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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政府和盟军当局安排了运牛卡车，接回那些想要回国的毛特豪森幸存者。车厢被清理干净，车门从来不关，以免让幸存者想起前往集中营的恐怖旅程。拉海尔、小马克以及她那幸存的三个妹妹将会领到食物和饮水，并且可以安坐在舒适的长凳上。然后，她们将会经历800公里的旅程，回到那个失去了几乎所有犹太公民的国家，回到那个无意中成为最恐怖死亡营所在地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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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的旅程最短，但这不仅仅是回到她曾经熟悉的国家那么简单。她的目的地是布拉格，就在200公里外，但从5月5日起，那座城市经历了血腥的三天革命，而5月5日正是毛特豪森集中营被解放那天。就在德国正式宣布投降之前两天，革命卫队的捷克和苏联士兵推翻了纳粹统治，捷克电台广播上出现了“德国人都去死！”的声浪。急于复仇的捷克公民拥上街头，数以百计的德军士兵和德国平民被杀死，且通常是以残忍的方式被杀死。民兵把好几名党卫队和国防军成员变成“人体火炬”，暴徒到处追捕男人、女人和孩子，且不论他们在战争期间立场如何。就连杰出的教授和医生都被殴打致残、就地枪决、私刑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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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在5月9日苏联红军抵达布拉格之前一天结束，苏联红军宣布其对捷克斯洛伐克领土的占领，并且开始从捷克斯洛伐克境内驱逐300万德国后裔，同时也杀死了好几千人。安嘉曾经与德国后裔成婚，这也让她前途未卜。作为犹太人，贝恩德按照《纽伦堡法》失去了德国公民身份，而且贝恩德的新婚妻子也不可能成为德国公民。然而，由于安嘉曾经与德国人结婚，在当局看来安嘉也就成了德国人。尽管安嘉从未与祖国断绝关系，但婚姻就意味着她失去捷克公民身份。结果，战争结束后，她无家可归，也无国可回，同时可能成为怀抱病弱婴儿的寡妇，这可不是什么令人羡慕的处境。随着5月过去，安嘉所知道的是——在隔离区和集中营经历了四年牢狱生涯后——她只想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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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长期受到燃料短缺的困扰，捷克当局最初没有火车可以派到奥地利去，因此好几百名捷克同胞只能滞留在营地。为了推动事情取得进展，囚犯们向布拉格派出了最为杰出的代表，来自查理大学的法学教授弗拉迪斯拉夫·布斯克（Vratislav Busek），他在五年前由于政治原因而被监禁。一周之内，教授就返回奥地利，带来关于火车的消息。火车会在捷克布杰约维采车站等待他们，捷克人用鲜花把火车装饰一新，火车上还竖起一面大旗，上面写着“从毛特豪森地狱回家”。安嘉及其婴儿，以及来自泰雷津的朋友们，搭乘客车或卡车前往火车站，然后坐火车回到布拉格，尝试发现丈夫和家人的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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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夏天，三位母亲穿着破旧而不称身的衣服，带着幼小的婴儿，与无数踏上归程的人一起，准备离开毛特豪森。美军士兵拍下充满颗粒感的黑白照片，照片中能看到排成长队、没有尽头的人潮，这些孤苦无依的人就像河流一样涌出营地，流向山下，流向市镇。人们耐心地排成长队，等待军队或红十字会的卡车把他们送去火车站、集合点或码头，那些在被捕前拥有远大前程的人，如今只是身无分文的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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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毛特豪森集中营的幸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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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多少机会最后欣赏这壮丽的景色了，毕竟这个地方曾经充满恶意。有人可能会最后回望这座监狱的围墙，并且反思，如果他们没有犯下纳粹眼中的原罪，如果他们身上没有犹太母亲赋予的血脉，一切又会如何呢？没有时间回想过去，却有时间展望将来。正如一位囚犯所说的：“如今，我们终于开始活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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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三个婴儿的小心脏开始跳动以来，他们就与母亲同呼吸共命运了，他们实在是太容易被扼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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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成千上万的婴儿出生，但他们都没能坚持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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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数百万婴儿甚至连出生的机会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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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六年时间里，纳粹屠杀了欧洲950万犹太人口中的大约三分之二，此外还屠杀了数百万非犹太人。在弗赖贝格被赶上火车的将近1000名妇女，以及其他中途加入的妇女中，最终活到战争结束时的还不到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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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一系列奇迹般的事件中，这三位年轻妇女在好几年里被纳粹反复点名，最终却出现在幸存者名单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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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亏了勇气、希望和幸运，这三位年轻妇女的婴儿，成为集中营里第一批拥有名字而非只有号码的囚犯。母亲和婴儿与最黑暗的时代奋勇抗争，她们也注定成为大屠杀的最终幸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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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她们所有人来说，1945年既是终结之年，铭记着某些需要此后许多年去抚平的事情，但1945年也是起始之年，铭记着某些此后许多世代都不会再经历的事情：重新开始，重新生活，重新去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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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幸存者：集中营里三位年轻母亲与命运的抗争 [:1707349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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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幸存者：集中营里三位年轻母亲与命运的抗争 九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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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莉斯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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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5月19日，战争结束后第一艘被允许在多瑙河上航行的客轮驶离恩斯港，向东方驶去，这已是毛特豪森集中营被解放近半个月后了。客轮吃水很深，因为客轮的下层甲板塞满了归家心切的难民。在难民当中，就有佩莉斯嘉·勒文拜诺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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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程道阻且长，甚至充满危险，当客轮向着维也纳缓缓航行的时候，船首的扫雷器警觉地探测着未爆的炸弹。希特勒曾经宣布将多瑙河置于德国管辖下，之后纳粹就控制了多瑙河水域。从黑海舰队划拨出来的分舰队在这条欧洲主要水道上巡逻，保护着至关重要的港口，并且向盟军飞机发射防空炮火。战争临近尾声的时候，数百艘装满高爆弹药的炮舰被故意横向凿沉在多瑙河上，以迟滞苏联军队的前进步伐。这些危机四伏的水下沉船，将会在此后数十年内对途经的船只造成巨大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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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距离毛特豪森150公里的地方，佩莉斯嘉乘坐的客轮被迫停泊在古老城镇图尔恩（Tulln），这座城镇曾遭到猛烈轰炸，因为城镇周围有空军基地、冶炼厂和铁路桥。铁路桥垮塌的残骸让河流暂时无法通行，必须等待清理。在长达两天的时间里，客轮装载着衣衫褴褛、委身草垫的乘客，被迫滞留在图尔恩西岸。这意外的滞留挑动着幸存者的神经，因为他们正置身于希特勒的母国。有些人不想再等下去，坚持要下船。他们徒步东行、轻装前进，步履蹒跚地进入城镇，试图赶上前往维也纳甚至更远地方的火车。他们用美国人给的香烟买票，这在当时可是价比黄金的硬通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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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莉斯嘉要照顾婴儿，自然不那么方便，因此她留在甲板上，等待河床被清理完毕，然后客轮送她们回家。5月22日，当她最终在布拉迪斯拉发的齐莫尼-普里斯塔夫（冬季港口）下船时，她发现尽管城镇遭到轰炸，但古老的市中心大致未受波及。她很想直奔公寓，看看蒂博尔是否在等待她们，但她首先要照顾哈娜，哈娜又要看急诊了。哈娜的伤口在旅途中裂开，绷带上浸满血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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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莉斯嘉后悔自己没有听从斯塔西少校的建议，因此她抱着女儿直奔位于杜克连斯卡街的儿童医院，儿科医生舒拉（Chura）教授看了看这个严重营养不良、浑身布满脓疮的婴儿，宣布要立即进行手术。在几个星期内，哈娜已经是第二次接受紧急外科手术了，医生用柳叶刀切开和清理由于严重缺乏维生素而形成的脓包，然后再次缝合伤口，再把哈娜送进特护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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