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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还记得，早在达恩出生的时候，就曾得到建议，新生儿头十二个小时内不要喂食，因此在给马丁哺乳之前，安嘉休息了一下，马丁也睡了一下。让安嘉感到意外的是，当她开始哺乳的时候，乳汁如此丰富，以至于她可以“喂哺五名婴儿”。安嘉补充道：“我不知道那么多乳汁从哪里来。如果我有宗教信仰的话，我会说那是奇迹吧。”安嘉的婴儿还很小，婴儿的双臂都只有安嘉的小指那般粗细，小小的婴儿贪心地吸吮着乳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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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好几个星期里，安嘉吃得不多，无非就是几口不新鲜的面包，这时她却能吃到一碗装满肥肉的通心粉。“我如此饥饿，我吃了个精光。我无法告诉你我有多饿！……但那时候我真的就快要饿死了。我的肠胃根本消化不了。”几乎在顷刻之间，安嘉就因为腹泻而动弹不得了，而且情况非常严重。“我没剩下多少奶水了，而且遭到感染的奶水也对婴儿不利。但当你快要饿死的时候，你如何抗拒食物的诱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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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设法熬了过来，但她仍然不知道自己能否活过第二天，说不定第二天就被纳粹谋杀了。睡在隔壁床铺的囚犯们设法安慰安嘉，让她不要再担心毒气室的事情了，因为毒气室已被“炸毁了”，但她不敢相信任何人。她不知道别人所说的话是否确切，但她当然希望这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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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务室外面的营房里，其他从弗赖贝格列车上下来的妇女就要绝望得多。她们的新营房害虫遍布、疾病横行。她们备受虱子的折磨，而且比她们已经习惯的肮脏程度还要肮脏得多。那里令人难以呼吸，因为空气中弥漫着人类粪便的味道和人体腐烂的味道。有些囚犯的尸体被拖进树林里，结果树林里到处是一堆堆烂肉覆盖的骨头。格蒂·陶西格跌跌撞撞地走出窝棚想喘口气，不料跌坐在一根木头上，结果被吓了个半死。一名男性囚犯坐在她身旁，阴阳怪气地说：“我想与你分享些好东西，上好的大腿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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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们的记忆中，这还是第一次没有人来叫她们起床。当然，也没有带有咖啡味的水可以喝。在山顶上，她们能够听到恐慌的德国人发出的枪声和越来越多的叫骂声。远处的爆炸声就像是传入她们耳中的音乐。那里还能持续听到从采石场传来的难以分辨的工作噪音，但之后就是一片死寂，妇女们都怀疑，她们是不是被留在那里等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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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希特勒自杀后那些日子里，毛特豪森的老囚犯们自行组织了囚犯委员会和抵抗组织，她们发觉集中营里的气氛发生了明显变化。集中营里还要点名，但采石场的工作实际上已经停下来了（尽管最强壮的囚犯仍然接到指令，继续开采和搬运石头）。然后，她们意识到周围的德国人越来越少。“老前辈们”突然允许自由走动了，可以为最虚弱的囚犯领取食物和饮水，鼓励她们坚持下去。几乎一直都能听到车辆离开集中营时发出的柴油机响声，而红十字会的救护车也终于可以开进大门，按照协议接走那些来自法国以及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国的囚犯。但山脚下的囚犯们还不知道，解放的日子已经触手可及，而绝大多数由红十字会带来的食品包裹，都已被逃跑的纳粹党徒裹挟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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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几个月以来，安嘉第一次能够熟睡，拉海尔和佩莉斯嘉也尽量休息，以便稍稍恢复体力，而她们的婴儿也吸尽了最后几滴乳汁。三位母亲都完全不知道，就在5月3日星期四的早上，时年39岁、此前六年一直在这座集中营担任党卫队指挥官的弗兰克·锡埃赖斯（Frank Ziereis），已经命令他的下属离开。装载毒气室使用的齐克隆B的箱子被拆卸，集中营已被移交给一支来自维也纳的消防队，还有一些德军老兵留在现场帮忙。然后，党卫队旗队长锡埃赖斯上校及其妻子逃往自己的狩猎小屋，但随后就被俘虏并被杀死。他手下的党卫队军官早已闻风而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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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那一天，一位一周前被红十字会接走的法国军官设法向盟军当局发出信息，告诉他们，在毛特豪森及其附属集中营，还有数以万计的囚犯即将被杀害，因为集中营接到希姆莱发出的信件，信中下令毁灭任何对纳粹不利的证据。（那位军官）注明：德国人计划彻底毁灭一切证据。这条秘密信息是准确的。毒气、炸药、用于集体溺毙囚犯的驳船都已收集齐备。从那位军官离开集中营那天起，大屠杀就已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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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特豪森解放者，美军中士艾伯特·柯西耶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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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后，即1945年5月5日星期六的早上，美国第3集团军第11装甲师下属的“闪电部队”派出了一支侦察小分队在这个区域展开巡逻，以确保桥梁安全。一位焦急万分的红十字会代表说服了这支侦察小分队，跟随这位代表前往古森集中营，然后再前往毛特豪森集中营。这支部队由排长艾伯特·柯西耶克（Albert J.Kosiek）中士率领，他是一位会说波兰语的士官，他所属部队的中尉最近阵亡了，但他拒绝递补晋升，而是跟他的同僚留在一起。柯西耶克中士是移民美国的波兰人的儿子，他手下有23名士兵和6台车辆，包括1辆坦克和他自己所乘坐的侦察车。当他第一眼看见毛特豪森的山顶要塞时，还以为那是一座大型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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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柯西耶克中士闻到集中营里散发出来的“恶臭气味”时，他震惊地发现了这到底是一座什么工厂——这是一处规模前所未有的杀人场。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个月间，由盟军士兵偶然发现的许许多多纳粹杀人中心一样，这是一次让柯西耶克及其部下终生难忘的经历。在高大石墙和双层电网的另一边，他们看见数以千计的两眼圆睁的囚犯，许多人患上紧张性精神病，已经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在经历过好几年赤身裸体、永无休止的点名后，许多囚犯已经习惯了泰然自若地裸露身体。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囚犯身上的破衣烂衫要么早已掉落，要么已被更加强壮的囚犯抢去了。囚犯们承受着风吹雨打，皮肤上要么长满脓疮，要么因为疾病而皮开肉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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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西耶克中士说：“我永远忘不了那情景。有些人只能盖着毛毯，有些人更是全身赤裸，男男女女混杂在一起，构成最为瘦弱憔悴的乌合之众，我从未见过如此悲伤的景象……他们几乎不成人形。有些人的体重可能还不到40磅……让我感到惊讶的是，他们到底是怎么活下来的。”囚犯们的身体状况和心理状况同样堪忧，有些囚犯发狂失控，“大喜大悲”，当美国人开车穿过大门的时候，囚犯们用各种各样的语言尖叫、怒骂、哭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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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西耶克中士说服囚犯们安静下来，然后通过无线电向总部报告自己的发现，但有目击者说中士“根本说不清楚他到底看见了什么东西”。柯西耶克及其部下此前已经看到过数百具倒毙在路边的囚犯尸体，那些人要么是在纳粹逃跑时被射杀的，要么是在死亡行军时被累死的，但当柯西耶克及其部下第一次看到集中营里的景象时，他们还是毫无心理准备。在不知所措的情况下，柯西耶克中士正式接受了奥地利和德国看守的投降，看守们放弃抵抗，交出武器装备。看守们放心地把自己交给美国人，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不愿落入苏联士兵手中。解放者后来才意识到，德国人看见“闪电部队”徽章上那道醒目的红色闪电（类似于锯齿状的党卫队“SS”标志），以为闪电部队是与党卫队大致相当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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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的德国看守要么逃之夭夭，要么企图以条纹囚服伪装自己，但看守们很快就被囚犯揪出来，其中许多人还被暴怒的囚犯当场杀死。幸存的俄国人尤其渴望复仇，他们徒手杀掉以前的德国看守。有些看守被殴打，被绞死，被扔到电网上，尸体在电网上挂了好几天。有些看守被囚犯公开砍死和肢解，有些看守被囚犯用集中营里分发的木鞋活活踩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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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公里外的古森附属营，柯西耶克中士及其部下已经见识过类似场景。囚犯对看守的仇恨，转化成对牢头以及其他囚犯的私刑，在2.4万名囚犯中，有超过500人被私刑处死。在毛特豪森，囚犯同样到处围攻人数甚少的美军步兵排，美军士兵根本无力制止暴怒的囚犯，囚犯洗劫了党卫队司令部，拿走一切能够拿走的东西。士兵们看见有两位妇女冲向电网，双双自杀。士兵们后来得知，那两位妇女曾经向纳粹出卖身体，她们不想被别人活捉。厨房里同样发生了骚乱，数百名囚犯冲进厨房，“就像游牧部落的野蛮人”一样到处抢掠。饿得半死的男人们从麻布袋里抓起几把面粉，直接往喉咙里面塞。骨瘦如柴的囚犯为了争抢残羹剩饭而在地面上疯狂扭打。柯西耶克中士几乎无法维持秩序，他掏出手枪，向天开了三枪，然后用波兰语对囚犯们喊话，命令他们安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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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极其混乱的状态中，囚犯们领着柯西耶克中士及其部下进行了一次“引导参观”，囚犯当中有一位教授，能说流利的英语。士兵们被领着参观了几处不同地点，包括火葬场，那里的焚尸炉曾经“全速开动”而且“浓烟滚滚”。焚尸炉能一次焚烧五具尸体，而不是通常情况下的一具尸体，焚尸炉底架上叠放着新近被杀害的囚犯，许多囚犯身首异处，血流满地。士兵们还看见老鼠啃咬散落在集中营各处的尸体。绝大多数尸体只能勉强辨认出人形。集中营里到处都在谈论人吃人，士兵们还看见“就像木材那样堆积起来”的人类尸体。在邻近的毒气室里，士兵们还发现了更多穿着衣服的囚犯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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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西耶克中士知道自己以及部下不可能安全地留在营地里过夜，因此他让囚犯委员会负起责任，防止骚乱蔓延，防止针对牢头和妓女的报复性袭击，以及监督剩余食物的发放工作。柯西耶克中士警告说，如果秩序无法维持，美国人将会撤离，把囚犯留给纳粹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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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毛特豪森的臭味实在是直冲鼻孔而来，美国步兵排最终还是离开了集中营，而且还带走了绝大多数看守（许多看守也乞求美军保护），美军士兵承诺，美国陆军大部队将于次日抵达。许多囚犯害怕自己被抛弃，或者害怕纳粹还会再回来，因此那些还算强壮的囚犯到处收集武器，自行组织巡逻队，誓死捍卫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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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拉·罗伏娃说：“美国人突然离开，我们再次感到害怕，这既是因为没有人喂养我们（你可以想象我们多么恐慌），也是因为德国人可能还会回来。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据说是因为（美苏之间）的军事分界线太过接近，当局都不知道我们应该被置于谁的管辖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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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及至1945年5月5日，囚犯们其实已经正式获得自由了。柯西耶克中士时年27岁，他的父母都是波兰人，他已经自行解放了毛特豪森集中营和古森集中营的大约4万名囚犯，同时接受了1800名德国战俘的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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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柯西耶克偕同妻子格罗莉亚回到毛特豪森，领着解放者的队伍再次穿过集中营大门，以铭记集中营解放30周年。柯西耶克仍然与许多位解放者保持联系，他还与少数几位幸存者保持联系，包括时年十几岁的匈牙利人蒂博尔·鲁宾（Tibor Rubin）。鲁宾后来移民美国，并且因为在朝鲜作为步兵和战俘期间的英勇表现而获得美国荣誉勋章。多年以后，还有两位波兰幸存者拜访柯西耶克中士及其家人，柯西耶克家在伊利诺伊的芝加哥，来者当面向他道谢。柯西耶克中士于1984年去世，享年6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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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西耶克中士的儿子拉里说：“我的父亲发觉，他很难描述自己的生平经历，但当我13岁那年在学校学习关于战争史的内容时，他的确把自己的私人笔记给了我。他知道集中营里有几个婴儿，这一直让他感到震惊，但他总是为步兵排的丰功伟绩而感到无比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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