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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65024 在天气炎热、草木繁茂的南太平洋岛群上，密林很快会宣示自己才是这里的主人。不到一年，藤蔓就会爬满那些锈迹斑斑的推土机、坦克、大炮。最终，绿色植物将彻底吞没这些战争遗迹。损毁飞机的残骸散落在被废弃的跑道旁——有斜倒在地的，有底朝天的，有机翼和尾翼被拆下来的，乱作一团，油漆和机徽在日光的照射下逐渐褪色。在众多潟湖和锚地中，人们能看到数百艘生了锈，漏了油，满身盐渍的船壳：有运输船、油轮、辅助船，以及设计时候就没打算用太久的移动干船坞，它们在二手市场上不值什么钱。这些废船中有些会被拖回去拆卖，废旧金属再利用；有些会被拖到大洋上自沉；其他的就这么遗弃在锚地里。马绍尔群岛的有些这种破船还被当作核武器试验的靶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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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65026 许多岛上都有军人墓地——长长几排整齐的白色十字架，间或还能看到大卫之星。有些十字架旁边的地上摆放着头盔或其他纪念物，充当标记。在那些大规模的战场上，死者送来得太多太快，掩埋组来不及处理，这样死者有时就会被集中埋进大公墓里，这是推土机草草挖出的长沟，只插着一个大墓碑，写着埋葬日期。战死者的“狗牌”都会被取下，而且——如果有可能的话——每个死者的位置会被记下来。大部分埋葬在太平洋战场上的美国陆军和陆战队军人后来都会依照他们直系亲属的意愿而迁葬到另一处最终的安息之地：要么是海外的某处永久性军人公墓，要么是美国国内的国家公墓，要么是死者家乡的私人墓地。在全世界的279 867名阵亡美军中，171 539人的家属要求将其遗骨迁回美国。[97]其余大部分也都进行了迁葬，至少迁葬了一次，有时是两次，迁移到国外的永久性大型墓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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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65028 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其他所有军事领域的行动一样，这些迁葬工作的规模也很大。这项工作交给了美国陆军军需办公室的墓地登记处（Graves Registration Service，缩写GRS），其在高峰时雇用了1.8万军民。挖开战场坟墓时，墓地登记处的工人们都戴着面具和覆盖到胳膊肘的厚重的橡胶手套或皮革手套。他们会使用锅铲式的大铲子，把遗体从土里铲出来，翻到打开的帆布裹尸袋里，然后拉上袋子的拉链，用绳子将其拖到地面上。人们发现这套做法最为高效，而且最能保证士气，因为这样可以让迁葬组的工人们“不会沾到腐肉和液化的遗骸”。[98]每天的工作结束后，人人都会把当天的衣服烧掉，第二天再换一套新制服。在冲绳，美军墓园非常大，标识工作也做得不好，因此常常需要打开多个墓园才能找到某一个人。根据墓地登记处的资料，有一次，他们“打开了84个墓地，只为了找一个不知道埋葬位置的人”。[99]如此，迁葬组的许多人都患上后来被称为“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综合征，也就不让人感到意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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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65030 据权威资料，美军在太平洋上的战死者总数为111 606人，包括31 157名美国海军官兵。其中大部分人都长眠于“戴维·琼斯的柜子”[100]里，迁葬组无法触及，永恒的蓝色大海就是他们的墓地。[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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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65032 活着的人自然一心想着回家，越快越好。他们的家人也一样盼着他们回来。在华盛顿，白宫大门外每天早上都有人示威，要求把自己的丈夫、儿子、父亲送回来。信件也如雪片般飞向国会。有些美国人想要立刻停止征兵——但是其他一些人，包括那些仍然穿着军装的人，则游说政府扩大和平时期的征兵规模，这样替换的部队就可以派往海外，让那些老兵尽快回家。[102]眼见战后的种种威胁——苏联、中国和朝鲜半岛的各种问题——正在东亚逐步显现，美国军队领导人提出警告，不要草率撤出亚洲，以防破坏这一区域的稳定。但是那些平民出身的陆海军士兵、陆战队员和飞行人员觉得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现在都急不可耐地想要回归自己的生活中去。正如太平洋上一名基层海军军官所言：“我们每一个人不仅应该立即回家，而且应该比其他人都更早回家，我们看不出有什么原因不准我们这样做。”[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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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65034 关于退伍的优先顺序，美军是有硬性规定的。那些“点数”最高的军人将被第一批运回去。“点数”是根据多个不同变量计算出来的，包括年龄、服役时间、海外服役时间、参战天数，以及所获荣誉的数量和类型。已婚军人会增加一些点数，如果是当了爸爸的，那么每个孩子也都会有一些点数。塞缪尔·海因斯写道，那是个“足够理想的体系，没人抱怨。我们只要算自己的分数，排出离开的顺序，然后等着就行了”。[104]但是这样一来，第一批回国的人不可避免地会是那些更年长、更富有经验的老兵，包括许多士官。他们的突然离开使得战斗部队在各个层级上都失去了领导核心和作战经验。野战部队和特混舰队指挥官不愿让他们最富经验的老将就这么走掉，因此想方设法钻空子把他们留下来。规则允许各地指挥官出于军事需要而对某些关键人员的退伍进行“冻结”。但这种冻结很不受欢迎，还在华盛顿引发了抗议。于是金上将开始采取措施，限制这种做法。1945年9月，他向所有海军舰船和基地发出了一份命令：“所有指挥官应当立即重新考虑所有达到退伍点数却基于‘军事需要’而被留下来的人的情况。如继续留用这些人，应当只基于对‘军事需要’一词字面意义上和现实意义上的解读。”[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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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65036 在太平洋上指挥一支航母特混大队的拉福德将军担心仓促的复员可能会给美国军队留下“一地鸡毛”，这一情况可能会被苏联所利用。在华盛顿，海军部长吉姆·福莱斯特警告杜鲁门总统，如果继续以这种不管不顾的速度复员军队，“那么陆军和海军都将没有足够受过训练的人员来维持其有效运行”。[106]乔治·C.马歇尔将军对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评论道：“这不叫复员，这叫溃散。”[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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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65038 即便是那些达到足够点数的人也没法确保很快回家。大部分官兵还不得不继续等候，有时要等几个星期，才能在东行的船上得到一张铺位。华盛顿原本预计在德国崩溃后，太平洋战争还将再持续9个月，而日本的突然投降令他们的复员计划变成一团乱麻。许多军队复员所需的船运资源都被投向了大西洋。虽有数百架道格拉斯C-54和C-47运输机在东京、关岛、冲绳、吕宋、夏威夷和加利福尼亚之间飞例行航班，但那些座位要留给将军们、战争通讯员、有关系的下级军官，以及重要的平民。在太平洋各处，中转兵营里挤满了无所事事的军人。在横须贺，一座飞机库里架设了800张吊床，人们排成长队领取被单、枕头和毯子。陆海军士兵、陆战队员和飞行人员就混住在这个又大又空旷的地方，直到命令下来让他们登船离开为止。在码头上，懊恼的人们即使没有接到命令，也想方设法要溜到一艘船上，有些人还成功了。据一名陆战队军官说，这种开小差的人大部分不会被追究，只是“随他们去”。[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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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65040 在大复员的一片混乱中，腐败也油然而生。查尔斯·麦坎德利斯是一名“海蜂”军官，在马尼拉，一名文书长对他说，还有100个人在等自己的复员文件，因此麦坎德利斯需要等待。“我问他，给他100美元行不行。他说，给150美元，第二天就能拿到命令，我可以次日上午再来。”于是麦坎德利斯付了贿款，拿到了需要的文件。当天晚些时候，他又向运输指挥部的一个人付了100美元，在一艘离开的船上得到了铺位。[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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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65042 在一项被称为“魔毯”的行动中，战争海运管理处匆忙改造了546艘自由轮和胜利轮，以接运回国的老兵。[110]污水横流的不透气货舱里架起了木质上下铺，最高能达到9层。那些回国的军舰，包括战列舰、航空母舰、坦克登陆舰，都被拿来充作临时运兵船。航空母舰把舰载机转移到岸上，在机库里装了上下铺。每艘回国的军舰都带上了人——有些装数百人，还有的则装数千人。旧金山是太平洋老兵回国时走得最多的港口，在那里，渡船拉响雾号，消防艇把水枪大角度射向天空，市民们从金门大桥的步行通道向下欢呼。在码头旁的栈道上，老兵们列队走下舷梯，迎接他们的或许会有一支铜管乐队，可能还有一群自愿前来、笑靥如花的海军同盟会女士端着咖啡和曲奇等在那里。这样的接待令所有人心存感激，但是那些家在落基山脉以东的人却发现自己又陷入了另一个困境：由于东向运力不足，他们还走不掉。兵营、航空基地、民用机场和火车站挤满了等候座位、无所事事的军人。美国海军警告军人家属不要前往加利福尼亚迎接他们返回的儿子或丈夫，因为“西海岸港口的住宿极度紧张”。[111]有人想要给东部的家里打电话，但是在1945年，打通这样一个横跨大陆的电话绝非易事，这需要投一大把硬币，还要和交换机操作员商议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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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65044 圣迭戈的中转兵营里气氛忧伤，一名陆战队员形容这就像是“打完了比赛的更衣室，输掉比赛的那种”。[112]人们要和一起生活、一起战斗了数年的战友告别。“道别时心中感慨万千，这大多并非伤感或激动，”陆战队员约翰·沃林格说，“‘1945年活着回家’，我们做到了，几乎难以相信。”[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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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65046 把这大批复员军人跨越整个美国运往东部，令铁路的客运能力难堪重负。过时的火车从旧车场里拖出来临时启用，包括那些烧煤的火车头和从旧西部时代遗留下来的古老的木质车厢。离开旧金山的军人会先搭乘南太平洋公司的一艘巨大的火车渡轮，跨过海湾来到奥克兰。在附近的奥克兰终点站，覆盖着国旗的棺材会被吊索从货轮上吊起，安放到美国陆军运输部队的“停尸房”铁路车厢上。[114]这些停尸车厢将被挂在一部分客运列车的后面，而这些客车将要送那些活着的老兵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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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65048 横跨美洲大陆的旅行漫长而艰辛。每一列火车都塞满了人，军人和百姓要么坐在过道的行李箱上，要么躺在头顶的行李架上。从旧金山到芝加哥，火车要走三天。一路上小孩哭闹个没完，灯光时明时暗，洗浴室污浊不堪。车厢里不透气，臭不可闻，而若是打开窗，一名水兵回忆道：“就会随风吹进来许多煤烟、煤灰、小石头和鸟毛。”[115]运兵专列配有炉子、厨具和食品，但是储备的食物常常会吃完而无补充，这时候人们只能饿着肚子。在沿途的火车站，他们会涌下车，伸伸胳膊拉拉腿，再买个热狗或者三明治垫垫肚子，但是只要他们走到月台上，就会有一名军官告诉他们，列车开动之前赶不回来的人，“都会被视为擅离职守，送上军事法庭”。[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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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65050 打赢战争回到祖国之后，这些老兵对军队当局越来越不耐烦了。在许多列车上，纪律开始崩溃。路易斯·奥金克罗斯是个海军上尉，未来当了小说家。他被安排负责一列从俄勒冈州波特兰开往纽约市的列车。这列火车被偷偷带上来很多酒。奥金克罗斯上尉坚持要在车厢里巡查，没收这些违禁品，直到他被几名士官长礼貌地警告，“如果再坚持搜查列车，那么我的脑袋被酒瓶砸开就只是时间问题了”。他明智地接受了他们的建议，纪律就交给他们去管了。在这趟跨越大陆的旅程的剩余时间里，奥金克罗斯一直待在自己的客舱里，读爱德华·吉本写的《罗马帝国衰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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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65052 列车来到美国东部后，许多老兵越发按捺不住回家的渴望。但是如果他们不先拿到正式的退伍许可，就会被判为擅离职守而面临最高军事法庭的审判。“每个人都想回家，”“乔克”克拉克将军写道，“我们的许多年轻人没有得到允许就走了。战争已经结束了，海军的规章没用了。”一名被控为逃兵的年轻水兵对克拉克说：“我想看我妈妈。”[117]为了避免逃兵现象过快蔓延，海军费了很大力气在体育馆和公共会堂建立了临时区域复员中心。有些水兵会被请求延长服役。所有人都在此被告知《退伍军人权利法案》或称《军人重新安置法》赋予他们的权利和好处。那些退伍的人都收到了证明文件和一张回家的火车票或汽车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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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65054 第一批回国老兵在1945年夏季就从欧洲回来了，等待他们的是欢迎演说、彩旗飘飘、铜管乐队和欢庆游行。在美国西海岸，第一批回国军人也受到了相似的热烈欢迎。但是大部分太平洋战争老兵回国时已是1945年秋季或1946年春，此时，热情已经散去。美国人民急于忘记战争，他们看到穿着军服的年轻人也再没有什么新鲜感了。那些控制住通货膨胀的战时管制措施正在民意和政治压力之下崩溃。工会要求涨工资，并在大部分基础产业发起了全国性的罢工，包括汽车业、炼钢业、煤炭业和铁路业。老兵们回到了一个蓬勃发展的经济环境中，而没有遇到预期中的战后经济萧条，这倒是个意外的惊喜。但是许多人发现自己很难回到工人大军中去。他们受不了工作场所的政治和内斗。工作看起来毫无意义而且无聊至极，没有他们在战争中熟悉的那种统一目标。他们找不到原来在前线部队中那种不可或缺的战友情谊。老兵们发现任何人都无法替代战争中形成的兄弟关系，即便是他们的妻子、父母、兄弟姐妹、好友和孩子也不行。如第1陆战师的列兵尤金·斯莱奇所说：“所有的美好生活和奢华消费，似乎都无法替代战斗中产生的友谊。”[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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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65056 许多年轻的老兵重新回到大学，或者参加职业训练课程，但是还有一些人会依靠政府根据《退伍军人权利法案》中的“52—20计划”发放的生活津贴来过日子。山姆大叔每周会给每个老兵发放20美元，发一年，以帮助他们在复员后过渡到正常的社会中。为了解老兵们的情况，这些人每周都必须前往失业保障处报到，说说他们找工作的进展。许多年轻老兵安于在“52—20俱乐部”里吃满一年补贴，他们在邻近的酒吧里靠打牌和掷色子消磨时光，“用尽一切办法来遗忘过去”。[119]第6陆战师的老兵乔治·尼兰每晚都和一帮老兵出去喝酒。有一天，他喝到早晨才回家，他的父亲，波士顿的一名消防员，拦住了他。“听好了，你小子，”老尼兰对小尼兰说，“你要么去工作，要么去上学，这里不许你再回来了。”[120]于是尼兰搬了出去，不久后就找到了一份工作。第6陆战师的另一个老兵比尔·皮尔斯买了一辆摩托车，骑着它和其他几个流浪骑手一起环游全国。他的父母都责备他“游手好闲了一年”，但皮尔斯最后还是靠政府的资助回到了学校。他觉得这是“陆战队战士的又一次可怕经历，坐在那里学习英文、诗歌、商业、数学……我快要疯了”。[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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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65058 幽默作家鲍勃·约德尔发现女人们已经习惯自己讨生活，自己照顾自己了；她们已经学会了一些技能，能够养活自己了，这很可能会颠覆两性之间的关系。看到一群女性技工在一辆汽车上工作，约德尔说：“问题的关键在于，她们学到的汽车结构知识已经超过了她们丈夫佯称了解的程度。”他开玩笑说：“留给男人们的或许只剩下一些轻微的脑力劳动了。成年男性会勇敢面对这种前景的。反正我们太帅了，不需要工作。”[122]玩笑归玩笑，困境却真实存在，许多夫妇在战后都认识到了这一点。谢莉·哈克特之前一个人生活，靠在一家滚珠轴承厂的生产线上工作来养活自己，她发现自己很难如丈夫期待的那样去适应家庭妇女的角色。“我记得怎样换汽车轮胎，也能自己照看汽车引擎，但他却要我回到家里，好像我是疯了才觉得自己会做这些事。”[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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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65060 政府资助的公共服务团体鼓励女人们放弃工作，把它们还给退伍回来的老兵。有些人便老老实实地离开了，因为她们愿意甚至急于回到传统的家庭角色中去。另一些人不愿意这么做，却被赶走或者降了级。社会团体和各种广告都在竭力描述完美而幸福的家庭生活，声称厨房里满是能节约时间的现代化工具，而机器可以毫无怨言、任劳任怨地承担起繁重乏味的家务劳动。当丈夫从前线回来，说要看杂志和电影时，妻子应该听话照办。家庭必须是他的港湾，必须是他说了算。“战争结束后，风尚大变，”弗兰基·库珀如是说，她原先在一家轧钢厂里当起重机操作员，“人们都觉得你应该有女人的样子。我们丢掉了工装裤和格子衬衫，戴起鸟羽头饰，穿上荷叶边衣服和高跟鞋。这都是杂志和报纸上宣传的，要让女人回到家里的‘正确位置’去。现在就回去，忘了你学会的东西，像个女人。回家，做你的面包，带你的孩子。忘了你曾将他们送进幼儿园，自己则穿起了长裤。”[124]戴莉·哈恩的丈夫是个陆军航空兵中士，她曾经为他们的战后生活幻想出一幅详尽的画面。大部分内容都是她从《好管家》杂志的文章里看来的。在她的幻想中，她和丈夫住在城郊一座有三间卧室的房子里，“我每天早晨7点起床，为丈夫做好早餐，而且在脑子里计划好当天的家务。11点半我会熨烫衣服，下午两点清扫厨房的地板，这天结束时，晚餐就会放在桌子上，而我将穿着晚礼服，拿着马提尼酒在门口迎接我的夫君”。但是哈恩嫁的并非《好管家》里描述的那种人。他更像是乡村音乐里唱的那种人。“我嫁了个醉鬼、赌棍，他还喜欢给我看他手帕上的口红印——那不是我的口红。于是我就想，如果没有合适的人，我怎样才能当那见鬼的美国主妇？”[125]当过起重机操作员的弗兰基·库珀在战争结束三年后离了婚。之后她离开了丈夫，回到了工作中，当起了小学老师。“我已经不再是嫁给他时的那个人了，”她解释说，“我意识到我成长了。我能自己照顾自己。我不再除了父亲家和丈夫家便无处可去了……如果我变回他娶我时的那个小女孩，我丈夫将会很高兴——一个恋家的小女人，只会待在农场里，厨房里，只会滤牛奶。但我不再是那个人了。三年里我一直试图变回去，但没用。后来我突然审视了自己，我说，不。不，你不必这么做。你不必回到你来的地方。”[126]正如无数社会历史学家发现的那样，第二次世界大战掀起了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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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65062 许多夫妻在1942年至1943年年轻男子即将登船远赴战场时仓促结了婚，他们并没有真正了解对方。再度团聚后，他们带着羞怯和忧惧审视着彼此。如果运气好，他们或许会发现两人刚好脾气相投，于是过上了长久而美满的生活。其他许多人则很快意识到自己错了，于是离了婚。后面这种情况导致离婚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1946年，每1 000人中就有4.3对男女离婚或取消婚约——这是到那时为止的最高纪录，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前都再未达到过。[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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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65064 对于“战斗神经官能症”或曰“战斗应激反应”的症状，医学界还没有开发出有效的治疗方式。医生们只能忧伤地承认，他们的医疗手册和医院都无法提供这种“精神外科手术”服务。而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强大压力也使得患者羞于谈论此种病症。许多老兵并不愿意承认他们需要帮助。一般来说，他们不会去谈论自己在战争中的所见和所为。他们也不知道折磨他们的到底是什么，有些人称其为“战争的魔鬼”。詹姆斯·科弗特如此评论他的哥哥：“他和他的朋友们有许多我作为十三岁少年无法理解的感觉。在那个年龄，我无法真正理解他在战争中的那种经历。”[128]许多老兵都受到持续而痛苦的焦虑感折磨，并饱受噩梦和失眠的困扰。他们竭力不让自己回想战斗中那些残忍的见闻和气味。但往事却总是突然浮现在眼前，无论是在梦乡抑或是清醒时，响声或亮光都会触发他们的回忆：东西掉在地上，汽车回火的声音，或者有飞机从头上飞过。痛苦的记忆如同装在时间包袱里一样，会突然闯入眼前的生活中。闪回的片段可能会让战斗中最可怕那一刻的景象和声音陡然再现，也可能会让难言的悲哀和伤痛猝然涌上心头，那来自丢下好友的悲恸，甚至是敌人所遭受的痛苦。他们会在凌晨时分忽然惊醒，心跳加速，衣衫被汗水浸透。退伍的水兵会抱怨说屋子太安静，无法入眠，他们已经习惯于舰船引擎那心跳般的低鸣。正如一名海军老兵所说：“太安静了，我没法睡觉。我听不见、感觉不到柴油电力机组的震颤。这怎么让人睡得着。”[129]他们还很难信任别人，即便待在好友或爱人的身旁，也会感到一种巨大而难以慰藉的孤独。他们有时会控制不住地颤抖和流泪，忍受着身体上的肌肉紧张，这种紧张有时还会变成持久性的肉体痛苦和疲惫。他们发现在面对复杂工作时很难集中精力。许多人还感到很难和其他人沟通，因而选择独处。他们会回避那些可能勾起可怕回忆的情景，常常无法忍受人群。许多人发觉自己很难规划未来，或者做出重要的决定。有些人变得和自己的妻子、家人格格不入，还有一些人产生了一种小孩子般的不健康的过度精神依赖。他们会突然失控，毫无节制地向妻子和孩子发脾气。他们感到没有意义和空虚，对未来抱有无法克服的绝望感，还无法找到快乐的感觉，即便是那些原先会令他们开心的事情也不行。有些人会想到自杀，还有些人真的这么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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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65066 玛乔丽·卡特赖特，那个在旧金山度过了战争岁月，等着她的水兵丈夫从海军回来的西弗吉尼亚女人，发现很难再和她嫁的年轻男人融洽相处了。“我的丈夫从海军回来后，就很难适应老百姓的生活了。他面对不了。参军时他和大部分男孩子一样，是个逍遥乐观的人，回来时却充满幻灭感，十分痛苦。医生说他经历了太多悲剧。”他在南太平洋瓜岛周围的几场海战中打过仗。他的军舰被击沉，舰上的许多战友都死了。卡特赖特回忆道：“他回家后会做可怕的噩梦。这令他在夜晚难以入睡。他说：‘每次闭上眼，都能看见我的兄弟们死在我周围。’他有过一次可怕的经历，当时他最好的朋友在他面前被打掉脑袋，倒在他胳膊上。”[130]他开始酗酒。“我丈夫无法控制他的感受，所以他呆坐着喝酒，忧虑不安。男人们之间当然会相互诉说他们的战争经历，但他觉得不能对我说，我理解不了，我也觉得我理解不了他，因为我没有他那种经历。”医生们想要把他送到专门的机构去，但他拒绝了。7年后，他们离婚了。“我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卡特赖特说，“和他在一起帮不了他，也改变不了他。我意识到我不得不为自己做些什么，因为我做什么都拯救不了我丈夫。”[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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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65068 大约有90万非裔美国人穿上了军装。回家时，他们充满了自信，期待着拥有完整的权利和公民待遇。但是对于其中许多人而言，脱下军装意味着要重回参军前那不牢靠的地位中。在有拥军传统的美国南方，参过军的黑人对种族压迫制度形成了格外明显的挑战。和所有士兵一样，他们受过训练，站姿笔挺，昂首挺胸，姿势和仪态就如同在阅兵场上一样。许多人都受过近身格斗和操作武器的高级训练。他们毕竟是男人，但是现在他们回到了一个自己会被其他成年人称为“孩子”的地方，在那里，昂着头的黑人会被说成是“傲慢”。在美国南方的某些乡村地区，私刑和其他非法暴力行为还很普遍，其针对的正是那些曾经穿着军装为国效力的黑人。在1945年至1946年几次臭名昭著的事件中，白人暴徒或警官会绑架、殴打、鞭打甚至杀害那些黑人老兵，按亚拉巴马州某人的说法，这些人“不许盼望或要求对他们出国之前的状况做任何改变”。[132]即便是在表面上更加开明的美国北方，黑人老兵也普遍没有获得《退伍军人权利法案》保障的全部权益。主流的大学不愿意接纳他们，至少不愿接纳太多，而原有的黑人大学的扩建速度也无法满足突然暴增的入学申请。支出给黑人老兵的住房贷款也少得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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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65070 对所有这些人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民权运动的催化剂。战争及由此而来的经济机会令美国南方的人大批涌向北方、中西部和西海岸。在所有地区，黑人都在向城市搬迁——把耕地交给了机械化农业，自己则进城寻找高薪工作——这样，在仅仅一代人的时间里，非裔美国人的人口分布就从农村为主转变为城市为主。到1945年，黑人占据了军工业全部工作岗位的8%，这一比例与黑人在美国总人口中的占比已经很接近了。战争中有70万非裔美国人仍然留在南方，战后，他们还会继续外流。在整个20世纪40年代，有约33.9万黑人迁移到这个国家的西半部。洛杉矶和奥克兰这样的地方都建起了大型的非裔美国人聚居区。西比尔·路易斯从她的老家俄克拉何马州的萨帕尔帕搬迁到洛杉矶，在道格拉斯飞机工厂里当铆工。她回忆道：“要不是因为战争，我想黑人不会得到他们现在的地位。战争和国防工作让黑人有机会去做他们此前从未做过的事情。他们挣到了更多的钱，过上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期望值也变了。钱会让人产生这种改变。你能感觉到他们不再满足于原来的生活方式了。”[133]如果没有打仗，路易斯觉得她会在俄克拉何马乡下当个小学老师，“但是战争带来的影响改变了我的生活，让我有机会离开我的小镇，发现还有别的生活方式”。[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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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65072 由于达不到退伍所需要的点数，数十万美国年轻人被困在了太平洋上。许多人要在热带的骄阳下度过他们的一连第三个或者第四个圣诞节了。这年12月，宾·克罗斯比的民谣《我要回家过圣诞》在军队广播服务处里无限循环——但是此时，歌中忧郁的歌词比往常更像是在讽刺他们的困境：“如果是在梦里该多好。”现在没有那么多义务要承担了，人们的工作开始转为和平时期的节奏，完成指定任务就行，不再额外努力。纪律性让位给了愤世嫉俗。一种冷漠感在宿营地和兵营里蔓延开来。人们靠打牌和晒日光浴来消磨时间。酒在黑市上畅行无阻，许多都是黑酒厂私酿的。每个人都清楚自己攒了多少退伍点数，还差多少点就能拿到回家的票。打赢了战争后，军人们被告知他们现在必须要“打赢和平”。但是正如一名海军上尉所评论的那样，“我们没人想理睬这见鬼的‘打赢和平’。我们只想回家”。[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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