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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克瑙停留一个多星期以后,安嘉完全失去了时间概念。她再也没有勇气考虑亲人的命运;她甚至不再考虑腹中孩子的命运,孩子的存在只会把她置于极度危险中。她唯一能够思考的是如何通过下一次筛选,她唯一能够做到的是尽量避免吸入白色的骨灰,那些骨灰正在集中营里四处飘散。1944年10月10日早晨,安嘉无意中听到门格勒医生告诉下属:“这次,货色很好。”门格勒继续做出个人选择,围着妇女们前后打量。又一次,安嘉怀孕的事实未被发现,她活下来了。“我们就像牲畜,正要被送去屠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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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早晨,安嘉仍然赤身裸体,拿着衣服,她与一群妇女并未回到她们那肮脏的营房,而是走向一栋巨大、低矮、阴森的建筑物。任何因为恐惧而脚步迟缓的妇女都会遭到牢头如雨点般的敲打。安嘉心里想:“这就是吗?这就是他们告诉我们的毒气室吗?我本来以为我要被选去工作的。”尽管她也知道,所谓工作,只不过意味着劳作至死,而非立即被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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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栋陌生的建筑物里,她们被勒令接受淋浴。她们做着祈祷、带着希望,走进淋浴室,她们都感到茫然无助。她们简直不敢相信,从淋浴头里喷涌而出的是冰冷的水,而不是毒气。有人喊道:“这是水!我还活着!”她们总算比前几天干净了些,她们又拿到几件二手衣服,还拿到一点儿面包和香肠,然后以疲于奔命的步速被推上铁路站台。她们被装进货运车厢,大约每500人锁在一节车厢里,火车拉着她们远离奥斯维辛的火焰,以及那夹杂着硫黄味、酸臭味、腐烂味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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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车厢裂缝,安嘉窥见那些致命的橙红色火焰,她不知道自己会被送去何处,但在这几个星期以来,她第一次能够大胆呼吸了。“我们被送走了,我们都很激动,因为我们知道,不可能比这里更糟糕了……那种活着离开奥斯维辛的感觉,你简直无法想象!就像飞升到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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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总是说,看着比克瑙这座地狱从视线里消失,是她这辈子最伟大的时刻,对于拉海尔和佩莉斯嘉而言也是如此。她们都没有意识到,她们自己,以及她们尚未降生的婴儿,仍然要面临巨大的威胁:饥饿、劳累、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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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幸存者:集中营里三位年轻母亲与命运的抗争 五 弗赖贝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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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役妇女的弗赖贝格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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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老的中世纪城镇弗赖贝格(Freiberg),一座新建的兵工厂拔地而起。弗赖贝格位于萨克森地区,在德累斯顿西南面35公里处。正是在弗赖贝格,三位怀孕的母亲正式成为纳粹德国的奴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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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岁的拉海尔·弗里德曼在名册上被写成波兰犹太人“拉结拉·弗里德曼”(囚犯编号:53485)。在三位母亲当中,她是第一位被驶离奥斯维辛的火车带到弗赖贝格的,出发日期是1944年8月31日。她是首批249名波兰犹太人之一,同行者还包括她的妹妹萨拉、芭拉和伊斯特。她还沉浸在痛失亲人的震恸中,毕竟亲人刚刚从罗兹抵达奥斯维辛就遇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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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岁的佩莉斯嘉·勒文拜诺娃(囚犯编号:54194)则被归类为“SJ”(斯洛伐克犹太人),于1944年10月12日抵达弗赖贝格集中营。这列火车还运送了另外500名来自捷克、德国、斯洛伐克、荷兰、波兰、匈牙利、俄国、美国的妇女以及少数“无国籍”妇女。佩莉斯嘉的新朋友埃迪塔曾经向蒂博尔保证,将会照顾蒂博尔的妻子,埃迪塔此刻忠诚地陪伴在佩莉斯嘉身旁。尽管佩莉斯嘉与安嘉尚未认识,但她们却在同一列火车上。27岁的安嘉(囚犯编号:54243)在名册上被写成捷克犹太人“汉娜”·纳坦,她与朋友米茨卡以及几位泰雷津狱友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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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列火车,载着251人,其中绝大多数是波兰犹太人,于9月22日离开比克瑙。这三列火车都被分配了连续的囚犯编号,这说明在奥斯维辛与弗洛森堡(Flossenbürg)这两个行政当局之间存在着严谨细致的合作关系。弗洛森堡是巴伐利亚地区的主集中营,弗赖贝格集中营就在弗洛森堡主集中营控制下。尽管纳粹从不在乎囚犯的姓名和面目,但这1001名年龄介乎14岁至55岁的妇女和女孩被送到弗赖贝格市中心的废弃陶瓷厂后,却并未经受在前臂纹上囚犯编号的折磨。在纳粹集中营系统中,奥斯维辛是唯一给在押囚犯纹身的集中营,这种做法是从1941年开始实施的。那些注定要被送进毒气室的囚犯既不登记也不纹身,这反而让没有纹身的她们感到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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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说:“我看见别人都有纹身。但我始终提不出任何合乎逻辑的理由来解释(为何我们没有纹身),除非他们知道我们都得死在那儿,或者我们都要在德国或者其他地方工作,纹身反而多此一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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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奥斯维辛出发,她们要在密封货运车厢里待上三天两夜,途中只有很少的食物和饮水。要想知道白天黑夜,只能靠透过小窗格栅照射进来的几丝微光。她们要么相互倚靠,要么蜷缩角落,她们紧紧抱着双腿,轮流使用便桶,共同忍受羞辱。她们的处境取决于她们搭乘的火车,有些火车加挂了集体厨房,能够提供咖啡、面包和汤。有些火车,比如安嘉搭乘的火车,什么都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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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的火车最终停靠在弗赖贝格繁忙的货运仓库,卸下所有货物,准备重新装货。安嘉说:“我们离开车厢的时候,只剩下半条命,我们饿得半死、渴得半死,但总算还活着。我们非常口渴。简直是难以想象……你也知道,要是在以下三件坏事中选一件,饥饿、寒冷、口渴,最糟糕的肯定是口渴。饥饿与寒冷尚可忍受,但口渴的时候,你全身脱水,嘴里就像塞了泥土,而且时间越长越难受……这种难受难以形容……你会愿意为喝一口水付出任何代价……然后,我们停靠在德国的一处车站……他们给了我们一些喝的,那味道就像玉液琼浆,太可口了。我们离开奥斯维辛,来到了文明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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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莉斯嘉在弗赖贝格的记录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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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妇女们满身污秽、蓬头垢面、惊魂未定,但她们已经开始期待清澈的天空,那里没有遍地烟囱,那里没有滚滚浓烟。在惊奇中,她们沿着巴恩霍夫街爬山,穿越这座中世纪城镇。幸存者之一,当年只有14岁的来自维也纳的格蒂·陶西格(Gerty Taussig)说:“那里多么宁静。街道上没有人。我们觉得处境正在改善。但我们错了。”佩莉斯嘉说:“我们路过公园,闻到树木香味,看到茵茵绿草,我们都陶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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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赖贝格位于萨克森与波希米亚交界的厄尔士山脉(Ore Mountains)脚下,拥有丰富的矿石与白银矿藏,还有一所建于18世纪、专攻采矿与冶金研究的大学。城镇里仅存的犹太人都是与雅利安人结了婚的,而城镇里多数非犹太人都在矿井或光学企业里工作。战争期间,好几列火车运载着囚犯们,往返于隔离区、集中营和劳动营。有几列火车从奥斯维辛发车,开往邻近的奥埃德兰(Oederan)和海尼兴(Hainichen)劳动营,这两个地方都在萨克森境内。许多火车停靠在弗赖贝格,卸下它们运来的劳动力,这些人将会在矿山和其他企业里被奴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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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地数量超过3.5万的人口中,只有极少数人试图帮助这些不幸的囚犯,而且当来自奥斯维辛的妇女们衣衫褴褛地穿过城镇时,在这三十多分钟的路程中,没有人对这些妇女伸出援手。拉海尔的妹妹萨拉说自己大致明白原因:“如果他们远远看着我们,他们就会想,我们肯定是从疯人院里跑出来的,而我们无非是疯人院里的妓女、杀人犯或刑事犯。他们害怕看见我们……我们看上去的确不像正常人,我们要么赤脚,要么穿着木鞋,我们穿着奇怪的衣服。”佩莉斯嘉也同意:“人们看着我们,仿佛我们是马戏团里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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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下半年,纳粹政府和军工企业与党卫队勾结,决定在弗赖贝格的空置厂房内制造飞机零部件。除了在战场上损失了大量飞机,德国许多规模最大的飞机装配企业还遭受了大规模战略轰炸。轰炸行动于1944年2月底进行,被称为“伟大的一周”(Big Week)。盟军飞机出动了3500架次,成千上万的盟军炸弹投向德国各个城市。飞机和飞行员的大量损失,意味着欧洲上空的制空权已经落入盟军手中。纳粹剩余的军事工业不得不迁移到地下洞穴里,或者迁移到此前未被战火波及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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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至当时,弗赖贝格还从未遭到过军事攻击。然后,1944年10月7日,500架原定飞往捷克工业区莫斯特(Most),奉命摧毁当地炼油厂的美军轰炸机因为云层太低而受阻,美军必须寻找替代目标。在发现弗赖贝格拥有繁忙的铁路线以及星罗棋布的工厂后,美军在此投下了60吨炸弹,炸死了将近200人,摧毁了数百处民居。一个星期内,通过使用已被监禁在城镇里的奴工,瓦砾得到清理,铁轨得到修复,于是,从奥斯维辛开来的最后一列火车才能把安嘉、佩莉斯嘉以及其他将近1000人运送到这片新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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