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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京的一个社区，美国人向市民分发固体酒精，但是这种便携式烹煮罐的功能和用途却遭遇了语言障碍。拿到东西的人打开罐子，把这些燃料倒进嘴里，一阵恶心之后吐出来，说美国人想要毒死他们。这一说法很快不攻自破，有个认识一点英语的街坊发现罐子上原本就写着“poison”（有毒）。最后，一个日裔美籍妇女化解了误会。“他们看着我把火柴伸向罐子时都一脸敬畏！”她说，“这里燃料很紧缺，当人们知道怎么用固体酒精的时候，他们都很感激能得到它。”[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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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领军也不总是彬彬有礼，遵纪守法。深仇宿怨很难消退干净。占领军中的很多陆军和陆战队士兵都是参加过太平洋上残酷岛屿作战的老兵。有些人觉得以前的敌人表现出的善意十分古怪而且令人不安，因而拒绝信任。获救战俘的悲惨状况更激起了他们的愤怒。占领军军人在日本也犯下了不少罪行，包括抢劫、强奸和杀人。但是这些罪行却很难统计，因为占领当局不允许报纸报道这些事情，也未保留其内部军法审判的详情。（对日占领的史料对此很少予以关注，美国档案中也很难找到这方面的内容。）为了减少性犯罪，日本政府甚至建立了“特殊慰安设施协会”，招募了数以千计的下层社会女性到横须贺和其他基地附近的妓院里充当妓女。美国当局也认可了这种设施，甚至还允许军医去为这些女性检查身体（他们在夏威夷和其他地方也做过这种工作）。[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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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日本女人和占领军官兵出双入对，许多日本人都极为愤慨。他们把这些涂着亮红色口红，穿着尼龙丝袜和高跟鞋，常常和美国军人一同坐在吉普和卡车上的日本女孩称为“青楼女子”。在被占领之初那艰难困苦的几年里，她们吃得、过得显然比其他日本人都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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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艾克尔伯格将军说，他的第8集团军部队只遭到过一次“有组织的抵抗”。在位于横滨和东京之间的山田，一群联防队员不让未执勤的美军进入。两个美军还被绑起来揍了一顿。艾克尔伯格下令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于是“装甲车辆组成战斗队形，在山田的街上巡逻了几个小时”。肇事者也被抓起来扔进了监牢。[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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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事无论在占领军还是日本人眼里都被视为偶然而非常态。总的来说，日本人欣然接受了战败，而且尽可能从中获益。日本政府原有各部门都还在麦克阿瑟司令部的监督之下继续运转。日本军队也接受了占领军的管理，基本没有表现出什么敌意和怨恨。军官们心甘情愿地配合让自己的部队复员的工作，并销毁残余的飞机、弹药和枪炮。职业军人之间的关系也很融洽。日本海军的原为一大佐回忆说，当他在9月23日把九州岛的一处自杀快艇基地移交给一名美国海军上校时，“这名美国上校表现得更像是一个朋友，而不是征服者，这令我感到吃惊”。[74]例外情况很少，但也不是没有。同一天在近旁的长崎港，一艘日本海防舰的舰长“以粗暴和挑衅的态度”对待一支美国海军代表团。这件事被报上去之后，这名闹事者被逮捕，赶出了日本海军，这表明当局已经决意要加强双方的配合。[75]对日占领的初始阶段，一切都如此顺利，于是在“密苏里号”投降仪式之后不到一个月，麦克阿瑟将军便宣布盟国军队在日本的数量将于1946年7月下降至20万人。[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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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到他们过去的敌人良善而且值得尊敬之后，日本人在感到惊讶和轻松的同时，另一种感觉也油然而生。普通日本人突然开始意识到他们被自己的领导人骗得有多么彻底。战时的宣传言犹在耳——他们很难忘掉——但现在看来，那简直是愚不可及。《波茨坦公告》要求，“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威权及势力，必须永久剔除”，这个国家必须彻底清除“穷兵黩武主义”。[77]无论他们的战后政府制定什么样的政策，日本人民都会自己来满足这一条件。战时的那些军政府领导人遭到了广泛的鄙视。这种态度甚至在投降之前便已扩散开来，只不过畏于镇压而从未公开表达出来而已。现在，它们都浮出了水面——那是对战争以及把日本拖入战争的人的一种发自内心而源于本能的深刻憎恨。“我恨军人，”畑中繁雄说，他的想法很有代表性，“由于受到的教育不同，我觉得他们完全是另一个人种。军人们会在特殊场合穿上礼服，但脑子里充满幼稚的想法，思维简单。”[78]随着日军士兵从海外回来，许多普通老百姓第一次知道日本犯下了多么严重的战争罪行。一个年轻女孩无意中听到几个士兵冷漠地谈论着他们在中国犯下的罪行，笑嘻嘻地聊他们强奸过的女人的数量。她为自己原先支持战争的想法感到恐慌：“现在我受不了这样想了。”[79]正如寺崎英成的妻子格温观察的那样，“现在，他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仔细地审视自己，日本人不仅意识到了军国主义者是多么疯狂，也意识到自己曾经是多么无知才会信任这伙人。幻灭感令他们痛彻骨髓”。[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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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这场刚刚输掉的战争，日本领导人也为他们自己的愚蠢而哀叹。被人问及太平洋战争的转折点时，米内大将答道：“坦白地说，我觉得开战便是转折点。我从一开始就觉得毫无胜算……我至今仍然认为，鉴于当时的局势，我国的战争实力，那样的计划并不合适。”[81]1945年秋季，在接受美国战略轰炸调查组审讯时，许多日本领导人都表达了相似的观点。1941年12月，他们进攻美国和盟国的致命决定是基于一系列错误的假设而做出的。他们以为战争可以速胜，从而避免让美国的经济力量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持久消耗战。他们还以为纳粹德国在欧洲是不可战胜的，英国和苏联将在德国的铁蹄下臣服；以为连接日本和马来群岛石油产地的海运线能够免遭潜艇攻击和空袭；以为美国海军舰队主力将会闯入西太平洋，并在一场决定性的海战中被歼灭，让日本海军重现在1905年对马海战中取得的大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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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从小就被教育说他们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民族，有神圣天皇的指引，有千古诸神的庇佑，肩负着统治亚洲的神圣使命。由于对美国文化和民主的浅薄思维定式，日本人错估了对手的血性和勇气。他们觉得美国人不愿意在地球另一端打一场持久、血腥的战争。觉得自己的敌人被优越的生活变得软弱而颓废，毫无希望地沉迷于灯红酒绿。美国是个大杂烩，移民国家，缺乏凝聚力，没有高尚的追求，被种族、民族、阶级和意识形态的内斗拖累得虚弱无比。美国女人都有投票权，这样她们就会施加政治影响，抵制把她们的儿子和丈夫派到遥远的异国土地上去打仗。美国经济体量虽大，实力虽强，但若无法进行战争动员，那也没有意义，而且寡头资本家也不会愿意去改造他们原本利润丰厚的产业。袭击珍珠港就是为了打击美国民众的士气，面对如此灾难，资本家们的反应将会是迫使华盛顿求和。“我们以为我们能轻松搞定他们，”一名日本高级将领后来承认道，“一个如此深陷物质享受，一心追求欢愉的种族，在精神上是堕落的。”[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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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些假设都没错，日本就会打赢太平洋战争，或许今天已经是这一地区的霸主了。哪怕只有一部分假设正确，日本或许也不至于沦落到为了保持主权完整而痛苦挣扎的地步，甚至还可能保留一部分海外占领区。但结果我们都看到了，所有这些假设都在不同程度上犯了错误。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如米内大将和其他人参透的那样，太平洋战争的结局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日本的战败甚至在1941年12月便已可清楚预见。更糟的是，有些默许发动这场打不赢的战争的人，也在一开始就预见到甚至预言它会失败。这样看来，太平洋战争其实是东京政治失败的产物——这种灾难性的失败，是一个政府乃至一个国家历史中最糟糕的事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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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的明治时代，当日本武士阶级的精英第一次想要让他们封闭而落后的国家现代化和工业化时，他们就知道自己需要从国外进口原油和其他日本本土缺乏的自然资源。对外贸易满足了这种迫切的需要，尤其是和美国、英国、荷兰及其在亚洲的控制区与殖民地之间的贸易。1940年时的日本军国主义政府明明知道自己的这一基本经济环境，却还是选择和欧洲的两个法西斯国家德国和意大利结盟，它们不仅不是原油和其他原材料的主要出口国，而且还已经（或者即将）和向日本出口这些物资的国家开战，这对日本的国家利益是致命打击。换言之，东京选择了和自己的主要贸易伙伴为敌，却和对自己固有的物资短缺毫无益处的国家结盟，从而导致了完全可以预见的经济危机和能源危机。在原油和其他原材料进口被贸易封锁切断后，日本政府又错上加错，向在东南亚实力虚弱且没有做好战争准备，但潜在工业军事实力至少是日本十倍的国家（美国）发动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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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宪法为陆军和海军赋予了特权，将他们放在可以直接向天皇进言的位置上。另一方面，天皇则拥有指挥武装部队的广泛权力。但是到20世纪30年代，天皇的权力已经被诸多法律先例一再削弱。（如果有一个比裕仁更强势的人在位，或许能把国家之船带入安全水域，但我们对此只能是猜测。）两大军种不仅主导着自己的资金预算和政策，其霸权甚至还伸向了国家的民政事务。不得到陆军和海军的共同认可，便不能组建内阁，也不能任命首相，这种认可还能随时撤回，导致政府垮台。但日本却没有能够解决两大军种之间争议的机制，而且除非陆海两军观点一致，否则就什么事都做不了。核心权力层的决策被达成共识的需要所左右，而两大军种自己的利益都能得到满足时最容易达成共识。日本政府的这一特点在20世纪30年代时变得代价更为高昂，陆海两军的内部竞争变得愈加激烈，他们都想要在经费和关键原材料的争夺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这样，国家的主要外交政策和国防政策也受制于军种之间争夺预算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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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日本海军一直把美国当作他们制订计划时的“假想敌”——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真的想要找美国打一仗或是预计会与美国开战，而是因为这样对他们争夺预算有好处。海军制订“南进”攻取东印度群岛的战争计划，其主要原因是有这样一套计划才有理由建设一支大规模舰队。当1940年和1941年遭遇危机时，东京的海军将领们并不是真的想要在太平洋上开战，但他们却不能这么说，怕陆军会把对预算和原材料的控制权抢走。不过，大将们并不一定是海军中最重要的决策者。措施和决策开始越来越多地受到军令部或海军省中那些中层军官精英的摆布，而这些人鲁莽地想要把日本拖入战争。这些年轻的鹰派中佐和大佐会编造各种估算和统计结果来支持发动战争的提案，并迫使他们的上级对其信以为真。那些逻辑合理的反对意见则会被吼回去。当负责战争动员的海军少将警告说日本的造船能力十分有限，不足以支撑对美开战时，一名大佐哭求道：“这样的估算会让我们打不成仗的！”[83]不知何故，海军将领们无法承受那些不守规矩的惹事下级“近乎威胁的施压”。[84]他们被裹挟在了宿命论、一厢情愿和狂热好战交织而成的潮流之中。“许多人从最开始就知道，向盎格鲁-撒克逊人开战是非常不明智的，”战前最后一任驻美大使野村将军如是说，“但情势就这么发展了下去，他们身不由己地滑向了战争。”[85]福留繁将军后来觉得，决定开战的整个过程“十分奇怪”。他回忆道：“当我们面对面私聊的时候，我们［海军领导层］全都想要避免战争，但是当我们开会时，结论却总是一步步地指向战争。”[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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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对对美开战时，山本五十六大将总是反复向他的同僚强调这一点。他警告说，日本没有任何希望征服并控制美国，但美国征服并控制日本却是有可能的。作为一个赌徒，山本意识到此举的风险收益比是十分不划算的。1941年之前，日本在西方帝国主义面向全亚洲的鲸吞蚕食面前守住了自己的独立和政治自主权。而选择对美开战时，日本人却押上了这最宝贵的财富——独立和自主——去赌那可疑的未来收益，即征服和统治中国、东南亚和太平洋诸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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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以日本人的海空两栖闪击战拉开了序幕，他们突然袭击了珍珠港里的美国战列舰队，歼灭了菲律宾的美军航空兵和马来亚的英军航空兵，击沉了两艘在海上做足了战斗准备的英国战列舰，席卷了属于美国的威克岛和关岛，在爪哇海消灭了盟国舰队，将英国人赶出了中国香港和缅甸，将麦克阿瑟的部队围困在了巴丹半岛，在新加坡俘虏了7.5万英军，在澳大利亚的达尔文港投下了炸弹。这一连串辉煌胜利似乎佐证了把日本带入战争的那些假设，让反对者闭了嘴，却也让尽早通过外交手段结束战争失去了可能。日本人证明了自己是远比西方人原先想象中更强大的敌人，但是进攻之初的惊人胜利更多还是因为盟军在当地的力量弱于日军。在日本国内，这些早期胜利被大肆宣扬，但是随后战局在珊瑚海和中途岛的逆转却被小心掩盖了起来，公众无法得知，实际上除了军事高层圈子之外，其他人全都不知道这些事。在1942年的所罗门群岛战役中，日本的海军航空兵遭到了惨重打击而且再未真正恢复；舰船损失严重而且无法弥补，日本陆军也在瓜岛上丢掉了差不多3万人。日本海军的作战行动常常缺乏弹性而且可预测，美军也发现他们缺乏适应性并开始加以利用。许多一线军官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试图解决，但是僵硬的指挥习惯已经令日本海军深陷其中。三个世纪前，著名的日本兵法家宫本武藏就指出要善于应变，他称其为“山海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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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相易”的含义是，不要反复做同样的事。可一可二不可再三。对敌人使出招数时，如果第一次使用未奏效，那么再试几次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彻底改变你的战术，改弦易辙。如果还不奏效，那就继续想别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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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兵法讲究“敌如山则我如海，敌如海则我如山”。这需要深思熟虑。[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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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42年底，美国经济的工业—军事实力已经体现在了战场上。美军的南太平洋反攻从所罗门群岛开始，沿着岛链向西北方推进，在1944年2月越过了日军在当地最强大的堡垒拉包尔。据一名日本情报官估算，进攻盟军跳过了17座日占岛屿，将16万日军丢在了自己后方。没有一个被越过的岛屿上的守军能够完全撤回来，因此只能把他们留在岛上自生自灭，后面的战争中他们也就发挥不出作用了，其中大约1/4的人后来死于饥饿或热带疾病。[88]日本人对于这种越岛战略无计可施，对此恨之入骨，却不得不接受现实。而在北边同步展开的，沿着中太平洋的密克罗尼西亚群岛向西推进的另一路进攻则更具决定性。美国海军在马里亚纳海战（1944年6月19日至20日）中的胜利使日本航母航空兵遭遇不可逆转的彻底失败，而对塞班岛和关岛的占领则为新服役的B-29“超级堡垒”提供了足以打击东京和关东平原的机场。1944年6月至7月间的这些战局已经决定了日本最终的战略失败，而无论后续战役战况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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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太平洋战争是一场高手之间的棋局，那就不必下到最后。一旦胜负已定，任何一个高手都会觉得没必要再下下去了。一旦预见到他的“王”很快就会被吃掉，日方棋手就应该弃子认输，和对手握手言欢了。但这是战争，不是下棋，而且日本的情况使其直到败局已定的很长时间之后才有可能去议和。这样，在1945年8月棋局结束之前，还有150万日本军民如同牲口一般成为祭品。在战争最后一年死亡的这150万人，占从1937年到1945年日本在整个亚洲和太平洋战争中死亡总人数的近一半。[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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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便在这最后一年的战争中，日本军队仍然展现出了十足的勇气和胆量，时不时还会打出漂亮仗来。日本陆军已经基本不再向纪律严明、武器精良而且工事坚固的盟军部队发动代价高昂的大规模刺刀冲锋。尤其是在佩里硫、硫黄岛和冲绳岛上，日本陆军充分发扬了其天才的地下防御工事或曰“蜂巢阵地”的优势，大大抵消了美军在炮火和空中力量上的优势。日本海军也造出了一批新型战斗机，这些飞机在其残存的精锐王牌飞行员手中足以匹敌美军的“地狱猫”、“海盗”和“闪电”——只不过这种飞行员的数量已经不足以逆转战争大势。带着胜利者的洒脱，盟军航空专家还乐于承认日本川西公司设计和制造了世界上最好的水上侦察机。“神风”自杀攻击为日本所特有，也只有在那独特的文化背景下才会出现。但是从战术上说，这些自杀机更像是未来的武器，它让日本人得以提前用上了制导导弹，而此时任何其他参战国都还没有这种武器，也没有有效的办法来对付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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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败后，日本人筋疲力尽，厌倦了战争，幸存下来的人们对未来普遍充满忧虑。民众固然不用再担心政府来镇压自己了，但是另一方面，战后的生活和战时并无太大差别。没有人能够预见到后来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让日本骤然繁荣，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奇迹”。此时，腐败问题随处可见，陆海军军官会把大量军用物资偷出来，拿到黑市上去卖。当回国军人从各地港口涌入日本时，大批在1944年至1945年间离开城市的难民也掀起了回城潮——这样的难民大约有1 000万人，或者说每7个日本人中就有1个人——回流到被炸毁的城市。“我们每天的生活充满了艰辛和无法预知的危险，”竹山道雄在1945年秋季的日记中写道，“我们找不到方向。过一天算一天，挣多少吃多少，这成了我们生活的常态。”[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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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战争的记忆已经淡去，一种沉默和遗忘的文化在战后的日本扎下了根。1947年，一名日本记者称，1942年就如同30年前那般遥远。[91]在城市中，废墟被装在大车里拖走，灰烬上建起了新的高楼大厦，许多年轻人根本不知道他们所在的整个社区都曾被烧成平地。然而，家家户户都把小房间或者壁龛布置成了小祭台，家人们在这里怀念自己死去的丈夫、父亲或儿子。小祭台上摆放着照片和海外寄来的信件，烧着香，还有一个木质骨灰盒——如果他们能收到骨灰的话。但这些都是极为私密的行为。井上仁志表示，他不想去回忆那些可恨的陈年旧事。他无疑说出了许多和他一样的太平洋战争老兵的心声。当他从脑海中搜寻这些回忆时，井上更愿意自己一个人静静沉思。他觉得这些回忆不应该公之于众，不该成为集体共有的记忆，当然也不应该公开讨论或者在学校里教给学生：“我们谁能没有些不愿回忆的事情呢？或多或少都有吧。我们不想让别人来揭我们的旧伤疤。”[92]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次采访中，住在东京的一位老人说他一直在努力忘掉战争，但可怕的回忆还是会不时浮出脑海——当他在银座漫步时，“我看到某个地方后突然会想，‘轰炸时我就躲在这堵墙旁边’”。[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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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场战争，大部分日本人都只记得是日本遭遇了一场悲剧，却不记得是他们自己的国家蓄意发起了这场巨大的恶行。关于战争责任和自我反思的话题通常是禁止在公开场合谈论的。许多日本人觉得，战争罪的事情已经由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组织的东京审判、终战条约以及重组日本政权清算过了。战后的审判法庭已经对甲、乙、丙三级战犯定了罪，日本人便相信罪犯们已经受到了正义的惩罚，普罗大众也就不再有什么战争责任了。时至今日，当论及战争责任及其带来的灾难时，许多日本人仍然倾向于拿战后的审判来回应，强调官方行为、政府声明或者条约条款。在日本公众看来，这个国家的动机是好的，日本军队犯下的战争罪行固然可恶，但并不甚于其他国家的罪行，而且日本的战败是有价值的牺牲，因为它将亚洲从西方的殖民中解放出来。有些日本右翼分子仍然宣称日本是别无选择才发动战争的，是为了打破盟国的“包围”，事关国家存亡。1945年8月，当天皇的“玉音”通过广播传开时，整个国家突然做出了几乎令人难以接受的180°大转弯。那些曾经支持战时政府意识形态的艺术家、作家和学者把自己的旧作藏进了档案柜，或者付之一炬，一切重新开始。那些原本在课堂上宣扬极端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价值观的老师现在宣布：“从此往后是民主的时代了。”[94]老师会要求学生们打开课本，把会惹麻烦的书页撕掉或者用墨水涂掉。能在这些原本必须顶礼膜拜的教科书上乱涂乱画，这可是个新鲜事，许多小孩子都兴高采烈。[95]原本要拿去造飞机的杜拉铝（一种硬质铝合金）现在被批发到了黑市上，卖给工厂重新做成消费品。过去说铸剑为犁，现在是铸三菱零战为簸箕和锅碗瓢盆。[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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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占领期间，麦克阿瑟的诸多政策强化乃至激发了日本人普遍存在的遗忘症。按照最高指挥官的命令，日本公共部门未对战争历史遗迹做任何系统性的保留——没有纪念物，教科书里不提此事，也没有国家博物馆。把裕仁留在皇位上作为国家象征和尊崇对象（如果说不再是崇拜的话）的决定，带来了一种连续感。赦免天皇，看起来只是为了方便占领和在亚洲建立对抗苏联的堡垒所付出的一个小小的代价。批评天皇在战后的日本是被严格禁止的——被称为“菊禁”（chrysanthemum taboo，菊タブー）——日本的上层民意也认可他只是被军国主义者阴谋控制了的橡皮图章而已。他治下的日本年号继续被称为“昭和”，直至裕仁天皇1989年去世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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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距离马修·佩里准将的“黑船”开进东京湾，强迫不情愿的日本人向外部世界打开国门仅仅过去了92年。92年，不足一个世纪，长寿的人活过这么久也不稀奇。1945年，年纪最大的日本人还能记得自己儿时在德川幕府治下的生活，那时候统治国家的还是武士，他们身穿漆甲，用武士刀和长矛作战。在这段时间里，日本人经历了历史性的剧变。他们一往无前地实现了现代化和工业化，他们的陆海军成了在全世界都令人生畏的力量，并令一些原本领先的西方国家遭受了耻辱的失败。在狂热军国主义分子的统治下，他们出动大批军队和舰队，横行亚洲和太平洋，给整个区域带来苦难，使他们在邻国眼中变得可耻。噩梦以日本的彻底战败而告终。未来将会如何？躲在白头鹰的翼下，日本如何才能振兴？1945年时无人知道这一点，或许真正的答案还要再等92年才能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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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阿留申到新几内亚，从密克罗尼西亚的环礁到菲律宾的绿色丛林，在一处又一处遥远的太平洋岛屿上——所罗门、吉尔伯特、阿德默勒尔蒂、马绍尔、俾斯麦、帕劳、东印度、马里亚纳、琉球、小笠原群岛，以及火山列岛——登陆滩头都是一片狼藉。锈迹斑斑、满身弹孔的登陆车艇被丢在浅水中或半埋在沙地上，任由海水冲刷。往内陆走几步，在树林边上，断裂、熏黑、炸碎的棕榈树干倒在地上，如同火柴棍般散落一地。在被摧毁的火炮阵地和碉堡里，钢筋歪歪斜斜地扭曲着，上面耷拉着破碎的混凝土预制板。废弃的散兵坑和暗堡成了老鼠、蛇和蜥蜴的家园。军人们丢弃的杂物散落在灌木丛下，堆在沟底：有口粮罐，用过的纸箱，血浆瓶，弹药箱，背包，水壶，担架，铲子，各种各样你能想到的东西——其中有些会被清洁人员扫走，有些被当作纪念品捡走，有些被当地人拿走，还有一些则会被时光逐渐掩埋，就像古代的化石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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