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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5月1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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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利·科庞在豪特许尔斯特上空盘旋了四分半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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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高估了自己，这点毫无疑问。尽管他的飞机还没装上前射机枪，也就是说他完全只能仰赖观察员的武器，但威利·科庞还是决定深入敌方领土，找寻一架能够击落的敌机。今天，科庞觉得自己“刀枪不入”。这是因为他对自身能力的自信——他现在已是一位合格的飞行员，尽管他的战斗经验还相当有限——但也是因为他对自己的飞机怀有信心。这是一架索普威斯公司制造的1½斯塔特式双翼机，是科庞驾驶过的速度最快也最现代化的机型。[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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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飞越了伊普尔前线。底下一片平静——那座城镇与周围那片原野终于得以从炮火的蹂躏当中获得片刻的喘息。稍往南，英军正在阿拉斯发动一场攻势，而埃纳的贵妇小径周围也有一场激战仍在进行中。[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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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继续朝着东北方向飞行，以仅仅3 000米的高度飞过兰格马克与1914年旧战场的上空。就在他们飞越豪特许尔斯特的广袤森林之际，科庞终于看见了他寻找的对象。他发现了四架德军单座飞机，那四架飞机的高度比他低，但已开始朝着他的方向爬升。他一面试图移至攻击位置，一面注意观察他们——他太过专心了，反而没有注意到从反方向悄悄出现的另外四架敌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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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新手最容易犯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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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敌机发射的第一批子弹射中机身，科庞才发现自己遭到了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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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战争里，或然率是战机飞行员最大的敌人：在天空上可能发生的状况实在太多——飞机容易起火燃烧，结构脆弱，引擎马力不足，保护设施付之阙如，武器也不可靠。他们还没有降落伞[15]。由于飞机引擎没有起动马达，必须手摇发动，所以引擎一旦在空中停摆，就根本无法补救。（空战的高度通常介于3 000至6 000米之间。那个高度的气温很低，不但对身在敞开式座舱里的飞行员而言颇为难熬，更可能因为冷却与润滑系统故障而导致引擎失灵。）令科庞备感折磨的不只有飞机坠毁之后紧接而来的那种寂静，引擎在空中停止运转所带来的那种突如其来的寂静，也几乎同样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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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少有战斗人员会像1917年春季末期的协约国飞行员那样面临如此高的阵亡率。一般人谈及“血腥四月”都不禁为之变色。德国空军因为飞机比较先进、训练比较精良，又采用了新式战术，因此在空中已逐渐取得优势。这项优势在目前——阿拉斯进攻行动期间——正臻于高峰。过去一个月来，法军撤回了许多损失惨重的飞行中队并进行重建；但英军却选择继续作战，妄想着数量上的优势能够弥补技术与训练上的劣势[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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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是一场大屠杀。英国在过去一个月损失了占总数三分之一的战机。平均而言，英军飞行员在阵亡之前的飞行时数只有17.5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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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利·科庞现在就差点沦为那些数据的一部分。德军战机射出的子弹成排击中了他的飞机。一块子弹碎片打到拧紧线，反弹之后重击他的头部左侧，但没有造成伤口。尽管如此，这一击却打得他往右一偏，结果操纵杆也随着他不自主的动作而向右偏斜，飞机于是跟着向右飞转。这实在是不幸中的大幸，因为如此一来，剩下的子弹就以偏斜的角度擦过机身，而不是直接射入机体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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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庞将这项经验描述为“被铅弹溅了满身”，事后也坦承“身为别人射击的目标，对神经系统实在很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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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恐慌当中，他却想起了一名法国飞行员在不久之前给他的一项忠告。像他驾驶的这种大型双座飞机一旦遭到小型单座飞机的攻击，就只有一件事情可以做：不停转向，来回转向。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让敌人难以命中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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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科庞立刻采取这样的做法：转弯、摆荡、扭动、摇晃。而在不规则的盘旋当中一再下降，是难以维持水平飞行的。科庞根本看不清敌人，只是偶尔瞥见一架机身上漆着黑色大十字标志的飞机朝着他俯冲而来，或是翻转爬升以便再次攻击。不过，他倒是听得见敌机的声音，也可以听见他的观察员间歇性地用机枪朝敌机开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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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庞回到己方的阵线之后，那四架德军战机便掉头离去，不再追击。这整个过程只历时四分半钟，但他却觉得仿佛过了“一辈子”。在那段短暂的空战中，他总共下降了1 20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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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落之后，他和他的观察员检查了飞机的损坏程度。他们总共找到了三十二个弹孔，其中二十九个都距离座舱非常近，科庞不必离开座位即可触摸得到。其中一颗子弹穿过他的双膝之间，差点射中他握着操纵杆的右手。不过，除了那块嵌在他的飞行帽上的子弹碎片之外，他却完全没有中弹。他称之为“奇迹”。刀枪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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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卡斯塔莫努，爱德华·穆斯利正坐着写日记，这里洋溢着春季的翠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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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团在发展壮大。我现在是首席小提琴手，也是“管弦乐团”的领导人。我们有五位小提琴手、两位大提琴手和一位低音提琴手，还有鼓手、两位单簧管手、长笛手与斑鸠琴手，而且“人形四分音符”[17]在编曲方面的进度也令人激赏。他从我们通过邮件收到的种种乐谱中取材，其中许多都是钢琴独奏曲，还有许多曲子是我们凭着记忆写下来的。我们每个星期日晚上都会轮流在不同的房屋练习。有时候，我们的演奏听起来几乎就像是家乡的海边乐团！！！我真希望能够再到皇后厅去听音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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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利也花时间为《烟》写文章。这是一份手抄报纸，在卡斯塔莫努的英军战俘之间秘密流传。他还草拟了一份国际法的方案，也思考着在战后成立一个超国家组织的可能性——“一个国家协会或者国际机构”。他渴望回家。他想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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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5月21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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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库欣在大西洋看见船只残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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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他们出海之后的第十天，天气总算放晴了。艳阳高照，海面平静无波。这艘船名为“萨克森尼亚”号，船上载着哈维·库欣以及第5基地医院的其他人员。第5基地医院是最早派往欧洲战场的美国机构组织之一。才一个月前，美国宣称为了“让民主制度安然屹立于世界上”而参战。就经济上而言，这项举动至少让英国得以继续安然作战。英国凭着贷款支撑战事，但这些贷款在去年底就似乎濒临耗尽，有些政府官员因此悲观地谈起经济崩溃的风险。不过，在这最后关头，英国却获得了美国的资金挹注，还有美国价格低廉的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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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为止，这趟航程虽然平淡无事，却充满了焦虑。“萨克森尼亚”号独自航行[18]，在海上以“之”字形的方式曲折前进，随时注意着德国潜艇的潜望镜。船上所有人都二十四小时穿着救生衣，也一再练习搭乘救生艇。到了傍晚，万物似乎都染成深浅不一的蓝灰色：船只，海洋，还有天上的云朵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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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这是个基本上非军事性的组织，也开始深受军事习惯的影响。现在，武装卫兵在船上随处可见。他们在甲板上举行操练，所有人的鞋子都擦得闪闪发亮，而且军官在每日做健身操的时候，也严禁其他阶层的人员观看，以免有损他们对长官的敬意。库欣不太能够习惯这一切。在他领取马刺（纯粹是军官的阶级象征，因为第5基地医院并没有马匹）和一把手枪（M1911型）的时候，不禁吃了一惊。“一把样貌凶恶又油滑的自动手枪”——他极少将那把枪带在身上，也完全无意使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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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不是说库欣对这场战争怀有任何疑虑。长久以来，他一直认定美国迟早会被卷入这场战事——而且是必须参与其中。此外，他也花了许多时间努力做波士顿同僚们的工作，让他们做好迎接战争的准备。他在1915年春季以医学观察员的身份在法国待了一个月，这一方面加深了他对战争的厌恶，另一方面却也降低了他对战争的恐惧。他造访前线的时候极少感到害怕。如同他在那年春季于日记里所写的：“一旦离家愈远，并且愈来愈接近战争现场，反倒愈来愈少听到关于战争的话题，于是战争也就不再显得那么可怕。”从那时开始，身为神经学家的他就对“炮弹休克症”的现象深感兴趣，而这种纯粹属于专业上的动机至今也仍然存在。不过，后来也添加了其他更加有力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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