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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里要塞深处的日军第三十二军指挥地堡里，美军雨点般的炮弹和炸弹只不过是一种烦扰而已。爆炸声已经衰减大半，就像是在很远处一样，不会带来多大影响。但是地堡仍然在颤抖和摇晃，烟气有时也会从通风管飘进来，让所有人匆忙拿起防毒面具。4月29日，长勇将军召集参谋部和各师团长开会。长勇想要再发动一次反击，但规模要比4月12日半途而废的那次大上许多倍。和此前一样，八原大佐持另一派观点；他想要继续采取已经令美军失血三个星期的防御消耗战术。八原注意到敌人向首里的推进已经被控制在了每天前进100米的节奏上。让日军部队离开安全的工事，暴露在敌人炮兵、舰炮和航空兵强大的联合火力之下，是“鲁莽的，而且注定会失败”。[8]但是长勇夺回主动权的愿望却得到了各个师团长和前线指挥官的共鸣，他们认为八原的防御战术必然导致最终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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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取了所有下属的意见后，牛岛将军决定发动进攻。进攻时间计划在5月4日。最终下达的命令中要求各部“展示团结的力量。每个军人必须消灭至少一个美国鬼子”。[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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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攻战以整个战役中日军最猛烈的迫击炮和重炮射击开场，在最初三个小时内就消耗了1.3万发炮弹。突击小分队溜出洞穴，试图渗透到美军防线后方。日军第二十七战车联队也派出了他们的轻型和中型坦克，想要对美军第24军战线中央第7师和第77师的接合部附近发动进攻。日军两栖进攻部队也在那霸和与那原南面的海滩登船。起初，攻击进展令人振奋。第三十二联队夺占了前田村以东的一处高地，第二十二联队推进到翁长村以北的一处山岭，将两支美军机枪组赶出了阵地。美军第184团的三个连被包抄、孤立在他们称之为“烟囱悬崖”和“轮盘赌台”的两处岩石山顶上。然而到了中午，日军的冲击动能逐渐耗尽。美军的反炮兵火力和空袭摧毁了超过50门日军火炮，其余大部分火炮被拖回山洞隐蔽起来。有些日军坦克迷了路，被迫折返；其余则被美军火炮或飞机打瘫、摧毁。东西两侧的两栖反登陆均告失败，大部分登陆艇被摧毁，没有任何一支部队能够上岸，日军损失了500到800名官兵和几乎全部登陆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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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5月5日日终时，牛岛承认进攻失败，并令所有进攻部队“回归原位”。此战，日军损失了至少6 000名官兵，第二十七战车联队只剩下6辆中型坦克。日军炮兵大队也损失了众多火炮，消耗了大量库存弹药。在首里要塞，牛岛遇到八原大佐时声泪俱下，说他是对的，并保证在冲绳岛的后续战役中坚持防御消耗战术。然而，如八原大佐所说：“5月4日惨败留下的深刻创伤，哪怕用神药也无法医治。”[10]日军从上到下顿时弥漫起了一股绝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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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4日，美军的两个师伤亡335人，5月5日又伤亡了379人。但是战线两侧的力量平衡却被打破了，美军立刻行动了起来，以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巴克纳尔将军告诉他的军长和师长们，他希望再花两个星期时间突破至首里。第1陆战团进攻了60高地，这是日军防线最西端的一处主要地块。5月6日至9日，双方展开了激战，山头易手两次，陆战队员们才最终巩固了对这个山头的占领。在他们的左边，第5陆战团以坦克和步兵协同杀入阿波茶镇（Awacha）以南的复杂地形。陆军第7师第184步兵团向我谢高地和圆锥形山发动了新一轮进攻，并在5月7日至8日取得了出人意料的迅速进展。在美军防线中部，第77师沿着5号公路推进，打垮了沿途日军在每个山头和山脊上的疯狂抵抗。到5月11日，美第10集团军已经控制了前田、高知、阿波茶一线，后方通往渡知具的补给线也已安全。然而首里要塞那令人生畏的高大堡垒仍然矗立在南方，想要拿下它，还需要更多艰苦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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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4日，东京的帝国大本营宣布，对冲绳外海盟军舰队的空袭已经击沉击伤敌舰326艘。其中“完全确定”击沉的包括6艘航空母舰、7艘战列舰、34艘巡洋舰、48艘驱逐舰，以及各种辅助船只。根据官方战报，真实的数字应该会更高——但是出于小心谨慎的考虑，以防忙中出错，未确认的战果暂未发布，以待“进一步确认”。[11]一周后，东京广播电台报道说，敌人带到冲绳来的1 400艘船已经损失了一半，其中400艘被击沉，人员伤亡不少于80万人！报道中称，这一可怕的损失已经令美军“堕入混乱与痛苦的深渊”。[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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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报道令东京先前吹过的那些牛皮相形见绌。宇垣的副司令横井俊之将军后来解释道，九州的航空兵指挥官受到来自下级的压力，这些下级想让指挥官们确认这些明显夸张的战果。当横井对一份这样的报告提出怀疑时，一名“神风”特攻队指挥官对他说：“若如此低估我们取得的战果，那我就没有理由要我的人去死。如果司令部不充分认可这些战绩，我就将切腹以示反对以及谢罪。”[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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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东京的指挥层看起来真的相信“神风”战术或许能打赢冲绳之战。日本海军军令部估计美军舰队已经处于“不稳定状态，现在的胜率是五五开”。[14]帝国大本营下令继续发动“菊水特攻”，以期将对手一击出局。时间是关键，自杀机部队必须赶在美军两栖舰队卸下大部分货物并退往乌利西或莱特岛之前发动进攻。补充飞机和飞行员将从本州岛源源不断南下，来到第五航空舰队位于九州的前进基地。[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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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鹿屋基地，神风队员们住在基地中最好的兵营里。他们的宿舍就在汩汩流过的小溪旁，小溪上游是青翠的竹林和长满野花的草地。在随时可能赴死的阴影中生活，他们会在这片田园美景中漫步。他们会写信，写诗。当地居民给他们送来礼物，包括清酒、烈酒，和在饥馑之中艰难节约出来的食物。村民们会送来鸡蛋、鸡、猪，甚至是牛，将其宰杀，供神风队员们在最后的日子里享用。当地勤皇队的年轻女孩子们负责为他们洗衣、做饭、整理家务。这些“勤皇少女”成了这些神风队员的情感寄托——看起来是很纯洁的那种——她们将队员们称为“哥哥”，自己则是“妹妹”。出击前，女孩子们会彻夜工作，给自杀机装饰上樱花，在座舱里放上布娃娃或者折纸人偶。她们会参加起飞线上的送行仪式，流着泪向出发的飞机挥舞樱树枝或太阳旗。她们会收集飞行员们剪下来的头发和指甲，附在感谢信里寄到他们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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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风”特攻队在初期从来不缺志愿者。但是到了1945年春，航空兵指挥官发现新来自杀机飞行员们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许多人都是在无法拒绝的环境下被“要求”志愿参加的。根据一名海军参谋军官的说法：“鼓励‘志愿参加’变成了一种压力，而不完全是自愿，可以想见，环境上的这种变化会导致所涉人员态度的变化。”他还补充说，许多新来者“显然是被环境所扰［而做出的决定］”。[16]在水户市的陆军训练基地里，有一整个班的飞行学员被指挥官要求志愿执行自杀任务。“我都不记得要我向前迈一步，”一名学员后来说，“就像是一股狂风从队列后方呼啸而来，把每个人都向前吹了一步，那简直是完全整齐的一步走。”[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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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时的神风队员中大约有一半是从各个年级的大学生中拉来的。许多人都具有开放式的思维，接受过国外思想的影响，包括西方哲学和文学的影响。这令他们在军队训练营中很不招军官和士官们待见。许多年轻学员被单独拎出来特别对待，包括毒打——这令他们对军官，以及对把控着国家命运的独裁政府充满鄙视和憎恨。从他们的日记和书信中看，这些未来的神风队员中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是自由主义者。有些人还十分仰慕美国的社会和政治治理模式。其他一些人则持有激进主义、乌托邦、和平主义，甚至马克思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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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林忠男（音）就是从京都大学被拉出来的。在他的文字中，林从不认可战争目标和帝国主义政府；他甚至认为日本的失败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应当的。但他仍然决意为国而死：“时局固然危殆。但于我，日本毁灭理所应当……历史的必然让我们的人民遭此危难。为了保卫这片我们所热爱的土地上的人民，我们挺身而出。”[18]林忠男死于战争结束前3个星期，时年2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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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佐木八郎来自东京帝国大学，他相信受资本主义荼毒的日本毫无指望，而即将到来的战败将会为革命带来机会。这位博学的年轻共产主义者在1945年4月14日冲绳外海的一次自杀任务中战死，时年22岁。他身后留下了一套规模庞大的个人藏书，涵盖历史、科学、哲学、经济，还有德语、英语、法语、俄语和拉丁语文学作品。[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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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一藏来自九州岛的福冈县，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他在最后一次出击时还带着一本《圣经》、一本克尔凯郭尔的《致死的疾病》和一张母亲的照片。“我会把您的照片放在胸前，”他在从鹿屋给母亲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我一定会击沉一艘敌舰。当您从广播中听到我们胜利击沉他们军舰时，请记住有一艘敌舰是我撞的。我心里很平静，我知道妈妈在看着我，为我祈祷。”[20]林少尉，22岁，死于1945年4月12日的“菊水二号”作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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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并不想去送死。随着战争的进行，或明或暗的反抗也越来越多。横井将军回忆说，队员们的态度“从待宰羔羊的绝望到公开挑战他们的上级军官，各种都有”。[21]在最后出击前一晚，神风队会组织狂欢酒宴，大家纵情畅饮清酒，还会打砸家具。一名目击者讲述了这样的一幕场景：“那地方变成了骚乱。有些人用军刀打破悬挂着的电灯泡。有些人搬起椅子砸破窗户，撕白色的桌布。空中回荡着军歌和咒骂的声音。有些人发狂怒吼，另一些人则大声哭泣。这是他们生命中的最后一晚。”[22]起飞后，有些桀骜不驯的飞行员会低空飞过他们上级军官的宿舍，像是要撞击或者扫射他们的样子。但只要他们接下来执行了使命，那这些违抗都是可以原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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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冲绳战役后期，“神风”机越来越多地掉头返回基地降落。飞行员们会报告说遭遇发动机故障，或者说是无法找到敌舰。其他一些人则在九州和冲绳之间某个小岛附近海面迫降，希望能逃到岸上撑到战争结束。有些飞行员会在计划出发前一晚溜过起飞线破坏飞机。他们可能只是打开油箱盖子，假装燃油不足，然后以此为借口返航。有一名飞行员（早稻田大学毕业生）在一连9次返回基地后，被行刑队枪决。另一次，一名“神风”飞行员驾驶飞机撞在鹿儿岛他家附近的一处铁路路基上，似乎是想要死得离家近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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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南部已到了鲜花盛开的时节。每天下午宇垣将军都会花几个小时到他鹿屋司令部周围的山上和乡间打野鸡。4月13日，他发现麦苗已经“很高了”，大树也“绿得生机勃勃”。[23]樱花已至全盛花期，当地老百姓也在空地上种下了土豆和蔬菜，将军很高兴看到这些新种下的庄稼茁壮成长。他看到麦苗已经“完全长起来了，麦穗全都如同枪尖一样指向天空，就像是要号召整个国家拿起武器”。[24]4月21日，春季捕猎季节结束，宇垣收起了他的捕猎执照和猎枪。他在日记中写道，自己并不指望能活到秋季捕猎季到来之时。[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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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州的各个机场几乎每天都会遭到B-29机群和美军舰载机的空袭。“地狱猫”和“海盗”从机场上低空飞过，扫射停放着的飞机和地面人员。“超级堡垒”则从高空投下成群的1 000磅高爆炸弹，落在跑道中央。有些炸弹会立刻爆炸，其他一些——装有延时引信——则会钻到沥青下面蛰伏起来。鹿屋机场的主跑道插满了标示尚未起爆的延时炸弹位置的小红旗。宇垣将军觉得它们“相当麻烦……它们无法被当作哑弹立刻处理掉，有些炸弹的延时引信设置会长达72小时”。[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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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鹿儿岛湾的知览机场，勤皇少女们被派去修复跑道。她们把泥土和石子铲进弹坑，直到手掌磨出血泡，腰也伸不直。5月初的一天，空袭警报声打断了她们的工作，于是她们跑进了跑道旁边的堑壕里。一队F6F“地狱猫”从低空飞过机场，扫射停放的飞机和地面设施。“这些美国人飞得这么低，你可以看见他们粉红色的脸和蓝眼睛，以及方形白边的老大的护目镜，”鸟滨玲子说，“我们不愿承认，但我们确实佩服他们的自信，竟敢飞得这么低。我到现在都不确定他们到底是十分勇敢，还是只不过看不起我们，觉得没什么好怕的。”[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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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风”进攻日的早晨，地面人员、当地司令部参谋以及勤皇少女们都会参加在起飞线上举行的哀伤的送行仪式。飞行员们戴着白色围巾和旭日头带，被称赞是“神鹰一去不复返”。有些人为了这一刻已经把体毛全部刮掉。他们和部队指挥官最后一次共举酒杯一饮而尽，之后爬进已经被女孩子们打扫一净并装饰一新的座舱，启动发动机，滑行到跑道上。他们一架接一架地起飞，随后转向南面飞行两个小时，扑向冲绳外海的敌舰队。他们从九州南部的稻田、麦地和小山上低空飞过。“我们会跑出来，挥舞旗子或者只是挥手，”一名当地女人回忆道，“有一架飞机，可能是领队的，会低飞摇晃机翼向我们致意。我们大哭不止。我们知道这是最后一次看见他们。我们拼命挥手，直到他们消失，然后会为他们祈祷。”[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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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冲绳岛外海战舰上的盟军水兵们而言，白天黑夜都是在令人神经麻木的敌机来袭和虚假警报之间无限循环。只要“神风”来袭，刺耳的鸣笛警报就会响起，把所有人召唤到战位上。烟雾发生器会放出不透光的化学烟雾，5英寸高炮开始接连发出低沉的射击声（砰！砰！砰！），黑色的高炮烟团立刻布满了天空。当高炮以低射角开火时，炮弹对邻近的友舰也会造成不小的威胁。在整个冲绳战役期间，友舰高炮的误伤造成了多达几百人的伤亡。高射炮群没完没了的轰鸣令水兵们身心俱疲，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但是无论那些5英寸、40毫米、20毫米高炮的炮手打出多少炮弹，庆良间列岛的军火船上总是会有足够的炮弹等着他们去打——因此他们尽可以不停地开火，完全不用考虑节约。在渡知具滩头旁，高射炮火的密度令人难以置信。有一名目击者记得自己看到一艘战列舰夜间遭到空袭，舰上高炮射出炽烈的曳光弹，汇成一条连续不断的火的溪流：“我这一辈子从来没见过那么多的炮弹和曳光弹从一个地方射出来……它们组成了一个巨大的锥形，这个锥形还会四处移动。然后你就能看到一架飞机在锥形顶角处起火，掉下来，而锥形还在继续移动。这真壮观。”[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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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炸毁、烧焦、打成残废的舰船挤满了庆良间列岛的维修锚地，美国人将这里戏称为“破船湾”。“凯利”特纳早先关于夺占这片岛群的决定得到了完美的验证。如果舰队没能在距离冲绳如此之近的地方拿下这样一片受岛群保护的水域，许多受损船只将不得不自沉。但有了这个基地，修理船和浮船坞就足以处理一些小规模的维修，损伤更严重的舰船也可以在这里先行修补，再用自身动力开往乌利西甚至是珍珠港。从4月6日到6月22日，超过200艘盟军舰艇和支援船只被“神风”自杀机或常规轰炸机命中，或者被近失弹击伤——但只有36艘被击沉或自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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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的久拖不决令海军水兵们难堪重荷，但第5舰队的总司令仍然和往日一样坚韧而镇定。早在登陆部队踏上冲绳之前的3月31日，雷蒙德·斯普鲁恩斯就由于一架“神风”机的撞击而被赶出了他的第一艘旗舰，“印第安纳波利斯号”。他的第二艘旗舰，老式战列舰“新墨西哥号”在4月至5月间几乎每天都要和空袭搏斗。尽管如此，这位身材颀长，皮肤被晒成古铜色的四星上将却依旧军容严整。和往常一样，他每天都要在军舰艏楼上步行数个小时锻炼身体，即便“新墨西哥号”上的火炮彻夜轰鸣，他也一样睡得很香。第5舰队的航海医生戴维·威尔卡茨回忆过1945年4月底发生的一件事。当时斯普鲁恩斯将军和其他几个军官一起站在后甲板上，看到一群日军飞机从西北方扑来。有一架“神风”机单枪匹马向“新墨西哥号”发动大角度撞击。其他军官立刻躲进屋里寻找掩护，只有斯普鲁恩斯继续待在栏杆旁用望远镜看着冲过来的飞机，连腰都没弯一下。40mm高炮最终摧毁了那架自杀机，它“炸成几块掉进了海里，距离‘新墨西哥号’真的只有几英尺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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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卡茨医生壮着胆子过去批评总司令不该如此不必要地暴露自己。斯普鲁恩斯答道：“如果你是个好的长老会信徒，你就会知道，除非该轮到你死，否则不会有危险。”[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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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往日，外围雷达哨站上的驱逐舰和炮艇在战斗中的遭遇最为惨烈。在这样的“风口浪尖”上连续执勤三四天后，舰员们就会显示出极度疲劳的迹象。他们昼夜待在战位上，吃厨房做好送上来的三明治、煮熟的鸡蛋，喝咖啡。“压力几乎让人无法忍受，”一名步兵支援登陆艇的艇长回忆道，“我们身上又破又脏，散发着臭味，眼睛血红。舰上一团乱，到处都是空弹壳。我的脸上被燃烧的火药颗粒烧出了麻子，因为有一门厄利孔高炮就在距离我战位只有3码的地方开火。我们祈祷能有坏天气，这大概是唯一能放慢来袭日军飞机的事情了。”[31]另一艘炮艇上的一名水手写道，所有舰员都到了“崩溃边缘”。大家的精神都十分脆弱，舰上的战友们会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脸红脖子粗。当有人把一个大扳手丢在甲板上时，“我就像是被高压电打到了那样跳了起来”。[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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