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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面对日本公众时,覆水已然难收。政府和新闻媒体既然已经发布了胜利的报道,那就只能硬着头皮咬死不改。裕仁天皇已经批准发布捷报,这位现人神签发的公报可是金口玉言,不可更改。不仅如此,关于万民痛恨的美国舰队被消灭的假消息也满足了全国上下对随便什么好消息的发自内心的渴望。所有人——军队领袖、记者、编辑,以及普罗大众——都迫切想要相信这些好消息是真的。到这个时候,这些新闻至少还能缓解一下日本人潜在后果严重的巨大心理压力,并缓和关于民众士气情况的担忧。站在战后的视角回头看,一名负责采访帝国大本营的记者总结道:“没有人故意说谎,这只是一种急性焦虑的表现,每个人都渴望着有好事发生。”[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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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0日,小矶在日比谷大会堂举行了庆祝集会,这是一座建在东京市中心日比谷公园内的土红色十层大楼。会场上人山人海,参加集会的可能超过10万人,他们挤满了公园和附近的街道。大家挥舞着拳头,把帽子抛向空中以示庆祝。首相的讲话通过无线电进行了现场直播。他发表了对美国军队的长篇控诉,说美国战机轰炸和扫射日本平民,在战场上凌虐日军尸体;他指责美国抛弃了所有文明作战的伪装,“只是野兽般的凶手,不是人……神必然惩罚他们,给予他们毁灭性一击”。[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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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矶国昭的内阁成立刚刚三个月。小矶先前曾是朝鲜总督,秃头,有一副猫科动物似的威武面孔,正是这一令人印象深刻的相貌令他获得了“朝鲜之虎”的称号。由于在这场战争中没有率军打过仗,自然就没有战败的污点。由于已经离开东京两年,他也没有卷入政治阴谋和派系争斗,正是这些争斗导致了其前任东条英机在7月的下台。这些高层政治人物之所以选择小矶来担任首相,并非因为他是个格外值得期待的领导人,而仅仅是由于其他所有的候选人都有人反对而已。他的首相职位不过是来自一种脆弱的共同认可,他不过是个傀儡而已。小矶于1938年退出了现役,没有资格担任陆军大臣,因而基本被排除在军事战略的讨论之外。后来,小矶坚称自己在任的9个月时间里,别人甚至都不让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并不知道军事方面到底是什么情况。”[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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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东条赶走并不能纠正日本战时政府的根本性缺陷。日本明治宪法的形式和具体条款表面上看仍然有效,但是议会党派却已被架空,实权落入了一部分军阀和官僚的个人和部门手中。陆海两军的领导人互不信任,其战略也常常背道而驰。内阁和各类相关人士可以开会交流观点,却没有一个人拥有在整个政府内推行统一政策的权威。在东条时代,最高决策主体是所谓的“帝国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小矶继任后,这个会议被解散,代之以一个被称为“最高战争指导会议”(Supreme War Direction Council,缩写为SWDC)的六人小组,包括首相、外相、陆海军大臣,以及陆海两军各自的总参谋长。此后,以及在后来的历史文献中,这个内阁决策委员会被称为“六巨头”——虽然具体人员会有变更,但直到战争结束,日本的主要决策都是由这个小组做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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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大政方针的转变必须经过这六个人的一致同意才能生效——这还要以得到参议院、皇室成员以及天皇本人的支持为前提。一如既往,决议要经过一番拖沓冗长而痛苦的“根回”才能达成,所谓“根回”意即深挖根源,寻找共识。一旦各方意见形成死结,便什么事都做不了。遇到这种情况,陆军和海军常常就会沿着自己的路线行动,而为了面子,他们又都会做出一副已经在总体战略各方面进行过协调的样子。海军大将米内光政曾经当过首相,此时已回到政府担任海军大臣兼小矶政府的副总理,他说这个委员会即使进行投票也无法打破僵局。“这不是少数服从多数的问题,”他在战后对审讯者如是说,“如果他们不能就某一问题取得一致,就不会团结行动。”[21]如果达不成共识,那惯性就会压倒一切。无论原先的方向如何,日本都会继续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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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岁的昭和天皇裕仁,他本人长期支持东条,反对其他人想要赶他下台的努力。东条的首相生涯临近完结时,天皇的弟弟高松宫宣仁亲王开始在高层圈子里批评裕仁,说他正在让国家滑向失控。天皇在政府中扮演的角色其实并不重大,这是宪法中白纸黑字写明了的,但即使是对那些明明知道他并不是神的人,裕仁也有着无形的巨大权威。他对这场战争及其带来的痛苦所要担负的责任也一直是后世学者和历史学家激烈争论的议题。1941年12月之前,裕仁反对让国家滑向战争,他希望在内政和外交两方面保持稳定。他还要求打压和严惩军队中那些头脑发热的“下克上”分子。但他的要求并不具有法律效力,因而不具有强制力,只有在内阁偶尔陷入僵局后寻求“圣裁”时例外。1944年7月最终同意让东条英机下台后,他便开始推动新政府做好准备用外交手段结束战争。但他也没有提出要和盟国政府建立直接联系以寻求停战。他相信若想要得到外交谈判的成熟时机,日本就必须首先赢得一次对美国的压倒性胜利,这或许就会发生在即将到来的菲律宾战役中。在他战后的“独白”中,裕仁说自己曾希望把日本残余的所有军事力量全都投入守卫莱特岛的作战之中:“然后,等美国人栽了跟头,我们就能够寻找妥协的空间了。”[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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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中没人敢讨论投降,就连要日本放弃1941年之前占领的海外领土的协议和解也不敢提。盟军至少得放弃“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同意坐到谈判桌旁。不过,日本的统治者们仍然知道在战争的最后交涉中外交手段必定会发挥作用,而且外相重光葵也在从几个方面同时推动这件事。日本开始通过驻欧洲中立国家的大使馆试探求和,包括瑞典、葡萄牙和瑞士。为了从中国脱身,重光葵的使节也已接触汪精卫的南京伪政府,提出只要蒋介石与盟国断绝关系,请求“善意中立”,就可以让日本军队撤出中国。这样的提议自然是没有下文,这一部分是由于日本政府选择的中间人根本不受蒋介石待见,同时也因为中国清楚地看到日本在太平洋上正一步步迈向失败。[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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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外交手段“收场”的关键计划是让苏联政府在东京和华盛顿之间充当中间人。这一从来都不特别现实的计划早在日本袭击珍珠港之前就已讨论许久,现在重光希望借此获得想要的结果。他手下的驻莫斯科大使开始与克里姆林宫对话,他们提出的方案是由日本出面安排苏联和德国进行和平谈判,等欧洲东线战场重归和平,莫斯科再来斡旋调停太平洋战争。然而这套方案在1944年9月呈交到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面前时,却被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个想法在苏德战争此前的任何其他时候提出来,都会收获好得多的效果——可现在却太晚了,盟军已经开始从东西两线向德国推进,这样的提议自然也只能无果而终。当日本人提出要在《苏日互不侵犯条约》1946年春季到期后续约时,莫洛托夫回答说此事不急,时间成熟后再议。重光和他的同僚们并不知道,约瑟夫·斯大林已经向罗斯福透露他将会在击败德国后立即将部队调来进攻日本,或许他将会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正式就此做出承诺。日本的外交人员还一直徒劳地指望斯大林能帮助他们实现停战,直到战争的最后一周苏联突然对日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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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日本的政治环境并不允许他们为外交停战而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政府内外所有的领导人物都知道这一点。赶走东条只是外交解决问题必不可少的第一步而已,但若是在1944年秋季把国家方针突然转向求和,军队中那些强硬派会激烈反抗。宪兵一直监视着内阁首脑和其他领导人,防止他们暗中推动和平谈判。东条虽然已经失去了权力,但他仍能对国家安全机器继续施加影响,许多人怀疑这个被废黜的领导人还在准备政变。统治阶级有充分的理由害怕国家会因此重回20世纪30年代那种军队内部派系林立,武装暴动和定点暗杀层出不穷的状况。而内战看上去也不是没有可能。根据战前最后一任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将军的说法,日本政府拿子虚乌有的胜利出来大肆庆祝的习惯令其反受其害,因为日本公众在思想上从来就没有准备过去谈判解决问题。“我们哪怕只是提出早一点儿结束战争,人民都不会理解。从来没有人告诉他们战局的真相,日本人民之间可能会爆发内战……依我看,我们这个国家的宿命就是把这场极不明智的战争打到底,直到末日。”[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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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矶的公开言论从一开始就在走他前任的老路。他的腔调没有什么实质性变化,他的内阁自然也就没有想要探索停战选项的样子。这位新首相宣布,战争将会进入一个更加白热化的新阶段,日本人民必须团结起来,以极度的狂热抵抗敌人。就在新政府上台的那一个星期,东京的报纸上充斥着将美国人称为“野兽”、“屠夫”和“魔鬼”的说法。美国《生活》杂志刊登过一幅照片,画面上是一个美国女子正在欣赏一个当作战场纪念品捡回来的日军头骨,这张照片也被日本媒体广为转载。据日媒报道,美国把监狱里的罪犯全都放了出来填充军队。“我们只能感到震惊和不齿,”NHK的广播评论员在1944年8月评论道,“美国人不会像普通的勇敢战士那样战斗,除非利用这些罪犯的野蛮。这证明他们只是一群野兽。”[25]在1944年9月8日帝国议会的演讲中,小矶警告说:“我们必须充分考虑敌人在我们国土上登陆的可能性。”[26]他的内政大臣宣布了一份计划,要对全国的平民进行徒手格斗训练。妇女、儿童和老人都要加入国土防卫军:只要海上来的凶恶强盗把他们肮脏的靴子踏上日本的神圣海岸,他们就要用自制武器和竹枪进行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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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美军拿下马里亚纳群岛,其对日本本土的大规模空中轰炸已近在眼前,于是日本政府下令采取新的民防措施。1944年8月16日,国土交通大臣宣布实施一系列举措以“应对空袭、舰炮炮击和其他形式的攻击所导致的交通中断”,其中包括“医疗急救、应急物品发放、巡逻、人员撤离、预防瘟疫、供水、清除瓦砾,以及紧急恢复正常运转”。[27]成排的房屋和建筑被拆除,以在城区留出防火通道。学生们被召集去制作称为“气球炸弹”的堪称“奇幻”的武器,这种武器能上升到平流层,顺风飘行5 000英里,越过北太平洋,随机攻击美国本土。各种讲话、报纸文章和无线电广播中都满是宗教和神话的内容。小矶是个虔诚的神道教信徒,他刚刚上任就公开参拜了伊势神宫,喊出了一句新的民族口号:“众神之主必将重拾对国家的责任。”[28]这一意图不明的说法最好被理解为一种神示:当至高危机来临时,昭和天皇将会召集古代众神回来保卫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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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的下一轮主要进攻无论落在菲律宾、台湾岛,还是琉球群岛,都会严重危及日本通向东印度群岛的油田和其他自然资源区的经济生命线。这将会导致日本经济的崩溃,同时使其舰队无法行动,使得日本诸岛上的守军无法得到海上支援。日本政府两年多以来不停的欺骗宣传将会被戳破。与此同时,日本唯一真正的盟国显然正在输掉欧洲的战争。任何一个对全球战事有基本了解的日本人都知道,自己在发动太平洋战争时,把很大的赌注下在了纳粹德国能够赢得战争之上。如果眼下的趋势维持下去,那么赌桌上成堆的筹码都会被一扫而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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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当时为止,日本人打了很多败仗,但日本人虽已开始挨饿,却还不至于饥荒。到了1944年秋季,其粮食状况看起来已经到了大幅恶化的边缘。自从战争爆发以来,虽然日本本土尚未遭到猛烈轰炸,但其国内稻米产量仍然下降了超过10%。粮食进口明显下滑,而且随着日本商船队在美军空中力量和潜艇的绞杀下日渐减少,这种下滑还将愈演愈烈。1944年7月日本政府一份内部报告发出警告,几乎每一类食物的产量都在下滑,“1944年的国民生活标准相较上一年将有较大缩水”。[29]恶劣的天气也是一小部分原因,1944年的稻米收成受到了持续强降水的威胁。不仅如此,日本国内的粮食产量在1945年时可能出现灾难性的锐减,这是由可以预见的船舶损失、能源危机,以及空中轰炸导致的道路和铁路运输崩溃共同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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挨饿是一回事,饥荒是另一回事。日本领导人所担心的饥荒,可能会导致社会秩序的崩溃并危及其统治基础。日本民众之所以支持在海外进行帝国主义扩张,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意味着国内可以有更高的生活标准。但是自从袭击珍珠港以来,生活却日益艰难,而且这种穷困还遥遥无期。在对美开战前,年轻的陆军军官们曾威胁要直接采取军事行动以缓解日本民众遭受的贫困,这在1936年几乎酿成了政变。而现在,统治高层中有人指出,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那也是由饿着的肚子和对外战争的灾难性失败导致的。于是,直到1945年8月投降,控制国内的紧张态势都一直是日本制定政策时的一项主要考虑因素——无论是民生、政治、外交,还是战略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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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9月,裕仁审阅并批准了下一阶段的战争计划。计划代号“捷”,取中文“胜利”之意。“捷号”计划分为四个方案,分别基于美军攻占马里亚纳群岛后的四种可能性。“捷-1号”计划到“捷-4号”计划分别应对美军向一条地理弧线上四个不同区域发动两栖进攻的可能性,从南到北依次是菲律宾,台湾和琉球,本州岛,以及北海道岛。然而从一开始,日本的计划制订者就认为下一场大规模作战最可能指向菲律宾,并且把大部分精力都用来制订“捷-1号”计划。他们的这一判断主要是受到麦克阿瑟那著名的关于重返菲律宾的公开发誓的影响。[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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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1号”计划体现了日本海军一贯的诸多作战特点。其计划十分复杂,将部队大范围分散,从多个方向接敌。这依赖于各分舰队之间精确的时间协同,因而很容易被打乱。日本先前的许多战役计划都包含了佯攻、诱饵,以及其他欺骗行动:与此相似,“捷-1号”唯一真正的成功希望也在于战场欺骗。栗田健男将军的“第一游击部队”拥有联合舰队的大部分水面作战力量,他们将从文莱启程北上。通过菲律宾群岛西南部的巴拉望岛时,其舰队的一部分将在西村祥治将军指挥下转向东南,主力仍将跟随栗田向北航行。这两支分舰队将分别通过两条不同的水道穿越菲律宾群岛,南边的苏里高海峡和北边的圣贝纳迪诺海峡。同时,小泽治三郎将军麾下拥有日本全部剩余航母的“第一机动部队”,将从濑户内海出发,从北边加入战场,以图将哈尔西第3舰队的主力诱离滩头。如果一切如愿,则栗田和西村两支纵队将会冲出海峡,以钳形机动攻击麦克阿瑟的登陆舰队。日军知道,这支舰队将搭载大约10万名敌军,并有数百艘满载着武器、装备以及支援登陆所需物资的货船。日军计划的关键在于让栗田的战列舰、巡洋舰和驱逐舰与已展开登陆行动的两栖舰队实现近距离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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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庞大而恢宏的策略。但实际上,正如所有高级将领都知道的那样,“捷号”计划实际上是由燃油供应紧张和舰队补给困难所导致的机动性和作战半径的限制所决定的。燃油供应地远在南方的文莱和苏门答腊的油田区域——而船厂和维修设施则位于日本本土列岛,同样需要由本土提供的还有保持舰队战斗力所必需的各种补给物资、武器、弹药和后备人员。日本人已不可能再将足够数量的燃油运回本土以满足舰队的迫切需求,而且随着美军潜艇和飞机不断猎杀并击沉这个国家本已所剩无几的油轮,这种短缺还将雪上加霜。因此,舰队的大部分力量不得不停泊在遥远南方的锚地中,以靠近帝国的原油产地。但是小泽的航母部队却无法同行,他们在马里亚纳海战(1944年6月19日—20日)中几乎失去了全部的飞机和受过训练的舰载机飞行人员,需要接收新的补充飞行队并进行训练。由于日本此时飞行员训练和飞机工厂的糟糕状况,他需要让航母在日本海域停留一段时间,可能至少需要三四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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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这些舰队之间不得不相隔数千英里,栗田便从小泽的指挥下脱离出来,受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丰田副武大将直接指挥,后者不久前刚把自己的司令部从停泊在东京湾的一艘指挥舰上搬迁到横滨市庆应义塾大学日吉校区中的一座地堡里。小泽和栗田将会通过由日吉发出的长程无线电各自接受命令。这种将日军舰队主力分散布置的做法远远称不上理想,但考虑到糟糕的后勤状况,这也是无可奈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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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日军能有机会向麦克阿瑟的两栖舰队发动全力攻击,那么这种攻击将主要依靠水面舰艇部队和陆基航空兵,因为没人会太指望小泽已经残废的航空母舰部队或者是已遭严重削弱的日本潜艇部队。“捷号”计划的主要难题在于,要将分散在各处的日军海空力量开到指定位置参战。为此,12艘舰队油轮被指派去为栗田舰队加油。这些加油船原本计划在10月进行海上补给训练,但是随后又被取消了。现在剩下来的每一艘油轮都十分珍贵,对燃油状况的管理经不起什么差错了。现在就连栗田舰队在战斗结束后是否还有足够的燃油安全返航都保证不了。无论美军何时发动下一轮进攻,小泽对战役的贡献都将取决于其舰载航空兵的状况。没人指望日军航母部队能与其对手一较高下,小泽也知道自己将会再一次被痛打,而给对手的报复则会微乎其微。鉴于这一悲观前景,日军决定,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航母机动部队将在此战中被用于诱敌,其任务是为栗田拉开一道通往登陆舰队的缺口。小泽也愿意担任这一卑微的任务。“诱饵,这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去充当诱饵,”他说,“主要任务就是全部牺牲。用十分虚弱的航空兵发动进攻,而目的就是要牺牲掉所有的飞机和军舰。”[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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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的政治风波之后,日本陆海两军的领导人都表示今后要密切配合。然而迟至10月的第三周,当麦克阿瑟的进攻舰队已经启程开往莱特时,两个军种依然是各拿各的剧本。陆军将领们还没有下定决心是否要派遣部队前往增援莱特岛。有些人想要继续加强陆军在吕宋岛的力量,即便这意味着要把莱特岛拱手让给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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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日,在东京的军官俱乐部里,四名将领(陆军省和海军省各一人,两军总参谋部各一人)聚在一起,想要敲定防守菲律宾的联合战略。评估了“捷-1号”计划之后,陆军省的佐藤贤了将军在最后时刻提出了反对。佐藤承认日本民众正“哭求”舰队与敌决战,但他坚持最高司令官必须保持“冷静”,不应该草率迎合公众的想法。他说,如果联合舰队现在出战,就很可能遭到毁灭性失败。还不如把小泽的舰艇留在港里,这样它们至少还能发挥一些威慑作用,防止敌人靠近本土。不仅如此,佐藤还指出,舰队仅仅是开到战场就需要烧掉大量宝贵的燃油。此时,六艘油轮组成的船队已经准备好开向南方,船上运载着6万吨燃油。日本战时经济的运转也需要这些燃油。佐藤问自己的海军同行:“联合舰队现在出去打仗能得到什么?还不如那6万吨燃油来得重要。”[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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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席话令屋里的所有人,包括佐藤自己,几乎就要哭出来了。他毫无遮掩地点破了日本的尴尬处境。曾经无比强大的“日本帝国海军”的荣耀,现在已经比不上六艘油轮及其运载的燃油了。连一位陆军的将领都看得出,舰队的衰微预示着失败。“这是我体验过的最伤心的感觉。”佐藤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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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军令部的中泽佑少将哭了出来,他代表海军回答了佐藤的问题。他首先感谢了陆军将领的善意,但是“现在日本帝国的联合舰队希望能得到一处葬身之地”。由于燃油短缺以及敌人对制空权的掌握愈加牢固,“捷号”计划便成了让舰队“光荣地死去”的“最后机会”。中泽总结道:“这是海军最诚挚的愿望。”[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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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阵哽咽之后,佐藤也泪流满面,他同意让这6万吨燃油作为送给海军的“临别礼物”。散会时,外面街道上响起了空袭警报,于是他在心中默祝“联合舰队能有一个英勇的终结”。[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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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貌似动人的情景之下,隐藏着一个常常为西方莱特湾战役史所忽略的事实。“捷号”计划实质上是日本海军的“万岁冲锋”。它未言明的目的是保证日本舰队能在战争结束之前再最后好好打一仗。联合舰队参谋部的高田利种少将说:“国内已经有人开始问,海军在南洋败了一场又一场,比如马里亚纳和比亚克,他们到底在干什么?”[35]日本的水面舰艇部队自前一年所罗门群岛战役结束后就一直无所事事。军容严整的战列舰队从足足两年前的瓜岛海战以来就完全没打过仗。超级战列舰“大和号”和“武藏号”甚至从没有在主炮射程内见过任何一艘敌舰。日本斥巨资在吴和长崎建造了这对大家伙,它们是世界上最大的两艘战舰,日本人对它们打赢战争的能力寄予了厚望。但它们在战时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港口度过的,这主要是由于其出海作战需要大量燃油。于是两舰便双双成了舰队司令及其参谋部豪华的水上司令部。它们的无所事事、未曾一战已经在舰队各层次中引发了抱怨,这两艘舰也因此被戏称为“大和饭店”和“武藏饭店”。若让这两艘巨舰在锚地终此一生,其18英寸主炮连一次向敌舰开火的机会都没有,那将是不可容忍的耻辱。指挥这两艘战列舰的栗田将军在菲律宾战役打响前夕向他手下的军官们问道:“如果国家灭亡而舰队却保持完整,这难道不是耻辱吗?”[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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