力事件的真相的声音,才使得强大的权力当局在野兽般的哀嚎中轰然倒地,直至这种哀嚎声把他们从城堡和王座上掀了下来,并进一步将怨恨演变为深重的灾难,而“喊叫”则变成了集体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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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班牙,这声“喊叫”是由塞尔维亚西面大约50英里的埃西雅(Ecija)的副主教费伦·马丁内斯(Ferran Martinez)发出的。也许是由于马丁内斯缺乏神学方面的经验和学识,所以只能用冷酷而简单的语言暴力来补偿。但或许正是马丁内斯这种缺乏经验的力量和怒气难平的狂热,才使他敢于以一种更高权威的名义向王权提出挑战,从而使他在城镇和乡村的普通基督徒民众中间赢得了声誉。当时,有三分之一的人口被瘟疫夺去了生命,并且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这如果不是上天的惩罚,就是由犹太人、异端分子和麻风病人共同密谋犯下的罪行,在这样一个人心惶惶的世界里,人们既没有时间考虑保留犹太人作为基督救苦救难的见证的传统奥古斯丁哲学,也没有耐心一个个地去劝说他们。既然在圣地已经被挫败,基督徒的恐惧和愤怒迫切需要一场圣战来发泄,如果目标不是阿拉伯人(他们在伊比利亚半岛几乎已经被彻底击败),为什么不是魔鬼般的犹太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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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马丁内斯从1378年开始在卡斯提尔南部的城镇中进行传教活动,发出了号令式的冷酷而简单的“喊叫”:无论何时何地,你的使命就是攻击犹太人。因为按照教会内部的法令,设立犹太会堂——被称为“撒旦的居所”,并且据称信徒们每天在里面诅咒基督和基督徒三次——是非法的,所以解决的办法非常简单:一律摧毁这些会堂,并且要立即付诸行动。至于那些经常到这些地方干坏事的犹太人,他们只能有两种选择:立即皈依基督教或被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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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内斯在传教的道路上与各地的王朝政权发生了冲突,当地的国王被他拒绝给予犹太人受其保护的自治和公共正义权利的做法大大地激怒了,并且对他宣称犹太人要由他本人来审判的狂言尤其感到震惊和反感。至少有两个国王和一个摄政王曾命令他收回自己的声明,并停止针对犹太人进行传教活动。凡是在他的煽动下已经被破坏或摧毁的犹太会堂均由他负责恢复原状,但这种声势浩大的命令对他来说不过是一纸空文。各地教堂的许多高级神职人员同样也感到恐惧,塞尔维亚的大主教巴洛索(Barroso)甚至把他视为一个异端和反叛者,但其他一些人则在担心行乞修士的势力会因此而变成地下犯罪团伙。所以,当时的犹太人事实上在官方保守势力与基督徒形成的狂热势力之间饱受折磨,因为王室既想追究那些暴徒头目的责任,又对日益严重的破坏稳定的骚乱局面感到不安。因为伦敦有一个加泰罗尼亚犹太商会,所以在瓦特·泰勒(Wat Tyler)和牧师约翰·鲍尔(John Ball)的鼓动下,理查二世差一点就在1381年采取行动也就不足为奇了。在西班牙,犹太人也几乎面临着同样的命运:由于不能按时领到工资,基督徒士兵和船员老想寻衅滋事;由于雄性激素过剩,那些怀着新仇旧恨的新兵不停地挥舞着画有十字架的旗帜;狂热的行乞修士一直盘算着让犹太人皈依或直接杀死他们,以便让基督尽快地再次降临;而普通的市民和农民则大都认为,犹太人都是放高利贷者和吸血鬼。虽然市政当局发布的命令都是要坚决消除民众的敌对情绪或严厉惩罚犯罪分子,但如果真的实施示范性的惩罚,又往往起不到恢复秩序和稳定的作用。马丁内斯团伙的两个小头目由于煽动市民违反塞尔维亚当局的命令而受到公开鞭打,而贵族古兹曼(Guzman)却侥幸从市民的怒火中逃脱了性命。国王胡安一世于1390年从马上掉下来摔死后,卡斯提尔王国落入了他的儿子亨利三世——也是一个尚未成年的孩子——的手中,于是形成了一段权力的真空期。迫于自治的犹太社区(aljama)领袖们的压力(他们甚至直接到罗马教廷进行上访,要求教皇本人对马丁内斯进行谴责),摄政会议发表了一个象征性的声明,而这位副主教根本就没有理会。马丁内斯俨然从一个地痞无赖变成了一个革命者,他一次次蔑视王权的态度和行为并没有受到惩罚,因而他便更加自信地认为,只有他——而不是国王或主教们——在贯彻基督的真正意志。到1391年初,他的疯狂已经无法遏制,竟然以他自己的名义向卡斯提尔地区各地的教堂发布命令,要求立即摧毁所有的犹太会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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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靠这些不安定的暴力活动的气浪鼓吹起来的肥皂泡是很容易破灭的。1391年3月,对塞尔维亚犹太人的攻击被镇压,犯罪分子受到了惩罚。但是在6月的第一个星期里,一场针对当地犹太社区(即现在的圣克鲁兹区)的大屠杀开始了。在马丁内斯及其率领的行乞修士的煽动下,一伙年轻人冲进了社区的大门,骚乱迅速演变为一场只有一方带着武器的所谓圣战。短短几天之内,就有数千犹太人被杀(有的资料说是4000人,但实际人数肯定只多不少),他们的尸体就堆在大街上。那些曾被马丁内斯指定必须摧毁的塞尔维亚犹太会堂,虽然大多数规模不大,但不管里面有没有人,一律被夷为平地。在三个最大的会堂中,有两个——包括现在被称为“圣巴特洛梅”(San Bartolomé)教堂的犹太会堂——当时就被改成了基督教堂。女人和孩子在一片哭喊声中被拽着头发拖到洗礼池边,而那些继续反抗的人则被割断了喉咙。有大量失魂落魄的无辜者主动接受甚至乞求皈依基督教,而他们古老而美丽的名字立即就换成了他们的新教父和教母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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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地方,也有一些“大鱼”落入了圣彼得的网中。受人尊敬的犹太拉比、来自布尔格斯(Burgos)的税务大亨所罗门·哈列维突然变成了狂热的基督徒帕巴罗·德·圣玛利亚(Pablo de Santa Maria),他回顾说自己深深地为托马斯·阿奎那的哲学所折服,而不是在刀剑和暴徒的逼迫下才皈依基督教的,仅凭这一条就足以使他爬上了他所在城市的主教宝座,并最终成为卡斯提尔王国的内阁大臣。他最喜欢的《塔木德》研究院的学生和门人约书亚·哈罗基(Joshua Halorki)虽然一开始对他的老师的叛教行为十分震惊,但最终也克服了自己强烈的反感,变成了狂热的福音派牧师杰罗尼默·德·圣菲(Geronimo de Santa Fe),并成为教皇的私人医生。就他们对犹太人过去的信仰所造成的伤害来说,叛教只不过是开始,因为他们本身称得上是最冷酷的叛教者。哈罗基(圣菲)在1413—1314年托尔托萨(Tortosa)举行的一场论争中面对他过去的同胞拉比为基督教一方辩护(不止一次地用他在喀巴拉神秘主义方面的知识证明,耶稣的名字内在于犹太人神秘的字符中),并且还声称,没费多大的劲儿,他就使论争对手中的两个人皈依了基督教。哈列维(圣玛利亚)说服他的两个兄弟与他一起受洗,并且还让他的女儿和4个儿子接受洗礼,因为他们在这件事情上根本没有选择权。但他26岁的妻子乔安娜(Joanna)却没有受洗,她离开了他并继续恪守着对犹太教的忠诚,直到1410年去世。然而,这并没有能阻止他的主教丈夫把她埋在他任职的教堂墓地里,并且她直到现在仍然静静地躺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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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大屠杀几乎吞没了扩张后的卡斯提尔王国里几乎所有的主要犹太生活社区,其中许多是古老的犹太学术和文化中心:科尔多瓦、卢塞纳、托莱多。对犹太人痛下杀手的信号变成了一种肆无忌惮的表演,有时是教堂钟声敲响(如托尔托萨),有时是艺人敲一阵鼓并做出洒圣水的动作,都可能意味着死亡降临在犹太人的头上。8到7月间,恐怖的浪潮从卡斯提尔涌向当时已经属于阿拉贡王国的瓦伦西亚,有250名犹太人被杀。然后这股浪潮又进入了加泰罗尼亚和纳曼尼德的家乡赫罗纳,并于8月初最终进入了巴塞罗那,通过集体屠杀或集体皈依的残酷方式,使这个古老的犹太社区整体灭绝。拉比哈斯代·本·亚伯拉罕·克莱斯卡斯(Hasdai ben Abraham Crescas)是一位反迈蒙尼德派《塔木德》学者,他曾作为瓦伦西亚非官方的大拉比受到过国王胡安的隆重接待并一直随侍左右。在最恐怖的屠杀发生时他恰好在巴塞罗那,他在痛苦中留下了一段当时对手无寸铁的犹太人实施屠杀场面的生动描述:“在我们饱经灾难的桌子上,放着毒草和苦艾……他们用弓箭和石弩向聚集在城堡中的犹太人发动攻击,在塔楼里用棍子打他们、用鞭子抽他们。许多犹太人‘圣化了上帝之名’(意为‘被打死’),其中就包括我自己[唯一]的儿子,他刚刚做了新郎;有的人自杀了,有的人从高高的塔楼上跳了下来……在他们跳楼之前,显然四肢已经断了……许多人跑了出来,毅然在大街上‘圣化吾名’[意为‘自杀’],剩下的人都皈依了基督教,也许只有几个人躲了起来……由于我们犯了罪,今天在巴塞罗那恐怕再也找不到一个叫以色列人的人了。”根据克莱斯卡斯的记述,我们就可以想象出整个瓦伦西亚和加泰罗尼亚的悲惨场景。剩下的只有一座“犹太山”,那是一个供游人休憩的美丽的公园,过去曾经是犹太人的墓地,并因此而得名。后来,那里的石头遍布巴塞罗那,因为从“犹太山”上拆下来的石头已经被人们装点在这个优雅城市的许多建筑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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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怕马略卡岛上的每一个犹太人都不会相信自己面前的海浪能够把卡斯提尔和阿拉贡的恐怖阴云挡在他们这个海岛之外。在瓦伦西亚大屠杀和集体皈依的消息传到岛上后,像整个西班牙的犹太同胞曾经做过的那样,犹太社区的领袖们立即去拜访王室的驻岛总督并请求提供保护。像他们一样,总督也作了最大的努力,他把城里的犹太人集中到帕尔马的“暂住区”,锁上大门,禁止非犹太人进入这个临时辟成的犹太院落。在整个岛上,住在边远乡村的恐慌不安的犹太人纷纷骑着骡子和毛驴、坐着马车紧赶慢赶地就近逃进了当地的小城镇,许多人甚至一路逃到了帕尔马,因为他们认为,这里的城堡是他们能够活下来的唯一希望。这个在犹太流浪者心目中最大的犹太人口中心,这个星盘和海图制作者、测星家和罗盘制作者的犹太社区,当时成了一个收容被吓坏的受难者、既是避难又是监禁的集中营。克莱斯卡斯·亚伯拉罕和他的赞助人“尚礼者”皮雷早在1387年就都已经去世,但他的儿子雅弗达却仍然在与尼弗西以及其他地理学家合伙做生意。当城堡的大门紧紧关闭,突然出现了一支由挥舞着画有十字架的7000名暴怒的 “省民”注244(provenciales) 组成的军队,他们被关在了外面,而犹太人就被关在了里面。驻岛总督试图与暴徒妥协以缓和局势,但由于安东尼奥·西恰尔(Antonio Sitjar)匪帮的加入,暴徒人数众多,他的斡旋毫无效果,然而像其他地方一样,他自己有幸躲过了这次劫难。当时,由于“暂住区”三个大门的守卫力量薄弱,反而成了暴徒的突破口,其中的一个大门很快就被撞破,于是,真正的屠杀开始了。两天之内,就有至少300具尸体躺在犹太人门前的大街上或院子里,其中许多是女人和儿童。像通常一样,紧接着就是一系列的亵渎性行动:犹太会堂被摧毁或改作基督教堂,《托拉》经卷被用巧妙的手法污损或撕碎,暴徒的圣杯不再是空的——里面盛满了债务和合同文书的灰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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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想方设法挤进城堡的雅弗达·克莱斯卡斯和以撒·尼弗西,当时却选择了受洗才保住了性命。这支受洗的队伍有一百多人(整个社区共有两千多名犹太人),这位海图制作者按照他新教父的名字改称若姆·里布斯(Jaume Ribes)。对于若姆或雅弗达来说,洗礼仪式兑现了对他今生以及来世的承诺。他可以与他原来的徒弟撒母耳·考克斯[当时已经改名为梅西亚·德·维拉德斯特尔斯(Mecia de Viladesters)]一起,继续制作和绘制海图,并且在1399年接受了制作一件更大的具有王室气派的“世界衣”的任务。他有时会从马略卡岛搬到巴塞罗那或萨拉哥萨的宫廷中住一段时间。事实上,这些“新基督徒”可以很方便地满足老基督徒们对于用希伯来文装饰的《圣经》、各种圣诗集和祈祷书的需求,因为他们可以用装饰海图的技艺对这些宗教经典进行修饰和包装。文士、装订工和书商都成了这个行业中的行家里手,而这些“皈依者”(conversos)对自己新的身份充满了信心,甚至为本岛上首屈一指的建筑大师吉列尔莫·萨格里拉(Guillermo Sagrera)为他们建造了属于自己的“格拉西亚圣母教堂”(Nostra Senyora de Gracia)而感到自豪。“圣多明我教堂”(Santo Domingo)的另一伙“皈依者”竟然直截了当但却十分荒唐地宣称自己属于“以色列民族”。这种信心似乎是可以传染的。在痉挛式的暴乱平息下来之后,王朝当局开始对马略卡岛和阿拉贡其他地方的暴徒首领采取强硬手段。据说,瓦兰特(Violant)女王对他们胆敢挑战王室权威的行为特别愤慨。匪帮首领西恰尔和暴徒头目路易·德·贝尔维勒(Luis de Bellvivre)被逮捕并被处以绞刑。犹太人开始要求归还被抢走的财物,王朝当局甚至还颁布法令,允许那些被迫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回归自己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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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那些精心制作海图和装帧典籍的人工作非常出色,并且为了新的信仰而安居下来,仍然有许多犹太人一直未能从他们破碎的社区中恢复过来。印加、索列尔、锡内乌和阿尔库迪亚的犹太人一直没能回到他们在山里和海边的乡村。尽管王朝当局试图阻止他们离开马略卡岛,并剥夺了犹太社区的财产,但他们绝大多数都已经改变了原来权衡这两种一神教中到底哪一种让他们受到的迫害更少的想法。于是,他们毅然跨过地中海,去了北非的伊斯兰世界,在阿尔及尔和菲斯那些与众不同的犹太社区中定居下来。正是在那里,克莱斯卡斯绘制出了著名的六角星大卫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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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王室当局以及当地城镇的市长和镇长(alcaldes)都对犹太人的离开感到遗憾(据说如此),但许多激进的教会成员却认为是一种解脱——他们总算走了,这也算是一种清除顽固的犹太人的方式吧。言外之意,另一种清除犹太人的方式就是杀死他们。当然还有第三种方式即皈依——这是长期以来许多基督徒坚持并期望的目标[其中就包括马略卡岛的神学家雷蒙·卢尔(Ramon Llull)]——但强迫犹太人皈依真的行得通吗?这些“新基督徒”真的成了基督徒吗?他们聚集在他们自己的教堂里,甚至毫无顾忌地称他们自己“以色列人”,这难道不是一个信号吗?1391年的创伤性动乱刚刚鲜血干涸、尘埃落地之后,这样的疑问很快在整个西班牙扩散开来。那些“皈依者”之所以接受洗礼,或许只不过是为了逃避死亡,但在他们的内心、头脑和家里却一直忠诚于他们原来的盲目信仰及其特殊的生活习俗。更糟糕的是,难道这样的秘密犹太人不会腐化那些真心的皈依者,从而使他们“像狗寻找骨头一样”(这是基督徒妄想狂当时经常使用的一个“固定”的短语)回归原来的宗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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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样的恐惧和猜疑的驱使下,最著名的好斗分子维森特·费雷尔(Vicente Ferrer)于1414—1415年登上了马略卡岛。在这段时间,托尔托萨举行了另一场针对犹太教的论争加审判的表演,在近千名观众面前,根据所罗门·伊本·弗迦(Solomon ibn Verga)的《论争纪实》中的记述,为朝臣、主教和红衣主教安排了70个座位,并且由制造教廷分裂的“教皇” 本笃十三世注245 亲自主持。对教皇来说,这无疑是使他的好斗信仰得以合法化的一个大好时机,所以他一开场就宣布:“我今天来到这里,并不是为了证明两种宗教哪一种是真的,因为众所周知,我的宗教和信仰是真的,而你们的《托拉》曾经是真的,但现在已经被废除了。”然后,格罗尼默·德·圣菲开始咬牙切齿地引用《以赛亚书》的经文,大意是如果拉比们不能作出“解释”,“你们将被刀剑所吞没”。但他的论证思路与那些研究过巴塞罗那论争的人并没有什么不同,无非是说人为制造的《塔木德》以欺骗的手段侵犯了《圣经》经文神圣的权威性,以掩盖《圣经》精确地预言到耶稣基督就是救世主的事实,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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