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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墨索里尼多年来一直被迫在外交政策方面小心谨慎。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领土扩张的野心，也不意味着他改变了战争是国家重生、通向超级大国地位和提高国际威望的手段这一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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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 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以后，国际舞台风云变幻，给了墨索里尼新的机会；法西斯意大利在欧洲事务当中也有更多的机会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墨索里尼早期的注意力主要放在防止纳粹侵犯奥地利的独立上面。在 1934 年 7 月纳粹暗杀了奥地利总理陶尔斐斯之后，德意关系曾一度陷入紧张状态。翌年 4 月的斯特雷萨会议上，法西斯意大利和西方民主国家一起反对德国扩张主义，主要原因就是为了奥地利。但是在那时，墨索里尼的兴趣开始转向埃塞俄比亚（过去称为阿比西尼亚）。这是一个遥远贫穷的非洲国家，却对法西斯意大利有很强的吸引力。墨索里尼想要的是对外的胜利，以炫耀意大利的武力，对全世界也对意大利本国人民显示法西斯的力量。东地中海和北非长期以来就是意大利帝国主义者对外扩张迷梦的目标，1912 年，利比亚已经沦为意大利殖民地。墨索里尼想吞并东地中海和北非，作为新的法西斯帝国的核心，这个野心也并不新鲜。墨索里尼想在本国的周边地区，尤其是地中海和巴尔干拥有支配权。但是意大利的武装部队和大多数欧洲强国相比却相当孱弱。任何想染指巴尔干半岛的行动都会激起列强的强烈反应，因此至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一迷梦都无法实现。而且这种行动风险太大了，尤其是法国在东南欧有很大的利益。5 埃塞俄比亚就成了一个替代品，因为它被认为是一个原始的部落王国，不可能有效抵抗意大利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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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 年意军从厄立特里亚殖民地出发入侵埃塞俄比亚，结果在阿多瓦遭遇惨败，意大利民族主义者至今对这件事记忆犹新。用一场短暂而且一边倒的战争让这个国家屈服，赢得一场法西斯主义的胜利，这对于意大利独裁者来说是个诱人的前景。一本万利看来是确信无疑的，他只需要说服软弱犹豫的意大利国王和军方。那些统治阶层当中的保守分子也对他要冒的风险战战兢兢。但是他预期，西方民主国家不会干预。结果证明墨索里尼打错了算盘——不过这个错误预期却错有错着，后来证明对墨索里尼大大有利。国联对意大利的侵略行径加以谴责，随后通过了经济制裁的决议。这在意大利国内激起对英法的憎恨，反而大大提高了墨索里尼和其法西斯政权的国内支持度。经过特别残酷的战斗——意大利甚至大规模使用了化学武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于 1936 年 5 月陷落，墨索里尼宣称意大利大获全胜，甚至宣称一个新的罗马帝国正在成型，意大利国王加冕埃塞俄比亚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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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袖此刻达到了权力的巅峰。6 政权得到巩固，而墨索里尼个人的权威不可动摇。他的自我膨胀变得无边无际。他急切地想要和“腐朽的”西方民主国家正面冲突，判断这些国家已经在对埃塞俄比亚战争的回应问题当中被分化变得虚弱。对墨索里尼还有很多其他意大利人来说，很明显意大利伟大的未来在于和德国加强合作。当时的德国已经羽翼丰满，对英法发起了挑战，肯定会是未来中欧的主宰力量。因此，1936 年 3 月，墨索里尼支持德国重新占领莱茵非军事区，并接受奥地利是德国的势力范围；而且 7 月德奥签署协议之后，奥地利确实成了德国的附庸。当年 11 月意大利和德国组成轴心国，作为德意密切关系的一个象征性举措。然而德意的密切关系并不受到大多数意大利人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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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和德国真正的关系远没有宣传当中所描绘的那么密切，而且正日益变得冷淡。墨索里尼曾经一度以为自己是老师，希特勒是学生。但是当希特勒取得一个又一个外交胜利的时候，这位自居的老师有了深深的自卑感。他掩饰不住对德国军事力量的羡慕嫉妒。和德国国防军相比，意大利的军事实力根本称不上强大。墨索里尼不顾军队领导人的警告，加入西班牙内战，支持佛朗哥叛军。结果意军在 1937 年 3 月的瓜达拉哈拉战役中遭到耻辱的失败，证明了意军的虚弱。当年 9 月墨索里尼对德国进行国事访问，这让墨索里尼对双方军事实力差距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使墨索里尼对第三帝国的实力更加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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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他的国家和纳粹德国极端危险的扩张主义政策绑到了一起。所以他仍然全力支持德国在当年夏天苏台德问题上的好战姿态。他公开宣称，一旦爆发全面欧洲战争，他已经准备好站在德国一边作战。不过这种战争叫嚣不过是虚张声势而已。他非常清楚意大利根本就没有准备好打一场大战。当希特勒短暂犹豫的时候，墨索里尼抓住戈林给他的一个机会，在慕尼黑主动提出居间调停，以推动各国达成一个解决方案。而此事的解决也有赖于西方民主国家愿意牺牲捷克斯洛伐克来满足德国的侵略野心。墨索里尼回到罗马的时候，被当作欧洲和平的挽救者受到热烈欢迎；但这一点不但让他兴奋不起来，反而让他相信，意大利人民过于爱好和平了，根本不想打仗。他的这个想法被各地法西斯党部的首领送来的民情报告所证实；所有这些报告都强调，意大利人民对轴心国伙伴抱有敌意，并且担心被动卷入战争。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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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索里尼本人对这种忧惧嗤之以鼻。他要的就是战争，不是和平。在 1939 年 2 月 4 日对法西斯党最高委员会做的讲演当中，他把自己长期以来的观点又做了一番新的阐述，设想为了取得意大利的生存空间而和西方国家发生战争。他说，意大利实际上被英国在地中海控制的领地封锁住了。英国在西边控制直布罗陀海峡，在东边控制苏伊士运河，封锁了意大利通向大洋的海路，也就阻碍了意大利的繁荣。意大利被敌对的国家包围，无法向外扩张，成了一个“地中海的囚徒”。因此意大利的基本国策是要“打碎囚笼的铁条”，并向大海进军。但是无论这个“进军”的方向是印度洋还是大西洋，“我们都将面临英法的反抗”。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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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局势又一次提醒墨索里尼，他只能按照德国人的节奏来“进军”。德国在 3 月 15 日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剩下的领土，和往常一样没有事先通知轴心国伙伴。这个行动告诉大家究竟哪里才是轴心的核心所在。希特勒轻而易举地打破了墨索里尼所斡旋的慕尼黑和平。希特勒的密使给墨索里尼带来了元首解释的口信还有感谢致意，墨索里尼却想暂时向新闻媒体封锁消息。他抱怨说：“意大利人民会看我的笑话。每次希特勒占领一个国家，他都在事后给我送个信。”9 但是他对此束手无策，只能强颜欢笑承认既成事实。他一开始甚至拒绝了他的女婿、从 1936 年开始担任外交大臣的齐亚诺伯爵的建议，即通过出兵阿尔巴尼亚来挽回一些受损的颜面。这个腐败落后的小王国早就处在意大利的强大影响下，意大利对它的占领只是稍为延迟一下而已。三周以后的 1939 年 4 月 7 日，意大利进军占领阿尔巴尼亚。齐亚诺将阿尔巴尼亚称作“大公国”。10 这位外交大臣年轻英俊，但是虚荣腐败而且举止轻佻，他不愿意在办公桌边进行艰苦的外交工作，更热衷于打高尔夫和追逐艳遇。和德国的扩张比起来，阿尔巴尼亚不过是小菜一碟。但是墨索里尼将阿尔巴尼亚视为一个跳板。5 月份他就已经在考虑从阿尔巴尼亚出兵入侵希腊，“把英国人逐出地中海盆地”。11 正如齐亚诺告诉希特勒的那样，意大利的目的是要让阿尔巴尼亚“成为一座控制巴尔干半岛的桥头堡”。12 据说希特勒闻言极为高兴，勉强控制自己才能不把情绪表现在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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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意大利占领阿尔巴尼亚以后，英国立即声明担保希腊和罗马尼亚两国的领土完整。此举进一步把意大利推向德国，两国在 1939 年 5 月 22 日缔结“钢铁同盟”的军事协定。13 两国约定如果其中一国卷入战争，另一国要提供一切军事援助。14 这是最轻率的所谓“轴心外交”。这样一来，即便德国单方面发动战争，意大利也被迫承担无条件支持德国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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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索里尼很快告诉希特勒，意大利对战争没有充分的准备，意大利的理解是，战争不应该早于 1943 年爆发。15 但是就在签署《钢铁盟约》的第二天，希特勒命令军队准备好，一旦出现入侵波兰的机会就开战。16 到 7 月中旬，原来那些德国有意入侵波兰的飞短流长变成了意大利驻柏林大使阿托利科发回罗马的实实在在的预警报告；他说德国正在准备下个月进攻但泽。17 齐亚诺开始担心“意大利会在这个不合适的时机被卷入战争”。因为此时意大利的黄金和金属储备几乎为零，军队也完全不在备战状态，他坚持意大利必须避免参与战争。18 墨索里尼在两个选择面前游移不定。一方面是再来一次“慕尼黑协定”，召开国际和平会议，把战争的爆发再推迟 3 年左右；另一方面是希特勒诱使他去做的，和德国并肩作战，去赢得荣誉，还有“在克罗地亚和达尔马提亚地区赢得自己的战利品”。1939 年 8 月 11 日到 13 日，齐亚诺去位于阿尔卑斯山区伯希特斯加登上方的伯格霍夫元首别墅和希特勒跟里宾特洛甫会谈的时候，他对德国发动战争的真实意图已确信无疑。意大利又一次被德国蒙在鼓里，而一旦希特勒“决定进攻，他就一定会进攻”。齐亚诺回到罗马的时候对德国人气急败坏，因为“他们出卖了我们，欺骗了我们，还要把我们卷进一场我们不感兴趣的巨大冒险”。他认为意大利有充分的行动自由，强烈建议墨索里尼不用加入这场战争。19 墨索里尼继续举棋不定，可是他的本能告诉他，一旦战争打响，意大利就应该在德国一边参战。他幻想，现在仍然有一丝希望，西方民主国家会在最后一刻退缩。如果是那样的话，他想要在和谈的时候占些便宜。但是一旦战争真的爆发（而且这种可能性非常大），他觉得如果意大利退缩了，在全世界眼中会像一个懦夫。按照齐亚诺的说法，墨索里尼的另一重考虑是，他害怕如果意大利背弃“钢铁同盟”，希特勒会“在盛怒之下放过波兰，来找意大利的麻烦”。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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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2 日晚间，传来更令人震惊的消息，德国即将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意大利还是事先完全不知情。它对西方民主国家是一个重大打击，倒是给墨索里尼注入了一剂强心针。陆军部副大臣阿尔贝托·帕里亚尼关于军队备战状态良好的报告完全是胡编乱造，但却鼓舞了墨索里尼盲目的好战情绪。这种对军队状态的盲目自信与国王艾曼纽尔三世本人的观点背道而驰。8 月 24 日国王接见齐亚诺的时候说“我们绝对没有进行战争的资本”，“陆军处于可悲的状态”。军官根本不称职，部队装备陈旧，公众情绪对德国抱有敌意。国王坚持意大利一定要置身战争事外，至少也应该暂时静观其变。21 国王要求参与“重大决策”的制定。国王的意见等于是否决了墨索里尼要把意大利拉进战争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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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齐亚诺将国王的观点告知这位“战意炽烈”的领袖，墨索里尼因此不敢把国家整个投入战争，被迫接受了不干预的外交政策。墨索里尼收到希特勒的信件，询问意大利对迫在眉睫的军事行动的意向。他被迫承认“鉴于意大利目前的备战状态，选择放弃采取军事行动的主动权，目前看来是合适的”。他还说：“意大利参战有赖于德国输入军事补给和原材料，以帮助意大利抵挡英法的攻击。”22 8 月 26 日意大利狮子大开口，向德国提交了一份冗长的物资清单。阿托利科大使为了消除德国要求意大利履行同盟条约的可能，还自作主张，添油加醋地进一步要求德国要在意大利参战之前，把清单上的物资一次全部供应给意大利。这一手段达到了目的。希特勒根本无力满足意大利的要求。他告诉墨索里尼，他理解意大利的处境，仅仅是希望意大利一如既往地对德国保持友好姿态。齐亚诺写到，希特勒建议，“德国独力粉碎波兰，并击败英国和法国”。这对墨索里尼的自尊心是个打击。希特勒在上台的 6 年之内就把他的国家投入了战争，而他作为领袖，在上台将近 17 年以后还无力让意大利投入战争。这使得墨索里尼极为苦恼。他在 8 月 26 日的信中告诉希特勒：“您难以想象我的懊恼，我的双手被超出我控制的各种力量所捆绑，在最需要行动的时候，却不能向您提供真正的有力支持。”23 他本人的意愿非常清楚。但是他被迫屈从于自己政权内部的压力，不能加入战争。他必须暂时忍气吞声地接受国际法上史无前例的“非交战国”地位；对墨索里尼来说，这个地位比“中立”更体面一些，但是远远达不到法西斯的好战意识形态所要求的程度。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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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 10 个月的时间，墨索里尼才能弥补 1939 年 8 月退缩所丧失的参战机会。而这一次，参战的机会太好了，简直不容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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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攸关的抉择：1940-1941年间改变世界的十个决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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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 年，墨索里尼有想要参战的愿望，却不得不屈从于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甚至国王也反对参战。这显示了独裁者的权力是受到限制的。希特勒在德国的权力地位要比墨索里尼稳固得多。在 1934 年 8 月初兴登堡总统病逝，希特勒成为国家元首之后，军队向他个人宣誓效忠。他获得了绝对的权力。没有任何个人或者机构能够在宪法上对他构成挑战，它们也没有其他的效忠对象。他在 1938 年 2 月改组军队统帅机构，将军队置于个人直接领导下，进一步巩固了权力基础。对比而言，在意大利，墨索里尼 1922 年 10 月“向罗马进军”夺取政权之后过了 17 年之久，权力远没有如此集中。尽管国王显得无足轻重，好像是墨索里尼无所不在的权力上面一件无足轻重的装饰品一样，但国王毕竟还是国家元首，他的权力并非只限于礼仪上。1943 年 7 月发生的事件证明，国王可以在 1922 年任命墨索里尼为政府首脑，也能把他撤换掉。而且国王是意大利人民除了墨索里尼之外另外一个效忠对象。这一点在武装部队方面尤其重要，陆海军的军官团对王室仍然忠心耿耿。他们的忠诚是向着国王，即武装部队总司令的。不管墨索里尼在和军队将领打交道的过程中如何恩威并施，用尽各种手段，但他从来无法赢得军队毫无保留的忠诚。在 1943 年 7 月的宫廷政变的时候，这将是墨索里尼的一个致命的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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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39 年至 1940 年那段紧张的“非交战国”时期，墨索里尼和军方之间虽然还没有任何公开决裂的迹象，但是独裁者对他手下的陆海军将领们也从来都不能予取予求，颐使气指。25 他不止一次抱怨军中的各种弊病，抱怨自己无法清洗替换军官团，也不止一次流露出一有可能就废黜王室的意向。26 但当时，他也只能勉强忍受自己认为的一切弊端，包括国王和军事领导人的懦弱、悲观的情绪以及缺乏“法西斯战斗精神”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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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索里尼感到非常泄气的一点是，军官团无论在人事还是结构上，一直都无可救药地保守。意大利缺乏德国（尤其是普鲁士）素来拥有的那种强烈的军事文化。意大利社会对军事基本上没有什么热情。陆军在社会上的地位不但不如德国那么高，甚至还不如西方民主国家英国和法国社会里的军人地位。海军也一样，而空军和各国一样都还在草创阶段。意大利如果说有什么军事传统的话，那也是失败和耻辱的传统，不是光荣的胜利传统，尤其是 1896 年阿多瓦战役和 1917 年卡波雷托战役的惨败让人记忆犹新。在意大利这个教育和工业都不够发达的社会中，受过良好教育并且技术熟练的意大利人本来就不多，这些高素质人才还都不愿意从军。结果，在职业军人这个阶层当中，尤其是陆军军人当中，严重缺乏有能力的人才。就算墨索里尼拥有足够大的权力，清洗军队领导层，他也很难用更有能力的高素质人才来代替被清洗掉的军官。而实际上，墨索里尼根本难以触动紧密团结起来的军队高级将领。这些将领之间虽然有个人矛盾和军种间的竞争，但是他们在对政府的关系方面基本上是抱团的，而且享有国王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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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索里尼从 1926 年起就担任了三军的行政首脑。但是多年以来，他在和军方打交道的时候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冲突，不想引起军人的反感，因为他知道自己在军事事务方面缺乏经验，想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藏拙，以保持自己的光辉形象。他没有着力去增进武装部队领导层内部的团结协作。这一点在整个战争期间都对军事战略计划有极大的损害。27 彼得罗·巴多格里奥元帅从 1925 年起就担任军队总参谋长，但在干预各军种内部管理事务与协调总的战略计划方面，他只是一个名义上的总首领。他的角色基本上只是墨索里尼和军队高层之间的联系人和领袖在军事计划方面的首席顾问。巴多格里奥在埃塞俄比亚的胜利当中建立了功勋，这加强了他的地位；这也意味着墨索里尼难以轻易地否决他的顾问意见。但是这些意见总是防御性的，领袖不愿意听却不得不听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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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索里尼也不愿意承认武装部队的缺陷和对大战准备的缺乏28 。埃塞俄比亚的胜利是依靠现代的重炮、轰炸机、芥子毒气，从毫无希望取胜的落后军队身上取得的；而这样落后的敌人竟然在好几个月当中进行了令人惊讶的顽强抵抗。胜利的经验根本无助于墨索里尼想让意大利跻身列强所需要打的那种欧洲的现代化战争，但是却极大助长了领袖直接指挥军事事务的野心。他认为，未来和英法在地中海的战争当中，海空军力量才是关键，因此在资源的分配方面，空军得到了绝对优先权，海军次之。尽管海军在 30 年代后半期大力扩军，到 30 年代末，舰队仍远未准备好进行一场大规模战争；而在作战计划和战略规划方面，海军领导层和过去一样能力不足，并在指导思想上过于落后且一直着眼于防御。空军在埃塞俄比亚和西班牙内战两场战争中的表现也有欺骗性。尽管 30 年代后期空军也进行了大规模扩充，但在技术和组织上，它和英国跟德国空军仍有很大差距。陆军在资源分配上落后于海空军，和海空军一样受制于意大利薄弱的工业基础。除此以外，陆军高层的军事思想落后，既不能也不愿和旧的作战方式决裂。结果，到 30 年代末陆军与新的机动战争模式所要求的装备现代化水平差距明显。有经验的高级军官巴斯蒂科将军建议大家不要对坦克过于重视，而应该“保持我们对步兵和骡马的尊重”；而迟至 1940 年，陆军副总参谋长马里奥·罗阿塔将军还公开反对取消马拉炮兵。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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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墨索里尼在权力巅峰的时候仍要面对军官团的反对，其中陆军军官团的反对尤甚。他们和法西斯主义者理想当中的战士阶层相去甚远，在墨索里尼的战争和扩张计划当中，还经常充当反对的角色。他所指挥的军队领导无方，协调混乱，现代化装备不足（尤以陆军为甚），对激烈艰苦的战斗准备严重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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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方高层只是法西斯政权当中好几个部分独立的权力中心当中的一个——当然有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而这些权力小圈子是墨索里尼无法完全控制的。可以说，法西斯意大利和希特勒德国的政权不同，它更多的是一个“权力联合体”。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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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索里尼在 1922 年通过“进军罗马”“夺得政权”是法西斯党编造出来的神话。实际上他是在和全国范围的保守主义权力精英团体做了交易之后，被他们赋予权力的。那“不是一次革命，而是政权的妥协”，建立了一个“根本上联合多个机构和系统的政治独裁体系”。31 大企业、教会和国家官僚机构在法西斯政权下仍然有相当的自主权。在经济领域，墨索里尼只能与工商业和金融业巨头合作，而不能发号施令。天主教在意大利影响巨大，教廷就在首都，墨索里尼除了和教会和平共处之外别无选择。所以他才在 1929 年的《拉特兰条约》中向教廷做出重大让步，以使教皇不再对意大利国家怀有敌意。尽管法西斯党一直在反复强调他们的极权主义野心，他们并没有严重侵蚀政府机构的权威。相反，法西斯党缺乏权力，党的工作基本局限于群众动员、宣传、政治教育和赞美领袖这些事务。国家政府——而不是政党——掌握着主要的国家权力，这一点和苏联截然不同。墨索里尼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在 20 年代后期他本人在政府当中兼任了 8 个以上的大臣职务。他这么做当然有助于确立自己在政府中无可置疑的领导地位，但是由于他不可能事必躬亲，这反而助长了政府官僚机构的权势。32 即便在法西斯党内，墨索里尼一开始的地位只是几个平等的重要领导人当中的首席；他得到其他领导人的认可，但他远不能独断专行，必须承认各地党部“部落酋长”们在当地的权威，因为他的权力归根到底有赖于这些基层党组织的支持。33 但是，到 20 年代末，这种互相依存的关系逐渐演变成领袖在党内无上的权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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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索里尼掌权之后，他最初的权力斗争就是要把法西斯党置于个人领导之下。他所使用的工具是法西斯最高委员会。这个机构创建于 1922 年，并在 6 年之后成为所谓“协调政权所有事务的最高机构”。实际上，最高委员会很少开会，没有立法权，基本上只是墨索里尼个人统治的一个工具。34 1940 年墨索里尼做出参战和进攻希腊的重要决策的时候，他甚至都没有和法西斯最高委员会商量。但是后来 1943 年的事件证明，即便这样一个驯服的家养宠物也会反噬——正是法西斯最高委员会领导了反墨索里尼的宫廷政变，最终导致独裁者的下台。所以，从制度上说，即便是法西斯最高委员会这样的驯服工具也是制约墨索里尼权力的潜在威胁。反观德国，希特勒一直拒绝听从纳粹党内要建立一个党的委员会的呼声。对任何一旦条件成熟可能会挑战自己的个人权威的议事机构，他都极为敏感。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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