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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2月发生了俄国囚犯集体逃出毛特豪森集中营的事件，有几位当地农民冒着巨大风险藏匿了几位俄国囚犯。然而，许多当地人参加了所谓的“猎兔行动”，他们追踪和射杀逃亡者。当地人被告知，逃亡者都是死不悔改的罪犯，将会伤害他们的家人。在超过400名逃出集中营的俄国人当中，许多人被射杀，或者在露宿时被冻死。有2名逃亡者被当地镇长的下属藏在镇长家的阁楼里。在57名被活捉的逃亡者当中，只有11人最终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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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在当地圣十字修会诊所里工作的修女，记录了市镇里那些爱莫能助的人遭受的挫折。“有些人很想帮助这些逃亡者，但又害怕党卫队的严厉规则，党卫队严禁人们施以援手，任何微不足道的帮助，都会让帮助者自己承受巨大的生命危险。”还有其他市镇居民私下开会，讨论如何帮助囚犯，但绝大多数人都太过害怕，最终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许多人不愿或不能确信山上正在发生的事情，或者害怕落得同样的下场。有些人抱怨集中营的气味，抱怨火葬场的浓烟和骨灰在市镇里四处飘散。为了平息居民的不满，党卫队指挥官下令火葬场职员只能在夜间“点燃焚尸炉”。考虑到传染病肆虐的可能性，党卫队还建立了特殊医务室（后来被称为医务室营地），医务室职员由囚犯中的医生担任，试图遏止各种传染病的蔓延，以免危及当地居民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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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留存下来的关于毛特豪森的囚犯备受虐待的正式投诉记录，是由一位名叫埃莱奥诺雷·古森鲍尔（Eleonore Gusenbauer）的农妇于1941年通过当地政党提出的。她的农舍可以俯瞰采石场，她因此见证了好几起枪决事件。她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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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未被当场打死的囚犯显然还能活一段时间，他们就这样被丢弃在尸体旁边，等上好几个小时甚至半天才能断气……我经常被迫见证这种罪行……（这种罪行）让我神经紧张，我再也无法容忍下去了。我请求明令禁止这种非人道行为，或者到其他的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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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达十六天的斗折蛇行的欧洲旅程后，那些来自弗赖贝格集中营的苟延残喘的人，终于抵达毛特豪森市镇和毛特豪森集中营。在人群当中，有佩莉斯嘉及其出生十七天的女儿哈娜，有拉海尔及其出生九天的儿子马克，以及挺着大肚子的安嘉。三位母亲尚未认识，每时每刻都为生存而孤军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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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90124次列车结束漫长旅程抵达毛特豪森火车站几分钟后，就有人熟练地打开插销，封闭的车厢门也被拉开。此前几天，车厢里已有许多人死去。那些还活着的人，要么因为受到惊吓而呆若木鸡，要么因为射进封闭车厢的强光而头昏目眩。她们就像野生动物，两眼圆睁，精神错乱。她们还没有喘过气来，就被党卫队看守拽出车厢，三三两两地被推到专门修建的卸货站台上，这里距离波光粼粼的多瑙河不过几百米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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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多瑙河北岸的美丽景色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映入安嘉眼帘的是一堵高墙，墙上写着巨大的黑体字，那是这处“通行所”的地名：MAUTHAUSEN（毛特豪森）。死板冰冷的字体，不仅对她昭示着1945年4月29日星期天那个冰冷春夜的真面目，而且足以引发她的第一轮宫缩。此时此刻，就算是郝思嘉的乐观主义也救不了她。明天已经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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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说：“从我看见那行我不愿看见的大字时起，我就开始疼痛了。我甚至不能转移注意力，疼痛就是疼痛。那就是事实……我如此害怕，以至于我都开始分娩了。毛特豪森与奥斯维辛就是一回事。毒气室、甄别囚犯，简而言之，就是一座灭绝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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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萨·米科娃也有同感。“我们看见车站的名字，知道这就跟奥斯维辛差不多。我们说：‘好吧。反正都一样，这里就是终点。’我们面面相觑，我们自惭形秽，就像皮包骨头的骷髅。满身污秽，满身虱子。我们看上去已经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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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勇敢地面对那痛到浑身撕裂的宫缩。她因为又怕又痛而全身瘫痪，但她努力不让别人发现她快要分娩，她抓住车厢门，喘息了一会儿。将近九个月前，在1944年8月那个无精打采的夏天，她的所有亲人都已化作比克瑙灭绝营的一缕青烟，她与贝恩德还在泰雷津那迷人的小房间里彼此安慰。两人勇敢地决定再要一个孩子，代替四个月前夭折的、让两人伤心欲绝的达恩。怀上第二个孩子才几个星期，贝恩德·纳坦就被送去东边了。安嘉不知道贝恩德是否还活着，她尽力保存一线希望，但经历过在比克瑙的日子，她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那也意味着，她所拥有的一切，只剩下这个她极力掩饰的婴儿。面对每时每刻如影随形的危险，这个婴儿依然顽强生存，就连安嘉也感到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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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曾经不敢想象在弗赖贝格工厂分娩的后果。她也尽力不在露天运煤车厢里分娩。如果她知道，在同一趟列车上，已经有两位母亲及其婴儿完成了上述壮举，她肯定会感到吃惊和自卑的。现在轮到她了，她唯一能够想象的就是，她将要生下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很可能会被直接扔进毒气室，孩子的母亲也必将同时殉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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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捂着肚子、喘着粗气，设法从肮脏的车厢里爬下来，周围都是残忍粗暴的看守。安嘉站立不稳，跌倒在垃圾堆上。她与其他太过虚弱、无力走动的人被拖到一旁，她蜷缩着身体，依稀感觉到一架农用马车正在向前行进。她眼看着重病者和垂死者被扔上马车，马车上堆满了人的躯干和四肢，而她被扔在最上面。安嘉说：“那些能够走动的人则向着要塞行进。他们把所有重病者和垂死者拽下火车，装上马车，因为营地在毛特豪森上方的山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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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农用马车嘎嘎作响、摇摇晃晃地向前行进，安嘉浑身发热、晕头转向地置身于满是汗臭的躯体之间，她朝山下回望，只看到摄人心魄的瑰丽景色。尽管她与那么多气味难闻的、因为斑疹伤寒而奄奄一息的妇女挤在一起，尽管她在满身污秽、满身害虫的环境中羊水破裂，她还是禁不住惊奇地张望周围的景色。“我就像一头饿狼，体重只剩下35公斤，我也不知道山顶有什么在等着我……我仿佛无忧无虑，我爱这乡间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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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傍晚8点，太阳正在没入山谷，安嘉半躺半坐，陶醉于这迷人的景色，她已被关在不见天日的黑暗车厢里超过两个星期了。“阳光点点闪烁，寒冷开始袭来，但这春夜多么美丽啊。我们正在上山，我留意到山下的多瑙河，以及开始带有绿意的（田野）……我想我这辈子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的景色，也许这是我在世界上见到的最后一点儿美好事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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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当马车在盘山路上走了2.5公里后，安嘉的宫缩更加严重了，上奥地利那风景如画的景色，包括教堂、城堡以及远处白雪覆盖的阿尔卑斯山，都无法再转移她的注意力。她的可怕处境让她喘不过气来。安嘉说：“马车又臭又脏，而我就像跟一群动物待在一起，她们没有毛发，衣衫褴褛。马车上都是垂死的妇女，虱子成千上万，到处爬行。可怜的妇女们不省人事，靠在我身上，躺在我腿上。我努力坐起来，我的孩子开始降生了。我只担心一件事情，担心孩子活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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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她们靠近毛特豪森集中营的时候，安嘉隐约看见，前方是巨大的石头堡垒，巨石彼此堆叠，由里面那些不幸的囚犯垒砌而成。安嘉的婴儿开始从她的两腿之间破腹而出，她抬头看见高大的木门，以及那些怒目圆睁的花岗岩瞭望塔，瞭望塔如同鹰的双眼怒视远方，最远处可以看见阿尔卑斯山。在那堵高墙之内，她想必是插翼难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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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特豪森集中营的大门，安嘉的孩子就出生在这座集中营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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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知道自己需要帮助，她突然发现在马车旁边缓慢行走的俄国囚犯医生，对方曾经在弗赖贝格医务室里与毛特纳洛娃医生共事。“我请求她帮助我，但她只是摆摆手、耸耸肩，然后就走开了。她甚至看都没看我，或者说句：‘对不起。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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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努力控制自己，极力避免在那里分娩，就在大门附近，安嘉被推下马车，莫名其妙地被扔进了一辆露天的木头板车，“就像那种运煤板车”。板车里挤满从马车上下来的妇女，此外还塞进了几个明显已经发疯的妇女，安嘉被吓得目瞪口呆。安嘉因为疼痛而紧闭双眼，她感觉到板车在移动，正离开那几道地狱般的大门，慢慢驶向球场边上的医务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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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婴儿继续破腹而出，安嘉忍不住发出尖叫，但她很快噤若寒蝉，因为党卫队员正在走近。那里至少有一名看守在板车旁边一路押送，还有另一名看守靠人力推动和刹停板车。那名最靠近安嘉的看守说：“你就叫吧。”但安嘉永远不知道，这句话是同情还是挖苦。安嘉因为疼痛而全身抽搐，她也确信这是这辈子的最后几分钟，她干脆放声尖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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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说：“在此期间，我只想到我的母亲伊达，她不会为我感到遗憾，而会对我说：‘你怎么敢在那样的环境里生孩子！我的意思是在板车上……在你三个星期没有洗澡之后？’……她将会极力反对！”太阳下山的时候，就在伊达·考德洛娃极力反对的地狱般的环境中，安嘉终于分娩了。新生的婴儿伴着大量血污和黏液，从安嘉的身体里滑落，与上次生下达恩时漫长的分娩过程不同，这次分娩迅速得让人意外，但这个婴儿非常非常小。“突然之间，我的婴儿就在那里了，就这样出来了！”这个小小婴儿不呼吸也不活动。“在大约七到十分钟的时间里，婴儿一动不动，甚至不会哭……我努力坐起来，还有其他妇女横躺在我身上，婴儿就在那里，那场景真是，难以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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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刻之后，板车停在医务室门前，有人找来一位囚犯医生，安嘉很久后才发现，那位医生曾经是贝尔格莱德一家医院的妇产科主任。“他跑出来剪断脐带，拍打婴儿的屁股（让婴儿哭出声来并开始呼吸），一切都还好。婴儿开始哭了……医生告诉我：‘是个男孩。’有人用纸包裹住婴儿，突然之间，我感到非常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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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私底下曾经更想要个小女孩，但她还是把这个奇迹般降临的婴儿放在摇篮里，并且决定将他取名为马丁。她向别人询问时间和日期，决心记住她的孩子正是出生于1945年4月29日晚上8点30分。安嘉被送进了医务室，她惊奇地发现自己被扶上床铺，并且可以独自享用这个床铺。尽管医务室里弥漫着粪便的恶臭，而且环境也远远说不上干净，但她知道其他囚犯甚至还没有如此的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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