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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太阳就要落到地平线以下的时候，瞭望台上的水兵看到远处有轮船的灯火。“埃姆登”号小心地避开了。他们很快就能到达印度洋了，在这之前他们不希望被人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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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炮火的官兵在甲板上睡觉，就睡在他们的大炮旁边的吊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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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繁星满天的晴朗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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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8月25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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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尔·凯莱门抵达哈利奇的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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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他一直难以摆脱错觉，总觉得只不过又是一次演习。这一切都始于布达佩斯，帕尔记得别人如何看着他把行李搬上出租车，以及他穿着轻骑兵的制服——红色长裤、蓝色上衣、淡蓝色刺绣短大衣与长筒皮靴，艰难地穿过东站密密麻麻的人群，好不容易挤上火车，在走道里找到了一个可供站立的空间。他记得那些哭泣的妇女，其中一人差点瘫倒在地，幸好有个陌生人及时搀住了她。随着火车缓慢开动，他看到的最后一幕景象是个老翁跟在火车旁奔跑，想再看他儿子最后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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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段燠热但不算太难过的旅程，他抵达了塞本，一如往常，他先向他所属的轻骑兵团报到。接待他的那个人连看都没看他一眼，只对他说他该到哪里去。当天午后，在明亮的八月阳光下，他前往厄法卢的动员中心，被指定与一名农夫同睡一铺，一如往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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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又是一连串例行性的活动：领取装备，包括马匹与马鞍；领取薪资；还有一场冗长的日常事务简报，不但冗长得令人难以忍受，而且举行简报的房间也热得让不少人都昏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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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情势开始出现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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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一次夜行，登上一列等待着他们的火车。接着是一场缓慢的旅程，他们在每一个车站都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音乐、火把、葡萄酒、地区代表、旗帜、欢呼——军队加油！加油！加油！”然后他们下了火车，开始首次行军。尽管如此，还是没有任何真正的战争征象，远处没有传来枪炮声或任何别的声响。这场行动仍然有可能只是一场演习。温暖湛蓝的天空下，散发着马粪、汗水与牧草的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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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尔·凯莱门，今年二十岁，生于布达佩斯，在那里上过拉丁文学校，还在后来成名的指挥家弗里茨·莱纳手下演奏过小提琴。就许多方面而言，凯莱门堪称是20世纪初期中欧都市里的典型人物：游历甚广，学识丰富，风度翩翩，玩世不恭，品味高雅，孤冷高傲，但对女人难以抗拒。他上过布达佩斯、慕尼黑与巴黎的大学，甚至还短暂就读过牛津大学。当他们策马进入奥属加利西亚的主要城镇史坦尼斯劳的时候，作为轻骑兵部队里年轻帅气的中尉（还有什么能够比一位匈牙利轻骑兵中尉来得更帅气？），他满脑子想的都是女人，而不是战争。只消看一眼当地的女人，他就可以知道这是一座乡间小镇：“皮肤白皙，非常白，而且眼神明亮如火。”（他认为自己看得出这项特点，是因为相比之下，都市女人的眼神都比较困倦、黯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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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他所属的骑兵师抵达哈利奇之后，认为这场行动可能只是演习的遐想才终于遭到了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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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往哈利奇的途中，他们遇见了逃亡的农民与犹太人。镇上充满忧惧惶惑的气氛，而且据说俄国部队距离当地不远。凯莱门在日记里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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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睡在帐篷里。半夜十二点半警报突响！俄军已来到城镇前方。我想大家都有点儿害怕。我匆匆套上衣服，冲出帐篷外集合。道路上，步兵都列队挺立着。炮声隆隆作响。前方约五百米处传来此起彼伏的步枪声。汽车沿着公路疾驶而过。车辆的乙炔灯在史坦尼斯劳通往哈利奇的道路上排成长长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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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站岗的卫兵之间爬过篱笆，跨过路堤的沟渠。我所在的排等我到了之后，就立刻整鞍备马，准备接受进一步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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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亮之后，镇上的人纷纷涌出，形成长长的人龙。有人搭乘板车，有人走路，有人骑马。所有人都各自设法逃命，也都尽力携带他们能带得走的东西。每个人的脸上都布满了疲惫、沙土、汗水与恐慌，举目所见尽是沮丧、痛苦、患难。他们的眼里满是恐惧，一举一动也都显得胆怯不已：巨大的恐怖压迫着所有人。他们扬起的尘土仿佛附着在他们身上，无法飘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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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躺在路旁，难以入睡，眼睁睁看着这幅有如炼狱般的景象。甚至还有军用马车混在其间，原野上则可见到撤退的部队、打了败仗的步兵、与部队走散的骑兵。他们中没有一个人的装备仍然齐全。疲惫的人群涌过山谷，打算逃回史坦尼斯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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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莱门躺在路旁目睹的景象，就是入侵的俄军与守军初次发生血腥混乱的冲突所造成的后果。如同身在其中的其他人，他对实际发生的事情也只有模模糊糊的理解。许多年之后，才有人将种种印象汇集起来，将之称为兰堡战役。不过，不需要参谋部提出完整报告，大家也看得出奥匈帝国的军队打了一场大败仗，不仅规模极为庞大，而且完全出乎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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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8月28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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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拉·德·图尔切诺维奇在苏瓦乌基遇见一名德国战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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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拉根本不了解这场战争，更遑论对战争的爆发感到欣喜。她和其他许多人一样，觉得这场战争就像自然灾害，是一场无从理解的可怕悲剧，突如其来地降临在他们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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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她也注意到，原本的恐慌在不久后就转为一种古怪的兴奋情绪，甚至连她也受到了影响。波兰人与俄国人之间自古以来的纷争似乎消失得无影无踪。当前的气氛可从一件事情当中看出来：在八月初的某个夜里，有谣言称战争可能不会发生，结果竟然令人微微感到一阵失望。（大英帝国对于参战显然颇为迟疑，圣彼得堡的统治者因此惊慌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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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劳拉·德·图尔切诺维奇的三十六岁生日。在这之前，她的人生一直有如一场世纪末的美梦。她出生于加拿大，成长于纽约，是一位天分过人的歌剧演唱家，曾在大都会歌剧院及其他地方演出过。她为了“读书、演唱……以及玩乐”而搬到欧洲，在拜罗伊特与慕尼黑获得成功（她精通德语），并嫁给了一位迷人的波兰贵族，一位蓄着两撇翘胡子、拥有教授头衔与庞大财产的男子。她的先生是戈兹达瓦伯爵，名叫斯坦尼斯劳·德·图尔切诺维奇。他们在奥匈帝国的克拉科夫结婚，她为他生育了三个子女。因此，就出生地来看，他们的三个子女是奥匈帝国皇帝的子民，她的先生是沙皇的子民，她自己则是英国国王的子民。在八月之前，根本没有人会注意这些区分；但现在，却有许多人满脑子想的都是这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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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气息正向人们逼近。战争爆发之后一个星期，有一天他们在清晨的微光下被一股隐隐约约的隆隆声吵醒，听起来像是瀑布的声响。那是成千上万名俄军步兵行进的脚步声，也就是保罗·冯·伦嫩坎普夫指挥的第二军当中的部分兵力，即将前去侵略邻近的东普鲁士。尽管才一大清早，小镇上所有的人却纷纷出门，以食物、饮水及其他礼物迎接疲惫的部队。劳拉与她先生所往来的许多俄国上层阶级家庭，都已离开这里返回家乡。已经有人见到来自前线的伤兵。苏瓦乌基遭到轰炸——一架德国飞机在几天前从上空飞过，随机抛下了几颗小炸弹，镇上激动不已的男人拿猎枪对着那架飞机射击，但毫无效果。从前线回来的马车上，偶尔可以看到载运着从德国人住宅劫掠出来的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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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战争仍然只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只是一件发生于远处的事情。至少对劳拉而言是如此。他们全家都回到了苏瓦乌基，住在公路附近的那幢大宅邸里，她自己也仍然过着地主贵妇的舒适生活，身边环绕着美丽的家族珍宝、取用不尽的美食以及一群恭顺的仆人。她在当地协助成立一所私人小医院，她的先生还没受到征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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