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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布拉姆丘克家的所有姐妹中，拉海尔的妹妹萨拉是第一个意识到美国人正式解放毛特豪森的，5月6日那天，她听到炮声，那已是柯西耶克中士接受德国人投降的第二天了。她看见有美国大兵在营地里边走边聊。“美军吉普车载着士兵开进来，我开始呼叫，每个人都开始尖叫，而躺在手推车上的人则鼓掌欢迎美国人的到来。她们就是这样死去的，在鼓掌和感恩中死去。至少她们知道美国人来了，天啊，许多人就在那时咽了气！她们病弱不堪、疲惫不已，就在那个时候撒手人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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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如此兴奋，迫不及待地要与姐姐分享这一消息，她赶到姐姐的营房。“我告诉她：‘拉海尔！拉海尔！战争结束啦！’她扇了我一耳光，因为她以为我疯了！……但就在那天，我们所有人都重生了，尤其是婴儿马克。美军士兵对我们如此友善。上帝保佑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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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海尔最终相信妹妹说的是真话，但她太过虚弱，没有力气爬起床，亲眼看看解放者。无论如何，当时营地里都沸腾起来了。人们重获自由，亲眼看到大门上升起白旗，这让囚犯们欣喜若狂，但囚犯们同样对这些年来所受的待遇感到怒不可遏。成年男子大喊大叫，大肆破坏。党卫队车库上耸立的巨大木质鹰徽被拆了下来，并被急于复仇的囚犯们砸成碎片。所有滞留的看守都被殴打，甚至被打死，而衣衫褴褛的囚犯乐队用荒腔走板的乐器声激动地演奏着或演唱着爱国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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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那个星期，营地里有一位名叫亚历山大·高茨（Alexander Gotz）的美军上尉，他是医学博士，隶属于第41装甲侦察特遣队医疗分队。他形容那天他看了一部“毛骨悚然、光怪陆离的歌剧，演员都是仅存人形的骷髅。”即使在事态平息下来，美国人重新控制局面后，幸存囚犯也仍未脱离危险。囚犯们要面对意料之外的新敌人：怜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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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士兵曾经收到严格指令，在医护人员正确评估幸存者的身体状况之前，不得给幸存者喂食。在解放过好几处集中营后，盟军司令部好不容易才了解到，给快要饿死的人喂食同样足以致命。但第11装甲师的美国年轻人缺乏经验，他们来到毛特豪森后，发现自己不可能拒绝饥饿的群众，由此造成了悲剧的结局。他们兴高采烈地把自己的补给包括糖果和香烟分给幸存者，他们意识不到这样做的严重后果。这里的男男女女只靠流质食物生存，再加上树皮或草根来果腹，此时却把香烟吞进肚子里，而不是用来吸食。那些没见过口香糖的人，也把口香糖吞进肚子里。其他人则用锋利的石头敲开豆子罐头，然后狼吞虎咽，此外还吃了过量的腌肉、奶酪和好时（Hershey）巧克力棒，根本就停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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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多年极端匮乏和百病缠身的生活后，人们的身体濒临崩溃，已经无法消化固体食物了。据估计，有1300名虚弱脱水的囚犯死于疾病和腹泻，原因就在于他们无福消受解放后那几天获得的食物。此后又有2000人死于疾病，绝大多数死于斑疹伤寒和痢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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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母亲及其婴儿同样面临危险。她们被带离满是寄生虫的营房，被安置到条件更好的区域，在那里，每个人都能分配到饮水和食物。然后，她们身边的妇女就开始陆续死去。拉海尔说：“美国人不知道如何应对这种局面。他们从未见过快要饿死的人。他们给了这些人所有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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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美国大兵就把自己的军粮给了拉海尔，那是用咖啡色纸张包裹的巧克力。拉海尔已经不记得自己最后一次看见巧克力是什么时候了，她坐在那里，失神地看着手中的巧克力，一言不发。过了好一会儿，拉海尔把巧克力凑到鼻子前面，闭上双眼，闻着巧克力的味道。那名士兵以为她不知道巧克力是什么，慢慢对她说：“你可以咬开它，然后吞下去。”那名士兵甚至以手势对她示范，这让拉海尔潸然泪下。“他问我：‘你为什么哭了？’我说不出话来，然后他就走开了。”那名士兵回来的时候，又问了相同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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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海尔回答道：“因为你告诉我巧克力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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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名士兵窘迫地道歉，但又问道：“你上次照镜子是什么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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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海尔回想，那应该是一年前了，1944年5月，当时她还在罗兹隔离区，还与亲爱的莫尼克和亲爱的家人待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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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名士兵抱歉地解释道：“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以为你们是野蛮人。我们并未意识到你们也是正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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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一度置身于荒芜阴影中的人早已忘记何谓“正常”。其中有些人早已被折磨得面目全非，因为精疲力竭而无法欣赏自由的愉悦，甚至在纳粹消失后依然如此。有一位幸存者曾说，人们最初未能理解获救意味着什么，尽管人们一直翘首期盼终有一天可以获救。她说，人们“太过虚弱，太过空虚，以至于都感觉不到快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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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不顾一切地逃离此地，以免纳粹返回，他们就像喝醉酒一样，跌跌撞撞地奔向营地大门，大门被突然撞开。这种逃跑的努力远远超出许多人的身体极限，许多人倒毙在围墙外。其他人则逃到城镇或邻近的农场，在那里乞讨食物和衣物，他们几乎总能如愿。某些最为迷茫的囚犯则只是跌坐在地面上，无法理解何谓自由，无法欣赏大自然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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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挣扎求存的斗争远未结束，在此后几个星期或几个月里，只有最健壮的人才能存活下来。甚至没有几个人知道，德国人已于1945年5月7日无条件投降，并在法国兰斯一栋红色校舍小楼里履行投降手续。也没有几个人知道，德国投降一天后，全世界都在热烈庆祝欧战胜利日，数百万人潮水般地涌上街头。在他们身心俱疲的生命中，他们挚爱的亲人几乎都已逝去，而在毛特豪森拥挤的床铺和营房中，似乎也没有什么是值得庆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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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投降几个星期后，盟军分区占领此前的德意志帝国领土。营地里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尽管美国陆军解放了毛特豪森，但共产主义苏联的军队将会接管奥地利的这个地区。1945年7月28日之前，美国人就要撤退到多瑙河南岸，苏联红军将会接管营地，同时接管所有滞留在营地的囚犯。对于许多犹太人来说，俄国人几乎跟纳粹一样可怕，接管之日突然变成他们自己逃往美国占领区的最后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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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制止满身疾病的可怜幸存者跑出营地，美国人再次关闭营地大门，并且向人们保证，只要人们把病治好，就可以离开营地。萨拉的身体状况比绝大多数幸存者都要好，她说：“我们只想回家，但他们说我们还不能离开，因为当地还有党卫队残余分子。许多人并不理解，或者并不接受，于是他们又解释说，我们正被隔离检疫。”萨拉决定尽力提供帮助，她自愿在美国人建立的临时医务室充当护士，临时医务室大约可以容纳600名病人，帐篷搭建的战地医院还能再容纳1000名病人。萨拉帮忙注射维生素或其他药物，帮忙照顾生病和垂死的人，就这样忙活了10天。“我总得做些什么，就算是给垂死的人喂最后一顿饭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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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萨拉感染了斑疹伤寒。“我不太记得了，因为我当时神志不清，而且正在隔离。我还记得，一名意大利医生说我挺不过来了。从那天起，是我的妹妹伊斯特救活了我。她打开窗户，从窗户里爬进来给我食物。她甚至不在乎自己也可能感染斑疹伤寒。有一个星期，我几乎要死了，但她还是留在我身边，因为我走不动也看不见。有一次，我让她给我找些草莓过来，我也不知道她是怎么做到的，她找来一些草莓，但我正在发烧，又对她说：‘我不想吃草莓！’可怜的伊斯特。她救了我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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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海尔也在尽力提供帮助。在红十字会以及其他志愿者的帮助下，美国人组织了一个混合班组，负责烹饪食物、检查营养成分、小心核定分发食物。这个混合班组很快就被人数众多的幸存者压得喘不过气来，不得不由全副武装的士兵负责保护食物。不久后，他们决定为每间棚屋提供炉子，每天分配可供煮食三次到四次的食材。拉海尔很快就在营房里担当厨师，与她同住的幸存者嗷嗷待哺，她开始给她们熬汤。拉海尔说：“我有婴儿要喂哺，我的妹妹们正在生病，所以我找了一口小锅，开始煮食。”拉海尔重新承担起母亲的角色，早在她们生活在帕比亚尼采的岁月，她就开始照顾弟弟妹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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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斑疹伤寒蔓延全身，萨拉的情况继续恶化。在她脱离危险之前，她病了好几个星期。萨拉说：“我病得很重。我跑去浴室，但到处都被塞满了，看上去就像地狱……你能看见的就是死人，到处都是尸体。”有一天，一位医生走进我的房间，告诉我已经是6月了。“他说：‘我们打开窗户吧。夏天来了，我们都会好起来的。’然后我就这样好起来了。我挺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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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几个星期，三位母亲及其婴儿逐渐恢复体力，甚至开始恢复体重，她们仍然生活在营地的不同角落，处于正式的隔离检疫中。那里有好几万名幸存者需要照顾，美国人声称那里“组织混乱”，唯一庆幸的是绝大多数人都太过虚弱，无法离开病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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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海尔已经听人说过营地里还有其他婴儿，不过她并没有亲眼看见，因此每一位母亲都还不知道对方的存在。她们本来可以彼此支持，彼此分享在奥斯维辛、在弗赖贝格、在火车上的经验，但她们仍然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怎么可能还有其他妇女及其婴儿能够熬过她们独自经历的这一切呢？除此之外，她们还有太多事情要去考虑，主要是恢复活力，尽量让自己离开营地那天好看些，她们满怀希望，希望能与蒂博尔、莫尼克、贝恩德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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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海尔说：“他们仍然不允许我们离开营地，因为他们担心我们会传染德国人，所以我们又在那里待了四个星期。但过了几天后，有些女孩下山到城镇里，人们给了她们一些衣服，我们把脸洗干净，看上去像个正常人了。”妇女当中有些裁缝，她们把毛毯剪开，做成围裙，又把男士内衣和衬衣拿来剪裁，有些衣服是从看守宿舍拿来的，有些是从死人身上扒下来的。其他人则把颜色鲜艳的窗帘扯下来，或者把党卫队看守和牢头宿舍的条纹床单扯下来，改成裙子和衬衣。最幸运的妇女洗劫了党卫队高官家属的房子，拿走了那些官太太的衣服。幸存者埃斯特·鲍尔说：“我拿到一套墨绿色的毛领羊毛套装。我高兴得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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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盟军指挥官来到营地，亲眼看到那里的恐怖情形后，指挥官们坚持认为，毛特豪森集中营必须向公众开放参观，城镇里的那些旁观者被带到山上，亲眼看看纳粹犯下的罪行。哭丧着脸的居民用手帕遮掩鼻子，发誓自己并不知情，尽管臭味和烟雾总是在他们头顶上萦绕不散。占领当局坚持，居民们必须“自愿”照顾幸存者。这种照顾包括从多瑙河抽水到山上，为幸存者擦洗身体，清洗或烧掉幸存者的衣物，在衣物上喷洒杀虫剂以消灭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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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当地人引以为豪、占地1英亩的运动场，也就是奥地利人为党卫队足球队欢呼喝彩的足球场，被改建为将近1000名死难者的坟场。这些死难者全身赤裸，几乎无法辨认，许多已经腐烂。第56装甲工兵大队A连的士兵开来推土机，借助安装在坦克上的铲斗，开挖了30米长、2米深、3米宽的壕沟。工兵当中有一位中士名叫雷伊·布赫（Ray Buch），他于5月10日来到此地。“我们挖了这些壕沟……就在那片足球场上，党卫队曾经用石头砌了一座讲坛……用推土机很难挖开。我们不得不调动人力徒手挖开比较大块的石头。我们试图炸开一些石头，但花岗岩是最坚硬的岩石……我们尽量把尸体从头到脚平放在壕沟里……但为了在墓穴里放下更多的尸体，我们只能让其彼此堆叠起来。每个尸堆足有500具尸体。每辆货车大概可以装载200具尸体。但货车上的尸体彼此叠压，很难说清楚里面到底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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