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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麦克阿瑟回到麦克风旁说道：“现在，愿世界从此恢复和平，祈祷上帝永远保佑它。仪式到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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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麦克阿瑟和其他盟军高级将领回到哈尔西的舱室享用咖啡和桂皮卷时，重光外相和加濑俊一走上前去查看投降文件的日文版。他们发现一位签字代表，加拿大的L.穆尔·科斯格雷夫签错了行，后面三位盟国代表也都跟着科斯格雷夫向下签错了一行，这样他们的签名和印在签字栏上的名字就对不上了。重光和加濑查看文件时，萨瑟兰将军和其他几位美军军官围了过去。最后，萨瑟兰坐下来，拿起一支笔，把印上去的盟国代表名字划掉，在签错位置的名字下方重新写上正确的名字。萨瑟兰后来说，这么一改，这份文件就有瑕疵了，但是他觉得“终归没几个人会看到它，因为它很可能被埋藏在最机密的档案柜子里的最深处”。[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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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本人走下舷梯，来到等候在那里的摩托艇上时，南方传来飞机发动机的嗡嗡声。当嗡嗡声逐渐变成雷鸣般的轰响时，他们抬起头。100架B-29排成相等间距的队形，在云底之下，从他们头上低空隆隆飞过。接着又飞来一支450架舰载机组成的庞大机群，那是来自第38特混舰队的“地狱猫”和“海盗”。舰载机从东边飞来，航线与B-29机群垂直相交，然后继续飞过横滨和东京。舰载机的飞行高度约为200英尺到400英尺，几乎就在桅顶高度，比“超级堡垒”飞得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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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分列式持续了整整三十分钟。低飞飞机发动机的声音太响了，“密苏里号”甲板上的人不得不提高音量才能让别人听见自己的话。“米克”卡尼称其为“一场精彩的表演，太过瘾了”，还说那大规模的空中分列式“肯定会让那些蠢蠢欲动的家伙止步不前”。[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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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军涌入了这个被打败的国家，指定了14个主要占领区，覆盖了从南方的九州岛到北方的北海道岛，包括所有城市和工业区，所有陆海军基地，所有重要的战略性水道和沿岸港口。在大部分占领区，都会由前锋先行空运抵达，占领一处能够稳定起降货运飞机的机场，再和附近的港口建立联系，这样补给物资和增援部队就能从海路过来。“密苏里号”举行投降仪式三天后，第1骑兵师和第11军的重装甲前进巡逻队开进了东京，占领了主要道路和桥梁，准备迎接9月8日占领军主力的到来。到1945年9月底，美国第8集团军已有总共232 379人进入日本中部和北部，包括整个大东京地区和关东平原，同时美国第6集团军也开始向本州岛南部余下的大阪—京都—神户地区和四国岛进行空运。第6集团军的司令部在大阪湾入口处的和歌山上岸，两天后在京都正式投入运作。第2陆战师和第5陆战师分别在九州岛的佐世保和长崎登陆，随后在地面上推进，占领了日本南部这座大岛上所有的港口和城市。在对日占领的高峰期，进驻日本的盟军部队将超过70万人。[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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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偏远地区，占领军只有一点象征性的兵力，假使日军中那些不听话的极端分子决定一战，这些占领军很快就会被消灭。麦克阿瑟将军司令部提交的一份报告称，对日占领“虽然有备而来，但仍是一场军事大赌博”。[58]美国人赌天皇的意志和权威能够在精神上降住日本人，尤其是那些还没有放下武器的日军官兵。这场豪赌收获了奇效。在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里，从东向西，由南到北，甚至没人向盟国占领军开过一枪。从战争向和平的转变之突然、之彻底，令人猝不及防。就在三四个星期前，日本人还在准备用竹枪和菜刀迎战入侵者。现在他们却如同对待贵宾般对新来者报以鞠躬和笑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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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陆军中士理查德·伦纳德于9月11日在和歌山上岸。他的排是乘坐希金斯登陆艇突击上陆的。涉水上岸时，他们的枪都上了膛，但是手无寸铁的日本老百姓却带着热情的笑容欢迎了他们，小贩还向他们兜售小饰物和纪念品。来自巡洋舰“蒙彼利埃号”的水兵詹姆斯·费伊第二天在神户附近上岸，他和同一艘舰上的几名战友步行探索了这片区域。日本人好奇地看着他们，但是并无惧怕或敌对之意。一排挖甘薯的妇女被这些美国水兵奇怪的身高逗乐了——在她们眼里美国人太高了。“我们和她们一起笑了起来，”费伊在日记中写道，“每个人都很愉快。他们很友好。”[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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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领军和日本人都接到警告，互相不要走得太近。但是两边似乎都没几个人搭理这条禁令。一个年轻的日本男子邀请费伊和另一名水兵到自己家里做客，见见他的家人。费伊如此描述这一次拜访：“他们的家很漂亮。我看得出他们都是好人。一间屋子的一角放着一张漂亮的大桌子和一台收音机。他们的墙上还挂着裕仁天皇的画像。对他们而言，他就是神。离开时我们握了手，挥手道别。”作为经历了许多次海上恶战和“神风”攻击的老兵，费伊惊讶地发现这些普通日本人都那么诚实而勤奋，“和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的人别无二致”。[60]伦纳德中士对此表示赞同。在写给未婚妻的信中，他说“普通日本人也和你我一样不会去想‘统治世界’那样的事情。他只是普通的木偶，参加战争只是因为别人要他这么做，而且别人要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61]战争中，伦纳德恨透了日本人，恨他们所有人，但是现在，他发现这种感觉已如同半梦半醒时的梦境一般渐渐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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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来是个生性多疑之人，但是我应该去恨谁？我在火车启动前卖给一个男孩一包烟，他为了把烟钱交给我，追着我的火车窗户跑了50码，我能恨他吗？有个老者请我们到他家里共进晚餐，还把传家宝送给我们做纪念品，我能恨他吗？在大街上跑过来抱住我的孩子们，我能恨他们吗？难道恨那个有一天晚上绕了几英里远路送我回家的日本卡车司机？或者是那个跑过来把她唯一的布娃娃送给我做礼物的（大约4岁的）小女孩？我的答案是，我做不到。[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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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也是一样，发现大部分美国人天性良善而礼貌后，他们也长舒了一口气。那些要接收占领军第一批先头部队的社区原本都很害怕。老百姓仍然受到战时宣传的影响——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们知道海外的日本军队都干了些什么——觉得自己将会遭到虐待、劫掠、屠杀和强暴。[63]许多妇女和女孩子都逃到了遥远的山村。另一些女性则躲在屋里，藏起来，把自己打扮成男孩子，往脸上抹煤灰，把自己扮丑。有人甚至身携利刃，随时准备割脉自杀。当美军士兵第一次出现在东京以北的宫城县时，一群被疏散的小学生躲在自己的宿舍里，从窗户纸上的洞里向外看。他们觉得自己看到的不会是人类。“我们觉得，‘他们肯定长着角！’”有人回忆道，“我们都想象着会看到头上长着角的凶恶魔鬼。当然，我们失望了。他们根本没长角。”[64]有些小男孩跑了出去，然后兴高采烈地拿着巧克力棒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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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注意到了美国人的小善举。在电车里，美国人常常会把自己的座位让给孕妇和老人，这种习惯在日本还不太常见。他们发现美军军官和士兵们都更加随和，军官和士官们不会殴打下级。美国大兵们天生喜欢小孩子，小孩们很快发现向这些新来者要东西是个稳赚不赔的买卖。他们操着半生不熟的英语说：“Gibu me candy”（给我糖），或者“Gibu me chocolate”（给我巧克力）[65]。[66]一名日本妇女告诉美国战略轰炸调查组的一名调查员：“下雨时，美国的汽车会尽力避免把泥水溅到路人身上，我很感激。”[67]一个在东京的狭窄街道上拉车的人被一辆迎面开来的美军卡车堵住了。“他们把卡车停了下来，把我的小车抬到了卡车另一边，”这个人讲述道，“他们笑着和我说再见，然后走了。我泪流满面。是的，他们都是很好的人，不是吗？说来可笑，当我再次拉起车的时候，我感受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力量。”[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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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理所当然地觉得他们将会被要求供养占领军。在日军侵占的外国土地上，向被占区的老百姓征粮是标准做法。但是由于战争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加之预计占领军会来大吃特吃，大规模的饥荒看起来就要不可避免了。投降后，农业省和经济委员会的官员们发出警告，日本国内的粮食产量将远远无法满足即将到来的冬天的最低需要。但是8月18日，麦克阿瑟的司令部宣布，占领军将自行解决给养问题。[69]实际上，占领军还会常常拿出粮食来给当地百姓解危救难，其中许多都是出于善心的非官方行为或专门的慈善行为。在横须贺军港，日本投降后不久，美国人就给当地百姓送来了“20卡车的面粉、燕麦片、罐头食品和大米”，第二天，又有11辆装着“医疗物资、毯子、茶叶和其他东西”的卡车开了过来。[70]在东京南边的一座陆军兵营，铁丝网围栏上出现了几张饥饿的小脸。老规矩，士兵们把吃的拿给了这些小孩。消息不胫而走，更多的人跑了过来，到最后每天早晨都会有妇女和儿童在兵营大门口排成长队，士兵们则把罐装C型口粮装在粗麻袋里送出来，他们的指挥官则装作什么都没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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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京的一个社区，美国人向市民分发固体酒精，但是这种便携式烹煮罐的功能和用途却遭遇了语言障碍。拿到东西的人打开罐子，把这些燃料倒进嘴里，一阵恶心之后吐出来，说美国人想要毒死他们。这一说法很快不攻自破，有个认识一点英语的街坊发现罐子上原本就写着“poison”（有毒）。最后，一个日裔美籍妇女化解了误会。“他们看着我把火柴伸向罐子时都一脸敬畏！”她说，“这里燃料很紧缺，当人们知道怎么用固体酒精的时候，他们都很感激能得到它。”[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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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领军也不总是彬彬有礼，遵纪守法。深仇宿怨很难消退干净。占领军中的很多陆军和陆战队士兵都是参加过太平洋上残酷岛屿作战的老兵。有些人觉得以前的敌人表现出的善意十分古怪而且令人不安，因而拒绝信任。获救战俘的悲惨状况更激起了他们的愤怒。占领军军人在日本也犯下了不少罪行，包括抢劫、强奸和杀人。但是这些罪行却很难统计，因为占领当局不允许报纸报道这些事情，也未保留其内部军法审判的详情。（对日占领的史料对此很少予以关注，美国档案中也很难找到这方面的内容。）为了减少性犯罪，日本政府甚至建立了“特殊慰安设施协会”，招募了数以千计的下层社会女性到横须贺和其他基地附近的妓院里充当妓女。美国当局也认可了这种设施，甚至还允许军医去为这些女性检查身体（他们在夏威夷和其他地方也做过这种工作）。[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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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日本女人和占领军官兵出双入对，许多日本人都极为愤慨。他们把这些涂着亮红色口红，穿着尼龙丝袜和高跟鞋，常常和美国军人一同坐在吉普和卡车上的日本女孩称为“青楼女子”。在被占领之初那艰难困苦的几年里，她们吃得、过得显然比其他日本人都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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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艾克尔伯格将军说，他的第8集团军部队只遭到过一次“有组织的抵抗”。在位于横滨和东京之间的山田，一群联防队员不让未执勤的美军进入。两个美军还被绑起来揍了一顿。艾克尔伯格下令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于是“装甲车辆组成战斗队形，在山田的街上巡逻了几个小时”。肇事者也被抓起来扔进了监牢。[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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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事无论在占领军还是日本人眼里都被视为偶然而非常态。总的来说，日本人欣然接受了战败，而且尽可能从中获益。日本政府原有各部门都还在麦克阿瑟司令部的监督之下继续运转。日本军队也接受了占领军的管理，基本没有表现出什么敌意和怨恨。军官们心甘情愿地配合让自己的部队复员的工作，并销毁残余的飞机、弹药和枪炮。职业军人之间的关系也很融洽。日本海军的原为一大佐回忆说，当他在9月23日把九州岛的一处自杀快艇基地移交给一名美国海军上校时，“这名美国上校表现得更像是一个朋友，而不是征服者，这令我感到吃惊”。[74]例外情况很少，但也不是没有。同一天在近旁的长崎港，一艘日本海防舰的舰长“以粗暴和挑衅的态度”对待一支美国海军代表团。这件事被报上去之后，这名闹事者被逮捕，赶出了日本海军，这表明当局已经决意要加强双方的配合。[75]对日占领的初始阶段，一切都如此顺利，于是在“密苏里号”投降仪式之后不到一个月，麦克阿瑟将军便宣布盟国军队在日本的数量将于1946年7月下降至20万人。[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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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到他们过去的敌人良善而且值得尊敬之后，日本人在感到惊讶和轻松的同时，另一种感觉也油然而生。普通日本人突然开始意识到他们被自己的领导人骗得有多么彻底。战时的宣传言犹在耳——他们很难忘掉——但现在看来，那简直是愚不可及。《波茨坦公告》要求，“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威权及势力，必须永久剔除”，这个国家必须彻底清除“穷兵黩武主义”。[77]无论他们的战后政府制定什么样的政策，日本人民都会自己来满足这一条件。战时的那些军政府领导人遭到了广泛的鄙视。这种态度甚至在投降之前便已扩散开来，只不过畏于镇压而从未公开表达出来而已。现在，它们都浮出了水面——那是对战争以及把日本拖入战争的人的一种发自内心而源于本能的深刻憎恨。“我恨军人，”畑中繁雄说，他的想法很有代表性，“由于受到的教育不同，我觉得他们完全是另一个人种。军人们会在特殊场合穿上礼服，但脑子里充满幼稚的想法，思维简单。”[78]随着日军士兵从海外回来，许多普通老百姓第一次知道日本犯下了多么严重的战争罪行。一个年轻女孩无意中听到几个士兵冷漠地谈论着他们在中国犯下的罪行，笑嘻嘻地聊他们强奸过的女人的数量。她为自己原先支持战争的想法感到恐慌：“现在我受不了这样想了。”[79]正如寺崎英成的妻子格温观察的那样，“现在，他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仔细地审视自己，日本人不仅意识到了军国主义者是多么疯狂，也意识到自己曾经是多么无知才会信任这伙人。幻灭感令他们痛彻骨髓”。[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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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这场刚刚输掉的战争，日本领导人也为他们自己的愚蠢而哀叹。被人问及太平洋战争的转折点时，米内大将答道：“坦白地说，我觉得开战便是转折点。我从一开始就觉得毫无胜算……我至今仍然认为，鉴于当时的局势，我国的战争实力，那样的计划并不合适。”[81]1945年秋季，在接受美国战略轰炸调查组审讯时，许多日本领导人都表达了相似的观点。1941年12月，他们进攻美国和盟国的致命决定是基于一系列错误的假设而做出的。他们以为战争可以速胜，从而避免让美国的经济力量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持久消耗战。他们还以为纳粹德国在欧洲是不可战胜的，英国和苏联将在德国的铁蹄下臣服；以为连接日本和马来群岛石油产地的海运线能够免遭潜艇攻击和空袭；以为美国海军舰队主力将会闯入西太平洋，并在一场决定性的海战中被歼灭，让日本海军重现在1905年对马海战中取得的大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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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从小就被教育说他们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民族，有神圣天皇的指引，有千古诸神的庇佑，肩负着统治亚洲的神圣使命。由于对美国文化和民主的浅薄思维定式，日本人错估了对手的血性和勇气。他们觉得美国人不愿意在地球另一端打一场持久、血腥的战争。觉得自己的敌人被优越的生活变得软弱而颓废，毫无希望地沉迷于灯红酒绿。美国是个大杂烩，移民国家，缺乏凝聚力，没有高尚的追求，被种族、民族、阶级和意识形态的内斗拖累得虚弱无比。美国女人都有投票权，这样她们就会施加政治影响，抵制把她们的儿子和丈夫派到遥远的异国土地上去打仗。美国经济体量虽大，实力虽强，但若无法进行战争动员，那也没有意义，而且寡头资本家也不会愿意去改造他们原本利润丰厚的产业。袭击珍珠港就是为了打击美国民众的士气，面对如此灾难，资本家们的反应将会是迫使华盛顿求和。“我们以为我们能轻松搞定他们，”一名日本高级将领后来承认道，“一个如此深陷物质享受，一心追求欢愉的种族，在精神上是堕落的。”[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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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些假设都没错，日本就会打赢太平洋战争，或许今天已经是这一地区的霸主了。哪怕只有一部分假设正确，日本或许也不至于沦落到为了保持主权完整而痛苦挣扎的地步，甚至还可能保留一部分海外占领区。但结果我们都看到了，所有这些假设都在不同程度上犯了错误。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如米内大将和其他人参透的那样，太平洋战争的结局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日本的战败甚至在1941年12月便已可清楚预见。更糟的是，有些默许发动这场打不赢的战争的人，也在一开始就预见到甚至预言它会失败。这样看来，太平洋战争其实是东京政治失败的产物——这种灾难性的失败，是一个政府乃至一个国家历史中最糟糕的事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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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的明治时代，当日本武士阶级的精英第一次想要让他们封闭而落后的国家现代化和工业化时，他们就知道自己需要从国外进口原油和其他日本本土缺乏的自然资源。对外贸易满足了这种迫切的需要，尤其是和美国、英国、荷兰及其在亚洲的控制区与殖民地之间的贸易。1940年时的日本军国主义政府明明知道自己的这一基本经济环境，却还是选择和欧洲的两个法西斯国家德国和意大利结盟，它们不仅不是原油和其他原材料的主要出口国，而且还已经（或者即将）和向日本出口这些物资的国家开战，这对日本的国家利益是致命打击。换言之，东京选择了和自己的主要贸易伙伴为敌，却和对自己固有的物资短缺毫无益处的国家结盟，从而导致了完全可以预见的经济危机和能源危机。在原油和其他原材料进口被贸易封锁切断后，日本政府又错上加错，向在东南亚实力虚弱且没有做好战争准备，但潜在工业军事实力至少是日本十倍的国家（美国）发动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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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宪法为陆军和海军赋予了特权，将他们放在可以直接向天皇进言的位置上。另一方面，天皇则拥有指挥武装部队的广泛权力。但是到20世纪30年代，天皇的权力已经被诸多法律先例一再削弱。（如果有一个比裕仁更强势的人在位，或许能把国家之船带入安全水域，但我们对此只能是猜测。）两大军种不仅主导着自己的资金预算和政策，其霸权甚至还伸向了国家的民政事务。不得到陆军和海军的共同认可，便不能组建内阁，也不能任命首相，这种认可还能随时撤回，导致政府垮台。但日本却没有能够解决两大军种之间争议的机制，而且除非陆海两军观点一致，否则就什么事都做不了。核心权力层的决策被达成共识的需要所左右，而两大军种自己的利益都能得到满足时最容易达成共识。日本政府的这一特点在20世纪30年代时变得代价更为高昂，陆海两军的内部竞争变得愈加激烈，他们都想要在经费和关键原材料的争夺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这样，国家的主要外交政策和国防政策也受制于军种之间争夺预算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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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日本海军一直把美国当作他们制订计划时的“假想敌”——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真的想要找美国打一仗或是预计会与美国开战，而是因为这样对他们争夺预算有好处。海军制订“南进”攻取东印度群岛的战争计划，其主要原因是有这样一套计划才有理由建设一支大规模舰队。当1940年和1941年遭遇危机时，东京的海军将领们并不是真的想要在太平洋上开战，但他们却不能这么说，怕陆军会把对预算和原材料的控制权抢走。不过，大将们并不一定是海军中最重要的决策者。措施和决策开始越来越多地受到军令部或海军省中那些中层军官精英的摆布，而这些人鲁莽地想要把日本拖入战争。这些年轻的鹰派中佐和大佐会编造各种估算和统计结果来支持发动战争的提案，并迫使他们的上级对其信以为真。那些逻辑合理的反对意见则会被吼回去。当负责战争动员的海军少将警告说日本的造船能力十分有限，不足以支撑对美开战时，一名大佐哭求道：“这样的估算会让我们打不成仗的！”[83]不知何故，海军将领们无法承受那些不守规矩的惹事下级“近乎威胁的施压”。[84]他们被裹挟在了宿命论、一厢情愿和狂热好战交织而成的潮流之中。“许多人从最开始就知道，向盎格鲁-撒克逊人开战是非常不明智的，”战前最后一任驻美大使野村将军如是说，“但情势就这么发展了下去，他们身不由己地滑向了战争。”[85]福留繁将军后来觉得，决定开战的整个过程“十分奇怪”。他回忆道：“当我们面对面私聊的时候，我们［海军领导层］全都想要避免战争，但是当我们开会时，结论却总是一步步地指向战争。”[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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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对对美开战时，山本五十六大将总是反复向他的同僚强调这一点。他警告说，日本没有任何希望征服并控制美国，但美国征服并控制日本却是有可能的。作为一个赌徒，山本意识到此举的风险收益比是十分不划算的。1941年之前，日本在西方帝国主义面向全亚洲的鲸吞蚕食面前守住了自己的独立和政治自主权。而选择对美开战时，日本人却押上了这最宝贵的财富——独立和自主——去赌那可疑的未来收益，即征服和统治中国、东南亚和太平洋诸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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