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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凯恩此时还有12枚鱼雷，他还想把它们用起来。10月24日，当莱特湾海战在南方激烈进行的时候，“刺尾鱼号”的SJ雷达再次捕获了一支北上的船队。这是个大船队，可能有多达10艘船，还有护航舰。接下来便又是一场屠杀：奥凯恩指挥“刺尾鱼号”接近过去，六雷齐射。两枚鱼雷命中了两个不同的目标，敌船迅速双双沉没。接着艇尾鱼雷管又射出四枚鱼雷，命中了一艘油轮，油轮带着伤逃走了。此时一艘驱逐舰突然出现在“刺尾鱼号”左侧，奥凯恩赶紧下潜脱离了战场，在深水处静默。随后，他又指挥潜艇浮上水面，追踪受损的敌船。“刺尾鱼号”现在还有两枚鱼雷来做这件事。奥凯恩站在舰桥上，命令两个舰首鱼雷管装填鱼雷，潜艇向几乎动弹不得，还在燃烧的油轮驶去。第一枚鱼雷工作正常，径直命中目标船首附近，又一道火柱冲天而起。这可能足以结果它了，但是“刺尾鱼号”还剩一枚鱼雷，奥凯恩决定靠上去，打出这一雷，给出致命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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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确实是致命一击，却不是美国人想的那个样子。这最后一枚鱼雷刚刚射出去，就开始一阵一阵地海豚跳，向左转弯。它长长的尾迹泛着泡沫，闪着磷光，转了一个大圈直奔“刺尾鱼号”而来。奥凯恩见状向下方舱盖里大吼道：“紧急全速前进”，以及“右满舵”，但来不及了。鱼雷的舵卡住了，抑或是舵机失灵；不管原因如何，它此时正直冲“刺尾鱼号”正中间而来，目标点就在奥凯恩和其他8个人所在的舰桥正下方。随着潜艇引擎突然加大马力，它向前猛冲，开始以鱼尾机动摆脱直扑而来的鱼雷航迹，但是鱼雷还是命中并爆炸开来，撕开了后部鱼雷舱附近的艇体。后部舱室立刻被海水淹没，艇尾下沉，艇首抬出了水面。奥凯恩向指挥塔内吼叫着要他们关闭舱门，但是一切都发生在转瞬之间，海水淹没了舰桥和舱盖，奥凯恩和其他几个人被甩进了海里，“刺尾鱼号”无助地翻滚起来，艇尾向下，艇首直指天空。此时对留在艇上的那80个人而言，最好的情况是“刺尾鱼号”能多在海面上坚持一段时间，好给他们留下逃生的机会。不过倘若是这种情况，他们可以预料到，自己在战争剩下的时间里就只能在日本的战俘营里度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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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在海面上的几个人——包括奥凯恩和另外9个人，其中有一个人刚刚从指挥塔舱盖里逃出来——眼睁睁看着潜艇滑入海面下。它一直下沉到约180英尺处才停下来。前部鱼雷舱里有大约30个人还活着，他们设法锁住了舱盖。这些人烧掉了所有的保密文件，却让空气中满是烟雾，令他们的处境更加绝望。总共有13个人分成4组，设法通过前部逃生窗口逃出潜艇，借助被称为“莫姆森肺”的简易呼吸装置浮到海面上。其中8个人在上浮过程中或是浮出水面后死去，可能是由于减压病（所谓“潜水员病”）。他们在海面上漂浮了一整夜后，一艘日本驱逐舰捞起了10名“刺尾鱼号”艇员，包括奥凯恩。[32]在战争的剩余时间里，他们就是战俘了，在本州岛的几个战俘营里调来调去。只有4个人活到了战争结束。奥凯恩活了下来，被授予国会荣誉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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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空中力量的先驱、退役陆军航空兵军官比利·米切尔就呼吁开发一型航程5 000英里，载弹量10 000磅，实用升限35 000英尺的重型轰炸机。在那个时候，这个主意看起来过于超前和异想天开了，就像儒勒·凡尔纳或者H.G.威尔斯小说里幻想的机器那样。但是航空技术在20世纪30年代取得了长足进展。到1940年，在希特勒的军队横扫欧洲之时，航空工程师们相信，制造一种超重型、超远程、气密增压的轰炸机已经是可行的了。在罗斯福总统的支持下，陆军航空队的领导人成功说服国会从纳税人的口袋里再多掏一些钱出来，资助这种波音公司设计的航程和载荷都是B-17“飞行堡垒”两倍的新型轰炸机。30亿美元（1940年币值）砸下去之后，B-29“超级堡垒”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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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计划的支持者对当时的政治风向很敏锐，因此没有将这种飞机宣传为战略轰炸武器。这种超重型或说超远程轰炸机（英语缩写为“VHB”或者“VLR”，两个缩写常常混用）是战前孤立主义者重视的“半球防御”战略的基石。B-29具有可怕的航程，能够监视大西洋航线，发现任何接近的敌人船队（预想是德国人的）。这种飞机将在大洋中央赢得无可挑战的空中霸权，在敌人进攻部队在北美或南美大陆获得第一个立足点之前予以拦截并将其击退。如果纳粹真的在南美洲夺取了一块滩头阵地，B-29就可以从佛罗里达州或加勒比海的基地出发打击敌人。这样，这种巨型飞机就会成为“美洲堡垒”的看门狗和警犬。据说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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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当全球大战的阴影铺满世界时，美国战争部要求波音公司加快研发进度，在测试和优化工作全部完成前就将这种新型轰炸机投产。1941年5月，波音接到了首批250架飞机订单，此时距离珍珠港之战还有6个多月。一年后，波音已经得到了交付1 644架飞机的订单，而此时这种飞机甚至一架都没有上过天。[33]波音为B-29的制造投入了两座大型工厂，华盛顿州的兰顿工厂和堪萨斯州的威奇塔工厂。其他多家顶尖的航空工业公司也加入为其提供零部件或者发动机的行列，包括贝尔、费舍尔、马丁和莱特公司。当这型飞机还只有几架验证机的时候，陆军航空队就为了它们未来的交付建立了一个新的大型指挥部和行政组织。招募的飞行员和机组人员都在B-17和B-26飞机上训练，其中大部分人在小轰炸机上完成训练之前都没有飞过（甚至没见过）“超级堡垒”。1943年2月，一架B-29早期原型机在试飞中坠毁，夷平了西雅图市郊的一座肉类加工厂，整个项目中最优秀的试飞机组和工程师连同地面上的21名平民死于非命。但是项目并没有因此而放慢脚步。当第一架B-29在1943年7月交付时，飞机还有许多小毛病，即便此时全国各地的生产线已经开始加大马力生产，飞机的设计还是接受了数千项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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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比此前所有批量生产过的飞机都大得多。飞机全长99英尺，翼展140英尺。空机重量7.45万磅，但是战斗载荷时的起飞重量通常至少有12万磅，超过14万磅则是家常便饭。将这架“超级堡垒”抬离地面所需的巨大推力来自四台2 200马力的莱特R-3350星型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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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到这架新飞机时，飞行员和机组人员都目瞪口呆。那修长的机身，庞大的有机玻璃花房式机头，巨大的机翼和襟翼，以及耸立着的三层楼高的机尾，都让他们赞叹不已。靠着前三点式起落架，飞机骄傲地站立在柏油停机坪上。用平头铆钉连接起来的铝合金机身如同抛光过的白银那样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大部分新手都是在B-17上训练的，大家觉得那已经是很大很重的轰炸机了。而“超级堡垒”在所有方面都要大得多，重量更达到了B-17的两倍。飞行人员们知道自己的性命有赖于那四台强大的十八缸引擎，还有桨叶尖端距离远达16英尺，如同独木舟一般大小的螺旋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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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进机舱后，他们发现自己更喜欢这架新飞机了。两个宽敞的机舱通过炸弹舱上方的一条爬行管道连接到一起，这让全部11名机组人员都有了足够的活动空间。舱室可以加热，还是气密加压的。即便是在外部温度只有零下70摄氏度的3万英尺高空，他们仍然可以舒舒服服地穿着衬衫坐在座位上。巡航时，他们不用戴氧气面罩，还能自由地抽烟。腰部和尾部机枪手坐在气泡形有机玻璃窗内，视野良好，他们坐在这里就可以通过电动遥控系统同时控制多个.50口径机枪塔。发动机的噪声被挡在外面，这很令大家满意，机枪也不会像无气密的B-17上那样就在耳朵旁边炸响。置于圆锥形有机玻璃机头前部的驾驶舱，在各个方向上的视野都很好，尤其是上方和下方。正副飞行员会有一种几乎飘浮在长长机身前方空中的奇怪感觉，有人说驾驶“超级堡垒”就像是“坐在门前走廊上带着房子飞起来”。[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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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克服重力把70吨重的飞机送上天空，重压之下的莱特R-3350引擎很容易过热、漏油、汽缸盖飞脱、阀门落入汽缸，以及把熔化的碎片甩到高度易燃的镁合金曲轴箱里。在数百架B-29已经走下组装线之后，原先的空气冷却装置却还要重新制造。燃烧的发动机会拖出一道烟火，就像流星穿过大气层一样——但这个流星却是连接在飞机机翼上的，随时可能引燃机翼自身的铝质蒙皮和大梁。因此，一台状况不佳的发动机最好在起火之前迅速关掉。这是通过让螺旋桨“顺桨”实现的。一套从座舱里控制的液压系统可以旋转四片桨叶的迎风角，也就是“回桨”，直至它们停下来并反转，让发动机停转为止。如果机组反应迟缓，或者回桨失灵，螺旋桨就会开始“风车转”，这就会带来巨大的阻力：几分钟内它们就会把桨轴烧断，从引擎上飞出去，有时会重重撞在机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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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台故障引擎能恰当关闭，那么其余三台还足以把B-29带回家，即使距离远也没问题。但是这样一来，那三台正常工作的引擎就会比原先消耗更多的燃油，这样，把原本用于故障引擎的燃油从油箱和油路里重新分配给其他引擎就至关重要了。这可能需要对所有燃油储备进行复杂的重新调配。这种操作的容错空间很小，任何一点差错都会带来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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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最有经验的B-17飞行员，在试飞B-29之前也需要接受几个星期的课堂教学。每一阶段的学习都要认真关注一长串知识点。起飞滑跑距离很长，超过一英里，然后引擎就会吼叫着使足力气，把这台巨大的机器抬离地面。然而一旦升空，B-29就会灵敏到令人吃惊的地步。“这是我飞过的最大、最重、最强有力的飞机，”一名美国陆军航空队的飞行员如此回忆他第一次驾驶B-29飞行时的情况，“然而它的反应非常棒，控制手感柔和而精确。”[35]它还很快，其地面速度[36]很容易就能超过每小时300英里。它的速度、航行高度和位置合理的.50机枪塔令这款飞机的绰号名副其实：“超级堡垒”将会是个砸不烂的硬核桃，对敌人的战斗机和高射炮来说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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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急需B-29投入现役，这迫使美国政府采取了前所未见的措施。战争部在飞机还没有完成测试的情况下就签发了超过1 000架的采购订单，打算等它们上天后再进行必要的改进。设计—测试—制造全流程的速度被加快到和平时期的差不多两倍。这种做法风险很大，浪费很大，却是唯一能让B-29在1944年春季参战的方法，坚持这样做的除了罗斯福总统之外还有许多人。从某种意义上说，B-29的服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全国动员方式的缩影。在所有方面，领导者都会把效率、节约、安全，甚至是谨慎置之脑后，而一切以速度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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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B-29在踏上飞往亚洲的漫长航程之前，都要由机组驾驶，飞往威奇塔市波音工厂旁边的一座机场，在这里进行数百项改进。美国陆军航空队的领导人将这次行动称为“堪萨斯之战”，或曰“堪萨斯闪电战”。其实美国各地的多处航空兵基地也都建起了改装中心，或所谓“改装厂”。新手飞行员和机组人员把他们新拿到手的B-29飞到这些中心进行改装。这样的飞行自身也成了训练课程的一部分，在进行越洋部署之前为新手们提供一些积累飞行时长的机会。然而事情到此还远未结束：甚至在许多飞机已经离开美国本土之后，军方还下令进行数百项新的改进。这种情况下，改装和维修“套件”就会连同必需的零部件和工程师一起空运到远在埃及或者印度的国外机场上去。螺旋桨回桨系统、火控系统、电子系统，最重要的是麻烦不断的莱特发动机，都进行了改装。美军在开罗和卡拉奇建立了两个最大的海外B-29改装中心。即便是在中国和后来的马里亚纳群岛基地已经开始进行大规模作战之后，那些地面机械设备还常常被用来纠正“超级堡垒”的原始设计缺陷，而非仅仅用于例行维护。美国陆军航空队将领柯蒂斯·E.李梅发现他的飞行人员不得不在飞实战任务时做一些测试项目。这项工作困难而且危险，因为B-29“有的bug［毛病］和史密森尼学会昆虫馆里的bug［虫子］一样多。无论他们揪出这些bug的速度多快，都会有新的bug从引擎罩底下爬出来”。[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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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同盟国首脑在埃及开罗开会时（1943年11月的“六分仪”会议），罗斯福总统向蒋介石保证，将会有数百架B-29进驻中国，并向日本本土列岛发动持续轰炸。蒋介石之前总在抱怨盟军对中国的支援不够，并威胁要和日本议和（但并未明言）。罗斯福常常告诉他的军队领导人，从中国机场出发轰炸日本将会激发和鼓舞中国人民的士气。而无论是B-17还是B-24，其航程都不足以完成此项任务。因此从一开始，将B-29部署到中缅印战区的做法就是一场政治赌博，意在安抚中国国民党政府，令其继续打下去。此次行动被赋予代号“马特洪山”（matterh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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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马特洪山”行动从一开始就饱受后勤困难的拖累。这些发动机不太好使的新B-29飞机都是由新训练出来的飞行人员驾驶飞往战区的。他们的环球之旅从佛罗里达州的莫里森机场开始，经由加勒比海、巴西、阿森松岛（位于大西洋中部）、利比亚、开罗、巴格达、卡拉奇，以及印度（加尔各答附近）的克勒格布尔，通过一连串加油站接力飞行。一路上，莱特引擎常常过热，导致坠机或者迫降。当几十架飞机飞抵开罗和卡拉奇时，人们发现当地的地表温度超过了43摄氏度，致使发动机在起飞时就会出故障，于是，美国人不得不从本土派出工程师飞过去重做莱特引擎的风冷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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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4月，B-29机群开始抵达位于克勒格布尔的固定后方基地。它们将从这里出发，前往四川成都的前进机场。途中要经过极其艰险的“驼峰航线”，飞越世界最高大的喜马拉雅山脉。“超级堡垒”要从常人难以踏足的锯齿状山峰和陡峭峡谷上空飞过，剧烈的乱流和突然出现的下沉气流会让飞机剧烈颠簸，此外还时常会有时速超过100英里的狂风，能见度也会降至零。机组人员偶尔能透过晴朗的空域看见航线以北仅仅150英里处的珠穆朗玛峰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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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1 200英里航程的终点是成都以南四座新建造的机场之一，此时其修建工作尚未完成。超过25万名中国农民被召集起来，几乎完全靠人拉肩扛建起了这些长度将近2.5千米的跑道。新闻影片拍下了这大群的劳工，许多人光着脚，戴着圆锥形的毡帽，用篮子和独轮车搬运沙土和碎石。八九岁的男孩子们用锤子把大石头砸成碎石。工人们挑着麻袋，把石头从附近的河边挑到基地。这些石头被密集放置在跑道的地基下，之后在上方铺上碎石和泥土，再用50人才拖得动的巨大石磙压实。当一架飞来的B-29进入降落航线时，工地上就会响起响亮的号声，工人们纷纷涌到跑道旁边。飞机落地后，人群又会散去，继续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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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马特洪山”计划考虑在成都部署两支B-29作战联队（各150架轰炸机）。但是由于飞机毛病不断，以及经由印度进行补给成本过于高昂，美军不得不把规模缩小为一支轰炸联队。第20轰炸机司令部原本要自己解决后勤问题，也就是要自己把所需的零部件、补给物资、炸弹和航空燃油从印度运来。为此，这个司令部得到了一队C-109运油机和C-87运输机。此外，“超级堡垒”自己有时也会客串当运输机，这时候机上的机枪和其他装备就会被拆下来，炸弹舱里装上油罐。但仅仅是需要运过喜马拉雅山“驼峰”的燃油和物资的重量就足以令人望而生畏。“马特洪山”行动期间每飞一架次轰炸任务，就需要运输机到印度往来飞行12架次。每8桶从克勒格布尔运往成都的航空燃油中，就有7桶会在往来运输的飞行中消耗掉。情况很快便显而易见：第20轰炸机司令部不可能自行解决燃油和补给的需求，现有的空运司令部需要来补足缺额。但这意味着要挤占中国军队、美国驻华地面部队和克莱尔·李·陈纳德将军的第14航空队本已捉襟见肘的燃料和其他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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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6月5日，B-29首次在战场亮相，当时98架飞机从克勒格布尔起飞，轰炸了1 000英里外日占曼谷的铁路终点站。此次空袭向目标投下了368吨炸弹，这一结果令人振奋。10天后，“超级堡垒”首次造访日本本土。当参加“征粮者”行动的美军两栖部队冲上塞班岛滩头时，50架B-29从成都起飞，轰炸了日本九州岛八幡市的钢铁厂。这是1942年4月杜立德空袭之后日本本土首次遭遇轰炸，因而登上了美国、中国、日本的头版头条。马歇尔将军发布了一份战报，宣布这次行动开启了对日本本土的“新的进攻形式”。蒋介石当局兴高采烈。而东京的帝国大本营在公开宣传中隐瞒了八幡遭到轰炸的事实，谎称日本的战斗机和高射炮击落了几十架轰炸机。然而和前一次一样，敌人作战飞机在日本本土上空的出现在公众中引发了恐慌。至于这次空袭只造成了轻微破坏，反而不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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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的几个星期里，“马特洪山”项目的B-29轰炸了整个亚洲战场各处的敌人目标：中国东北和朝鲜的炼焦炉，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油田，华北的炼钢厂和港口设施，上海的码头和仓库，台湾的航空兵基地，香港的船运，以及缅甸的铁路和仓库。最后，第20轰炸机司令部向九州的工业目标又发动了8次空袭。然而，每次出击之前都需要花上很长的时间来补充燃油、炸弹和其他物资。轰炸的结果常常令人失望，战斗损失则很惨重。从成都起飞的B-29将将能够飞到1 500英里外的九州，却够不着东京和本州岛上的其他高价值目标。若要全面展开对日战略轰炸，他们就需要在中国东部建立新的机场。但是中国沿海的港口已尽数落入敌手，这意味着从印度出发的货运航线要向东延伸得更远。不仅如此，没人敢指望中国东部的机场能顶住日本陆军的进攻，后者此时正在执行“一号”作战，在大陆上快速推进，占领区迅速扩张。实际上，“一号”作战已经威胁到了成都和昆明周围的盟军航空兵基地。驻华美军总司令“醋性子乔”约瑟夫·史迪威将军认为，需要50个受过训练的中国步兵师才能保证这些机场的安全。但是没人相信（包括史迪威自己）蒋介石能拿出如此多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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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这种种原因，“马特洪山”作战从未实现自己的承诺。从一开始，罗斯福这么做就是为了维护中缅印战区盟军的团结，并为对日决战保留发掘中国巨大人力的可能性。到1944年中期，事情开始明朗化，后勤和安全已经成了“马特洪山”计划无法克服的严重挑战。与此同时，一项更好的选择浮现了出来：马里亚纳群岛，美军在当年6月至8月夺取了这里。塞班岛、关岛和提尼安岛的地形适合建造大型的B-29飞行基地，对敌人的地面进攻免疫，而且（最重要的是）这里可以通过海运而非空运进行补给。这里已经将东京纳入了1 500英里的作战半径之内。1944年7月，参联会敲定，驻马里亚纳群岛的新的第21轰炸机司令部将获得新“超级堡垒”分配和物资供应的优先权，当年11月之后，再没有新的B-29飞到印度或者中国。1945年1月，“马特洪山”计划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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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看这场在中国走的弯路时，李梅总结道：“这没起作用。没人能让它起作用。它的后勤基础完全不行……这种作战方式只是个幻想，就像是来自《绿野仙踪》里的奥兹国那样。”[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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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马里亚纳群岛面临的困难同样令人生畏。燃油和补给物资当然可以从海路运来，但这条海上生命线格外漫长——从旧金山湾开过来要航行5 800英里——B-29机队还不得不和其他数百支盟军部队争夺有限的船运和其他资源。满载的轰炸机将要从那些尚未开工建设的基地起飞，而在那些岛上，敌人的残余部队仍然在山区坚持战斗。从塞班、提尼安抑或（尤其是）关岛出发，日本的目标基本都在B-29极限作战半径的边缘。经验相对不足的机组将要飞越超过3 000英里没有任何指示物的洋面，一部分还要在夜间飞行，往来全程会持续15小时甚至更久。世界上没有一种战斗机拥有足以执行这种任务的航程，盟军在更接近日本的地方也没有别的机场可用：因此，B-29的所有任务都是没有护航的。尽管被称为“超级堡垒”，这种飞机的结构其实相当轻（这是出于节约重量的目的），而且在空中时被弹面非常大。美国陆军航空队的有些计划制订者已经提出警告，美军飞机在日本上空的损失可能高到无法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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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诺德点名要求“负鼠”汉塞尔担任第21轰炸机司令部的首任司令。汉塞尔原先是阿诺德在华盛顿的作战计划部门的一个处长，表现出色，最近又当过第20航空队参谋长。（当汉塞尔夫人被问及其夫君“负鼠”的绰号来由时，她说因为他长得像。从照片上看，她说得还蛮有道理。）和大部分美国陆军航空队一线指挥官一样，汉塞尔不算太老（41岁），本人也是个飞行老手。他坐在座舱左边的机长座位上，亲自驾驶第一架B-29飞到了塞班。他的飞机被称为“约尔廷的约西号”，从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附近）的马瑟机场出发，经由檀香山、夸贾林三级跳，于1944年10月12日在塞班岛的伊斯利机场降落。成群的地勤人员拥挤在跑道旁，他们大部分人从未亲眼见过“超级堡垒”。一名目击者回忆道，当“约尔廷的约西号”飞过来时，“欢声雷动，所有人都放下了手上的工作，目不转睛地看着飞机飞过去……所有人都兴奋地手舞足蹈”。[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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