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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发生了一件事，虽然令人意外，却不是太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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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靠近他们的德军大炮被误认为是俄军大炮，公路另一侧的德军部队因此开始对这一侧的德军炮兵开火。德军的炮兵连队之间展开了一场自己人打自己人的猛烈炮战，于是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和那些跟着他的俄军士兵便趁机溜了过去。德军炮兵在不久之后发现了自己所犯的错误，但那群俄军在这时已经逃上通往桑多梅日的公路，脱离了险境。撤退的部队不断从分支的小路加入他们，结果他们成了“一条黑色长龙，有载满了伤员的马车、炮兵连队的残兵败将，以及其他各种部队的逃散士兵”。这时又可见到另一种复古现象：一支骑兵团排成整齐划一的队伍驰向公路——看起来犹如拿破仑战争时代的美丽油画。是德军吗？不对，是俄国轻骑兵。那群骑兵的军官策马上前。他们脸上是平静的微笑，与那些撤退士兵的惶惑恐慌形成强烈的对比。原来这支骑兵团属于另一军，所以根本不晓得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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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近黄昏之际，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和他那一小支队伍抵达了桑多梅日，这时看来，最糟的状况似乎已经过去了。一支刚抵达而且充分休息过的步兵师正在公路两侧挖掘战壕。即将进入城镇之时，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才发现那里的街道太窄，他们的队伍人又太多，于是命令手下的二十辆马车停在路边等候。他注意到那头牛还跟他们在一起，而且对于这段艰苦的路程似乎适应得相当好。天空布满了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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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群撤退的士兵从他身边蹒跚走过。他认出其中一支部队，就是昨晚遇到的那支步兵团，当时他们正在奥帕托夫的街道上露天躺着休息，只见地上一堆的头、腿、手臂、身躯，一动不动，在明亮的月光映照下显得一片白皙。昨天他们原本有四千人以上，现在却只剩下三百人，连同六名军官。那支步兵团虽然近乎遭到歼灭，却没有被击溃：因为他们仍然擎着团旗，队伍也井然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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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昏时下起了雨。到了这时候，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才想到自己一整天都没吃东西。在兴奋与紧张的情绪下，他根本不觉得饿。到了晚上十一点左右，连队的其他人抵达了。他们虽然疲惫不堪，却还是努力撑住。幸运的是，他们带着伙房马车。所有人总算可以用餐了。远方的炮声愈来愈稀疏，最后终于完全沉寂了下来。后来被人称为奥帕托夫战役的这场战斗就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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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仍然下个不停。这时已经将近午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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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和一些人钻进停放在路边的马车底下睡觉。这方法一开始有效，但雨水在不久之后就开始渗入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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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不得安睡，他和连队的其他人只好默默坐在路边，怀着几乎像是动物一样的耐心等待黎明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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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10月6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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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麦克诺坦目睹安特卫普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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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蓝的天空，树叶已转变了色彩，秋高气爽的天气。炮声愈来愈近，现在他们除了听到爆炸声之外，还能感觉到大地的震动。她偶尔走到门口，向看似无穷无尽的逃亡士兵与平民询问战况，得到的都是一样的答案：“很糟糕。”汽车行驶缓慢，并对着移动缓慢的人群、牲畜与马车一再按着喇叭。谣言说这座城市很快就会遭到直接炮击。麦克诺坦和她的同伴已把食物和饮用水搬进地窖里，以备到时候可能得把伤员带到地底下避难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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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的许多工作都是寻常的例行公事：铺床、洗地板、切面包、倒啤酒、分配食物。但有些工作却是一点儿都不寻常，例如照顾伤员以及抚慰濒死之人。萨拉·麦克诺坦实在不晓得该有什么样的感觉或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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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送进来一批伤残人员，就让人忍不住纳闷：“这一切有可能完全是一个人造成的吗？这么多人把铅弹打进彼此的心肺，年轻男孩尸横遍野，不是头被轰掉，就是内脏流得满地，难道都只是为了一个人疯狂的虚荣心吗？”尽管如此，身在这么多死者当中，却也有一种美妙的自由——一种说不上来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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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也开始能够见到英国的士兵与海军陆战队员，包括伤员以及撤退人员。他们一被问到战况，回答也同样是：“很糟糕。”战地医院的一名妇女带着几个受伤的英军士兵回来——她开着自己的车直驱前线，在一条战壕里发现了这几个人。她说：“他们全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战壕里，也不晓得该往哪边开枪——他们只是躺在那里，中弹之后就被抛下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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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对于当前的状况似乎都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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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下午五点开始供应晚餐，比平常还早。随着秋季来临，天黑的时间已开始提早，拥有高挑天花板的音乐厅很快就陷入了黑暗。不久之后，她就一再听到锅子掉落地上以及人在黑暗中行走而不慎踢倒椅子的声响。到处都躺满了伤员，连地板上也是。音乐厅里的气氛很紧张。“现在，由于隆隆的炮声，任何突然发出的声响都不免令人神经紧绷。”七点左右，他们听到了另一种不同的声音——一种双重爆裂声。有人说那是英军的长程大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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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说麦克诺坦开始产生了疑虑，但事情的发展确实不如她所预期的。她自己也和她原本预期的不一样。她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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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小礼拜堂去祷告，只觉得圣母、圣婴以及那神圣的氛围充满了慈爱。我开始感到自怜自艾，不晓得为什么；然后，我去搬了几张床，觉得好了一点儿。可是我发现表现出教养良好的言行举止最有助于提振我的心绪。我原本以为国旗或宗教会是最能鼓舞我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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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深之后，她原本打算出去透透气，但一名护士拦住了她，问她能不能帮忙照顾一个伤员。当然可以。于是，她坐下来眼睁睁看着一个二十一岁的男子断气。她觉得他好像露出了一丝微笑。更多伤员被送到这里，却在门口被挡了下来。音乐厅里没有空间了。如雷的炮响一整夜连绵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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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10月10日，星期六[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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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尔芙莉德·库尔在施奈德米尔的一场咖啡聚会上聆听有关战争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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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色，十月的天空，冷冽的空气。老师带了一份电报到教室里念给全班听：两天前德军已经攻陷安特卫普，最后一座堡垒现在也已经被攻下，也就是说漫长的围城战役已经结束，因此德军沿着海岸迈向佛兰德斯的攻势也就可以继续推进。艾尔芙莉德根本听不到报道的末段，因为全班同学都开心地高声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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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的学校，教室里的学生在听到德军打了胜仗之后发出欢呼声，已经成了一种固定仪式。艾尔芙莉德认为许多学生之所以欢呼，纯粹只是因为他们盼望学校会以放假来庆祝德军在战场上的胜利，或者他们的校长——一位高大严厉的绅士，戴着夹鼻眼镜，蓄着一道尖尖的白色胡须——会对他们的爱国表现深觉感动，而至少让他们提早放学。（开战的消息刚宣布的时候，他们的校长就激动得流泪，而且还因此数度哽咽。他禁止学生在学校里使用外文词汇，违反规定的学生就必须缴交五芬尼[40]的罚款：“母亲”要说“Mutter”，不能说“Mama”；“再见”要说“Auf Wiedersehen”，不能说“Adieu”；“日记”要说“Kladde”，不能说“Diarium”；“有趣”要说“fesselnd”，不能说“interessant”；以此类推。）听到德军攻陷布伦东克堡垒的消息，艾尔芙莉德也和别人一起同声欢呼，但不是因为她认为他们可以因此提早放学，只是因为她觉得这样很好玩：“能够在这个我们平常必须随时保持安静的地方尽情大声尖叫，我觉得是一件很棒的事情。”他们的教室里挂着一张地图，只要德军在什么地方打了胜仗，他们就会钉上黑色、白色与红色的小小旗帜。学校里和整个德国都弥漫着一股好战、傲慢、盲目爱国而且扬扬得意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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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学后，艾尔芙莉德参加了一场小小的咖啡聚会。她的父母离异，她和父亲没有联络。母亲是职业妇女，在柏林经营一家规模不大的音乐学校，所以艾尔芙莉德与她弟弟才会和他们的外婆住在施奈德米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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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往常，战争是聚会上的谈话主题。有人在车站又看见了另一部载满俄军俘虏的运输车。以前，“他们的褐色长大衣与破旧的长裤”总是会引起注意，但现在大家都已经见怪不怪了。随着德军继续推进，报纸也不断报道战俘的最新人数，有如战争的股市一样。今天的报道指出，苏瓦乌基的战俘人数达27 000人，伊万哥罗德以西的战俘人数为5 800人。（更遑论打胜仗的其他具体象征：本月的报纸报道指出，德军打赢了坦能堡战役之后，载运战利品的货运车厢就多达1 600节。）可是，他们该怎么处置这么多的战俘呢？埃拉·贡普雷希特是一名中年单身女教师，她有着坚定的主见、圆润的脸颊与一头梳理整齐的波浪卷发，她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为什么不把他们枪毙掉就算了？”别人都认为这个想法太过残忍。[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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