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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莉斯嘉焦急地等待情况好转的消息，祈求哈娜能够活下来。佩莉斯嘉后来说：“我有好的预感，因为她想活下来，她真的想活下来。”舒拉教授走出手术室的时候，也对佩莉斯嘉说了同样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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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再次取得成功，哈娜脱离了危险，而饿得半死的母亲也被两位负责医院运作的护士领到厨房。佩莉斯嘉饥肠辘辘地环顾四周，留意到炉子上有个锅，盛着一些炖豆子。在别人说话之前，她一把抓起锅，把整锅炖豆子吃了个底朝天，人们看得“目瞪口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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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莉斯嘉说：“没有人制止我，也没有人说什么。我那时候太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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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们意识到佩莉斯嘉也需要照顾，就为她提供了住处，直到哈娜身体恢复、能够出院为止。佩莉斯嘉满怀感激地接受了帮助，在此后两个星期里一直受到护士们的照顾。在稍事休息并安顿哈娜睡下以后，佩莉斯嘉终于能够前往蒂博尔可能会去的地方——位于渔夫城门的旧公寓。佩莉斯嘉心烦意乱地发现，那里是老城区少数被炸弹直接命中的建筑物之一。她只找到碎石瓦砾。在满目疮痍中，她在废墟里四处翻弄，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竟然碰巧发现了蒂博尔一本珍贵的笔记。笔记本上虽然布满灰尘，但上面有蒂博尔与众不同的字迹。佩莉斯嘉无比珍惜地保存着这本笔记，直到她离开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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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拉迪斯拉发市中心，犹太社区以及其他人士竖立起巨大的布告板，让人们为亲人留言，因此佩莉斯嘉在布告板上写自己和婴儿还活着，并且留下了医院的地址。然后，她又回到布告板那里，等待蒂博尔，或者任何能够帮她找到蒂博尔的人。好几天过去了，好几周过去了，亲友们开始陆续返回城市，包括佩莉斯嘉的姐姐阿尼奇卡（小安娜）和舅舅盖扎·弗里德曼医生，安娜和舅舅曾经躲在塔特拉山区。外公也在纳粹的种族清洗中幸存，但由于伤心欲绝，意外地从窗户摔下身亡。盖扎建议大家找个地方住在一起。后来，哈娜也喜欢佩莉斯嘉的舅舅，亲昵地称他为“阿布”（Apu）舅公，这是哈娜生命中仅有的类似于父亲的角色，佩莉斯嘉也把盖扎舅舅视若父亲，因为佩莉斯嘉已经父母双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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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莉斯嘉的哥哥邦迪从英国托管地巴勒斯坦传来消息，他在那边一切安好，已经结婚了，还收养了一个女儿。令人惊奇的是，佩莉斯嘉的弟弟扬科也回来了，他曾经与游击队的战友英勇战斗。扬科的头发长及肩膀，当年离家的男孩回家时已是壮实的汉子。多亏了扬科的战争经历，他被授予各种待遇，包括在城市里面选择居所的特权，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给佩莉斯嘉拿来四套大公寓的钥匙，他和家人可以从中选择一套。这些公寓几乎肯定属于那些永远也回不来的犹太家庭。佩莉斯嘉拒绝“占死人的便宜”，她决定绝不搬到远离旧居的地方，以便蒂博尔能够找到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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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几个星期过去了，佩莉斯嘉一直没收到父母埃马努埃尔·罗纳和保拉·罗诺娃的任何音讯，这对来自兹拉特莫拉夫采的、满心自豪的咖啡馆老板和老板娘，于1942年7月被送进奥斯维辛。佩莉斯嘉很久以后才通过家族故交得知，父母抵达比克瑙才一个月就被毒死了。佩莉斯嘉34岁的姐姐博埃日卡也未能回来，在同年3月的一次遣送行动中，佩莉斯嘉曾经尽力营救这位尚未出嫁的姐姐。多年以后，佩莉斯嘉才知道，由于博埃日卡作为女裁缝的天赋，她未被送进毒气室，而是负责奥斯维辛的缝纫部。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她为党卫队制作和修补制服以及其他服装。博埃日卡冒着生命危险，对在她手下工作的女孩很好，也对她们私下缝补自己和别人穿的衣服视而不见。在一份不太可靠的报告中，佩莉斯嘉伤心地听说，就在1944年12月，也就是集中营被解放之前一个月，博埃日卡冲向电网自杀身亡。再后来，通过一位熟悉博埃日卡的妇女，佩莉斯嘉又听说博埃日卡死于斑疹伤寒。佩莉斯嘉宁愿相信第二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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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几个星期变成了好几个月，还是没有蒂博尔的消息和身影，佩莉斯嘉总是想象蒂博尔会出现在街角。佩莉斯嘉感觉自己如同坠入地狱，无法挣脱，甚至无法回到兹拉特莫拉夫采，去看看那里还剩下些什么，她害怕与蒂博尔错过。由于有生病的婴儿需要照顾，佩莉斯嘉无法工作，也没有钱。她甚至不知道祖国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尽管捷克斯洛伐克已经重新统一，原本的斯洛伐克国总统约瑟夫·蒂索也已因为与纳粹合作而被绞死，但国内80%的犹太人都被灭绝，这个国家在共产党人统治下的未来仍然充满了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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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院里住了两个星期后，红十字会给佩莉斯嘉发了一些钱，舅舅也给了她一些钱，她就在旧居附近租了几个房间，这样她起码能每天到附近走走，看看丈夫是否在等她。新房间在二楼，过去是仆人住的房间，位于赫维兹多斯拉夫广场边上一栋三层大楼的背面。那里低矮潮湿、老鼠横行，她们就栖身于一间小卧室、一间起居室以及一间厨房里，佩莉斯嘉还在厨房里架起了浴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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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哈娜与母亲佩莉斯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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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佩莉斯嘉用童车推着哈娜走在大街上，走到公共布告板前面，想看看有没有什么新消息，她碰见了苏兹（Szüsz）先生，她在战争爆发前就已认识对方。对方热情地向她致意，并且告诉她，自己曾经与蒂博尔一起待在集中营。苏兹先生说，在奥斯维辛，他们与1300名男子被转移到位于格利维采（Gliwice，德国人称格利维辛）的附属奴工营，距离奥斯维辛大约20公里。在那里，囚犯们被迫制砖、砌砖，或者为纳粹铁路车间维修车辆。然后，苏兹先生告诉佩莉斯嘉，她的丈夫没能回来。佩莉斯嘉心里一沉，对方告诉她：“他不相信你和婴儿能够幸存。他停止进食，身体变得非常虚弱，以至于无法自理。他总是说：‘我不想活下去了。没有妻子和孩子，生命还有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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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莉斯嘉尽力筛选对方所说的话，想要寻找字里行间的意义，她从苏兹先生面前走开，独自面对悲痛。她痛彻心扉，她再也无法找出蒂博尔之死的确切细节了。最终，通过其他幸存者，以及蒂博尔的老相识，她终于发现了自己所需要知道的一切。在1945年1月的严寒中，气温低至零下20摄氏度，大约1300名饿得半死的格利维采囚犯，穿着条纹囚服和木鞋，被迫进行死亡行军，前往位于比利什哈默（Blechhammer）的大型人造燃油企业，行程为40公里。囚犯们被编成紧密的队形开始行进，他们遭到警告，如果有人掉队，将会被就地枪决。囚犯们冒着冰雪徒步行进，最终汇入由4000人组成的一字长蛇阵，改为前往格罗斯-罗森（Gross-Rosen），它即是最后仅存的集中营之一，此去行程将近200公里。这一次将会是最臭名昭著的死亡行军。数百名穿着破旧条纹囚服、瘦得皮包骨头的囚犯，因为无力前行而被就地枪决。他们的尸体被拖出道路，扔进壕沟，消失在人们的视线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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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从死亡行军中熬过来的幸存者告诉佩莉斯嘉：“蒂博尔就那样放弃了。1945年1月底，他死于饥饿……他倒在路边，就倒在路边……他很可能被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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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博尔·勒文拜恩，那位面带笑容、爱抽烟斗的新闻记者、银行职员，那位丈夫和父亲，就这样死在位置不明的冰封道旁，就这样死在波兰的西里西亚，就在战争结束前几个月，卒年29岁。没有尸体可供佩莉斯嘉哭泣或哀悼。没有葬礼，没有墓地可为他立碑，以供忌日燃点蜡烛之用。实际上，根本就没有告别仪式，且不论是犹太告别式还是其他告别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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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遗孀再也无法从他的死亡中恢复过来。在佩莉斯嘉的余生中，她拒绝再嫁。佩莉斯嘉说：“我曾经与我的丈夫举行过盛大的婚礼。我会一个人过下去，因为我无法与其他人生活，也无法找到像他那样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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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佩莉斯嘉感到安慰的是，儿时好友吉兹卡以及其他人把她最宝贵的财产归还给了她。在这些财产中，包括她珍贵的结婚照片、几封蒂博尔写给她的书信、她去世家人的画像，还有母亲保拉·罗诺娃最喜欢的耳环、母亲挂在漂亮金项链上的圆形雕饰、外公的怀表和表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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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莉斯嘉决心投入学业当中，她雇用了一位本地女孩来照顾哈娜，然后回到学校，继续攻读英法语言学硕士。一如过去的计划，她在布拉迪斯拉发成为教师，任教于卡尔帕特斯卡街的一所小学。1947年，学校巡视员抱怨勒文拜诺娃这个姓氏“太过拗口”，佩莉斯嘉便更改了姓氏。“我的一位女同事自作主张地告诉巡视员，我会把姓氏改得听起来更加‘斯洛伐克’，于是我就照做了。”佩莉斯嘉喜欢用法语单词“l’homme”指代男人，并且认为“Lom”加上后缀“ová”会是个简单的姓氏。一位同事告诉她，出生于捷克的男演员赫伯特·罗莫（Herbert Lom）是著名的电影明星，佩莉斯嘉更加觉得自己做出了很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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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哈娜与佩莉斯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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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莉斯嘉为孩子取名为哈娜·罗莫娃（Hana Lomová），并且在一处福音派教堂为其举行了命名仪式。佩莉斯嘉说，她首先要给哈娜最好的教育。佩莉斯嘉说：“我是她的母亲、顾问和朋友。我们为彼此而生活。她是不会让我失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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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莉斯嘉在布拉迪斯拉发生活了五年，终于接受蒂博尔再也回不来的事实。姐姐阿尼奇卡再次结婚，一直在这座城市生活直到去世。弟弟扬科于1948年去了以色列，就生活在哥哥邦迪附近。1950年，盖扎舅舅说服佩莉斯嘉，随同搬迁到捷克斯洛伐克东部普雷绍夫（Prešov）一家新建的医疗机构里，舅舅在那里担任呼吸科主任。由于哈娜是个“多病的孩子”，长期受困于严重的鼻出血、淋巴结肿大以及肠道问题，舅舅觉得哈娜最好住在空气清新的山区，同时又要靠近医疗护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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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莉斯嘉在普雷绍夫成为语言教师，在当地高中教了好几年英语、德语、法语，又在当地大学里建立了英语文学与语言系，并且成为哲学院资深助教。1965年，当哈娜前往布拉迪斯拉发读大学的时候，盖扎——哈娜亲爱的阿布舅公——因为确信自己患上了肺癌而自杀。盖扎卒年65岁。正是佩莉斯嘉发现盖扎倒毙在家中，这一发现几乎让她精神崩溃。突然之间，她又变成孤身一人了，她于是搬回400公里外的布拉迪斯拉发，搬到自己唯一的孩子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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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娜是在6岁的时候初次发现自己真正的宗教身份的，当时有人叫她“肮脏的犹太人”。哈娜跑回家告诉母亲，母亲说：“让我给你看看我父母的照片，他们都是犹太人。”哈娜看着外公外婆的照片说：“好吧。我也想成为犹太人。我可以去玩了吗？”哈娜说她不再为此事感到困扰。她也不会告诉别人自己出生在集中营。“从未真正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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