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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拉海尔与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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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尔时年40岁，出身于帕比亚尼采一个严格的正统犹太教家庭，战前有过家庭和一个儿子。在一次围捕行动中，一名德军士兵从他怀里一把夺过了婴儿，他在余生中一直自责，自己为什么就不能奋起抵抗呢？除了侄子亨里克（Henrike），以及两个逃到美国的兄弟，他已失去所有亲人，包括妻子和孩子。战争期间，他在一座处理死人财产的劳动营里度过。等到解放时，他的体重只剩下不到70磅，在40出头的年纪便已掉光所有牙齿，并且身受严重病痛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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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索尔帮助阿布拉姆丘克姐妹以及他自己的家庭在战后维持生计。索尔与一位德国化学家合作，后者发明了一种化学步骤，能够把欧洲标准黄金转化为成色比较低的美国标准黄金，索尔赢得了一份合约，帮助德国各大银行在海外从事黄金转化业务。拉海尔和妹妹们帮忙跟进这项业务，美国人似乎更乐意与大屠杀幸存者谈生意，而不太乐意与德国人打交道。她们总是使用美元交收，因为德国马克已经形同废纸，于是她们找到了合适的谋生手段，整座城市也围绕她们开始了艰难的重建。她们甚至开始接纳和接济来自帕比亚尼采的幸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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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海尔和索尔结婚三年后，两人就有了合法移居新成立的以色列国的移民资格，拉海尔早在十几岁时就已经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她说服丈夫，他们应该生活在以色列。一家人搭上从法国马赛开出的第一班轮船，定居在特拉维夫附近的佩塔提夫卡（Petach Tivka），他们在那里居住了十年。索尔在那里无法作为珠宝黄金商人而谋生，他放弃了自己的业务，在一家钢铁厂成为一名体力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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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期间，拉海尔失去了与亡夫莫尼克的所有结婚照片。但在以色列，拉海尔遇到莫尼克的前女友，对方拥有一张莫尼克学生时代的小幅照片，拉海尔说服那位妇女把照片让给她。那张照片一直陪伴着拉海尔，最后传给她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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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海尔曾经发誓终生保护马克，她拒绝与索尔再要一个孩子，以免索尔钟爱自己的孩子多于拉海尔那奇迹般幸存的孩子。然后，尽管一家人并不说英语，拉海尔还是于1958年举家迁往美国，以免马克被以色列军队征召入伍。索尔重新成为珠宝钟表商人，但他有好几次心脏病发作，最终于1967年去世，享年61岁。为了确保索尔留下的生意能够继续运转，拉海尔“累得像条狗”，但她终于能够保证儿子不虞匮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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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慕尼黑，拉海尔的妹妹伊斯特嫁给了亚伯·弗里曼（Abe Freeman）。亚伯来自帕比亚尼采，曾经是她们的弟弟贝雷克的朋友。亚伯在奥斯维辛度过了四年，身上被打上了刺青。这对夫妇后来搬到美国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两人当时在慕尼黑一个交易会上听信了某犹太援助组织的宣传，对方保证纳什维尔距离纽约“并不遥远”。但当他们抵达的时候，他们才发现纳什维尔“在地图上都找不到”，但他们在那里生活得快乐又成功，他们就在解放者的祖国度过了余生。他们有两个女儿，雪莉（Shirley）和法耶（Faye），还有五个孙辈。伊斯特于2003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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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生活在帕比亚尼采隔离区的时候就已认识后来的丈夫亨里克（也叫亨利）。亨利是拉海尔的第二任丈夫索尔·奥尔斯基的侄子。萨拉和亨利也曾经生活在罗兹，但后来亨利被从奥斯维辛转送到毛特豪森，然后又被转送到埃本塞（Ebensee）附属集中营去挖隧道，那是死亡率最高的集中营之一。战争结束后，萨拉到处寻找亨利。“我总是相信，我们会在一起……他回来了，八个星期后，他说：‘你愿意嫁给我吗？’我说：‘我愿意。’我们就这样愉快地度过了六十四年。”亨利曾经因为斑疹伤寒而几乎送命，他有一位叔父在美国，承诺为这对夫妇提供担保，因此他俩在慕尼黑的夜校学习英语，学成之后便移居纽约，然后又移居芝加哥。后来，他们又在纳什维尔重新安家落户，就生活在伊斯特和亚伯附近。萨拉把名字改为更加美国化的莎莉（Sally），她与亨利有两个女儿，露丝（Ruth）和黛博拉（Deborah），还有三个孙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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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拉留在瑞典，嫁给一位名叫雅各布·菲德尔（Jakob Feder）的波兰犹太人，他们有两个儿子，大卫（David）和迈克尔（Mikael），还有四个孙辈。1986年，芭拉因为乳腺癌而去世，她从未跟儿子们提起战争时期的经历，儿子们则在芭拉去世后移居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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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贝雷克离开瑞典，移居美国，他在旧金山一家餐饮服务公司工作并一直留在那里，直到最终去世。贝雷克娶了一位名叫保拉·尼伦贝格（Pola Nirenberg）的大屠杀幸存者，他们有两个孩子，里夫（Leif）和斯蒂芬（Steven），斯蒂芬后来成为纳什维尔的神经外科医生，斯蒂芬有四个孩子。贝雷克第一次见到拉海尔那“奇迹般的”孩子，是在马克16岁的时候，两人成为最好的朋友。仔细算来，阿布拉姆丘克家族在战争中幸存的兄弟姐妹们，总共有9个孩子和20个孙辈。正如他们所说的，他们拥有“大团圆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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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许多幸存者一样，这几位兄弟姐妹试图抹去所有残酷的记忆，很少对他人提起往事，因为那“太残酷了”。当时，谈话疗法还相当新奇，有些经历过大屠杀的幸存者陷入深深的愧疚感当中，因为许多人都不幸罹难，而他们却得以幸存。其他幸存者通过投入工作或沉迷酒精来忘却，有些人通过家人得到慰藉，有些人则干脆愤而自杀。正如幸存者埃斯特·鲍尔所说的：“最初二十年，我们不想提起。此后二十年，别人不想了解。最近二十年，人们开始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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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每个人都只好独自面对那段如同梦魇的经历。人们尽可能克服这段经历，但又总是因为某些突如其来的事物而触景生情。触发回忆的可能是一把手提的风钻、一辆死火的汽车、一堵高耸的石墙、一列飞驰的火车、一个说德语的人、一股烧焦头发的气味、一堆胡乱叠放的衣服，或者几声狗的吠叫。一位幸存者可能会因为理发师使用电动理发剪为其修剪头发而精神崩溃；有些幸存者会对昆虫和绿头苍蝇产生偏执妄想；有些幸存者会在拥挤的地铁里惊慌失措。所有试图摆脱恐惧的幸存者都会发生知觉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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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无论如何，他们还得坚持下去，就像当年在集中营里那样。萨拉说：“我们都知道，我们都受够了，是时候抛诸脑后了。”也许确实如此，但在2010年8月，萨拉还是陪伴外甥马克以及其他家庭成员前往肯塔基的路易斯维尔，参加第11装甲师联谊会，即“闪电部队”健在老兵的最后一次聚会，“闪电部队”曾经解放毛特豪森集中营，而此时其成员早已各散东西。在超过400名出席者当中，有81位退伍老兵，以及好几位幸存者。巴顿博物馆（Patton Museum）举行了一场动人的仪式，来自诺克斯堡的年轻士兵亲手为老兵颁发纪念品，之后举行了晚餐舞会，40人的大乐队现场演奏音乐。马克说这情景非常令人感动，马克的姨妈此前从未出席过任何纪念仪式，她同样“深受感动”。在与几位老兵交谈后，萨拉说：“从地狱当中死里逃生是幸运的。我们都是幸运儿。我们做到了。一切尽在不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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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拉海尔（左）与兄弟姐妹萨拉、贝雷克、伊斯特和芭拉在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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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姐拉海尔也表示同意。拉海尔曾经告诉儿子：“就像买彩票一样，我们的生死就掌握在喜怒无常的人手中。有些幸存者为自己的聪明或者坚强而感到自豪，以为自己就是这样活下来的，但还有许多更加聪明、更加坚强的人却死了。生死之间，其实取决于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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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声称自己已经把那段经历抛诸脑后，但拉海尔才30岁出头就已满头白发，而且几乎所有的牙齿都已掉光。牙医告诉拉海尔，在她怀孕的时候，胎儿几乎吸收了她体内所有的钙质，然后在她哺乳的时候，婴儿又吸收了她仅存的钙质。多少年过去了，拉海尔的记忆始终未能磨灭，失眠症几乎伴随她终生，而且索尔也有同样的症状。马克会听到他们在夜里尖叫，或者在屋里走来走去，对于他们来说，黑夜是扎根在脑海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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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会说话”的时候起，马克就知道自己是在集中营里出生的，尽管在以色列他身边都是其他大屠杀幸存者的孩子，但他所生活的世界似乎还相对正常。他的父母拒绝使用德国货，拒绝驾驶德国车。或许毫不令人意外的是，每当人们问马克长大之后要做什么的时候，马克总是回答：“尽我所能杀死尽可能多的德国人！”然后拉海尔会教训马克：“我们失去了所有财产和所有亲人。但如果我们因此而失去人性，那就连我们仅有的东西也都失去了。”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年，拉海尔才承认，需要为欧洲发生的惨剧负上责任的那代人已经不在人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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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马克问起拉海尔的经历，她总是说：“那段经历学不到什么东西。那段经历太恐怖了。如果说还能学到什么东西的话，主要就是你要学会保护自己。如果看上去是时候离开，那就果断地离开。”然后，拉海尔会陷入沮丧中，她会告诉马克：“你简直无法想象那种状况有多么恶劣，所以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几个星期之后，拉海尔又责怪马克：“为什么你从不问我战争期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拉海尔再也没有回去参观任何隔离区和集中营，再也没有回过弗赖贝格集中营，从不观看或阅读任何关于大屠杀的电影或书籍，除了《辛德勒的名单》（Schindler’s List），她认为这部电影“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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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受到多种过敏症状的困扰，包括哮喘和枯草热（又叫花粉症），他14岁那年看到了自己的出生证，而在此之前，他并不知道索尔并非自己的亲生父亲，但母亲与马克从未真正谈论此事。“当我出生的时候，母亲处境艰难，她决心无论如何都要保护我……我只能猜想，父亲已经在战争中去世了。”尽管母亲非常“刻苦”，是个“工作狂”，而且总是督促马克勤奋读书、自食其力，但索尔却是个“极为出色的父亲”，当马克成为受人尊敬的急诊科医生时，父母都为他感到非常自豪。马克的妻子玛丽并非犹太人，两人于1969年结婚。马克和玛丽有四个孩子和四个孙辈，两人轮流生活在威斯康星和亚利桑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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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拉海尔（右坐者）与（由左至右）孙子大卫、儿媳玛丽、儿子马克、孙子查理和孙女玛格丽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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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安嘉以及许多同时代的妇女一样，拉海尔也非常喜欢小说《乱世佳人》（这本书在她于波兰生活的时候就已经喜欢上了）。战争结束后，拉海尔经常引用郝思嘉的呐喊：上帝为我作证，他们不会再鞭打我了；我会坚持下去的，当这一切全部结束，我再也不会挨饿了。拉海尔决心不再陷入自己无法控制的处境，不再让家人挨饿。她尤其要确保她生命中的两个男人不再挨饿，她坚持亲自下厨，亲自料理各种家务，甚至有一次连续工作十四个小时后，她也绝不假手于人，因为这是她的“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