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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共产党在东欧的统治结束后，安嘉终于收回了位于特雷贝克绍夫采的家族工厂。“我很快就把工厂卖掉了，这很糟糕，因为我根本不知道如何经营工厂，也不想与这间工厂发生任何关系。”安嘉不禁感到愧疚，每当想起父亲时，她都在想父亲可能会向她问道：“首先是德国人拿去，然后是共产党拿去。如今，你竟然自作主张把它卖掉？你怎么能这样？”这是一个让她愧疚终身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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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再也没有回过奥斯维辛，而且再也不想与德国人扯上关系。就像拉海尔那样，安嘉的家里没有任何德国货，安嘉激烈反对修建海峡隧道，因为她认为：“德国人会过来！”战争结束许多年后，丈夫的工厂添置了新机器，一位工程师来向工厂员工展示如何操作。卡雷尔把工程师请到家中吃晚饭，而那位工程师是德国人。安嘉准备好晚饭，但当丈夫问工程师来自何处时，对方回答“弗赖贝格，在萨克森”，安嘉就径直走出房间，再也没有跟对方说过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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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安嘉带着爱娃坐火车从加的夫前往伦敦，她们总要经过位于纽波特的大型钢铁厂，那里有喷涌着浓烟和火焰的工业烟囱。每一次，安嘉都不得不背过脸去。后来，安嘉经常出现内耳性眩晕病，又称为梅尼埃尔氏病。一位专科医生告诉她，这种病症通常出现于钢铁工人、煤矿工人以及流行歌手当中，因为这些人经常置身于严重的噪音环境中。医生无法想象安嘉是在何处患上这种疾病的，直到安嘉亲口告诉医生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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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即爱娃22岁（也可算23岁）那年，她嫁给了马尔科姆·克拉克（Malcolm Clarke），一位非犹太人，后来他成为剑桥大学的法学教授。这对夫妇有两个儿子，蒂姆（Tim）和尼克（Nick），还有三个孙辈，玛蒂尔达（Matilda）、伊摩根（Imogen）和提奥（Theo）。安嘉了解和深爱他们。爱娃说：“这对我母亲来说是个奇迹。她不敢相信她能够活下来或者我能够活下来，然后我还有两个孩子，我的孩子又为她添了曾孙。这是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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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安嘉第一次见到爱娃的家翁肯尼思·克拉克（Kenneth Clarke）时，安嘉发现肯尼思在战争期间是皇家空军轰炸机司令部的领航员。肯尼思给安嘉看航空日志，上面记录着1945年2月13日17点40分，也就是安嘉及其他囚犯被锁在弗赖贝格工厂时，肯尼思从天上飞过，在一架兰开斯特轰炸机上面指引轰炸德累斯顿，返回英国基地的时间是次日上午10点10分。肯尼思流着眼泪告诉安嘉：“我差点把你们母女俩都害死呢！”安嘉笑着安慰道：“但是，肯尼思，你不是没有害死我们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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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娃与丈夫在60多岁的时候移居新加坡，爱娃在信中请求母亲，为了子孙后代，请把亲身经历写下来。安嘉同意了。安嘉的丈夫卡雷尔偶然看到了这份记录，终于明白妻子在战争期间的全部经历，这深深地感动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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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后来，安嘉心血来潮地带着爱娃回到泰雷津，向女儿指出自己居住的地方和几乎丧命的地方。多年以后，当爱娃独自回到隔离区时，爱娃因为发现纪念墙上铭刻着哥哥达恩的名字而深受触动，这是那个婴儿留下的仅有的痕迹，正是那个婴儿的死亡，保证了爱娃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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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与爱娃、孙子蒂姆和尼克以及曾孙玛蒂尔达、伊摩根和提奥在英格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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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的表亲哈娜，可能仅仅是因为嫁给了非犹太人才能在战争中幸存，她后来编了一本儿童诗画集，就取材于泰雷津，书名叫作《我再也没有见过蝴蝶》（I Never Saw Another Butterfly），书名引自年轻的帕维尔·弗里德曼（Pavel Friedman）的诗句，帕维尔也是泰雷津的死难者之一。哈娜后来又成为布拉格犹太博物馆的馆长，也协助人们把死难者的名字铭刻在平卡斯犹太会堂的墙上，其中就有贝恩德以及安嘉15位家人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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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娃毕生都在教育行业从事后勤工作，退休之后，她决定讲述母亲的故事，首先就在学校开讲，在大屠杀教育基金的资助下，她走遍了英国。爱娃的努力甚至催生了一部名为《安嘉的故事》（Anka’s Story）的芭蕾舞剧，由剑桥的舞蹈团体排演，在爱丁堡边缘艺术节期间上演。爱娃曾几次带领师生团体前往奥斯维辛，每当她走近比克瑙的“淋浴室”，她都忍不住在地面上搜索，想要找到母亲的结婚戒指和紫水晶订婚戒指，但这肯定是找不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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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爱娃40岁生日时带着两个儿子以及马尔科姆前往毛特豪森。从前的营房如今已经变成漂亮的纪念馆，世界各地的来访者都能免费入内参观。但在1985年时，只有幸存者才能免费入内，当爱娃试图向大门口的守门人解释自己符合资格时，守门人当着爱娃的面哈哈大笑，爱娃当场就哭了。守门人拒绝相信爱娃是幸存者，因为爱娃还太年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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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是坚定的无神论者，她对待宗教的观点从未改变。安嘉说：“没有人能够告诉我，上帝在哪儿？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也没人能说明白为什么我们会遭受这样的待遇。”安嘉是个乐观主义者，她补充道：“如果这段经历必须发生在我身上，那么我只能庆幸这发生在我身心状况合适的年纪，因为我那时候还年轻和硬朗……正如我很早就向女儿讲述这段经历，这样我就能够跨过去……我似乎活得还挺好，我的孩子也挺健康，心智也很健全，但这只是对我个人而言的（只有我如此幸运，而我的家人都未能幸免），最终的结果似乎也还好……爱娃就是我的生存信念。她让我奋力前行，她让我保持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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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安嘉的丈夫卡雷尔死于心脏病发，享年81岁。在卡雷尔火化那天，安嘉看见黑烟从烟囱里冒出，她满身颤抖并放声大哭道：“为什么我要看见此情此景呢？”卡雷尔的骨灰撒在现捷克共和国偏僻故乡附近的犹太公墓里。犹太公墓不远处有一座令人印象深刻的纪念碑，用以纪念卡雷尔以及其他当地民众，他们要么背井离乡在国外与纳粹继续战斗，要么在集中营里死于非命。安嘉在把丈夫的骨灰撒落后，建议爱娃在安嘉死后，也把她火化，尽管这并不符合犹太传统。安嘉打趣道：“这样也好，这也是我的家人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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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命的最后三年，安嘉与爱娃及其丈夫生活在剑桥。在96岁时，安嘉知道自己阳寿将尽，她总是很注重形象。就算在最后的日子里，安嘉也还是按照惯例卷眼睫毛，一如当年在隔离区内化妆取悦丈夫那样，这也是为了向年纪渐长的孙辈致意。安嘉为女儿向学生讲述大屠杀的往事而感到非常自豪，也为自己能够被书本记载而感到高兴。安嘉说：“我希望，越多的人知道往事，往事就越不可能重演。这是一段应该向人们讲述的往事，而这段往事千万不要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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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安嘉95岁生日时与曾孙玛蒂尔达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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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娃对此表示同意。“我们要缅怀数百万被杀害的人，这非常重要。尤其是那些从未被人们记住的人，因为他们整个家族、整个社区都已被摧毁。我们要讲述往事，力求避免这类暴行反复重演，这是我们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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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7月17日，安嘉·纳坦-贝格曼在家中去世，爱娃陪伴在她身旁。按照安嘉的遗愿，她的骨灰被撒落在第二任丈夫卡雷尔身旁，在树林中一处安静的犹太墓地，那里位于捷克共和国的德雷韦科夫（Drevikov）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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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在英国生活了六十五年，她喜欢这个国家，但总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和流亡者，她死后终于回到了她如此热爱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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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嘉之墓，位于今捷克共和国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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