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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莉斯嘉的新营房以前是生产梅塞施密特战斗机的厂房（因此也叫“梅塞施密特营”），要走到那个地方，佩莉斯嘉不得不沿着通往采石场的死亡阶梯向下走，谢天谢地，那里晚上一片寂静。那条路白天就已经相当危险了，台阶陡峭崎岖，而到了晚上，怀抱着小小的婴儿，拖着疲惫颤抖的双脚，佩莉斯嘉有几次几乎滑倒。当她终于走到谷底，蹒跚地走过那座死人无数的悬崖的底部时，她与哈娜终于被带到毛特豪森30多座营房中最偏僻的一座，那只不过就是采石场边上一栋潮湿的房子。在那栋房子里面，有一群看上去好像妓女的妇女在角落里大声争吵，她们甚至懒得抬头看看佩莉斯嘉。一些稻草和几张破旧草垫散落在浸满尿液的泥地上。从列车上下来的妇女筋疲力尽，横七竖八地躺在地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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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不是什么欣赏美景的地方。这是被遗弃的人等待腐烂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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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从弗赖贝格列车上下来的妇女，也是当天晚上沿着与佩莉斯嘉相同的道路走下来的，当时牢头正在逗弄哈娜。她们几乎连再迈一步的力气都没有了，许多人从阶梯上滚了下来，不得不被搬运到谷底。等她们抵达营房的时候，她们倒头就睡，“太累了，连活下去的力气都没有了”。有些比较幸运的妇女，比如丽萨·米科娃，被分配到条件稍好些的位于山顶的主营房，但在那里，她们也得四个人睡一张床板，她们得到男性囚犯的照顾，男性囚犯冒着生命危险，把自己的食物和饮水分给女性囚犯，希望能够把她们救活。不过，那里的妇女并没有新生婴儿需要喂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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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与她的孩子躺在远远说不上干净的医务室，筋疲力尽的拉海尔与马克栖身于虱子横行的邻近营房，而佩莉斯嘉与哈娜则疲倦地蜷缩在肮脏棚屋的地面上，妇女们永无止境的“死亡行军”也终于走到尽头了。然而，她们仍然被掌握在杀人成性的政权手中，她们的战争也远未结束。在毛特豪森，有数不尽的死亡方式，最为常见的就是饥饿、劳累、疾病，三位母亲及其孩子们都已经历过上述所有苦难。在这样的环境中，三名婴儿随时都可能遇到低温症、低血糖、黄疸病等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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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母亲都不知道明天将会等来什么，三位母亲都太过疲惫，根本无暇细想。1945年4月30日，星期一，当阿尔卑斯山曙光初现时，三位母亲及其婴儿还不知道崭新的一天已经到来，也不知道这崭新的一天的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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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下午，当苏联军队逼近柏林元首地堡的时候，阿道夫·希特勒偕同其新婚妻子爱娃·布劳恩（Eva Braun）肩并肩地坐在地堡书房的沙发上，双双殒命。两人服用了小瓶氰化物，希特勒还用手枪往自己右边的太阳穴打了一枪。两人的尸体被搬出地堡，淋上汽油，点火焚烧。刚好在安嘉的婴儿出生那天，希特勒写下了遗嘱。他在遗嘱中写道：自己“宁愿选择死亡，也不愿承受辞职或投降的耻辱”。希特勒命令党徒将种族法律贯彻“到底”，要“毫不留情地对抗所有民族的毒害者，对抗犹太人的国际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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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摇摇欲坠的纳粹指挥系统，希特勒自杀的消息本该迅速传播开来，但在战争的最后决战阶段，这条消息并未传播到纳粹控制下垂死挣扎的男男女女耳中。就算囚犯们察觉到什么异样，也只不过是持续整天的枪击声和叫骂声而已，这些声音只会提醒囚犯们，自己仍然身陷于最后几座仍在运作的集中营里，集中营正在执行希特勒消灭“帝国的敌人”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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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萨·米科娃置身于山顶营地的正中央，她说：“德国人彻底疯了，对着每个人大喊大叫。每个人都害怕走出营房，以免被射杀。”米科娃跌坐在营房地面上一张散发恶臭的床垫上，一位捷克囚犯给她拿来一些面包，米科娃对自己说：“如今我必须活下来。”面包是用锯木屑和栗子粉做成的，外观和气味都让人毫无食欲，但这并不是米科娃吃不到面包的原因。“我太过疲倦，就连吃面包的力气都没有了。我正在发烧，周围的东西都像是梦境。然后，一名妇女走过来，掰开我的手，从我的手中抢去面包。我无动于衷地看着她。我太过虚弱了，就连活动和反抗的力气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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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安嘉及其新生的婴儿在医务室营地里得到了有限的照顾。那里没有多少医疗设施，最多就是囚犯们等死的地方而已。尽管如此，与在列车上的待遇相比，安嘉认为这里的德国人对她“还不算太过分”，尽管安嘉的婴儿尚未得到擦洗，还包裹在报纸里，尽管安嘉自己也是满身污秽、身体虚弱，身边尽是患上斑疹伤寒或其他重病但得不到救治的垂死病人。安嘉说：“及至我们抵达的时候，聪明的德国人已经感觉到害怕，他们开始喂养我们。”安嘉形容德国人的态度转变是“令人作呕的”，安嘉补充道：“我知道，就在前一天，他们本来还打算把我们杀掉，但现在一切都好转了，我们变成了‘上帝的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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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还记得，早在达恩出生的时候，就曾得到建议，新生儿头十二个小时内不要喂食，因此在给马丁哺乳之前，安嘉休息了一下，马丁也睡了一下。让安嘉感到意外的是，当她开始哺乳的时候，乳汁如此丰富，以至于她可以“喂哺五名婴儿”。安嘉补充道：“我不知道那么多乳汁从哪里来。如果我有宗教信仰的话，我会说那是奇迹吧。”安嘉的婴儿还很小，婴儿的双臂都只有安嘉的小指那般粗细，小小的婴儿贪心地吸吮着乳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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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好几个星期里，安嘉吃得不多，无非就是几口不新鲜的面包，这时她却能吃到一碗装满肥肉的通心粉。“我如此饥饿，我吃了个精光。我无法告诉你我有多饿！……但那时候我真的就快要饿死了。我的肠胃根本消化不了。”几乎在顷刻之间，安嘉就因为腹泻而动弹不得了，而且情况非常严重。“我没剩下多少奶水了，而且遭到感染的奶水也对婴儿不利。但当你快要饿死的时候，你如何抗拒食物的诱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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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设法熬了过来，但她仍然不知道自己能否活过第二天，说不定第二天就被纳粹谋杀了。睡在隔壁床铺的囚犯们设法安慰安嘉，让她不要再担心毒气室的事情了，因为毒气室已被“炸毁了”，但她不敢相信任何人。她不知道别人所说的话是否确切，但她当然希望这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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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务室外面的营房里，其他从弗赖贝格列车上下来的妇女就要绝望得多。她们的新营房害虫遍布、疾病横行。她们备受虱子的折磨，而且比她们已经习惯的肮脏程度还要肮脏得多。那里令人难以呼吸，因为空气中弥漫着人类粪便的味道和人体腐烂的味道。有些囚犯的尸体被拖进树林里，结果树林里到处是一堆堆烂肉覆盖的骨头。格蒂·陶西格跌跌撞撞地走出窝棚想喘口气，不料跌坐在一根木头上，结果被吓了个半死。一名男性囚犯坐在她身旁，阴阳怪气地说：“我想与你分享些好东西，上好的大腿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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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们的记忆中，这还是第一次没有人来叫她们起床。当然，也没有带有咖啡味的水可以喝。在山顶上，她们能够听到恐慌的德国人发出的枪声和越来越多的叫骂声。远处的爆炸声就像是传入她们耳中的音乐。那里还能持续听到从采石场传来的难以分辨的工作噪音，但之后就是一片死寂，妇女们都怀疑，她们是不是被留在那里等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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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希特勒自杀后那些日子里，毛特豪森的老囚犯们自行组织了囚犯委员会和抵抗组织，她们发觉集中营里的气氛发生了明显变化。集中营里还要点名，但采石场的工作实际上已经停下来了（尽管最强壮的囚犯仍然接到指令，继续开采和搬运石头）。然后，她们意识到周围的德国人越来越少。“老前辈们”突然允许自由走动了，可以为最虚弱的囚犯领取食物和饮水，鼓励她们坚持下去。几乎一直都能听到车辆离开集中营时发出的柴油机响声，而红十字会的救护车也终于可以开进大门，按照协议接走那些来自法国以及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国的囚犯。但山脚下的囚犯们还不知道，解放的日子已经触手可及，而绝大多数由红十字会带来的食品包裹，都已被逃跑的纳粹党徒裹挟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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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几个月以来，安嘉第一次能够熟睡，拉海尔和佩莉斯嘉也尽量休息，以便稍稍恢复体力，而她们的婴儿也吸尽了最后几滴乳汁。三位母亲都完全不知道，就在5月3日星期四的早上，时年39岁、此前六年一直在这座集中营担任党卫队指挥官的弗兰克·锡埃赖斯（Frank Ziereis），已经命令他的下属离开。装载毒气室使用的齐克隆B的箱子被拆卸，集中营已被移交给一支来自维也纳的消防队，还有一些德军老兵留在现场帮忙。然后，党卫队旗队长锡埃赖斯上校及其妻子逃往自己的狩猎小屋，但随后就被俘虏并被杀死。他手下的党卫队军官早已闻风而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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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那一天，一位一周前被红十字会接走的法国军官设法向盟军当局发出信息，告诉他们，在毛特豪森及其附属集中营，还有数以万计的囚犯即将被杀害，因为集中营接到希姆莱发出的信件，信中下令毁灭任何对纳粹不利的证据。（那位军官）注明：德国人计划彻底毁灭一切证据。这条秘密信息是准确的。毒气、炸药、用于集体溺毙囚犯的驳船都已收集齐备。从那位军官离开集中营那天起，大屠杀就已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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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特豪森解放者，美军中士艾伯特·柯西耶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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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后，即1945年5月5日星期六的早上，美国第3集团军第11装甲师下属的“闪电部队”派出了一支侦察小分队在这个区域展开巡逻，以确保桥梁安全。一位焦急万分的红十字会代表说服了这支侦察小分队，跟随这位代表前往古森集中营，然后再前往毛特豪森集中营。这支部队由排长艾伯特·柯西耶克（Albert J.Kosiek）中士率领，他是一位会说波兰语的士官，他所属部队的中尉最近阵亡了，但他拒绝递补晋升，而是跟他的同僚留在一起。柯西耶克中士是移民美国的波兰人的儿子，他手下有23名士兵和6台车辆，包括1辆坦克和他自己所乘坐的侦察车。当他第一眼看见毛特豪森的山顶要塞时，还以为那是一座大型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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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柯西耶克中士闻到集中营里散发出来的“恶臭气味”时，他震惊地发现了这到底是一座什么工厂——这是一处规模前所未有的杀人场。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个月间，由盟军士兵偶然发现的许许多多纳粹杀人中心一样，这是一次让柯西耶克及其部下终生难忘的经历。在高大石墙和双层电网的另一边，他们看见数以千计的两眼圆睁的囚犯，许多人患上紧张性精神病，已经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在经历过好几年赤身裸体、永无休止的点名后，许多囚犯已经习惯了泰然自若地裸露身体。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囚犯身上的破衣烂衫要么早已掉落，要么已被更加强壮的囚犯抢去了。囚犯们承受着风吹雨打，皮肤上要么长满脓疮，要么因为疾病而皮开肉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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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西耶克中士说：“我永远忘不了那情景。有些人只能盖着毛毯，有些人更是全身赤裸，男男女女混杂在一起，构成最为瘦弱憔悴的乌合之众，我从未见过如此悲伤的景象……他们几乎不成人形。有些人的体重可能还不到40磅……让我感到惊讶的是，他们到底是怎么活下来的。”囚犯们的身体状况和心理状况同样堪忧，有些囚犯发狂失控，“大喜大悲”，当美国人开车穿过大门的时候，囚犯们用各种各样的语言尖叫、怒骂、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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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西耶克中士说服囚犯们安静下来，然后通过无线电向总部报告自己的发现，但有目击者说中士“根本说不清楚他到底看见了什么东西”。柯西耶克及其部下此前已经看到过数百具倒毙在路边的囚犯尸体，那些人要么是在纳粹逃跑时被射杀的，要么是在死亡行军时被累死的，但当柯西耶克及其部下第一次看到集中营里的景象时，他们还是毫无心理准备。在不知所措的情况下，柯西耶克中士正式接受了奥地利和德国看守的投降，看守们放弃抵抗，交出武器装备。看守们放心地把自己交给美国人，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不愿落入苏联士兵手中。解放者后来才意识到，德国人看见“闪电部队”徽章上那道醒目的红色闪电（类似于锯齿状的党卫队“SS”标志），以为闪电部队是与党卫队大致相当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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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的德国看守要么逃之夭夭，要么企图以条纹囚服伪装自己，但看守们很快就被囚犯揪出来，其中许多人还被暴怒的囚犯当场杀死。幸存的俄国人尤其渴望复仇，他们徒手杀掉以前的德国看守。有些看守被殴打，被绞死，被扔到电网上，尸体在电网上挂了好几天。有些看守被囚犯公开砍死和肢解，有些看守被囚犯用集中营里分发的木鞋活活踩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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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公里外的古森附属营，柯西耶克中士及其部下已经见识过类似场景。囚犯对看守的仇恨，转化成对牢头以及其他囚犯的私刑，在2.4万名囚犯中，有超过500人被私刑处死。在毛特豪森，囚犯同样到处围攻人数甚少的美军步兵排，美军士兵根本无力制止暴怒的囚犯，囚犯洗劫了党卫队司令部，拿走一切能够拿走的东西。士兵们看见有两位妇女冲向电网，双双自杀。士兵们后来得知，那两位妇女曾经向纳粹出卖身体，她们不想被别人活捉。厨房里同样发生了骚乱，数百名囚犯冲进厨房，“就像游牧部落的野蛮人”一样到处抢掠。饿得半死的男人们从麻布袋里抓起几把面粉，直接往喉咙里面塞。骨瘦如柴的囚犯为了争抢残羹剩饭而在地面上疯狂扭打。柯西耶克中士几乎无法维持秩序，他掏出手枪，向天开了三枪，然后用波兰语对囚犯们喊话，命令他们安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