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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与生活区的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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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巨大粉饰外墙的弗赖贝格陶瓷制造厂位于弗劳恩斯坦纳街那座俯瞰整个城镇的小山岗上，该厂建于1906年，主要生产电气绝缘材料和工业陶瓷管道。这座陶瓷制造厂隶属于卡赫拉股份公司，由于经济萧条，也由于公司的犹太老板维尔纳·霍夫曼（Werner Hofmann）博士在“水晶之夜”后自杀，公司于1930年倒闭了。此后厂房空置超过十年，最初被改成军用仓库和德国军队的临时营房。当纳粹决定在此制造飞机零部件后，士兵们搬了出去，妇女们则搬了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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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波茨坦的阿拉多飞机制造公司与帝国军工生产部达成协议，负责生产阿拉多飞机的垂直尾翼、起落架、机翼以及其他零部件。其中最为特殊的部分是为阿尔234型（Ar 234）飞机生产零部件，这是世界上第一种喷气式轰炸机，这种轰炸机因为速度极高、轨迹诡异而声名大噪，几乎不可能被截击。它对于纳粹的“猎杀计划”尤为重要，是纳粹重新夺取制空权的撒手锏。在弗赖亚股份有限公司的名义下，阿拉多公司同意，党卫队每提供一名“工人”，阿拉多公司都要向党卫队支付4帝国马克，其中包括70芬尼的“餐饮补贴”。仅仅是向这一家工厂“借调”劳工，党卫队就能每月挣取10万帝国马克，这相当于如今的3万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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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囚犯都在弗赖亚公司运营的主厂房里工作，但有些囚犯则被转移到邻近的希尔德布兰军需工厂，在那里制造弹药，以及供飞机和U型潜艇使用的精密光学零部件。所有囚犯都在少数德国技术工人的监督下工作，工厂里还有27名党卫队男看守和28名党卫队女看守。党卫队四级小队长理查德·贝克（Richard Beck）全权负责这个营区，囚犯们不久后得知，贝克中士在营区的代号为“扎拉”（Šá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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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到来的囚犯，也是营区的第一批妇女，被编入3000人的劳工队伍中，这些人中有意大利战俘，以及来自俄国、波兰、比利时、法国、乌克兰的劳工，他们在弗赖贝格的许多工厂或矿山里工作。那里的意大利人因为其祖国“无耻背叛”第三帝国而受到惩罚。那些所谓“东线劳工”则是从纳粹征服地区强制征发的，纳粹称其为“劣等人”（Untermenschen），实际上也给了他们非人的待遇。那里还有一些日耳曼血统的外国工人，他们被纳粹带回“祖国”，并且被告知，一旦合同到期，他们就能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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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随着美国军队抵达齐格菲防线，苏联军人越战越强，战争似乎已到了关键点，但专门为犹太妇女修建的木质营房，还是在距离银矿竖井1.5公里处的地方动工兴建。在这些营房建成之前，妇女们就临时安顿在最近才清空的六层高的红砖厂房的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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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海尔在弗赖贝格的记录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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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拉海尔首批抵达时，这里远没有准备妥当。这里没有机器，也没有任何生产工具，因此拉海尔以及其他囚犯就被锁在拥挤的区域内无所事事。她们仅有的伸展手脚的机会就是永无休止的点名。纳粹始终坚持进行点名，早晚各一次，让她们在恶劣的天气中长久站立、等候点名。尽管如此，她们还是提醒自己，这里已经比奥斯维辛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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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寝环境也大为改善；在这里，她们每两个人睡在三层架子床的一张床板上，每个房间住90名妇女。她们甚至还有一个枕头和一床被单。这里有只供冷水（偶尔有水）的浴室和不供厕纸的公厕。她们于是就用衣服的破布条、丢弃的硬纸皮或旧报纸来上厕所，反正能用就行。她们尤其喜欢用印有希特勒照片的报纸来擦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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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犯们被告知，一旦她们开始工作，她们就会每12～14小时两班倒，因此一班工人离开铺位时，另一班工人就能回来睡上铺位。但在她们开工之前，由于暴发了猩红热，她们被隔离了一周。德国人建立了临时医务室，负责人是42岁的俄国囚犯和医生亚历山德拉·拉迪伊斯切科娃（Alexandra Ladiejschtschikowa，她并非犹太人），以及32岁的捷克犹太人、儿科医生埃迪塔·毛特纳洛娃（Edita Mautnerová），她在后来扮演了拯救妇女生命的关键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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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隔离检疫期结束，她们就得投入工作了。此时距离她们离开奥斯维辛已经两个星期了。早班是凌晨3点起床，凌晨4点半点名，清晨6点半开工，中午稍息片刻。开始时工作并不繁重，因为重型机器尚未安装到位。妇女们就是锉平或抛光小零件，但每天的工作冗长乏味、度日如年，妇女们的工作热情也急转直下。“每个人都很沮丧，我们不得不互相帮助……最糟糕的是，在这十四个小时里，你不能坐下，也不能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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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工人们陆续抵达，生产线开始变得组织有序，新来的工人也就直接投入工作。安嘉说：“我们走进山顶的大工厂，立即开始工作……”有人向安嘉示范如何用铆钉连接垂直尾翼。机器很笨重，也不容易操纵，但厂房干燥而温暖，妇女们对此感激涕零。“我这辈子都没见过铆接机，我的朋友也没见过，所以你能想象到，那门手艺真是复杂到难以形容……我们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党卫队总是让我们心烦意乱，但那里看不到毒气室，这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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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在弗赖贝格的记录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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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说：“我得到一份工作，开始制造飞机，这就是为什么（德国人）没有能赢得战争，因为正是我们制造了那些飞机！”按照佩莉斯嘉的说法，她们出了好多差错。“你简直无法信赖从那里出厂的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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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们每两人一组，进入未经预热的车间，车间通常设在地面或二楼。妇女们穿着不合脚或已破损的鞋子，站在冰冷的水泥地面上，她们轮番使用钻机，在机翼上打孔，机翼则固定在金属支架或脚手架上。有些妇女负责焊接、锉屑、抛光漆面，其他妇女则负责挑选零部件或锉平铝板边缘。对于这些从未干过体力劳动且大多受过高等教育的职业女性来说，不断重复的工作对身体和心智都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对手臂、肩膀、手腕更是难以忍受的考验，她们日夜都会感到疼痛。风机和钻机的噪音令人难以忍受，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金属碎屑和有毒气体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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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海尔及其妹妹芭拉被指派到邻近的希尔德布兰工厂，那里正在二十四小时轮班生产螺旋桨和细小的飞机零部件。拉海尔说，她们就像“被鹰眼监视着”，而且已被告知从事破坏活动的可怕后果。拉海尔说：“他们告诉我们，如果工厂里出了任何差错，操作那台机器的人就会被吊在机器上方，让我们所有人都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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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弗赖亚工厂，每层厂房都由一名党卫队男军官全权负责，并由一队党卫队女兵提供协助，这些女兵要么卑鄙，要么冷血。女兵每天都要惩罚囚犯，而囚犯们每天都被反复殴打。一名看守仅仅因为一点儿小事就狠狠扇了佩莉斯嘉的耳光，但她还算幸运。安嘉也被党卫队的看守打了，那名看守看上去才十几岁而已。“我正怀着孩子，穿着破衣烂衫，看上去就像地上的烂泥……她就那样走过来打我的脸。虽不算太痛，但毫无理由。”安嘉并未冒犯对方，但挨了打，而且不能还手，因为这“极其不公”的遭遇，她想“大哭一场”，但她拒绝让看守感到得意。“这太侮辱人了，比我记得的种种不公还要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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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身份的班组长或工长与囚犯们一起工作，除了下达指令，他们很少与囚犯沟通。当他们说话的时候，说的也是萨克森方言，就连说德语的人也未必能听懂。其中有些班组长曾在国防军服役，因为年老或受伤而被送回后方。所有班组长都想在战争期间保住这份舒服的工作，而不是被派往前线。安嘉与朋友米茨卡分在一组，安嘉说：“我并不认为他们知道我们是谁，他们不曾对我们说话，也不曾对我们示好。他们从来不问……我们来自何处，我们遭遇何事。他们对此一无所知。他们从未给我一片面包或其他东西，但他们眼睁睁地看着我们不似人形，看着我们备受虐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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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存者丽萨·米科娃有一位朋友是受过专业训练的药剂师，她的班组长是一位名叫劳施（Rausch）的德国男人，他使用手势进行沟通。有一天，药剂师误解了劳施的手势，拿来了错误的零件。“劳施把零件扔到远处的墙上，然后还打了药剂师。药剂师受够了，用完美的德语说：‘如果你告诉我你要什么，我就能拿给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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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施惊异地看着她：“你会说德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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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当然，你以为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是医生、教师、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