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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后审讯中，日本海军领导人承认他们根本没真正指望能守住菲律宾，他们预期自己将遭到毁灭性损失，甚至全灭。但他们仍然选择无论如何都要打这一仗，因为他们认定保留舰队来日再战已经没有意义。无论美军能否拿下菲律宾以及何时拿下菲律宾，他们都必然会掐断连接日本及其原油产地的海运线。高田说，在这种情况下“即便舰队能留存下来，通往南洋的海运线也会被完全切断，这样舰队如果回到日本本土，就不会再有燃油补给；如果它留在南洋水域，就无法得到弹药和武器的补充”。别无选择之下，日本人决定“赌一把”，他们知道，“如果最坏的情况出现，我们有可能会失去整个舰队”。[37]栗田将军说，他已经准备好损失自己一半的军舰，以换取“毁伤你们在莱特湾中所有舰船的一半”。他还补充说，即便做到了这一点，也无法阻止麦克阿瑟登陆，而仅仅是“将登陆推迟两三天……因此这就是个有限的目标，将某一场登陆推迟两三天。对于后续的登陆我们便无能为力了”。[38]至于小泽，他已经成了空架子的航空母舰将被用作引诱哈尔西的诱饵，“我们已经做好了全部牺牲的准备”。[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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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新闻媒体对台湾外海航空作战中发生的一件事情给予了特别关注。这是在10月15日，当时哈尔西正向东回撤，受损的“堪培拉号”和“休斯敦号”也在缓慢撤退。这天，吕宋岛上的第二十六航空队司令有马正文少将摘掉了军衔徽章，爬进一架三菱G4M轰炸机的座舱，向敌人舰队发动了一次单程自杀撞击攻击。他的飞机攻击“富兰克林号”航母未成被毁，也可能是坠海，反正是没能返回基地。但是东京却报道说这位“军神”有马将军主动俯冲撞击了一艘美国航空母舰，并将其击沉。媒体不负责任的报道称，这次事件预示了政府正准备发动大规模的自杀攻击。当太平洋空战这出大戏的最后一幕拉开时，日军飞机就会由自愿在爆炸的火球中献身的人驾驶，变成致命的导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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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风”一词此时还没有和自杀飞机扯上关系——它指的仍然是7个世纪前摧毁了蒙古来袭舰队的那次神话般的天降台风。不过，日本人所说的“必中武器”和“肉弹”战术的执行者已经被称为特攻部队。这种特攻作战将不仅有飞行员和飞机参加，同时还有其他专门制造的自杀武器，包括快艇、背着氧气瓶的水鬼、人操火箭，以及小型潜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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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太平洋战争的史学著作总是倾向于忽略这种有组织的自杀战术在日本乃至日军中引发的争议。实际上许多日本人对此都是强烈反对的，认为此举误解了传统的武士道精神。有些海军军官将这一想法和日本陆军中盛行的不理智的“死亡崇拜”相提并论，他们认为这在海军中不应有一席之地。老航空兵们还记得他们在战争初期赢得的空战胜利，“神风”攻击在其眼中实质上无异于未战先败。其实日本飞行员一直都在俯冲撞击盟军舰船，或者撞落盟军轰炸机——但在1944年秋季之前，这些攻击都是偶然和随机的，常常只是在飞机受损无法返航时出现。著名王牌飞行员坂井三郎在第一次被部队指挥官命令执行自杀任务时震惊了。“我顿如五雷轰顶，”他回忆道，“他在说什么？我心中一团乱麻。脑中泛起厌恶感，令我感到寒冷、沮丧。”[40]坂井说，一名飞行员必须做好战死的准备，但这并不包括“肆意挥霍人的生命”。[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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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日军领导人遭到了严厉指控。他们被指控出于不当目的而引诱数千年轻人进行飞行训练。控方提出，在1944年初，军方就开始秘密计划把大部分新飞行员训练成“神风”特攻队员，并把此事掩盖到受训者无法退出时才告诉他们。关于这个话题的探讨一直充满着各种禁忌（至今也是一样）。历史记录残缺不全——尤其是关于谁知道什么事以及何时知道的这种问题——但是这并不妨碍有相当多的证据能被用来进行指控。在“神风”队员招募计划的初期，任何文字中都不允许提及自杀战术，命令只能口头下达。曾是日本海军预备役少尉的神津直次当时自愿加入人操鱼雷计划，却并不知道这是一种自杀武器。他和同行的新兵仅仅被告知必须要“愿意执行危险的任务”以及“愿意使用一种特别武器”。战后回看，屋久总结道：“今天，我知道他们骗了我们！发自内心地知道。”[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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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后的审讯中，日本海军有些高级军官诡称“神风”战术最初是由一线作战部队提出并实施的。第一航空舰队参谋长猪口力平大佐称，这个想法是由驻菲律宾基地的航空部队自发提出的，“纯粹是那个基地自己的策略”。[43]面对“神风”作战计划是在麦克阿瑟登陆莱特岛之前由东京方面制订的证据，猪口仍然狡辩道：“这种东西只能是由基层发起，你不能下达这样的命令。从来都没有下过执行‘神风’战术的命令……‘神风’的想法最初是为了应对当地的情况，并非大本营下发的全局政策。”[44]但记录显示，这些声明都是假的。无独有偶，丰田大将也告诉审讯自己的美国人，最初的“神风”空袭是“决定将第二［航空］舰队派往莱特湾带来的意外结果”。[45]他将这一主意归于菲律宾当地的航空兵指挥官，这些指挥官说：“如果地面部队正在采取这样的拼死打法，那我们也必须跟上，让所谓的特攻部队亮相。”[46]这也是错误的：在莱特湾战役之前很久，丰田的联合舰队参谋部就开始讨论和筹划自杀作战。小泽的供词也同样左右摇摆。起先他坚称“我第一次听说‘神风攻击’是在栗田舰队穿越圣贝纳迪诺海峡时”。面对相反的证据，他又突然回忆起1944年6月时“这个方案就被提交给了丰田。丰田说时机还不成熟，现在用这种战术太早了”。[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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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神风”作战早在首次亮相太平洋战场之前一年多，就已经在被研究、讨论和规划了。当时担任航母舰长的城英一郎大佐曾任裕仁天皇的海军顾问和驻华盛顿大使馆海军武官，他在1943年6月内部传阅的一份计划中就提出要建立一支“特攻部队”。[48]1944年3月，下台之前的东条英机批准了建立志愿自杀部队的初步计划。于是及川古志郎大将（1944年底担任海军军令部总长）开始推动这一战术在整个海军航空兵中落实。[49]自从1944年7月塞班岛陷落之后，日本的报纸和新闻广播中便充满了“必胜武器”和“肉弹精神”的宣传。10月6日，就在第一支自杀飞行队于菲律宾成立的几个星期前，一名日本海军将领在接受电台采访时说，海军航空兵很快就会开始采取“肉弹”战术，以“撞毁敌机或敌舰”。他期望这样的攻击能扭转战争态势：“这种战争方法，我确信，一定不会失败。相反，它的潜力是取之不尽的——它只会越来越强大。”[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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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秋，一系列特制的自杀武器已经开始量产。其中包括一款人操火箭“樱花”，这种武器由大型飞机投放，之后以接近声速的速度向敌舰冲击。一种被称为“回天”的单人自杀潜艇，由大型母艇放出，驾驶员随后驾驶它，如同一枚鱼雷一样冲入敌舰的舰体。一种被称为“震洋”的小型木质快艇，可以携载2吨重的战斗部，以50节的高速冲入敌人舰队中央。“伏龙”，背着氧气瓶的潜水员带着炸弹在水下设伏，并直接把炸弹安放到美军舰船底部。还有其他一些，包括从山顶起飞的滑翔机，还有不免让人联想到今日现实的爆炸背心。这些武器和载具，打起仗来有的效果好，有的效果差。但是日军在这些计划上投入的时间和资源，却戳破了他们关于“神风”时代是1944年10月时由基层官兵自发掀起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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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和西方的有些学者声称，这种“神风”现象只是外在表现，其背后是日本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包括武士道、神道教、佛教禅宗，以及自杀雪耻的传统。另一派观点则认为，“神风”是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及其宣传机器强加在懵懂无知、手足无措的人们身上的，是日本式的荒谬异端。其实这两派观点都能找到一些事实根据。神道教和佛教都主张自我只是虚幻，因此死亡并不可怕。神道教中的一众神明则围绕在天皇周围，据说每个日本人都和天皇荣辱与共。战死是一种自我净化，能够燃烧和洗刷前半生积累的尘埃和腐物，只留下战死者一尘不染的灵魂，与天皇的圣灵合为一体。禅宗和其他佛教流派的信徒都持有一种良善的教义，其基础是认为生与死实际上是同一的。所谓冥想就是要超脱自我。根据陆军军官兼知名作家杉本五郎的说法：“自我超脱与自我毁灭绝对不是互不相关的。恰恰相反，人们会认识到它们是一回事。”[51]一位佛学学者将“神风”战术和禅宗的真谛联系到了一起：“特攻部队的精神源于抛开自我，让灵魂重生，这种精神来源于历史的传承。自古以来禅宗就将这种思想转变称为大彻大悟。”[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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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一直都被视为武士荣耀和忠诚的理想象征。自杀可以洗雪脸面的丢失，这也是日本史诗“四十七浪人”故事的中心思想。在已经必败无疑的1944年后期，整个国家都将面临脸面无存的窘境。而这些进行自杀作战的“神风”飞行员，日本年轻人中的骄傲，则可以被视为老一套的用来为国家挽回部分颜面的祭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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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日本人所说的“幽谷”时代拉开了序幕，一个越来越专制、越来越持极端民族主义态度的政府消灭了所有的不同意见，垄断了所有的信息来源。在此黑暗的环境下，学术骗子们被鼓励捏造一些半神话的历史，以满足军国主义日程表中重要内政和外交事项的要求。在几个世纪的日本历史中，武士统治了国家及其人民。尤甚于中世纪欧洲或者其他封建社会的是，精英武士阶层统治并且塑造了这个国家的文化。自从明治维新以来，尤其是二战爆发前的几十年里，日本人认为武士理想可以成为国家发展的样板，把日本变成由武士组成的优秀民族——好让国家获得国际霸权，就像武士们在普通日本人面前拥有无可挑战的权力一样。但武士道一直是一种精英化、阶级属性明显的信条，不一定适合全民普及。于是在变革过程中，它也进行了不明显却重大的变动。古代佩刀武士的武士道，强调的是对地方封建领主的狂热忠诚——不是对天皇，在明治朝之前，天皇不过是个模糊而无足轻重的偶像而已。武士道意味着坚忍、自律，以个人担当而自豪；它强调在长期训练和实战中精通搏击；它崇尚为履行使命而牺牲自己，丝毫不惧怕死亡；它还要求在日常生活中粗茶淡饭，无欲则刚，不追求舒适、美味和奢华。武士们“视生如死”，这与佛教的观点相一致；武士们要将死亡视为一种宿命的常态，而不要依恋原本只是虚幻的生命。耻辱和蒙羞需要用自杀来弥补——当一个武士自杀时，他要用短刀切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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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传统的武士道并没有要求在取胜无望时也不能撤退或者投降，过去的武士只要在作战时尽职尽责，便不会因走投无路而投降名誉受损。这就是《三十六计》中的最后一计，日本的武士们世世代代都在学习中国的这一军事经典：“敌势全胜，我不能战，则必降、必和、必走……未败者，胜之转机也。”[53]自杀战术在过去的日本战国时代也没有扮演什么重要角色。自从日俄战争（1904—1905）之后，日本陆军的文化和条令进行了彻底的改变。步兵操典被改写，其对“战斗精神”重要性的强调超过了诸如技术和机械力量等因素，上刺刀的大规模“万岁冲锋”也被视为近距离作战中的首选战术。“不可投降”的观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正式付诸文字，并在1928年修订版的作战手册中升级为绝对禁止投降。日本陆军及其宣传机器原先并没有明确宣扬自杀战术，但自从1932年在上海及周围爆发战争开始，关于“人体炸弹”和“肉弹”的报道就频频见诸日本报纸的头版头条。到了太平洋战争中期，这又演变成了为战败而亡的人大唱赞歌，以“玉碎”来称颂他们。有一首叫《海行兮》的歌地位直逼日本国歌，歌词中没怎么提及胜败问题，反而对为国而死大加赞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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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行水渍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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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行草生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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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为君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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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而无憾。[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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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播中和爱国集会上反复播放这首歌，会给日本人尤其是年青一代留下这样一种印象，即《海行兮》及其所含的精神古已有之。但实际上其歌词只能上溯至18世纪的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本身并不知名，而谱成歌曲则是1937年的事。大张旗鼓地宣扬战死——死亡本身就是一种结束——还是日本文化中的一个新现象，就像“决不投降”信条、大规模自杀攻击，以及帝国主义武士道中的优秀民族理念一样。这些思想和武士传统完全沾不上边。明治时代之前日本武士只和日本人打仗，没有机会产生民族沙文主义，也不会想要去征服外国。若有人对他说他和其他日本人都和天皇荣辱与共，他大概只会头晕。传统武士道赞美谦逊的态度以及了解并尊重敌人的美德，却不会宣扬愚蠢的好战，也不会指望上天来保佑胜利。但是古代武士信条中的这些元素并不能服务于极端民族主义军政府的目标，于是它们都从历史、教育和公众言论中被剔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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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自杀飞机战术有一个简单实用的理由：日本新手飞行员技术不好，无法使用传统的轰炸或施放鱼雷的办法来打击敌人舰队。派出去攻击近岸美军军舰的日本机群遭到了灾难性损失，敌人的舰载机却铺满了菲律宾的天空，无人能与争锋。日军仅仅在10月就损失了近1 000架飞机，而飞往菲律宾航空兵基地的补充飞行员都仅仅掌握最基础的技术。那些匆匆学完缩水了的训练课程，被派往前线部队的飞行学员都只有短短几十个小时的飞行记录。大部分人都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射击和导航训练。如果这些新飞行员无论如何都会死在座舱里，那么自杀战术或许是打退敌人的唯一现实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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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为“神风”战术训练新飞行员的猪口大佐说，这其实是个精神问题——反复灌输去执行这种任务的意愿。从战术角度看，他说：“飞行员有基础技术就足够了，不需要特别的训练。”相较于俯冲轰炸、鱼雷攻击或者空中格斗，驾驶飞机向敌舰俯冲是个相对简单的机动样式，哪怕只有最基础飞行技术的飞行员也足以驾驭。因此，猪口说，使用“只经过短期训练和具有最少飞行经验”的飞行员是可能的”。[55]不仅如此，当修订后的“捷号”计划被分发给这一区域的各级指挥官时，事情已经很清楚：如果日本人还指望击退麦克阿瑟的登陆，他们的航空兵就必须至少消灭一部分美军舰队。他们面临着在即将到来的战斗中打出战果的沉重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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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风”特攻队于1944年10月20日成立，就在同一天（严格说来是同一个小时），麦克阿瑟将军跟在两栖进攻部队后面涉水上岸。推动“神风”成军这一重大进展的催化剂是大西泷治郎中将，他刚刚于10月19日从日本飞来接管第一航空舰队。大西面相凶恶——大饼脸，板寸头，体型如同运动员一般匀称而结实。他是个令人惧怕的人，同僚们都知道他会突然发脾气；作为一个资历比较浅的人，他常因为向同僚和其他人动粗而被训斥——尤其是在酒后。他出生在神户附近兵库县一个普通的平民家庭，操着一口圆唇音很重的关西口音。和他后来的好友兼导师山本五十六一样，大西在军旅生涯的初期也投身于海军航空事业。自从20世纪20年代初的探索期之后，他就在一系列重要的航空兵岗位上任职，包括在岸上和海上。此人对日本海军航空兵的成立和1941年12月在6 000英里战线上成功发动空中闪击战贡献良多。大西也反对对美开战的决定（和山本一样），但他还是参与制订了攻击珍珠港的计划，并亲自指挥了曾在开战第一周屠灭驻菲律宾美国航空兵的驻台湾各航空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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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943年第一次见到自杀战术的提案时，大西坚决反对这一想法，在随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对这种“异端邪说”持反对态度。[56]毫无疑问，大西个人对这一话题充满厌恶，就在两年半前，他的第一支航空兵队伍还赢得了诸多大捷，荣誉满身。但是他在1944年10月掌管第一航空舰队时，不得不直面他这支新部队的严峻现实。菲律宾的各个航空兵基地只有大约50架飞机还能飞。援军当然很快就会从中国战场和日本本土涌来，但敌人舰队却已经杀到了家门口。除了少数几个老手之外，他的飞行员大部分都是新兵蛋子。传统的轰炸战术已无意义，大部分派去执行此类任务的飞机都回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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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日抵达马尼拉当晚，大西就乘坐一辆黑色帕卡德商务车前往吕宋岛上的主要航空兵综合基地——马巴拉卡特机场，也就是美国人所称的克拉克机场。由于美军战斗机有时候会扫射道路，他们认为最安全的做法是在天黑后开两个小时的车过去。但另一方面，夜间开车同样危险，因为抗日游击队有时也会在路边发动袭击。即便是在美军尚未登陆菲律宾的此刻，日本人想必也已经有了自己正在失去这个群岛的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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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马巴拉卡特后，他在一条满是弹坑的跑道和一排破旧飞机旁的一顶指挥帐篷里找到了当地第二〇一飞行队的参谋部，由于地勤人员的努力，这些飞机还勉强能上天。用的零部件都是从堆放在机场边缘的废弃飞机上拆下来的。那里的参谋军官和飞行队长都被召集到镇上的司令部楼里。根据在场一名飞行军官的回忆，大西的讲话简明扼要，语气平淡，直奔事实：“依我看，只有一种办法能让我们孱弱的力量发挥出最大的作用。那就是用挂载250千克炸弹的零式战斗机组成自杀攻击部队，每一架飞机都要撞中一艘航母。你们怎么看？”[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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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先无人答话，可以想见他们内心的焦虑和慌乱。但是也没人反对。现在唯一要解决的战术问题是，怎样让零式战斗机当好人力制导导弹。飞行员及其长官们都同意自杀机应该从1.8万英尺左右的高空接近敌人舰队。被美军雷达发现后，飞行员就要快速下降到二三百英尺的超低空，以从雷达屏幕上消失。同时他们还要投放“窗户”——铝箔条——以欺骗敌方的雷达手。最后向目标冲刺时，飞行员将要压低机头，以45°角俯冲撞击。[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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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会后，各飞行队聚集在一起再次讨论。不久，各飞行队长一个接一个跑回来说，他们的飞行员一致同意：就这么干。许多人都受到了刚刚战死的基地司令官有马将军的榜样的鼓舞，他在5天前牺牲了自己。促使他们做出这一决定的可能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他们得知了整个日本海军都将冒着全灭的危险向莱特湾冲锋。大家都很坚决，甚至是狂热。一名飞行员伤感地评论道：“这个时候，这看起来是我们的唯一选择了。”[59]众人认为新部队的指挥官最好是一位科班毕业的人。参谋和指挥官们讨论了一番之后，决定让关行男大尉担任这一职务。接到通知后，关大尉毫不犹豫地答道：“务请让我来干！”[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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