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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莉斯嘉在弗赖贝格的记录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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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妇女们满身污秽、蓬头垢面、惊魂未定，但她们已经开始期待清澈的天空，那里没有遍地烟囱，那里没有滚滚浓烟。在惊奇中，她们沿着巴恩霍夫街爬山，穿越这座中世纪城镇。幸存者之一，当年只有14岁的来自维也纳的格蒂·陶西格（Gerty Taussig）说：“那里多么宁静。街道上没有人。我们觉得处境正在改善。但我们错了。”佩莉斯嘉说：“我们路过公园，闻到树木香味，看到茵茵绿草，我们都陶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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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赖贝格位于萨克森与波希米亚交界的厄尔士山脉（Ore Mountains）脚下，拥有丰富的矿石与白银矿藏，还有一所建于18世纪、专攻采矿与冶金研究的大学。城镇里仅存的犹太人都是与雅利安人结了婚的，而城镇里多数非犹太人都在矿井或光学企业里工作。战争期间，好几列火车运载着囚犯们，往返于隔离区、集中营和劳动营。有几列火车从奥斯维辛发车，开往邻近的奥埃德兰（Oederan）和海尼兴（Hainichen）劳动营，这两个地方都在萨克森境内。许多火车停靠在弗赖贝格，卸下它们运来的劳动力，这些人将会在矿山和其他企业里被奴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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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地数量超过3.5万的人口中，只有极少数人试图帮助这些不幸的囚犯，而且当来自奥斯维辛的妇女们衣衫褴褛地穿过城镇时，在这三十多分钟的路程中，没有人对这些妇女伸出援手。拉海尔的妹妹萨拉说自己大致明白原因：“如果他们远远看着我们，他们就会想，我们肯定是从疯人院里跑出来的，而我们无非是疯人院里的妓女、杀人犯或刑事犯。他们害怕看见我们……我们看上去的确不像正常人，我们要么赤脚，要么穿着木鞋，我们穿着奇怪的衣服。”佩莉斯嘉也同意：“人们看着我们，仿佛我们是马戏团里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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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下半年，纳粹政府和军工企业与党卫队勾结，决定在弗赖贝格的空置厂房内制造飞机零部件。除了在战场上损失了大量飞机，德国许多规模最大的飞机装配企业还遭受了大规模战略轰炸。轰炸行动于1944年2月底进行，被称为“伟大的一周”（Big Week）。盟军飞机出动了3500架次，成千上万的盟军炸弹投向德国各个城市。飞机和飞行员的大量损失，意味着欧洲上空的制空权已经落入盟军手中。纳粹剩余的军事工业不得不迁移到地下洞穴里，或者迁移到此前未被战火波及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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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至当时，弗赖贝格还从未遭到过军事攻击。然后，1944年10月7日，500架原定飞往捷克工业区莫斯特（Most），奉命摧毁当地炼油厂的美军轰炸机因为云层太低而受阻，美军必须寻找替代目标。在发现弗赖贝格拥有繁忙的铁路线以及星罗棋布的工厂后，美军在此投下了60吨炸弹，炸死了将近200人，摧毁了数百处民居。一个星期内，通过使用已被监禁在城镇里的奴工，瓦砾得到清理，铁轨得到修复，于是，从奥斯维辛开来的最后一列火车才能把安嘉、佩莉斯嘉以及其他将近1000人运送到这片新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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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与生活区的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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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巨大粉饰外墙的弗赖贝格陶瓷制造厂位于弗劳恩斯坦纳街那座俯瞰整个城镇的小山岗上，该厂建于1906年，主要生产电气绝缘材料和工业陶瓷管道。这座陶瓷制造厂隶属于卡赫拉股份公司，由于经济萧条，也由于公司的犹太老板维尔纳·霍夫曼（Werner Hofmann）博士在“水晶之夜”后自杀，公司于1930年倒闭了。此后厂房空置超过十年，最初被改成军用仓库和德国军队的临时营房。当纳粹决定在此制造飞机零部件后，士兵们搬了出去，妇女们则搬了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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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波茨坦的阿拉多飞机制造公司与帝国军工生产部达成协议，负责生产阿拉多飞机的垂直尾翼、起落架、机翼以及其他零部件。其中最为特殊的部分是为阿尔234型（Ar 234）飞机生产零部件，这是世界上第一种喷气式轰炸机，这种轰炸机因为速度极高、轨迹诡异而声名大噪，几乎不可能被截击。它对于纳粹的“猎杀计划”尤为重要，是纳粹重新夺取制空权的撒手锏。在弗赖亚股份有限公司的名义下，阿拉多公司同意，党卫队每提供一名“工人”，阿拉多公司都要向党卫队支付4帝国马克，其中包括70芬尼的“餐饮补贴”。仅仅是向这一家工厂“借调”劳工，党卫队就能每月挣取10万帝国马克，这相当于如今的3万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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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囚犯都在弗赖亚公司运营的主厂房里工作，但有些囚犯则被转移到邻近的希尔德布兰军需工厂，在那里制造弹药，以及供飞机和U型潜艇使用的精密光学零部件。所有囚犯都在少数德国技术工人的监督下工作，工厂里还有27名党卫队男看守和28名党卫队女看守。党卫队四级小队长理查德·贝克（Richard Beck）全权负责这个营区，囚犯们不久后得知，贝克中士在营区的代号为“扎拉”（Šá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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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到来的囚犯，也是营区的第一批妇女，被编入3000人的劳工队伍中，这些人中有意大利战俘，以及来自俄国、波兰、比利时、法国、乌克兰的劳工，他们在弗赖贝格的许多工厂或矿山里工作。那里的意大利人因为其祖国“无耻背叛”第三帝国而受到惩罚。那些所谓“东线劳工”则是从纳粹征服地区强制征发的，纳粹称其为“劣等人”（Untermenschen），实际上也给了他们非人的待遇。那里还有一些日耳曼血统的外国工人，他们被纳粹带回“祖国”，并且被告知，一旦合同到期，他们就能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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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随着美国军队抵达齐格菲防线，苏联军人越战越强，战争似乎已到了关键点，但专门为犹太妇女修建的木质营房，还是在距离银矿竖井1.5公里处的地方动工兴建。在这些营房建成之前，妇女们就临时安顿在最近才清空的六层高的红砖厂房的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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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海尔在弗赖贝格的记录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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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拉海尔首批抵达时，这里远没有准备妥当。这里没有机器，也没有任何生产工具，因此拉海尔以及其他囚犯就被锁在拥挤的区域内无所事事。她们仅有的伸展手脚的机会就是永无休止的点名。纳粹始终坚持进行点名，早晚各一次，让她们在恶劣的天气中长久站立、等候点名。尽管如此，她们还是提醒自己，这里已经比奥斯维辛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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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寝环境也大为改善；在这里，她们每两个人睡在三层架子床的一张床板上，每个房间住90名妇女。她们甚至还有一个枕头和一床被单。这里有只供冷水（偶尔有水）的浴室和不供厕纸的公厕。她们于是就用衣服的破布条、丢弃的硬纸皮或旧报纸来上厕所，反正能用就行。她们尤其喜欢用印有希特勒照片的报纸来擦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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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犯们被告知，一旦她们开始工作，她们就会每12～14小时两班倒，因此一班工人离开铺位时，另一班工人就能回来睡上铺位。但在她们开工之前，由于暴发了猩红热，她们被隔离了一周。德国人建立了临时医务室，负责人是42岁的俄国囚犯和医生亚历山德拉·拉迪伊斯切科娃（Alexandra Ladiejschtschikowa，她并非犹太人），以及32岁的捷克犹太人、儿科医生埃迪塔·毛特纳洛娃（Edita Mautnerová），她在后来扮演了拯救妇女生命的关键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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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隔离检疫期结束，她们就得投入工作了。此时距离她们离开奥斯维辛已经两个星期了。早班是凌晨3点起床，凌晨4点半点名，清晨6点半开工，中午稍息片刻。开始时工作并不繁重，因为重型机器尚未安装到位。妇女们就是锉平或抛光小零件，但每天的工作冗长乏味、度日如年，妇女们的工作热情也急转直下。“每个人都很沮丧，我们不得不互相帮助……最糟糕的是，在这十四个小时里，你不能坐下，也不能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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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工人们陆续抵达，生产线开始变得组织有序，新来的工人也就直接投入工作。安嘉说：“我们走进山顶的大工厂，立即开始工作……”有人向安嘉示范如何用铆钉连接垂直尾翼。机器很笨重，也不容易操纵，但厂房干燥而温暖，妇女们对此感激涕零。“我这辈子都没见过铆接机，我的朋友也没见过，所以你能想象到，那门手艺真是复杂到难以形容……我们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党卫队总是让我们心烦意乱，但那里看不到毒气室，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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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在弗赖贝格的记录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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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说：“我得到一份工作，开始制造飞机，这就是为什么（德国人）没有能赢得战争，因为正是我们制造了那些飞机！”按照佩莉斯嘉的说法，她们出了好多差错。“你简直无法信赖从那里出厂的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