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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有性无能这种“难言之隐”的恩里克四世当然不会怀有这种基督徒的使命感，但尽管如此，在君士坦丁堡落入奥托曼土耳其人之手一年之后，他还是迫不及待地登上了王位。此时，净化西班牙是王国进行最后一次十字军东征、真正实现基督教王国的前提条件。如果说基督的旗帜将在君士坦丁堡的废墟上树立起来，那么这面旗帜必然要飘扬在一个清除了犹太人、伪装成“皈依者”的准犹太人以及其他非基督教徒的西班牙的上空。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 犹太人提出的问题注252 在至高无上的基督教王国刚刚形成的时期进入了他们为之痛苦挣扎的自我界定的核心，他们将成为迎接世界末日来临的又一个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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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洁地统一”是那些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对这个沉重的历史时刻的总结和苛责，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阿隆索·德·埃斯皮纳（Alonso de Espina）。作为方济各修会的修士、萨拉曼卡大学的校长、能言善辩的传教士和宫廷的忏悔牧师，埃斯皮纳认为他的《悲惨的西班牙》就像这个书名一样，与其担负的使命极不相称：要打一场迎接世界末日和基督再临的战争。这是一条充满魔鬼的道路，并且众所周知，犹太人就是魔鬼的化身。正是他们买通了阿尔瓦洛·德·卢纳，并使他最终垮台。埃斯皮纳觉得，花上一些时间修复破碎的卢纳人格是他的使命，并坚持认为正是他的行为失检才最终把他推向了灾难的深渊。的确，他不会丢下这位倒台的治安官，他要在最后陪着他走向刽子手的断头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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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于1461年写成的《冥顽不化的信仰》一书（后来在欧洲各地有多种版本）中，埃斯皮纳收集了所有妖魔化犹太人的词汇：天生的下毒犯、亵渎圣饼者、绑架儿童者和杀人凶手。事实上，他对于用指控杀害儿童这种平常采用的一般方式来消灭瓦拉多利德的犹太人感到非常失望。埃斯皮纳为什么对方济各修会如此忠诚呢？因为与多明我修会相比，这个修会变得越来越好战，越来越具有进攻性，埃斯皮纳可以带着他的福音书畅通无阻地在卡斯提尔尤其是他的信徒最活跃的北部地区进行传教活动。他的观点很简单：只要整个王国还没有彻底净化——不仅要清除格拉纳达的穆斯林，而且必须把犹太人从西班牙彻底驱逐出去——由教皇加理多三世（Calixtus Ⅲ）发起的新一轮十字军东征就永远不会结束。如果他们不走，就不可能有可靠的皈依者，因为他们说不定哪一天就会沦为无处不在的“犹太教顽固分子”的猎物。尽管如此，他还是极力督促恩里克四世设立一个“异端裁判所”，目的显然是为了把假基督徒从“皈依者”中间彻底清除出去。一开始，国王接受了他的提议，但几番犹豫之后，教皇庇护二世于1461年正式批准了埃斯皮纳的提议（但对于要求罗马教廷让出大部分权力的内容却有所保留），但国王却又改变了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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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一切似乎意味着西班牙的犹太人已经听到了死亡的丧钟。然而——正如500年后德国发生的情况一样——这些从古老年代就定居在这里的犹太人已经对各种各样的艰难困苦和恶毒叫嚣习以为常，所以他们根本不为所动。对所有的托莱多人来说，在西班牙还有许多的地方——阿拉贡，还有卡斯提尔——尤其是远离犹太人聚集区的地方，他们任何一个人都不会相信埃斯皮纳可怕的驱逐方案的魔爪会伸到这样的边远地区。或许，位于西北边陲的加利西亚省的拉科鲁尼亚（La Coruña）就是这样一方历史的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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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火烧还是水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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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6年，当以撒·德·布拉加（Isaac de Braga）第一眼看到他的任命结果时，他肯定感到自己太年轻了。当然，现在我们已经无从体会他当时的兴奋心情。你可以去牛津大学的博德利图书馆，驻足于希伯来《圣经》那些闪闪发光的书页前，如果你足够幸运，你甚至还可以翻一翻这些书页，但你恐怕永远也体会不到布拉加当年第一次看到它们时从心里涌起的那种狂喜和惊异。拉科鲁尼亚是一个边远的地方，虽然是一个海港，但在规模上显然无法与加的斯或里斯本相比。然而，从这个海湾向里一些的某个地方，在15世纪却最早发现了一个奇迹，即所谓“塞尔维亚《圣经》”。这部《圣经》是由文士撒母耳·本·亚伯拉罕·伊本·拿单（Samuel ben Abraham ibn Nathan）（他破碎的胫骨就压在书页上）于1300年前后写成的，由法国“插图画家”约瑟·哈撒尔法迪（Joseph Hazarfati）作了豪华的装饰，并由一个叫亚伯拉罕·伊本·加昂（Abraham ibn Gaon）的“手工艺人”进行了极为考究的微写。可以肯定的是，正是因为对这部塞尔维亚《圣经》看了一眼，才促使布拉加欣然接受了这次任命，或许因为他像文士们称赞的那样，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年轻人”，或许因为“他已故的父亲是深受爱戴的所罗门·德·布拉加（Solomon de Braga），愿他的灵魂在伊甸园中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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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维亚《圣经》这部“天书”可以说命运多舛，先是在14世纪末期有一段时间流落到科尔多瓦，后来才出现在拉科鲁尼亚，而布拉加家族显然从所罗门一代开始就非常迷恋这一类的独特文本。塞尔维亚《圣经》是如此重要，甚至伟大的文士摩西·伊本·撒巴拉（Moses ibn Zabara）在写新书时也首先要确定将其中所包含的著名学者大卫·基姆奇（ David Kimchi）有关《圣经》希伯来语法的论著［题为《希伯来语法》（Sefer Mikhlol）］进行抄录，而这本语法论著本身却又如此乏味，以至于哈撒尔法迪放弃了将他画的图饰与其语法结构规则关联起来的所有努力，整个页面只是用最能体现他的想象力的鸟兽图案进行装饰，而约瑟·伊本·哈伊姆（Joseph ibn Hayyim）在装饰布拉加《圣经》时就沿用了这种装饰格式上的变化。从许多方面来看，如果说布拉加《圣经》采用的古色古香的设计风格令人喜爱的话，那只是因为出资的赞助人和负责抄录的文士本来就希望其设计风格要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古老传统的重要性。尽管你完全可以认为布拉加《圣经》在成书时不可能预感到后来的灾难，但当时那种在希望和担忧之间摇摆的不确定性或许让布拉加家族及其文士和饰工们迫切希望能够站出来重申：犹太教的美是不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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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说，约瑟·伊本·哈伊姆既没有为任何不祥的预感所禁锢，也没有拘泥于庄重得体的传统经典装饰风格。他的作品散发出一种强烈的色彩感，看起来五颜六色，或金色或银色，或天青或淡红，洋溢着活泼、欢腾的叙事气息。约拿掉进了一条大鱼的肚子里（出自希伯来人的文学想象）；满脸胡须的大卫光芒四射地安坐在他的王座上；赤龙在翻江倒海，而花猫正在列阵与老鼠交战。在书末最后一页上，插图作者名字中的字符被有意地描成了几个正在眨眼睛的马戏小丑模样，有些借用了纸牌上的图案，有些则更像教堂里的流浪汉雕饰。但是，与教堂走廊上那些忏悔的罪人不同，约瑟·伊本·哈伊姆画的男女裸体是顽皮和快乐的，因为他们在书页上打躬作揖、又蹦又跳。每一个出现在这部《圣经》中的人物都是心情愉快、心胸开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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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加《圣经》以无比惊人的想象力将这种开阔的胸怀融入了犹太教的传统之中。烛台的图案放射着庄严的金色光芒，与一千年前西弗利斯犹太会堂地面上的镶嵌画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在这部《圣经》里，有一头狮子（既表示忠诚于卡斯提尔国王，也是为了纪念犹大）盘踞在烛台下面，而不是站立在约柜旁边。但是，圣殿的外观有时更多地借用了《古兰经》的装饰风格，并且有些刻在两块石板上的《托拉》段落，甚至用伊斯兰建筑中习惯采用的马蹄形拱顶图案框了起来，这无异于一种近乎完美的合成艺术。“毯式护封”这种紧密成型的抽象风格同样也属于早已形成的犹太—阿拉伯融合的艺术传统。哥特式风格的图案也被大量用于表现动物、鸟类和植物的形态，而在插图艺术的风尚刚刚兴起时，这本来是基督徒艺术家的专长，但到15世纪时，他们的犹太学生已经完全掌握了这种绘画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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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大好形势恐怕是不会持久的，因为在西班牙，基督徒艺术家与犹太文士之间的这种相互合作的局面即将成为过去。早在1474年，阿拉贡的费迪南和卡斯提尔的伊莎贝拉（Isabella）就通过联姻而成为新的西班牙的国王和王后。到1483年，他们开始推行由多明我修士维森特·费雷尔和方济各修士阿伦索·德·埃斯皮纳发起的大规模清洗犹太人的运动，以便为基督教的全面胜利创造条件。他们相信，只要这些新基督徒身边有犹太人存在，他们总会被引诱而回归犹太教，而正是他们中间这些信仰动摇不定的所谓基督徒对教会造成了致命的威胁，所以犹太人应该被全部从安达卢西亚驱逐出去，因为这个行省已经受到“犹太化”这种瘟疫的严重污染。很快，他们就从已经定居了上千年的城市（如科尔多瓦和塞尔维亚）里被赶了出去，完全陷入了贫困和无家可归的境地。但在这样的形势下，仍然产生了大量“共存区”（convivencia），那里的伊斯兰教与犹太教文化，阿拉伯与希伯来哲学、科学和文学一直和谐地融合在一起，并出现了大量的文化交汇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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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当时，基督徒之所以迫害犹太人，并不是为了简单地与他们分开，或者说远离他们，而是因为他们怀有一种危险的开放心态，过着一种文化流浪的生活，两种文化之间过于亲密的行为实在令人讨厌。在基督徒采取强制分离措施之前，两种文化从来也没有发生过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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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下一步还会怎么做呢？在安达卢西亚之外，费雷尔在1412—1413年间预先制定的严厉法规以及托莱多“驱逐令”已经在所有的犹太城市里（当然也包括拉科鲁尼亚）得到执行。犹太人不得不从他们长期居住的街区连夜——最大的宽限也不过八天——搬走，在这个骚乱的岁月里，有些犹太社区的大门和高墙可以起到一定的防护作用。王朝当局专门为他们划定了新的居住区，通常位于城区边缘最贫穷、最肮脏的地带，实际上是有意地让他们远离他们的店铺和工厂。由于这项计划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们破产而皈依基督教，他们只能被迫以可怜的价格（通常是其实际价值的十分之一）变卖他们的财产——当然也包括社区的公共建筑物。所以，他们实际上遭到了双重盘剥，首先以低价变卖原来的财产，然后再用高价支付新居住区的安家费。通过这种方式，这个计划的设计者达到了以下两个目标：尽可能地造成犹太人破产，使他们由于生活无着而皈依基督教，同时也为其余的人设立一道“保洁”警戒线，从而使他们与新基督徒和老基督徒都彻底隔离开来。这实际上是一种内部驱逐，当然也是一种对人格的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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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似乎并不是拉科鲁尼亚的以撒·德·布拉加或托莱多、科尔多瓦、萨拉戈萨和赫罗纳的犹太人期望从新王国身上得到的东西。正是在那些软弱的国王统治时期，作为王朝大臣、金融家和政府官员的新基督徒最容易遭到敌视，因为在老基督徒的眼里，他们已经接管了整个王朝。阿拉贡和卡斯提尔统一之后，费迪南和伊莎贝拉显然对路易·德·桑坦格尔（Luis de Santangel）这样的“皈依者”，以及普通的犹太医生和金融家［如被委任为收税官的大拉比（rab de corte）亚伯拉罕·塞内尔（Abraham Seneor）］十分友好，所以人们对前景更加乐观。驱逐只是狂热分子的梦魇。在即将对顽固不化、不可战胜的格拉纳达国王城堡发动新一轮圣战的重要时刻，如果没有犹太人的金钱支持，这个新王国该如何是好？所以，尽管伊莎贝拉的忏悔牧师托马斯·德·托尔克马达（Tomas de Torquemada）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并且与埃斯皮纳的犹太问题解决方案如出一辙，但是在15世纪70年代，这个新王国并没有出现向境外涌动的恐慌的人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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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教皇在1478年授权西班牙统治者设立异端裁判所时，并没有在未皈依的犹太人中间引起巨大的恐慌，因为这种司法制度只涉及疑似的基督徒——当然首当其冲的是“marrano”——而与本色的犹太人无关。的确，当异端裁判所于两年之后在塞尔维亚开始采取行动时，立即引发了大批的“marrano”向不在王国管辖范围内的遥远城镇和乡村逃亡的浪潮。但是在一开始，犹太人本身就出现了分化。对于那些与已经放弃信仰的家人、朋友和邻居关系仍然比较密切的犹太人，其中有许多人（尽管不是全部）认为他们的改宗行为是不可原谅的，在面对异端裁判所提起的指控时，甚至想遵从法庭的命令去告发他们。当时，似乎谁也没有想到（包括费迪南和伊莎贝拉在内）异端裁判所这架毁灭性的机器会邪恶到何种程度和持续多长时间，于是他们请求教皇西斯笃四世（Sixtus Ⅳ）对其进行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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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端裁判所拥有自己独立的审判权，它俨然是一个国中之国，只对教皇、王室和自己按照等级制度设立的陪审团负责。除了主审法官和所谓的审判委员会，还有一支庞大的“教友”队伍，专门负责处理法庭的事务性工作，以便使这架恐怖的机器能够正常运转。所以，围绕着用刑方式制定了许多详细的规则，例如，负责监督的人属于这个组织严密的序列中的第一等级。异端裁判所甚至还有一支负责保卫法庭和对当事人进行恐吓的小型军队。在没有骑兵护卫的情况下，尤其是在一个法官被一群陷入绝望的“marrano”在萨拉戈萨大教堂里杀害之后，大法官托马斯·德·托尔克马达再也不敢随意外出。更可恨的是，法庭实际上拥有不受限制的刑罚权力，为了获得“完整而详尽的”口供，法庭可以对那些疑似回归犹太教的人，或直接对那些死不悔改、十分活跃的本色犹太人随意用刑。因此，历史上第一次兴起了一股窥探私人秘密的邪恶风气，仆人、家人和邻居在威逼利诱下纷纷干起了告密和间谍的勾当。甚至在男女修道院里，修士和修女也会告发他们的兄弟姐妹，有时只是因为他们怀疑自己的兄弟姐妹在圣饼被举起时眼向下看，或在开始念诵“我们的主”或“万福玛利亚”时结结巴巴，并嘟哝着“谁知道他们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伊利米亚胡·约维尔（Yilimiyahu Yovel）无疑是对的，他认为这是一种恶毒的现代制度的萌芽，而不是黑暗的中世纪传统的残余。这的确是在反人类罪行方面玩出的一个新花样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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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端裁判所还离奇地发明了“公开审判”这种所谓的公众娱乐形式，这从罗马时代以来是闻所未闻的。凡“异端公开审判”日均被宣布为节日和公共假日，以确保有尽可能多的市民能够参加和观看犯罪分子的游街活动。这些所谓的犯罪分子光着双脚，头戴尖顶的高帽子，身穿破烂的“火刑服”（sanbenito），即在那些死不改悔的顽固分子的囚服上画上翻卷的火舌，因为道貌岸然的法官就是要用这种方式提醒那些不幸的人，他们在今生被烧死总要强于来世在地狱里永远受火刑的煎熬。包括国王和王后在内的王公贵族也会出席这种精心安排的“庆祝活动”，他们不慌不忙地享用着“节日的美味”，只是在刑场的气味实在难以忍受时才把香囊放在鼻子上挡一挡。当仪式进行到从灰烬中扒出死刑犯的残骸（通常数以百计）并连同活人一起再烧一遍时，这些“祭品”在城市上空形成的空气中就会散发出令人作呕的恶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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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些异端裁判所的死难者有时被简单地定性为“异端”时，人们似乎忘记了这种残酷的审判方式——从审问和刑罚直到最后集体处决，使异端分子在世俗政权的罪恶之手中死于非命，并被委婉地称为“解脱”——最直接地指向了那些曾经并且仍然被怀疑是犹太人的人。从来也没有听说曾经有西班牙罗拉德派（Lollards）或 卡特里派注253（Cathars） 教徒被绑上火刑柱。对于西班牙在犹太史上上演的这场戏剧来说，这无疑是最重要、最强烈也是最悲惨的一幕。这个不断旋转的悲剧舞台在上演一幕幕残酷和背叛的同时，也会展现出一种令人震惊的勇气和无私的自我牺牲精神。尽管有大量的告密者，但也有像迭戈·马尔迦纳（Diego Marchana）这样的人，他们虽然成了新基督徒，但却仍然冒着巨大的危险去帮助那些迟到的“洗罪者”（他们已经永远地失去了自己的生活和家人），提醒男人和女人躲开异端裁判所的陷阱，当然他们最终的命运也只能是被活活烧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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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洗运动的“生产线”是由可怕的敌人控制的，当然他们的领军人物就是托尔克马达。尽管他们采用的手段相当原始，但在连绵不断的恐吓、酷刑、慌言和司法谋杀浪潮中，死难者的人数足以使任何 20世纪的独裁者注254 的破坏和杀戮行径相形见绌：仅塞尔维亚一地，到当年底就有700人被烧死；每个月举行一次“异端公审仪式”，并且在这架死亡机器向北开进雷阿尔城（Ciudad Real）并继续推进到托莱多（那里的死亡人数打破了历史纪录）之前，在1488年曾经一天就烧死过40人，同时还焚烧了100具从灰烬中扒出来的尸骨以及许多已经逃脱的罪犯的模拟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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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可以理解的是，那里的犹太人反而在袖手旁观，并且有些人甚至认为这些事情与自己无关，因为他们一旦被隔离在城郊的居住区内，只有一个大门可以出入，他们显然就再也没有对他们的亲戚朋友施加犹太化影响的机会，他们可以关起门来过日子。这样的错觉甚至在那些最伟大的人物身上也有所体现，他们仍然在为攻克格拉纳达而努力工作，如亚伯拉罕·塞内尔，国王和王后至少对他这样的人还是以礼相待，有时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虚伪的敬意。他曾经满怀信心地进见国王，请求他禁止以暴力方式对犹太人进行布道活动，并撤销有关犹太人在逾越节期间烤制无酵饼的禁令。塞内尔甚至与托尔克马达也维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并且在他的请求下，他出生的村庄还一度享受过免税的待遇！作为一个拉比和金融大亨，同时也作为一个有号召力的犹太领袖，他对于最高统治者似乎是不可或缺的，他甚至不相信他们会干出像驱逐犹太人这样自甘毁灭行为。于是，人们对这种亲密关系产生了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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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5年，塞内尔得到了另一个更著名人物拉比以撒·阿布拉瓦内尔（Isaac Abravanel）的支持，在被牵连进一次试图取代他的宫廷阴谋中之前，他一直在葡萄牙国王面前享有与塞内尔同样的地位和职位。阿布拉瓦内尔被迫出逃，他跨过了边境，寻求并获准会见西班牙国王和王后。在这次会见中，王室似乎提出要他积极地提供金钱资助对格拉纳达的讨伐战争，并以放弃把安达卢西亚的激烈驱逐运动扩展到整个王国作为回报，他当时很可能没有答应。但实际情况很可能是，费迪南和伊莎贝拉当时还没有拿定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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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位王后的忏悔牧师早已经下定了决心。对托尔克马达来说，如果没有第二只手即用暴力彻底清洗犹太人作保证，仅靠埃斯皮纳的学说这一只手——对皈依的犹太人进行彻底净化，使他们不可逆转地归顺到基督教会的旗帜下——是毫无意义的。他所采用的变态方式实际上从反面证明了犹太教的坚韧性和说服力，因为这个宗教完全有能力从政权和教会、暴徒和传教士强加给它的任何制裁——强迫迁移、焚毁典籍和肉体毁灭——下生存下来。你可以毁灭所有这一切，但总会有某种东西会逃过你的灭绝行动，如它的“字符”总会像致命雾霾中的微小颗粒一样从尸体和羊皮纸的灰烬中飘散到遥远的天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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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就连托尔克马达自己也失去了耐心，因为他知道这第二个步骤必须要等到攻陷格拉纳达之后才能实施。尽管西班牙王国正在为这次战事寻找其他的资金来源——特别是热那亚人的金钱——但王国军队是如此庞大，花费是如此昂贵，如果没有犹太人提前缴纳现金这种税收方式的便利，做任何事情恐怕都是不明智的。然而，到1491年冬，围困格拉纳达的军队［其中包括亨利七世的妹夫里弗斯伯爵（Earl Rivers）指挥的英国士兵和一个泛基督教圣战营中的法国部队］已经增加到1.2万人，这种压倒性的优势足以使国王 布阿卜杜勒注255（Boabdil） 在深深的屈辱中意识到，投降并结束穆斯林在西班牙的统治已经成为必然。当然，在格拉纳达城内，仍然有数千名犹太人和“皈依者”。他们都是为了躲避异端裁判所的追捕而逃过来的，并且已经在穆斯林政权的安全保护下恢复了他们祖先的信仰。布阿卜杜勒为他的穆斯林臣民的安全作了安排，但毋庸讳言，他对当时已经陷入恐惧的犹太人却没有提供任何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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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驱逐运动的动机并不只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为了实际完成创建一个统一的、纯洁的基督教西班牙的圣战使命。作为最高统治者作战工具的贵族阶层，当然对取消他们欠下贪婪的犹太人的债务这样的作战争成果感到高兴，因为他们效法英格兰金雀花王朝实施驱逐运动的目的正在于此。但作为最高统治者却打着另一个算盘，他们抢劫、没收和变卖的所有财产尤其是房产的价值，大大超出可以计算出来的犹太人上缴税费。或许有一些胆小怕事、地位低下的人会担心突然失去医生、店主和一个难得的借钱靠山，但这种担心毕竟是不光彩的。所以必须提醒他们，犹太人在他们中间的存在这一事实本身不仅是一种人身的冒犯，更是一种致命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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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一个绑架和杀害儿童的案件自然而然地被编造出来，像往常一样，一具并不存在的尸体并不能对定案有任何妨碍。一个在乡间游动的“marrano”，他是一个洗刷羊毛的匠人，名叫本尼托·加西亚（Benito Garcia）——依然是在一次朝圣返乡的途中——被异端裁判所的探子在托莱多附近的拉瓜迪亚城（La Guardia）发现，在他的背袋里找到了一块吃了一半的圣饼，这无疑是一个亵渎基督的阴谋。剩下的事情不过是根据这个装着其他10个“皈依者”和犹太人的食品杂物的背袋，通过平常那种简单有效的程序获取“完整而详尽的”供词罢了。其中有一个叫优素福·弗兰科（Yucef Franco）的犹太人被关在加西亚上面的一间牢房里，地板上正好有一个小洞，通过这个小洞里可以听到下面牢房里的谈话声。有一个修士打扮成拉比的模样来到弗兰科的牢房，以获取并非犯罪本身而是被指控的罪名的所谓“供词”。于是，一个耸人听闻的故事被拼凑出来：一个儿童在托莱多一条大街上被绑架，然后模仿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对他进行折磨，然后把他拖掳到城外的一个山洞里，然后挖出他的心举行巫术仪式。这个故事说得头头是道，无非是为了煽动公众的怒火，从而把“皈依者”和犹太人不加区分地定为共谋的杀人犯。这个一直没有找到的儿童很快被奉为圣徒，称为 “拉瓜迪亚的圣婴”注256（El Niño） ——并且在西班牙的这个地区现在仍然这样称呼。骚乱是如此普遍而激烈，从而使国王和王后终于放下心来，因为驱逐令事实上把公众的怒火导入了一条有条理和高效率的渠道，而不是简单地通过破坏性的骚乱发泄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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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1492年3月31日，在四百年前由约瑟·伊本·纳赫雷拉首次提出构想并开始建造的 那座王宫注257 里，在伊莎贝拉和费迪南用霸占宫廷长达数月的方式宣示对布阿卜杜勒的胜利的王宫里，一件历史上的“杰作”终告完成。这纸冗长的驱逐令首先解释说，由于已经不可能阻止犹太人扰乱新基督徒正常信仰的活动，而尽管异端裁判所作出了最大的努力，这些新基督徒仍然继续纷纷恢复原来的信仰，所以无论从教会的统一还是基督徒的纯洁来看，都不能容忍他们继续存在下去。不仅如此，他们还一直在玷污和滥用基督教的教义，正如最近发生在拉瓜迪亚那个毫无自我保护能力的儿童身上的暴行所显示的那样，他们也许会实施更加恶劣的暴行。在7月1日前，犹太人必须在4个月内离开王国的领地，而王朝的忠实臣民已经被周到地预先告知，不得以任何方式扰乱或阻挠他们离开。任何人在离开时都不得携带金、银或其他硬币（当时根本没有其他的货币），也不得携带任何贵重物品，如钻石、珠宝，以及宗教仪式用的珍贵圣物。所以，安放《托拉》的约柜的顶盖和护罩，羊皮卷轴两端的石榴状饰品以及手状指经标，当然还包括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的会堂建筑，全部被王室没收。当时要熔化这些物件，恐怕要费不少力气吧。犹太人不得牵走马匹甚至骡子，以免这些高贵的负重家畜从王国中流失。他们可以用毛驴拉车或驮着他们的老弱病残。他们可以带走他们的希伯来文书籍，让人感到庆幸的是还可以带走他们那部《塔木德》以及其他所有的典籍。凡不能带走的书籍一律与羊皮书卷一起烧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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