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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策略，这种对信仰的审判早就已经过时了。尽管费雷尔也宣称自己采用的方法是一种通过推理进行劝说而不是暴力的活动，但实际上完全是一种威胁恐吓和矫揉造作的表演。为了显得比费伦·马丁内斯更有说服力且更具魅力，费雷尔特意穿上了一件最粗糙的长袍，破烂的背部画着一个“雷神”的形象，似乎代表着他迟到的罪恶。他的身边总是陪着几个“自虐修士”，他们摆出一副忏悔的神情，排成一队，手里举着火把，并不停地用那种一股股编起来的皮鞭抽打自己，直到鲜血浸湿了长袍，才猛地撞进犹太会堂的大门。费雷尔本人就走在他们的前面，一只手举着十字架，另一只手则拿着一卷《托拉》书卷。犹太人被迫站在他们的约柜前，听着修士们歇斯底里地又喊又唱。凡是12岁以上的犹太人，无论男女，都必须参加这样的布道活动。虽然消息不多但有时也会听人们说起，“自虐修士”人数实在太多，足以把会堂里的犹太人驱赶到城外的山里或树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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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与费雷尔发起的残害犹太人生命的动乱相比，这样的恶行也许根本就不算什么。1391年的灭绝行动把整个塞法拉德撕成了三部分，每一个部分大约有10万犹太人：一部分被杀，一部分皈依，还有一部分无论面临什么样的迫害都决心继续当犹太人。面对这样的局面，费雷尔要求把剩下的犹太人赶得足够远，使他们既没有任何可能接近新基督徒，以防止他们陷入再次“被犹太化”的迷途，也没有任何机会玷污真正的基督徒社会。1413年，马略卡岛颁布了一项对犹太人实行种族隔离的法令。这是一种通过制造贫困强迫犹太人皈依基督教的策略，其目的显然是为了使他们的日常生活难以忍受，然后就不得不归顺十字架下的宗教，有无数的案例证明这一策略是成功的。尽管犹太人赖以谋生的大多数职业并不在禁止之列（尤其是向基督徒出售日用品的职业，包括肉类和酒类或其他食品，以及皮革制品、珠宝和纺织品），但他们必须从基督徒的居住区搬走。从此之后，任何犹太人都不得放债、出租房屋或土地，不得担任诉讼代理或收税人，更不得担任公共事务官员，以防止基督徒受犹太人的辖制。让他们的许多老病号感到吃惊的是，犹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行医或做手术，不得出售或以任何形式开药剂、补品或糖浆。这种种族隔离是极其严格、非常彻底的。任何基督徒女性，从最纯洁的少女到最下贱的妓女，均不得在白天或夜间进入“犹太区”，甚至不得与任何犹太人交谈，即使是一般的闲聊也不行。但事实上，在这一系列的禁令下，不仅在马略卡岛而且在整个阿拉贡和卡斯提尔地区仍然能够看到他们过去曾经享受过的那种十分随便而亲切的生活场景。无论何时何地，犹太人和基督徒都不能一起吃饭或喝酒。犹太人不得为基督徒病人看病，从此之后也不得送给他们任何礼物，既不能送蛋糕和面包，也不能送美味的菜肴、水果和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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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他们还要忍受更多的屈辱。任何人都不得把犹太人重新打扮成“先生”（Don）或“夫人”（Dona）。犹太人不得穿着鲜红或其他颜色鲜亮的衣服，也不得穿丝绸之类的精纺布料，更不得戴面纱或用金银珠宝打扮自己。犹太人只能穿手织的粗布衣服，尤其是犹太女人，她们穿的衣服要拖在地上。所有的犹太人一律要戴轮形的识别牌，并禁止男人修剪胡须，这样你一眼就能认出哪个是犹太人，哪个不是犹太人。在当时，犹太人尤其不得阅读含有被认为属于亵渎基督教的内容的《塔木德》之类的任何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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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维森特·费雷尔的种族隔离政策于1412年在瓦拉多利德（Valladolid）被正式立法，但大部分最严厉的限制措施是不可能实行的。实际上许多条款过了几年就被废除了，因为世俗统治者迫切希望对行乞修士以及马丁内斯和费雷尔之流构想出来的这个疯狂的世界重新行使自己的权力。然而事实证明，那些王室的政客和朝臣甚至国王本人显然是上当受骗了。由费雷尔发起的在马略卡岛以及整个阿拉贡和卡斯提尔地区实施的种族隔离政策在15世纪80年代带着复仇的火焰卷土重来，犹太人被严格限定在八天内搬到为他们划定的唯一的居住区。这些新划定的居住区大多是城镇中精神和物质污染最严重的街区，那里的屠户把动物内脏扔在大街上，制革厂散发着阵阵恶臭，妓女挤满了大街小巷。虽然历史的书写拒绝年代错误，但当时除了焚尸炉和行刑队，在纳粹犯下的罪行目录上还缺了哪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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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5年发生的血祭诽谤案无疑是“致命的一击”，从而使被困在“暂住区”中的犹太人从意志颓丧变成了惊惶失措。这次诽谤唯一的新奇之处就是犹太人模仿的十字架（像过去一样，其实谁也没有见过）上的受难者变成了一个非犹太人。他们成立了特别法庭，在城里和乡间的暴徒的一片叫骂声中，一位拉比遭到毒打，4位已经认罪的犹太人被判处绞刑（捆着脚反吊起来，以延长临死前痛苦挣扎的时间），并且尸体被焚烧。由于害怕1391年的惨剧重演，“暂住区”剩下的犹太人大部分都逃到了吕什（Lluch）附近的山洞里，他们在那里饱受土匪的蹂躏，然后作为俘虏被押回了帕尔马。几天后，他们被要求集体受洗。宣判死刑的声音终于停止了，犹太人默默地排成一队，缓缓走进基督教堂去聆听那美好的“感恩赞美诗”（Te Deum）。第二天，他们神圣的典籍和器物变成了祭品，《律法书》的羊皮卷被付之一炬。在剩下的唯一一座犹太会堂的大门被锁起来之前，一个可以插三百枝蜡烛的巨大而美丽的烛台（据说这是挂在马略卡圣殿中的一个最让人喜爱的器物）被搬了出来，然后送进了附近的基督教堂。如果你有幸到此一游，仍然可以看到它的“雄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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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马略卡岛上剩下的东西并不止这一件。科学家对岛上2万名“皈依的基督徒”携带的Y染色体的研究表明，他们正是15世纪犹太皈依者的后裔。犹太人的故事就流淌在他们的血脉里，并且越来越体现在他们再生的文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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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托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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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西班牙的耶路撒冷”？是的，几个世纪以来，有许多西班牙城市曾被犹太人称作耶路撒冷，因为他们希望并且相信那就是他们流亡中的家园：科尔多瓦、格拉纳达，甚至还有塞尔维亚。几乎与希伯来语中意为“后代”的 “托莱多”注246（toledot） 一词同音的托莱多这个城市的名字应该并不是一个巧合。犹大·哈列维和摩西·伊本·以斯拉都曾在这个地方生活，并写下了他们美好的诗篇（也许他们的生活并不太美好）。每个托莱多人都可以坚持说，只要看一眼这个坐落在山顶上的城市，你就会发现它多么像大卫头上的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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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你如果真想去看一看这个托莱多，紧靠着那座雄伟而坚固的教堂的旅游局的官员会迫不及待地指引你去城里的两座重建的犹太会堂和塞法迪犹太博物馆。所以，你穿过狭窄的街道，两边是一间挨一间的杏仁糖果店，经过一个个窗口，里面的店主不停地招呼游人买一把光闪闪的托莱多钢刀，然后是一个雕刻铺面，一个出售弯刀的店铺，不过这样的弯刀对于机场的安检来说或许有点太锋利了，然后经过一家犹太咖啡店，里面供应一种伊比利亚酱火腿三明治，但都不是“可食”食物，你最后就可以看到一些陡峭的胡同，那就是中世纪的犹太人居住区。现在那里已经是一个没有犹太人的镇子，一座座建筑物大多相距几百英尺，都是根据被现代人忽视的多重功能重建起来的：教堂、医院和卡拉特拉瓦（Calatrava） 骑士团注247 庇护所、兵营、狂犬病诊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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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建筑的名称听起来有点名不副实，但可以肯定当初是根据施洗者的名字命名的，所以才会出现“白色圣母犹太会堂”（Sinagoga de Santa Maria la Blanca）这种矛盾而怪异的名字，甚至为了纪念圣母玛利亚升天而将一座雄伟的建筑直接命名为“圣母升天”（El Transito）。无论起什么样的名字，目的都是为了体现各种一神教和谐共处的可能性——与神学和政治垄断作斗争。“白色圣母犹太会堂”——最初被称为“查达沙犹太议会”（Beit haKnesset Chadashah），现在是一所“新会堂”——建于13世纪初，很可能出自约瑟·本·梅尔·书珊（Joseph ben Meir Shushan）之手，因为他曾经是众多效忠于卡斯提尔国王的伟大的托莱多犹太“宫廷社团”的首领之一。在所能想到的犹太会堂中，这座建筑的清真寺风格最为明显，内部以马蹄形的拱顶构成的柱廊结构为主，顶部雕刻着用雪松和双叶植物装饰的字符，这种庄严的风格不由得使人想起摩哈德王朝的一贯格调（摩哈德人在其全盛年代曾经摧毁了大部分犹太会堂）。一格格连续的拱顶通过一圈小窗户采光，并且上面挂着摩尔风格的吊灯。尽管这座会堂的建筑风格似乎与同时代的其他犹太会堂不同，但几乎可以肯定它在当时并不是唯一的。至少在塞哥维亚（Segovia）曾经有一座犹太会堂（1900年毁于火灾），其建筑风格几乎完全相同，具有同样的马蹄形拱顶，这种犹太教—伊斯兰文化交汇的形式实际上是当时最流行的风格，因为基督教西班牙中的犹太文化已经深深地浸染于阿拉伯语言、科学和文学之中。在13世纪末14世纪初，像以色列·本·以色列（来自一个文士世家）这样的托莱多文士创造出一种伊斯兰风格的“毯式护封”，他们把棕榈叶平铺并粘在硬纸上，装订在《圣经》的前面和背面，即能起到保护作用，同时也是一种装饰，从而将建筑风格应用于文牍的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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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母升天犹太会堂”无疑是文化融合的巨大力量的另一个更令人惊叹的例证，因为以精湛的灰泥工艺为特色的雕刻艺术不仅包括用美丽的塞法迪体方块字刻写《诗篇》中的段落，而且还用阿拉伯文描画《古兰经》中的文字，如祷告词“平安、幸福和繁荣”。 穆迪哈尔注248 艺人和工匠可能参与了高达九米半的祈祷大厅的装饰工作，但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他们竟然加上了一些圣典中的句子。这座宫殿的伟大的赞助人、卡斯提尔国王“冷酷的”佩德罗的财政大臣撒母耳·哈列维·阿布拉法（Samuel Halevi Abulafia）肯定专门叮嘱过他们，因为起码颂扬他的名字和功绩的文字被刻在了内墙上。在科尔多瓦有一座犹太会堂，堪称雄伟的托莱多会堂的微缩版，灰泥墙上同样布满了穆迪哈尔风格的带状波纹，画着大量的星形图案、植物叶子和缠绕的枝蔓，并且同样也刻着从《诗篇》和《先知书》中摘录的段落。不过，科尔多瓦会堂建成的时间可能更早一些，当时对行乞修士们提出的强烈抗议还比较敏感，因为他们叫嚣，犹太人建造“新会堂”是明目张胆地违犯教皇的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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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建造一个有形的东西，肯定是为了让每个人都知道。撒母耳·哈列维·阿布拉法就是如此，他像现代的慈善家一样，希望在建筑物的墙上留下一块感恩的牌匾。阿布拉法喜欢吹嘘他追求完美的志趣：雄伟壮丽的外观，装饰豪华的吊灯，美轮美奂的诵经台（bima）。尽管经历了漫长的岁月，那庄严的楼厢、宽敞的大厅——其宽敞程度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得到了完美的重建，连位于高处的女性专用坐席区，也同样装饰着穆迪哈尔风格的图案和铭文。要进入这样的会堂，你得盛装打扮才行。正如建筑史学家杰里林·多兹（Jerrilynn Dodds）尖锐指出的那样，它的危险程度已经接近于一座宫殿式教堂，其实不过是一处满足阿布拉法这样的朝臣欲望的豪华设施罢了。所以，在这座建筑竣工之前他就已经失宠或许并不令人感到奇怪，甚至这很可能就是他失宠的原因。由于佩德罗当时卷入了与他同父异母兄弟恩里克（Enrique）的一场内战，所以对担上“犹太人的国王”这样的骂名和由于人们对其财政大臣阿布拉法的指责（广大民众仍然在贫困中呻吟，而他却一味近乎无耻地追求奢华）而受到怀疑甚为不快。这样一来，正是因为主持建造的这座令人惊艳的新会堂，阿布拉法成了第一个牺牲品，他立即被逮捕并被处死。犹太人在会堂内墙上刻下的铭文把国王吹捧为“伸展开巨大翅膀的雄鹰”，但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也会成为一个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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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托莱多的一座座犹太会堂仍然矗立在那里，但随着基督教的“收复失地运动”正在向格拉纳达这个最后的顽固堡垒发动攻击，这些建筑中隐含和体现的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亲密关系就逐渐变成了一种麻烦和累赘。的确，凡是看到过格拉纳达的 阿尔罕布拉宫注249（Alhambra） 的人都不难认出，“圣母升天犹太会堂”的灰泥装饰可以说完全复制了这个宫殿的风格。那些充满敌意的基督徒作家和传教士开始越来越多地引用这样的古老传说：在8世纪，正是犹太人把西哥特人的城市出卖给了阿拉伯军队。的确，如果不是因为西哥特—基督徒的残酷迫害，犹太人当时也不会疯狂地主动为自己寻找新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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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正是因为犹太人对于阿拉贡王朝的马略卡统治者来说是商业和制图业方面的有用中介，所以卡斯提尔人需要利用他们与阿拉伯人的亲密关系作为引进伊斯兰世界的数学和天文学知识（以及哲学知识，但相对不太重要）的渠道。这样的兴趣既是为了提高智力，也是出于长远的考虑。13世纪下半叶，在相对仁慈的“智者”阿尔方索十世（Alfonso X）的统治下，犹太人的托莱多变成了一个繁荣的学术中心，他们把阿拉伯和希伯来文献（包括科学、哲学和诗歌）翻译为拉丁文，而更重要的是将它们翻译为声称代表“西班牙文”的卡斯提尔方言。平日喜欢写诗和创作卡斯提尔民歌的阿尔方索迫切希望掌握各种各样的智慧，并且像他的许多前任和后继者一样，非常推崇据说已经进入了秘传知识（主要指占星术、炼丹术和天文学）最深层次的犹太人。其中有一位犹太翻译者名叫犹大·伊本·摩西（Yehudah ibn Moshe），他不仅帮助阿尔方索完成了一部体现多元文化的著作《天文学知识》，而且还曾被利诱用巫术翻译希伯来著作，特别是用魔法石变戏法，这显然是为了取悦国王。到13世纪，塞法迪犹太社区已经不大用阿拉伯语，而是开始用一种被称为“拉迪诺语”（Ladino）的犹太—卡斯提尔语书写和交流。诗歌作为一种共同文化的种子，深深地种进了当地的土壤中，这对犹太人来说并不是第一次。 歌颂埃尔·熙德注250（El Cid） 以及法国、普罗旺斯、加泰罗尼亚和卡斯提尔国王、公主和骑士传奇的拉迪诺诗歌——其中许多诗歌的欢快节奏直接来源于阿拉伯音乐——像前面提到的混合风格建筑艺术一样，体现出一种共同拥有的敏感性。然而，尽管西班牙最早的传奇文学种子在犹太文化的土壤中不断生长并繁荣起来是一个令人瞩目的事件，但这种繁荣注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被彻底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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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用于装饰《圣经》的“毯式护封”，这种文化和谐的局面随着阿尔方索十世于1284年去世并未能维持多久。在精英阶层优雅的品位后面，丑陋的偏见（并且行乞修士开始发起新的一轮基督教统一运动）使得这种多元文化的生存非常困难，并最终烟消云散。1349年，有关犹太人试图利用瘟疫灭绝基督徒的谣言在托莱多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血腥屠杀。1367年，另一次暴力行动几乎把“犹太区”的近千所房屋全部烧毁。谈到适应能力，当时似乎成了犹太人的第二天性，他们已经学会了如何重建、修复和恢复生活。在这些突发的噩梦般的灾难的间隙，他们又开始做生意，开始学习和工作，慢慢安定下来，甚至又繁荣起来。从其他城镇流浪过来的犹太人开始分享并进一步压缩了他们的生存空间，只能开辟另一个定居点收容不断涌入的犹太人。在1391年的恐怖事件发生之前，城内的这两个犹太社区声称他们已经有9个繁荣的犹太会堂和5个《圣经》和《塔木德》研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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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所有这些都发生在托莱多大教堂的鼻子底下，所以犹太人便成了行乞修士攻击的目标。在搭摸斯月十七这个斋戒日（是为了纪念摩西毁掉写有“十诫”的第一对石板），托莱多的犹太人遭到了一伙暴徒的袭击。这伙暴徒已经摧毁了塞尔维亚的犹太社区，在摧毁托莱多的犹太社区之后，他们还要赶往帕尔马和巴塞罗那以及犹太人定居多年的其他西班牙城市继续他们的恶行。我们从雅各·伊本·阿尔班尼（Jacob ibn Albeneh）以希伯来哀歌风格用托莱多特有的方言写下的一首令人心碎的哀歌中知道，他们亵渎犹太会堂和里面安放的《托拉》羊皮书卷，把举行重要仪式用的金银器，如《托拉》的冠形盖顶和门把手上的石榴状饰品（rimmonim）抢劫一空，然后烧毁房屋，并且随意杀人。被摧毁的地方和死难者的详细名单令人忧伤：会堂领诵人扫罗、拉比以撒·本·犹大、以撒·本·书珊（他的尸体被长矛刺穿），最令人心疼的是亚伯拉罕·本·奥弗莱特（Abraham ben Ophrit），他的尸体被认定为是一个“少年”（bachur），也就是说，他的岁数在12到16岁之间，出于不明的原因被残忍地用石头活活砸死后，他的尸体被拖过鹅卵石街道，然后他身上的肉被一片一片地割下来烧掉，最后在他“年迈”的父母曾经钓鱼的地方，他血肉模糊的尸体被扔进了河里。他们把神圣的《托拉》羊皮书卷从拱形的新会堂里搜了出来，在插在两个约柜之间的一个十字架前用最恶毒的方式进行亵渎。（在有些塞法迪犹太会堂里，如果建造了一个新约柜，旧的约柜还留在原地不动。）当整个王国从混乱中恢复秩序后，还曾对一些小的损失进行了赔偿。然而在1411年，维森特·费雷尔带着他的“自笞修士”队伍回来了，于是约瑟·本·梅尔·书珊建造的新会堂最终变成了“白色圣母玛利亚教堂”。这似乎正是那些真正的基督徒士兵一直等待的胜利：三分之二的犹太人消失了，不是做了托莱多弯刀的刀下鬼，就是进了教堂的洗礼池；只有剩下的三分之一还在“顽固不化地”坚守着他们破碎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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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人们很快就对这样的胜利产生了疑问。托莱多的“皈依者”投入了救世主的怀抱，他们举行新的仪式，祷告、赎罪、吃圣餐、尽可能地在胸前画着十字，确实全身心地投入了自己的新信仰之中。对某些人来说，有点奇怪的是，这就好像昨天留须今天剃发，没有什么分别。那些老基督徒在想，他们会如何炫耀自己的皈依行为呢？难道只是从原来的犹太居住区里走出来，然后走进国王城堡附近的靠街石头墙、里面有花园的优美的马格达莱纳（Magdalena）富人居住区？他们现在终于“获得了救赎”，“皈依者”眼前的天地是广阔的：可以与王公贵族（这些贵族可一直盯着他们的钱包）通婚，重新拾起他们原来的职业，并且他们只要为国王服务，无论干什么都能够获得地位和财富。老基督徒被要求毫无保留地欢迎他们进入“获救者”的社会，但这一事实只会使本来就难以预料的形势更加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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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大好不一定就是真的好，难道不是吗？既然接受十字架对他们有如此大的新开发出来的好处，难道他们不会成为新的贵族暴发户，对老基督徒耀武扬威，以更残酷的横征暴敛手段欺压老百姓吗？所以那些老（“老”的意思是“真的”）基督徒开始以警惕眼光注视着新基督徒们，看他们是否在狂热的信仰面纱后面，仍然在偷偷摸摸地当犹太人。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犹太史学家产生了分歧，因为他们并不需要证据，只是要看一看在这个外伤未愈、形势剧变、困难重重的悲剧时刻到底会发生什么。塞法拉德大驱逐时期伟大的以色列历史学家伊扎克·贝尔（Yitzhak Baer）就迫切希望看到“皈依者”和犹太人在内心深处仍然属于一个民族，他的这一想法基本上反映了“异端裁判所”的观点，即他们这些人加入基督教只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但是，不管如何令人困惑和难以解释——尤其对那些恪守犹太教的犹太人来说——最好还是思考一下当时那些知识渊博、立场坚定的拉比为什么突然转向了以残暴著称的基督教福音派，这样的拉比的确不在少数。很遗憾，帕巴罗·德·圣玛利亚和杰罗尼默·德·圣菲显然不是这样的机会主义者。那些“皈依者”中到底有多少人真正地信仰他们的新宗教，这个比例恐怕我们永远也搞不清楚。但是关于那些的确一直在追寻他们失落的犹太教的人，这方面的资料却相当丰富，并且还有“异端裁判所”于15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披露的证据，以及那些为回归犹太教而出走其他国家的犹太人提供的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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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除了犹太人对精诚团结的忠诚期望和“异端裁判所”对真实历史的信口开河，还有很多的迹象表明，托莱多和其他地方的许多“皈依者”的确在寻找与他们在犹太居住区里的宗教同胞维持最起码的联系的渠道。从马格达莱纳富人区到犹太居住区并没有多远，徒步走过去就行，根本不用骑马，并且肯定会有一些无法掩盖的迹象会引起他们的注意，如做饭的香味、音乐、平日的生活习惯、从敞开的窗户里传到大街上的拉迪诺语聊天声。牧师兼编年史学家安德烈斯·伯纳迪兹（Andres Bernaldez）根本算不上犹太人的朋友，他的大鼻子整天在抽动着，以搜寻“用植物油而不是其他油炒洋葱和大蒜”的特殊香味。他一直在想，用植物油炒任何东西闻起来都是邪恶的，而犹太人就是这样来做饭的。仅仅从一个“皈依者”身上散发的炒大蒜的味儿你就可以知道他曾经吃过什么。还有安息日吃的“过夜饭”（adafina or hamim），盖着的炖锅里装满了豌豆、鹰嘴豆、蔬菜和牛肉，伯纳迪兹也觉得恶心，不管是凉的还是热的，在安息日吃这种东西是让人无法忍受的。犹太人要在星期五把准备好的炖锅送到某个犹太厨子那里，慢慢地炖一个通宵，以免违犯安息日的禁忌，一个“皈依者”如果对这种“过夜饭”馋得流口水，可千万要小心行事，不要让家里的基督徒仆人去送炖锅。“异端裁判所”派出了许多“包打听”，如果他们发现（通常是仆人干的）某个“皈依者”家庭的主妇把肥肉和筋腱从鲜肉上剔下来扔掉（实际上犹太人的“可食”律法并没有这样的要求），或者更出格地用盐水清洗鲜肉上的污血，那么她的行为就成为全家重新回归犹太教的重要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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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相关资料的记述，“皈依者”与犹太教保持联系的方式远远超出了厨房和饭菜，它们表现在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上：向犹太社区的会堂缴维护费，向犹太“自治会”（kahal）缴公共事业费——雇人看守公墓，甚至资助希伯来学校。当然，这种联系是双向的。作为他们慈善行为的回报，他们可以获得有关节期（如普珥节被重新命名为“圣以斯帖节”）和斋戒日的最重要的信息。在“异端裁判所”在15世纪80年代实行最严格的管制措施（建立了令人恐惧的“线人”情报网络，对家仆和家庭成员进行恐吓和拷问）之前，他们仍然可以在家里偷偷地遵守某些犹太习俗而不会引起人们的猜疑。他们星期五晚间可以点上蜡烛。说到底，在15世纪，谁没有在家里点过蜡烛？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谁知道会发生什么，特别是家里的仆人也是“皈依者”。男主人和女主人在犹太节日为什么穿上了精致而庄重的服装？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去教堂做弥撒呀。有些更大胆的人甚至把宗教典籍带到“皈依者”的家里——尤其是日常祈祷用书或一些“逾越节‘哈嘎嗒’故事集”——并且有证据表明，在“异端裁判所”对儿童甚至某些成人进行强制灌输新教义之前，他们一直在背诵“示玛”这类具有肯定内容的重要祈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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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渐地，这些猜疑在恐怖和酷刑——水凳、老虎凳和皮鞭——之下变成了“供词”，从而把成千上万的“皈依者”送上了所谓“异端公审仪式”（autos-da-fé），把那些“不屈服”于十字架的人堆起来当众活活烧死。然而在1480年西班牙官方引进独特的“异端裁判制度”之前的几十年里，由于新老基督徒之间的仇恨而被烧死的疑似回归犹太教的“皈依者”，甚至并不比在社会和政治地位上比他们更优越的人更多。一代代卡斯提尔国王的性无能暗疾（并非夸张，如恩里克四世就是如此）进一步加重了他们的猜疑之心，他们认为犹太人已经成了最受欢迎的生物，像阿尔瓦洛·德·卢纳（Alvaro de Luna），他只是靠那些犹太人和“皈依者”的直接帮助才能够维持自己作为“卡斯提尔治安官”的地位。卡斯提尔犹太人的社区领袖亚伯拉罕·德·本温尼斯特（Abraham de Benveniste）与卢纳关系亲密，“皈依者”中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宫廷和官僚精英阶层。对于那些老基督徒贵族的地位来说，这无疑是一种冒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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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卢纳带着强征某种特别税的使命对托莱多进行访问时，原来曾经是“新会堂”而此时已经改为“白色圣母玛利亚教堂”的钟声敲响了。这是为了拿起武器对付卢纳、本温尼斯特及其城内的“皈依者”同盟而发出的信号。于是，一场自发的抗议活动开始了，而国王城堡的总督皮尔洛·德·萨缅托（Pero de Sarmiento）就走在叛乱队伍的前面，后面聚集了一大群临时从市民和托莱多周边的农民中招集的支持者。他们直接对那些最知名的“皈依者”的住宅发动攻击，其中就包括著名商人和公证员科塔（Cota）家族的豪宅。有上百所住宅被摧毁，同时犹太居住区也受到攻击。他们甚至对国王本人进行谩骂侮辱，顷刻间使托莱多陷入了全面暴乱之中。7月间，由于这座城市仍然控制在叛军手中，萨缅托竟然擅自颁布了一项“驱逐令”，要把“皈依者”从所有的公共部门赶出去，因为他们的皮肤下曾经流着（并且一直流着）犹太人不洁的血。“我们宣布，所谓的‘皈依者’仍然是顽固不化的犹太祖先的后代，兹依法认定为不受欢迎和不知羞耻的人，他们已经不适于在托莱多的城市公共部门工作，也没有任何权力凌驾于真正的基督徒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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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萨缅托关于血统纯洁的说辞严重违犯了基督教会有关“凡受洗者必须一体对待”的教义，教皇尼古拉五世立即宣布取缔“驱逐令”。但造成的伤害已经无可挽回，并且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原则由此形诸文字——正如后来证明的那样，永远也擦不掉了。1467年，有人曾试图再次对托莱多“皈依者”的人身和家族财产发动攻击。但他们非常明智地接受了上一次暴乱的深刻教训，从托莱多的武器库找出了石弩和锁链等威力强大的重武器把自己武装起来，并任命费迪南·德·托雷斯（Ferdinand de Torres）上尉为他们自卫部队的首领。这种备战状态和不得不常年面对“ marrano注251” （当时针对地下犹太人而发明的一个贬义词）这样的侮辱性称呼所造成的痛苦引发了反应过度的行为，当时有一伙武装人员闯入了托莱多大教堂，先是在教堂大院里引发了一场械斗，致使4名神职人员在群殴中丧生，后来则演变为一场全面的市区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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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武装入侵者喊出的口号——“这不是一个教堂！”——目的并不纯粹是为了对付托莱多市民中的犹太“皈依者”，更不是教堂里的牧师。这个口号本身的含义就是，他们的教堂无论从制度上还是从物质上都已经被敌对势力的政治理念所控制。不过听起来就像是这个神圣的地方已经被彻底抛弃，因为他们令人惊异地用木雕来装饰唱诗台，要知道，这是整个基督教王国中集中体现基督徒虔诚的地方。如果需要为对“皈依者”忠诚的怀疑提供证据，那么这种判断错误的战争叫嚣是再恰当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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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小胡同里发生的一次荒唐的吵闹。恰恰相反，这次“吵闹”发生在一个大都市里，那里有卡斯提尔历代国王的陵墓；发生在这样一个危急的时刻，犹太“皈依者”精英阶层与他们的敌人正处于内战的边缘，而他们的敌人卡斯提尔后来被认为是西班牙的历史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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