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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逾八旬的佩莉斯嘉，在布拉迪斯拉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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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8月，在庆祝完90岁生日后，佩莉斯嘉·勒文拜诺娃住进了看护中心。在那里，佩莉斯嘉有专人看护，护士每天都会向哈娜报告母亲的健康状况。三周后，佩莉斯嘉因为脱水以及其他健康问题而被送进医院抢救。哈娜从加利福尼亚飞回母亲身边，陪伴了母亲几个星期，直到因为工作关系而不得不飞回美国。在回到看护中心后，佩莉斯嘉在病床上又躺了两个星期，最终于2006年10月12日安详地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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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妇女在战争中失去了三个婴儿，失去了丈夫蒂博尔，失去了许许多多的亲人，她把余生都奉献给她“完美的”婴儿，这个婴儿在盟军空袭期间出生在党卫队工厂的木板上。1996年，也就是佩莉斯嘉去世之前十年，女儿哈娜把弗赖贝格的幸存妇女们为她缝制的罩衫和软帽捐赠给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大屠杀纪念馆（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母亲曾经小心翼翼地把这些物品保存了超过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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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葬着佩莉斯嘉骨灰的家族墓穴，位于布拉迪斯拉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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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莉斯嘉的骨灰安葬于布拉迪斯拉发的一处公墓，公墓名称是云雀山谷。该公墓位于丛林密布的山峦中，距离多瑙河不到1公里。佩莉斯嘉就长眠在这永恒的美景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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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海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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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阿布拉姆丘克姐妹曾经答应父亲沙伊阿，战争结束后就直接回波兰，但她们不得不等待萨拉的身体恢复到可以出门为止，这让她们耽搁到了1945年6月中旬。萨拉说：“当我看上去可以动身时，我们就决定趁我健康尚可尽快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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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她们已经感觉到危机四伏，但这四位年轻妇女的未来仍然充满不确定性。在波兰的330万犹太人当中，只有30万人在战争中幸存，而且他们回到家园后，据估计仍有1500人死于谋杀，而许多谋杀案的动机正是出于反犹。这类暴力行径初现端倪，让拉海尔及其妹妹们感到害怕，而且让她们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她们的选择余地并不大。如此众多的难民想要出国寻求庇护，但许多可能的目的地都已向难民关上了大门。英国、法国、加拿大接纳了数以千计的难民，但英国也开始限制前往巴勒斯坦的难民配额，那里正是许多难民梦寐以求之地。美国最终接纳了大约40万难民，但拒绝更多难民进入国境。由于在世界其他地方都不受欢迎，许多波兰犹太人别无选择，只能返回那个已经沦为苏联附庸国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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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身为长姐的拉海尔已经26岁，并且再次承担起长姐如母的角色，拉海尔不仅要为自己和婴儿考虑，而且要为三位妹妹考虑。战争结束时，萨拉23岁，伊斯特20岁，芭拉19岁。她们年轻生命中本该最美好的六年，却是在隔离区和集中营里面度过的，除了帕比亚尼采或罗兹，她们也别无去处。唯一令人感到鼓舞的消息来自两位在毛特豪森偶遇的波兰朋友，对方向她们保证，两周前最后一次见到她们的父亲以及弟弟贝雷克时，两人都还活着。当时大家都在贝尔根-贝尔森（Bergen-Belsen）集中营，但之后就失散了。如果这个消息是真的，那么她们家的男人也会尽快前往帕比亚尼采，也许已经在家里等待她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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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年轻妇女看上去“蓬头垢面”，她们爬上公共汽车，然后转乘运牛卡车，开始了另一段漫长旅程，一路上因为轰炸毁坏、燃料短缺、道路阻断等状况而走走停停。在纳粹残酷镇压华沙起义后，华沙早已面目全非，她们没有停留太久，之后她们搭乘另一班拥挤的火车，然后转乘有轨电车，最终抵达了帕比亚尼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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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乡后，她们发现一切都变了。她们这辈子所认识的绝大多数犹太人都已经被从历史上抹去。父母那座漂亮的公寓以及所有珍贵的财产已被盗窃一空。一名曾经的雇员占据了她们的房子，而且拒绝腾退，声称那座房子已经不再属于她们了。那人声称自己被党“选中”，代表当局照看这些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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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一起长大的朋友和邻居也都不问自取、顺手牵羊，所以她们孩提时代那座优美雅致、繁花似锦的家园，那座母亲法伊加称为“城堡”的家园，早已不复存在。母亲精心选购的艺术品和陶瓷器皿也都不翼而飞，伴随她们度过早年生活的动人音乐和欢声笑语也都只剩回忆了。姐妹们所得到的仅有的宝贵财产，是父母委托最忠诚的雇员代为保管的，这些雇员好心地把财产归还给了她们。姐妹们饱受创伤、无家可归，她们请求负责安置返家难民的地方当局给予帮助。她们被分配到一处小公寓，之后就在那里等待，满怀希望地等待与父亲和弟弟“终有一日”能够团聚。好几个星期过去了，她们被迫变卖宝贵的财产以换取金钱，否则她们都要活不下去了，而她们的希望也都落空了。萨拉缝补衣服以帮补家用，但这个小小的家庭已经开始意识到深深的失落，她们曾经拥有的亲人，她们曾经拥有的事物，几乎全部都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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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期间被逐出帕比亚尼采的1.2万名犹太人当中，只有500人幸存，马克是唯一的新生儿。每次姐妹们前往曾经留下许多快乐回忆的市镇，她们不仅仅能看到满目疮痍，她们在那里也并不受欢迎，拉海尔甚至听到一名妇女抱怨道：“他们烧了又烧，但还是有那么多人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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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说：“我们的家园已经不再是我们的家园。整座城市都敌视我们。这座城市就像一座公墓，我们在这里谁都不认识。”金发碧眼的萨拉曾经在学校里广受欢迎，但现在却找不到熟悉的面孔。她心烦意乱，迫不及待地想要拜访以前的美术老师，让对方知道自己还活着。“我的老师曾经多么喜欢我，她曾经为我画了一幅画。我告诉家人：‘她会很高兴见到我的！我会告诉她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但她打开门时却说：‘你的意思是你还活着？’然后她说：‘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你的。’她甚至都没有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情。她就那样关上了大门，如同狠狠地扇了我一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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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返家一个月后，姐妹们收到一封信，是一位身处纽约并且与波兰当局有所联系的叔父转来的。叔父在信中提到，她们的弟弟贝雷克正在瑞典一家医院养伤，他是被红十字会送到瑞典的，他失去了一只眼睛，还在集中营里受了其他创伤。姐妹们欣喜若狂，她们联系到贝雷克，贝雷克给她们寄来一张自拍照，头上缠着厚厚的绷带。萨拉说：“他没有提及父亲，我们便都知道，父亲没能挺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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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十几岁的弟弟莫涅克下落不明，在帕比亚尼采隔离区被清空的时候，他曾经如此勇敢，自告奋勇去陪伴那些年幼的孩子。姐妹们后来听说了海乌姆诺灭绝营的故事。母亲法伊加杳无音信，还有脆弱的弟弟妹妹多拉及其孪生兄弟赫涅克，两人时年14岁，以及家里最受宠爱的“宝宝”马纽西亚，她时年12岁，同样杳无音信。姐妹们当时都已知道奥斯维辛的惨况，不得不接受母亲、弟弟、妹妹的笑声已经永远沉寂的事实。姐妹们只能祈求失去的家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聚拢在一起，没有承受太多痛苦便已离去。萨拉说：“弟弟妹妹们年轻漂亮，本该过上美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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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父母双亡、姊妹失散的现实，与贝雷克始终最为亲密的芭拉突然宣布，自己将前往瑞典照顾贝雷克。芭拉说：“他需要我。”芭拉想方设法去了瑞典，并且在那里照顾贝雷克许多年。从芭拉那里，姐妹们得知，贝雷克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拼死保护父亲，因此被看守打翻在地，最终失去了一只眼睛。“他设法保护父亲，因为父亲已经太过老弱，不可能从事任何工作，但贝雷克被勒令禁止帮助父亲。他拒绝服从命令，被看守一脚踢在脸上，就这样失去了一只眼睛。”就在集中营解放之前三天，父亲沙伊阿惨遭射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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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莫尼克仍然音讯全无。拉海尔猜想，丈夫可能在罗兹等她，同时正在让工厂恢复正常。拉海尔克服了巨大困难，穿越这个实际上已经没有公共交通或基础设施的国家，她在几位男性旅伴的保护下抵达罗兹，却只发现工厂也被占据了。战争爆发前，罗兹的犹太人口曾经超过20万，此时锐减到不足4万，绝大多数人准备迁居或移民。她的家族已经举目无亲、一无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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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婴儿马克与萨拉、拉海尔和芭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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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说：“我们那时候知道，我们不想留在波兰。我们在那里一无所有。”在战后欧洲的混乱局面中，姐妹们想要前往慕尼黑的美国占领区，因为她们确信，从那里出发，她们可以重新安置在任何地方。姐妹们抵达饱受轰炸的城市，只带着随身衣物和一两件行李。由于有传言说来自波兰罗兹地区的幸存者被安置在慕尼黑，因此有更多的朋友和邻居前往慕尼黑，迅速组成一个相互扶持的新社区。拉海尔继续询问任何从集中营归来的人，是否知道她丈夫的下落，但听到的多半是坏消息，且始终没有可靠的消息，而莫尼克也没有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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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后，拉海尔终于接受莫尼克肯定已经死了的事实，尽管她从未得知具体细节，也不知道丈夫的遗骸散落何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拉海尔相信莫尼克很可能是被送进奥斯维辛，并且被毒死了，但有来自罗兹并且认识弟弟贝雷克的人向她保证，莫尼克设法脱逃了清空隔离区的最后一次遣送行动，并且设法留在了隔离区。莫尼克最终在罗兹的大街上被“手持左轮手枪的德国人”射杀。无论莫尼克是怎么死的，他永远都不会知道他忠诚的年轻妻子得以幸存，并且为他生下了一个儿子。他将永远长眠在不知名的墓地里，妻子将永远无法为他竖立墓碑，也永远无法带儿子到父亲的墓碑前面凭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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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海尔已经习惯了悲痛，并且决心继续生活下去，为孩子创造更美好的未来，于是她在慕尼黑又停留了四年。儿子马克在慕尼黑上学，他的第一语言变成德语。母亲和姨妈们只有在不想马克听懂的时候才说波兰语。1946年3月19日，拉海尔再婚了。索尔·奥尔维斯基（Sol Orviesky，后来缩写成奥尔斯基）是一位擅长经营的犹太珠宝商，拉海尔早在战前就已认识对方。拉海尔知道，索尔会成为她儿子的好父亲，尽管在此后许多年里拉海尔都为自己太早再婚而感到愧疚，甚至有时会想，如果莫尼克突然出现在她家门前，又会如何呢？拉海尔说：“我再婚了，因为对于孤儿寡母来说，生活太艰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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