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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家人团聚是快乐的，但拉海尔及其丈夫很快就意识到，这里的生活跟在华沙一样艰难。然后有消息传来，所有身处帕比亚尼采的犹太人都要转送到罗兹隔离区，那里的境况还要更糟。带着沉重的心情与家人道别后，拉海尔和莫尼克自认为别无去处，只好又给走私贩子付钱，让他们原路返回华沙，返回那座他们之前拼命逃离的城市。一旦回到华沙隔离区，他们就不得不分头行事以保安全。莫尼克按计划住进朋友家里，但为拉海尔安排的“安全住所”却大门紧锁，里面的住户太过害怕，拒绝让她进屋。拉海尔别无选择，只好冒着被警察抓捕的巨大危险，说服正在等候的走私贩子把她带回父母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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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5月16日（星期六），就在拉海尔返回后不久，军警包围了帕比亚尼采隔离区，准备将其“清空”。当局只给每个人24小时以收拾细软。在纳粹的枪口下，在阿尔萨斯猎犬的凶恶吠叫中，每个人都被迫排好队。阿布拉姆丘克全家11人，包括拉海尔，紧紧地倚靠在一起，走向市镇体育场，他们被集中关押在里面，准备接受“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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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体育场坐了一天一夜。他们忍饥挨饿，其中一些人还遭到殴打或羞辱。最终，他们被告知，他们会被公共汽车或运煤火车送去罗兹。当他们站在望不到头的队伍里等待上车时，德军士兵突然闯入，他们要决定哪些人更适合充当奴工。萨拉说：“我看见他们揪出老人和最多七八岁的孩子。这些人不准登上公共汽车。我们很幸运，因为我们当中年纪最小的已经11岁了，我们设法保住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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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当中很快爆发混乱，歇斯底里的妇女拒绝抛下孩子。拉海尔及其家人惊恐地看着一名纳粹党徒从一位母亲手中夺过婴儿，远远地抛向空中。他们没有看见孩子落地，但知道这孩子肯定活不成了。萨拉说：“我永远忘不了。在某些母亲把婴儿托付给祖母照顾后，谁也不知道这些孩子会去往何方，会发生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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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两天时间里，包括孩子、老人和病人在内的4000人被无情地“筛选”出来，准备迎接未知的命运。亲人的号哭声即使远在体育场外也清晰可闻，人们还能听到枪声，那些抗拒骨肉分离的人，会被就地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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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家人等待上车时，德国官员前来征召自愿与孩子和老人同行以完成“重要工作”的青壮年男子。让他们感到惊恐的是，拉海尔18岁的弟弟莫涅克跳出来帮忙。他坚信如果自己随行，孩子们也许没有那么害怕。“我们说：‘不要回去！留在这儿！’他说：‘不，我必须去帮忙。’德国人就把他跟孩子们一起带走了。”他们最后一眼看见年轻英俊的莫涅克时，他正被赶上一辆载满孩子的公共汽车，他唱着儿歌，试图安抚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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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烦意乱的一家人彻底没了主意，当天被选中的人被送到海乌姆诺（Chełmno），此地被德国人重新命名为库姆霍夫（Kulmhof），成为罗兹西北面不到100公里外的党卫队专业屠杀中心。战争期间，大约15万人在海乌姆诺被消灭，或者在埋尸坑旁边排成队伍被射杀，或者被关在特别改装过的卡车里，卡车驶入鲁兹霍夫森林（Rzuchów Forest）的林间空地，汽车发动机的废气被灌入车厢。大约7万名受害者来自罗兹。战争结束许多年后，一家人才发现他们珍爱的莫涅克遭遇到什么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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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说：“人们被赶入森林，然后全部被射杀。我弟弟就是清理工之一，现场清理干净后，这些年轻男子也就被射杀了。行刑者让我弟弟脱掉衣服，处决过后，当局负责回收他的衣服。他是我们家第一位被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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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布拉姆丘克一家当时并不知道莫涅克的命运，只能到处打听他的下落。当少了莫涅克的一家人被送到罗兹的时候，大家都茫然不知所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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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隔离区位于罗兹老城的贫民窟，那里的状况即使与华沙相比，也足以让拉海尔感到震惊。据估计，1941～1942年，仅在华沙就有7万名犹太人被活活饿死。拉海尔说她从未真正理解何谓饥饿，直到她抵达罗兹为止。守备森严的大门前挂着巨大的警告标语：“犹太人居住区。禁止进入。”士兵每500米贴出告示，说明任何人试图逃跑都会被射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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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带刺铁丝网围墙内，大约有23万人拥挤地生活在糟糕透顶的环境中，生活在泥路或鹅卵石路旁的房屋里。没有窗户的公寓容纳了整个社区的居民。空气中弥漫着臭水沟和人体腐烂所散发的臭味，不论活人死人都在腐烂。隔离区内衣衫褴褛、骨瘦如柴的人们看上去神经兮兮，无暇顾及自己的外表。松松垮垮的皮肤就像衣服那样搭在身上，许多人在灯光下就像幢幢鬼影，仿佛一阵轻风就能把他们吹走。萨拉说：“在那里生活最久的人看上去最可怕。他们严重营养不良，因为饥饿而全身浮肿。他们几乎无力行走，并且面黄肌瘦。实在是太可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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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兹犹太隔离区的犹太人行道，使其与雅利安人街道隔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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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座陡峭的木桥跨过隔离区的主要街道，街道禁止非雅利安人通行，电车就在木桥下方开过，乘客不许在此下车，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隔离区内情况恶化。阿布拉姆丘克一家曾经生活在色彩斑斓、活力洋溢的家里，如今只能看到周围幽灵般的人们和单调乏味的颜色，似乎生活的色彩已经因为饥饿与寒冷而褪去。就像每一处隔离区那样，纳粹坚持犹太人要自己养活自己，所以人们只有拼命工作以换取生存的机会。围墙外面有超过100家工厂，所有年纪在10岁到65岁之间的人都必须干活。在隔离区最大的开放空间，即卢托米尔斯卡街的消防队大院里，每天都有高音喇叭发布各种通知，通知新来者在工厂上工哨响之前去何处报到。纳粹制定了所谓的“犹太定量”，每人每天可以从公共食堂领取价值大约30德国芬尼的定量配给，但每位居民都必须工作以偿还这项“债务”。拉海尔及其家人很快就被雇用，为德国战争机器生产原材料。这些原材料包括织物、鞋子、背包、马鞍、皮带和制服。作为回报，纳粹只提供足够（也并不总是足够）让人们存活的食物，以及少数基本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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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工人完成一半工作定量，他们就能获得一碗汤或“泔水”和一小片面包。每周，人们都要排队领取其他定量配给，如甜菜、土豆、甘蓝、大麦或洋葱，反正有什么就领什么。如果当局大发慈悲，还可能分发一小根来路不明的香肠、一块人造黄油、一把面粉、一点儿人造蜂蜜或几条（发臭的）小鱼，那些东西得一个月才有一次。大门外偶尔会送来牛奶，但在夏天时牛奶很快就酸了，那时候任何生鲜产品都会迅速腐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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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如何获取每周的食物，取决于每个人能想到的办法。有人会把鞋子、衣服、香烟、书籍或其他贵重物品拿出来，换取额外的食物，如萝卜叶，好让清汤有点味道，如菜根，这本是用来喂牛的。拉海尔的父亲沙伊阿是位老烟民，经常用自己的食物换几根香烟，因此日益消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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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海尔及其家人对隔离区的绝大多数记忆就是“总是在干活，总是饿肚子”。他们饿到眼窝深陷，而且髋骨突出到可以磨破衣服。裤腰带紧了又紧，还得在上面再打孔，一家人仅有的几件衣服，也很快就变得破破烂烂、油光可鉴。他们腹部胀痛、步履沉重。一如在华沙那样，人们只有靠黑市才能存活，因为食物分配点和土豆仓库日益成为腐败和盗窃的对象，人们称之为“揩油”。数以百计的人罹患脓疮或肢体浮肿，这都是营养不良所导致的。萨拉回忆道：“有些人几乎无法行走，因为他们空空如也的肚子里都是水，他们喝了太多水了。有一次我的双脚都撑不住我的身体了，妈妈给我弄了点黑色的油与褐色的糖，就当补充维生素。我不知道这有什么用，但真的见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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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估计，隔离区有20%的居民死于劳累、饥饿或疾病。在寒冷的冬季，人们在床上就冻死了。有人跳窗、服毒、上吊自杀，就是为了避免那无可避免的结局。有些父母会杀死孩子，然后自杀。还有人“自投罗网”，他们冲向路障，相信纳粹的子弹会给他们痛快的死亡。后来，在集中营里，彻底绝望的囚犯经常使用这种方法自杀，他们冲向电网，只求死得痛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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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迪凯·哈伊姆·鲁姆科夫斯基（Mordechai Chaim Rumkowski），一位无儿无女的63岁波兰商人，被纳粹任命为“犹太长老”。就像切尔尼亚库夫在华沙那样，鲁姆科夫斯基在巴乌迪广场的总部负责隔离区的日常运作。他也能决定每个男人、女人和孩子的命运。鲁姆科夫斯基曾经是纺织品制造商和孤儿院负责人，从他决定与纳粹合作开始，他就注定成为极具争议的人物，有人视其为英雄，也有人视其为内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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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姆科夫斯基长着白发与蓝眼，他相信借助谈判技巧，就能成为市内最大孤儿院的负责人，就能通过技术工人“流动”来拯救犹太人。他的格言是：“我们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工作！”他坚信如果隔离区能够维持高效生产，纳粹就难以承受因放弃这支宝贵劳动力而造成的损失。有人认为，在华沙隔离区以及其他隔离区被摧毁两年后，他们还能够继续活下来，不得不说这是项伟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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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鲁姆科夫斯基也在隔离区内制造了极为森严的等级架构，许多与他合作的统治精英被称为“长老”，他们按部就班地工作。这帮人是导致犹太同胞受骗、挨饿、被剥削的帮凶，他们住在舒适的公寓里，饮用伏特加，占用别人的食物配给。有些人甚至在马雷辛拥有夏季别墅。他们为自己的孩子雇用音乐老师和希伯来语老师，享受热水和肥皂，享用外面运来的商品，甚至出席音乐会和招待会，而普通人却只能蹲坐在窝棚里刮擦自己的疥疮。在冬天，只有熬汤的食堂以及面包房允许在炉灶中使用燃料，精英阶层却有充足的燃料供应，而普通人则只能在煤车里找煤渣，或者拆掉废弃的房子，把屋椽拿来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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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海尔以及家里其他8名成员共用一套指定公寓的一个大房间，公寓位于隔离区正中央，这个区域被重新命名为费费尔加斯（Pfeffergasse），条件比许多人都好。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得肩并肩睡在没有床的床垫上，既是为了取暖，也是为了节省空间。拉海尔的弟弟贝雷克，很快就由于年轻力壮而被送去做苦工，因此也就搬走了。一家人每周的面包定量要从当地一家杂货店领取，他们让年纪最小的赫涅克去排队，希望店主出于怜悯多给他一点面包。每当赫涅克把珍贵的面包带回家后，母亲法伊加总是小心翼翼地把面包切成九份，然后把最大的一份给孩子们的父亲，因为他是“家里的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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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兹犹太隔离区的奴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