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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第21轰炸机司令部的B-29机群来说，1945年1月是整个战争中最要人命的一个月。飞行员和机组人员用“刺激”来形容日军战斗机的拦截作战。敌机向他们发动迎面攻击，侧面掠袭，炮口喷吐着火舌，对“超级堡垒”的.50口径机枪塔似乎不屑一顾。日军飞行员如果无法用枪炮击落一架B-29，有时他们就会转而采取自杀性的撞击。约翰·恰尔迪在一架B-29的机身侧面气泡形窗口处操作一挺.50机枪，他击落过几架试图攻击他B-29的日军战斗机。他目睹了自己中队的许多友机被击落。“那时我们和另一架飞机并排飞行，那架飞机被击中了，开始下坠。我看到了它最顶上大型气泡窗口里‘理发椅子’上的炮手，他就在我们的旁边，看得清清楚楚。他向我们挥手告别。但你什么都做不了。你根本够不着他。这当然会让你大受震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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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堡垒”只要主要控制翼面没有被打掉，至少还有两台引擎能工作，就有机会返回基地。但是当一架受伤的“超级堡垒”踏上漫长的返程之时，太平洋的巨大空间便开始施展它的淫威。在硫黄岛落入美军手里之前，日本海岸外1 400英里的范围内没有安全的跑道可供“超级堡垒”降落。缺乏经验的机组人员会在浓云上、黑暗中发生导航错误，因而不得不耗费更多燃油才能返回正确航线。几乎每次任务中都会有B-29坠海，或者是机组人员通过无线电报告说他们正准备控制飞机在水上迫降，但是能够被救回来的逃生机组比例很低。在巨大的蓝色海洋上搜索一个小小的橡胶救生筏，这无异于海底捞针，尤其是在天气不完全晴好的时候。执行海空搜救任务的海军水上飞机航程和续航时间都不足，无法全面搜索距离基地如此遥远的水域。日本南边有救生潜艇，但除非飞机能在晴朗天气下迫降至指定坐标位置，否则潜艇找到被击落机组的机会也很渺茫。受伤的“超级堡垒”纵使历经九九八十一难回到马里亚纳群岛，它也可能坠毁在跑道上，摔成几块，燃起大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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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月，平均每次轰炸日本的任务都会有四五架B-29无法返航，平均损失率为5.7%。被打得最惨的中队遭到了堪称灾难性的损失。第873轰炸中队的17架B-29损失了10架，被击落的99名机组人员中有80人死亡。美国陆军航空队当时规定飞行人员要执行35次作战任务。但官兵们自己会算这笔账。如果每次任务的损失率高达5%，那么他们平均可以活过不超过20次任务。更糟糕的是，B-29的训练体系尚不足以训练出数量足以保障例行人员轮换的新机组，这就意味着他们飞行35次可能还不够。如果损失率无法下降，那么所有B-29的飞行员和机组人员就可以认为自己会一直飞到死了。“我们都在撞大运，”恰尔迪说，“有一定数量的飞机肯定是要损失掉的。我们只能赌我们的飞机不在其中。”[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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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气愈加消沉。B-29的机组人员们为无法实现自己背负的巨大期望而忧心忡忡。轰炸准确率始终令人失望，这部分是因为日本冬季糟糕透顶的天气。他们的损失很惨重，而且看起来情况还会恶化。汉塞尔告诉他在华盛顿的上级，飞行人员们压力太大了，航空部队指挥官和医生都报告出现了飞行疲劳症的症状。一名B-29飞行员对战争通讯员说：“我们认为这是值得的，我们必须相信这一点。但代价也很高昂。我们失去了很多好伙伴，尤其是像大队长和中队长这样的关键人员。”[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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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执行任务的间隙，飞行人员们几乎无所事事。许多人就这么躺在帆布折叠床上睡觉，或是盯着他们匡西特板棚房天花板上的弧形钢架。在不执行任务的时候，他们都睡饱了觉，他们也确实需要好好休息。即便对于这些身体条件处于巅峰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在往返日本的战斗飞行中所消耗的精力也需要四五天才能补上。在任务前的夜晚，许多人完全睡不着。他们躺在那里，忧心地想自己第二天能不能活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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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45年1月，美国陆军航空队的计划制订者和分析人员对于继续对日昼间精确轰炸的疑虑与日俱增。在对日本航空制造业目标发动了超过10次轰炸之后，只有名古屋的三菱工厂遭到了严重破坏，而且其中还有12月地震的部分功劳。对中岛、立川和川西生产中心的轰炸收效甚微。位于东京武藏野的一座中岛发动机工厂已经被汉塞尔的B-29机群造访了5次，但仍大部完好。“福将”阿诺德和他的司令部计划人员想要在轰炸机挂载的标准高爆“铁炸弹”中混入一些燃烧弹。有些人还提出了更加激进的战术变革，想要向日本城市发动全面的火攻——把整个城市烧成灰烬，而不再区分具体目标。这样的任务能在夜间进行，日军战斗机的威胁也会随之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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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塞尔反对转为火攻，他坚持认为精确轰炸战术仍然可以在实战中改良：“我确信这一点。”[8]他觉得现在需要的只是一些耐心。磨炼技术、建造机场和支援设施，以及从美国本土搞来更多的B-29和飞行人员，这些都需要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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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缅印战场，第20轰炸机司令部业已解散，不再发起行动。此前位于中国和印度的所有B-29轰炸机都要被调往马里亚纳群岛，第20轰炸机司令部的总指挥也接到命令，要把司令部搬迁到关岛。寇蒂斯·李梅少将先前在欧洲战区时是汉塞尔的下属，但随后晋升了上来，此时已经是汉塞尔的上级了。阿诺德决定让李梅直接负责指挥第21轰炸机司令部，汉塞尔则要担任李梅的副指挥。汉塞尔本是阿诺德的红人之一，这位美国陆军航空队总司令做出这一决定也属忍痛，并强调自己并未失去对汉塞尔的信心。只是由于战术调整已是大势所趋，而汉塞尔显然不愿转向大规模火攻战术，因此不得不撤销他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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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望的汉塞尔只好收起他的骄傲，表示说自己对李梅充满信心，但他也婉拒了留下来担任二把手的任命，觉得李梅“并不需要一个副手来掣肘……我自己也不乐意当个傀儡”。[9]随后汉塞尔飞回美国，接管了B-29的训练工作。李梅首先飞到印度的克勒格布尔交出他在中缅印战区的职务，随后在1月18日回到关岛承担起新组建的第20航空队的指挥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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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老百姓对这些B-29十分好奇、着迷，甚至是仰慕。无论何时，只要这些遥远的银色十字形飞机出现在头顶上，他们就会涌到街上，伸长了脖子盯着天空。“刚刚开始轰炸的时候，我们都有一种惊喜和好奇的感觉，”东京一名记者写道，“甚至有一点冒险感，还有一点得意，因为虽然只是平民，但我们一样可以分担战争的危险。”[10]警察和民防长官向围观人群大呼小叫，但是许多人还是过于激动，不愿退回防空洞。他们想要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些什么。或许有些讽刺的是，老百姓都在讨论这些“可敬的访客”，甚至把“超级堡垒”称为“B桑”（“B先生”）。东京有个人用望远镜观察了一支“壮观的”B-29编队，然后向邻居的孩子们讲述它们的设计细节和作战细节，让孩子们赞叹不已。[11]后来成为小说家的竹山道雄这样描述在1月的一天傍晚飞临首都上空的一支“超级堡垒”编队：“它们通体闪着紫色的光芒，从云中飘然而出，排成常见的队形，太漂亮了。在冬天，它们的后面拖着尾迹，如同水母拖着透明的白色触须。”[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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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空袭给日本政府的宣传部门带来了大难题。千百万人目睹轰炸机的到来，瞒是瞒不住了。新闻报道便只好在两个相互矛盾的目标间左右挣扎——既要蔑视空袭，说它们徒劳无功，又要激发民众的怒气。于是报纸一方面对轰炸机带来的损伤轻描淡写，一方面又夸大了日军高射炮和战斗机击落的轰炸机数量。“B-29的送葬之路”，1945年1月1日《朝日新闻》的头版大标题如此写道。报道说自从五个星期前美军开始空袭关东地区以来，已有550架这种大型轰炸机化为火焰坠落了下来。[13]（截至此时的实际击落数还不到50。）空袭带来的损失常常被形容为“轻微”，但是却没有更详细的报道。新闻中还常常确认皇宫没有被击中，天皇和皇后安然无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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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一些报道则旨在刺激民众，激起他们复仇的欲望，并促使他们更加努力地为战争而劳动。《每日新闻》的一篇文章写道：“只有炸弹落在东京正中央才能惊醒日本人。”[14]还有报道说美军轰炸机瞄准的是医院和学校。1945年1月14日，B-29扔下的一枚高爆弹落在伊势丰受神宫附近，这是日本神道教最受崇敬的神殿之一。神宫并非轰炸目标，也没有受损，但是《朝日新闻》还是暴怒地指责“敌人残暴的野蛮行径”和“真正的恶魔本性”。一篇新闻头条叫嚣道：“诅咒你们！从现在起，等着瞧！”[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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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差不多三年前的杜立德空袭以来，东京的老百姓第一次有机会看到新闻报道和他们亲眼所见的事实有何差别。从火车和公交车的窗户向外看，他们能看见倒塌的住宅和建筑，以及燃烧的废墟。其间满是各种瓷器、衣服和榻榻米的垫子。人们仔细检查废墟，挖出他们的床铺、鞋子和锅碗瓢盆。难民们把他们仅剩的所有家当挑在肩上，或者向邻居兜售：火盆、书、篮子、褥子，还有蓝白相间的瓷罐。另一部分人则由于政府法令而无家可归，拆迁队为了留出城市防火通道而拆掉了整个街区。一名目击者回忆道：“那些被从家里赶出来的家庭三五成群站在路边，悲伤地看着苦力们把他们的家拆成碎片。”[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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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月27日，72架B-29由于浓云未能找到主要目标，于是将炸弹投在了东京市中心，炸弹落在了银座区周六逛街购物的人群中，几百人被炸死。在那些目睹了这场惨剧的市民中间，政府所谓的“战斗精神”引发了一阵冷嘲热讽。一个叫清泽冽的人在日记中评论道：“日本人的精神催生的想法是，在看见B-29时，他们可以用竹枪或者柔道去对付。”[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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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美国战略轰炸调查组对日本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士进行了广泛的访谈。其结果令战略轰炸调查组的分析家们得出结论：空袭是摧毁日本民众士气的“最重要原因”。这比其他任何因素都更有影响力——无论是海外的军事失利，还是本土的口粮标准降低——敌机在日本天空的出现，让普通老百姓开始怀疑自己究竟能否取胜，并且希望尽早结束战争。对日本城市的战略轰炸“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崩溃和精神崩溃，为日本在盟军登陆之前便投降做出了贡献”。[18]不仅如此，面临空袭时，日本人会更多责怪他们的领导人，而非敌人。“这个时候，日本的地理隔绝以及数百年来的文化隔绝成为不利因素了，”战略轰炸调查组的作者写道，“闭关锁国给日本领导人和人民带来的狭隘性，使他们觉得自己不会遭到攻击，其本土坚不可摧。而B-29则粗暴地把他们从安全的幻梦中唤醒了。”[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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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灭性的大火自古以来都是日本城市的心腹之患。其中最严重的一次是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及其后的火灾，这场灾难在东京和横滨摧毁了70万栋建筑，造成超过10万人死亡——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几年，破坏力接近那场地震的灾难还发生过几次。和日本的其他所有大城市一样，东京也极度易燃。商务楼和工厂周围密布着居民区。那些房屋都是用木头、纸板和薄石灰墙建成，屋顶上覆盖着草席。许多房屋还在用煤油灯和纸灯笼照明，人们在炭火盆上做饭。燃气通过埋藏深度浅且易受损伤的管道送到千家万户，供电也是通过低垂的电线。在这样的条件下，日本的消防队就显得人手不足，装备低劣了，他们还是在僵化的地方政府管理下出任务的。战争爆发后，最强壮和最年轻的消防员被抽走，消防队更是雪上加霜。1945年时，大部分仍然在岗的消防员都是老年人，他们的状态早已不在巅峰，其数量也远远不足以应对大规模的突发灾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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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B-29开始反复出现在日本上空时，当局便开始加倍关注民防了。市民们被要求发誓“遵守命令，抛开私念，防空时相互扶助”。[20]所有人都被要求随身携带防毒面具，遇到火星乱飞或碎物落下时，要用衣服裹住头脸以防受伤。每个家庭都必须准备一个装满沙子的铁桶，一架梯子，两把铲子，几桶水，拖把，还有湿毯子。社区会组织大家挖掘隐蔽壕沟，在后院里挖防空洞。检查和演习随时都会突然到来，哪怕是午夜。上野动物园的管理方要求把狮子、老虎和其他大型猛兽尽量无痛地杀死，以免它们在空袭摧毁笼子后跑到东京街上伤人。学生们会在操场上进行防空演习。小孩子们则跟着老师唱歌和打拍子来学习防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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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袭，空袭，空袭来啦！红的，红的，燃烧弹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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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跑，快跑，拿毯子和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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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袭，空袭，空袭来啦！黑的，黑的，炸弹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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捂住耳朵！闭上眼睛！[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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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演习和检查日益频繁而扰民，民众的反感也与日俱增。这时候许多人饭都吃不饱，如此例行民防措施只会徒耗人们的体力。一位筋疲力尽的女性说道：“拎着水桶往山上跑，对我来说是一种令人厌烦的愚蠢打仗方式。”[22]每隔三四个晚上，空袭警报就会把他们从床垫上拖出来，扔进阴冷潮湿的防空洞里。这些防空洞都是老百姓用铁锹和铲子自己挖的，狭窄而且简陋，常常没有灯，也没有地方坐。只要下雨，必定被淹。虚警过于稀松平常，于是当警报和木头梆子的声音响起时，人们只会用枕头盖住头，随它去。当空袭的威胁日益严重时，麻木和抵触反而愈加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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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末，日本政府开始采取措施，让非战斗人员和非关键岗位工人撤离城市。大规模的人员疏散可以部分化解空袭的危险，这同时也是缓解公共交通压力的一种手段，并且能够减轻从农村收集粮食的负担。这一行动起初只是公共服务部门发布消息，鼓励老人、儿童、孕妇以及身体虚弱的人——任何无法为战争直接做出贡献的人都可归入此类——搬到乡下的亲戚家住。根据日本内阁1943年12月一份官方声明的说法，“撤离的市民并非仅是从城市撤退和疏散”，而是“会为我们的战斗力做出有益的贡献”。[23]那些在军工厂或者其他与战争密切相关的岗位上工作的人则不允许离开，除非工厂整体搬迁，这种时候工人就将被迫和雇主、同事一同迁移。一列列特别“疏散列车”从东京开出来，里面满载着面色阴郁的市民，他们把所有能带的东西都带在身旁，其余所有家当则丢在了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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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3年初，儿童就开始根据自愿原则撤离城市，但是到1943年12月时，日本教育省还是开始向城市的学校和父母施压，要求他们把所有小学生送到乡下去。1944年6月30日，美军已经登上塞班岛，日本政府宣布他们已经从全国最大的12座城市强制疏散了35万名儿童。他们被安置在乡村的小旅馆里，会议厅里，庙里，以及被废弃的旅游景区里。[24]11月，B-29的空袭开始了，这时整所整所的学校在老师的监督下乘上喷绘着旭日旗的火车离开城市，孩子们的父母则在月台上挥手道别。到达目的地之后，孩子们会住进拥挤的宿舍，每天24小时在集体生活和工作安排中度过。分配给他们的口粮常常不够吃，孩子们也越来越消瘦，营养不良。一位随同他的学生们一起从东京来到长野的老师回忆道：“孩子们打开午饭饭盒的盖子，看见里面只装了一半时唉声叹气，真可怜。”[25]为补充饭食的不足，他们被派出去采集食物，其中许多都只是勉强能入口而已：蕨类植物的种子和根茎，没长熟的蒲公英，竹笋、蜂斗菜、柿子、卷耳、蒿草，还有水芹。他们会捕捉青蛙和蛇，把它们剥皮烤熟，还会在当地的小溪里捕捞淡水虾、鲤鱼和泥鳅。他们还吃蚂蚱、麻雀、蜗牛和油炒甲虫。根据日本厚生省报告，到战争结束时，这些疏散出来的儿童平均每天摄入的热量只有1 000卡路里，远低于最低饮食需求。[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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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每天的生活都是严格规定好的，包括课堂学习和几个小时的重体力劳动。学生们穿着军服，跟在老师后面列队行进。那些低“军衔”的孩子要向高级别的孩子敬礼，而所有人都会根据他们的表现、态度、个人担当以及是否听话而晋升或者降级。他们要参加为出征军人和“神风”队员举行的欢送仪式，给海外军人写信和寄送“慰问包”，以及迎接运送回国的战死军人骨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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