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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带着小爱娃无处可去，只能回到捷克斯洛伐克，但她同样感到“茫然”，因为她不知道回去后还能找到什么。“我知道我的父母和姐妹已经不在人世，他们都不在了，但我仍然不知道我丈夫贝恩德的下落。”他们在特雷贝克绍夫采-普德奥雷宾还剩下什么东西吗？父亲的皮革工厂和姐姐鲁热娜的别墅仍然属于他们吗？还是被占据或被焚毁了呢？如果那里没有故园、没有故人，她还想留在欧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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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身边有太多变数和困惑。在欧洲，每个国家都被战火波及，整个大陆都陷入动乱。随着盟军继续追捕纳粹，盟军也发现越来越多关于纳粹暴行的证据。数以千计的德国人逃离家园或被迫流亡。数以百计的党卫队军官和最高统帅部成员被逮捕，并被审判和处决，但更多人成为漏网之鱼，当中就有弗赖贝格党卫队四级小队长理查德·“扎拉”·贝克，他从未受到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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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因里希·希姆莱，既是希特勒信任的代理人，也被认为是大屠杀的元凶之一，于1945年5月23日被逮捕。这位党卫队国家领袖，控制着集中营系统，曾经视察奥斯维辛和毛特豪森，以便亲眼验证最终解决方案的执行情况，他后来咬破藏在嘴里的氰化物胶囊，因为服毒自尽而逃脱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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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6月，“死亡天使”约瑟夫·门格勒医生被美国人逮捕，但在一个月后被错误地释放。他把自己乔装打扮成农场工人，隐姓埋名并不断逃亡，直到1979年溺死于巴西。他的妻子与他离婚，他的儿子在战后与他断绝了关系。门格勒死不悔改，始终声称自己只不过是服从命令。门格勒再也没有听说过佩莉斯嘉、拉海尔、安嘉及其婴儿的消息，她们在奥斯维辛逃脱了门格勒的魔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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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勇气和决心支撑着三位妇女熬过战争，当她们设想“战后”生活时，她们同样需要这些品质。一切都已改变。她们一无所有，只有无法回答的问题。她们的亲人在哪里？她们的亲人生活得怎样？正如一位囚犯所说的：“身体上，情感上，我都只是一个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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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虑以何种交通工具返回家园之前，每一位母亲都必须履行一道法律手续：为她们的婴儿领取出生证明。每个孩子都必须在毛特豪森市政厅登记，这道手续在1945年5月14～17日陆续完成。当身体条件允许时，拉海尔和安嘉就下山到城镇里，在缴纳了象征性的费用后，填写了相关表格。佩莉斯嘉不愿面对城镇居民，她委托朋友玛格达·格雷戈洛娃的丈夫、演员马丁·格雷戈尔（他与妻子在营地里团聚）替她履行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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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娜的出生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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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每位母亲都收到一张正式的奥地利出生证明。哈娜被错误地写成伊迪丝·汉娜·勒文拜恩（Edith Hanna Löwenbein），1945年4月12日出生于弗赖贝格，并被加上附注“在火车上降生”。出生证明并未提到她出生于德国奴隶工厂的木制车厢中，车上没有医疗护理条件，她与母亲被强行赶上疏散列车。父亲一栏写着蒂博尔，母亲一栏写着“佩莉”，两人的栏目都写着“现住址不明”，原住址则是布拉迪斯拉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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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的出生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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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娃的出生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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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和爱娃的出生地则是“毛特豪森”或“毛特豪森前集中营”，出生日期分别是4月20日和4月29日。两人都没有固定住址。为马克填写出生证明的登记员不可能想象到，马克是在一个雨天，在莫斯特附近的露天运煤车厢里降生的。至于小爱娃，则是在集中营大门阴影下一辆肮脏的货运马车上降生的，出生证明虽写着她的出生时间是晚上8点30分，但并未说明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出生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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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拿到这些重要文件后，加上写着姓名和出生日期的临时身份证，以及由国际红十字会签发的证明她们曾经在集中营里监禁的文件，三位母亲终于可以宣布上路了。每位母亲还拿到由毛特豪森新任指挥官代表签发的日程表，说明她们已经治愈了所有传染病。红十字会尽可能地给幸存者分发衣服和帽子，有些幸存者还穿着几年前拿到的破衣烂衫。幸存者会争抢任何印有“美国制造”标志的毛衣。然后，与其他难民一道，她们必须等待交通工具，以便回到她们选择的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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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们曾经在纳粹监视下生活了八个月到几乎四年之久。对于所有妇女来说，这就像是一辈子那样漫长。年纪介乎26岁至29岁的年轻妇女，比绝大多数人的犹太认同更为淡薄，她们早已面目全非、身心俱疲。她们几乎已不记得过去的生活，那时候有自由，有年轻人充满爱的无忧无虑的快乐。正如拉海尔所说的：“我26岁离开集中营的时候，我已经是个老妇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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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特豪森极端残酷的环境中设法幸存的俄国战俘是最早离开营地的，那是1945年5月16日，人们为俄国战俘举行了感人的送行仪式。人们簇拥到点名广场去挥手送别，这些苏联军人举行了“毛特豪森宣誓”，誓言追随共同的自由道路，继续反对各民族之间的仇恨，争取社会和国家的公平正义。他们宣布：“通向最血腥集中营的大门已被打开。我们将要返回自己的国家……被解放的囚犯……发自内心地感谢让解放成为可能的胜利的同盟国……自由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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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和红十字会负责分发小心包装的香烟、洗漱用品以及基本食物，以便他们在归途中使用。当其余幸存者目送俄国人离开时，他们也在思考即将来临的归程。在花岗岩围墙外遥远的地方，有他们惦念已久的生活。那些成功逃避纳粹诱捕的人正准备重拾业务、重建家园，修复城镇的基础设施，养育孩子并继续生育孩子。普通人将会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尝试忘记战争，这些幸存者也希望自己能够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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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许多亲友再也无法回家，但人们还是希望能有亲友可以投靠。佩莉斯嘉时年29岁，她想知道儿时伙伴吉兹卡是否还在兹拉特莫拉夫采，是否还能确保她家族财产的安全。当时欧洲的电力和通信系统都已被破坏殆尽，因此佩莉斯嘉无法打电话给对方，何况她也不知道对方的电话号码。佩莉斯嘉准备动身的时候，她答应与长期以来一直保护她的埃迪塔保持联系，尽量分享回家后所要面对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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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恐怖的奥斯维辛失去了多少亲人，拉海尔庆幸自己还有三个妹妹在身边。周围有许多人已经失去了所有的亲人，而她至少还有萨拉、伊斯特和芭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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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时年28岁，在她身边有忠实的米茨卡。她们同生共死度过了四年，她们的友谊也将终生不渝。那里还有那么多好朋友，当她失去达恩时，妇女们与她一起悲伤，当她生下爱娃时，妇女们则围拢在她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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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三位年轻母亲都不知道丈夫的下落，蒂博尔、莫尼克、贝恩德仍然不知所终。他们是聪明的记者、忠诚的工厂主、英俊的建筑师：三位充满希望和梦想的年轻绅士，曾经抱起三位年轻女士步入婚姻殿堂，这一切就发生在足以毁掉他们余生的巨变前夕。他们是否还活着呢？年轻的母亲和年幼的孩子，还有与丈夫和父亲团圆的机会，拥有童话故事般的结局，战胜纳粹将其全家灭绝的企图吗？还是说她们的梦想已经灰飞烟灭了呢？只有一种方法可以求证。她们要亲眼看看生养她们的祖国还剩下什么，她们的祖国都经历了不同的痛苦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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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4月，苏联军队解放斯洛伐克。在斯洛伐克9万名犹太人当中，只有2万人幸存。苏联红军的到来，也预示着这个国家将会在三年后被共产党接收，成为东方阵营的一部分，这一地位将会维持超过四十年之久。尽管如此，斯洛伐克人首先驱逐了所有德国后裔，然后欢迎所有公民回国。他们派出渡轮，前往附近的奥地利港口恩斯（Enns），以接回毛特豪森的斯洛伐克囚犯，渡轮途经水流相对平缓的多瑙河。在不到一周的旅程中，佩莉斯嘉带着哈娜向东航行了大约270公里，最终抵达布拉迪斯拉发市中心，这也是她所钟爱的城市。她在码头下了船，只需要走一小段路，就能抵达1944年9月赎罪日过后她和蒂博尔被逮捕的公寓。大龄单身的埃迪塔则会回到满目疮痍的匈牙利，去看看还剩下多少她认识和熟悉的故人。这两位妇女从未中断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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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早已面目全非。波兰曾拥有欧洲大陆最多的犹太人口，因此也成为大屠杀的核心灾区。波兰不仅遭到毁灭性轰炸的破坏，而且失去了数百万公民。在苏联红军进驻波兰、苏联当局控制波兰后，波兰少数民族都已销声匿迹，波兰德裔公民更是被迫逃离。许多波兰人拒绝回国，而是逃到德国境内的美国控制区。拉海尔及其妹妹们也想去美国控制区，但她们对父亲的承诺如此重要，她们不想违背对父亲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