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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科庞仍然从一大团不停爆炸的高射炮弹以及来回扫射的曳光弹之间飞越而过。他飞得极低，以致机枪的“邪恶吠叫声”都清楚可闻——这种声音通常会被飞机的引擎声所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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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秒钟后，在六点○五分，他已接近能够开火的距离。不一会儿，他觉得左腿受到一记重击，接着一阵剧痛传遍全身。那股疼痛过于强烈，他不由自主地踢出右腿，而将右方向舵踏板踩到底，导致飞机向下旋转俯冲。只见天与地不停旋转，同时他的手又因一阵痉挛而扣住操纵杆上的扳机，于是子弹便从不停翻转的飞机上扫射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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腿部的疼痛稍微缓和了下来，于是科庞用尽全力止住飞机的旋转。他的左腿已经不听使唤，只是一动不动地瘫着，而且他可以感觉到腿上不断有鲜血涌出。（他后来才知道是一颗曳光弹射穿了驾驶舱的底部，击中他左腿的下半部，扯裂肌肉，也削断了胫骨与动脉。）不过，他还是可以利用右脚控制方向舵，因为左右方向舵的踏板彼此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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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科庞的脑子里只有两个念头。第一，他必须回到己方的阵线——他可不想被俘；第二，他绝对不能失去意识，否则飞机就会坠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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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因为疼痛与失血而晕眩昏沉，他还是把护目镜与皮质飞行帽扯了下来，塞进夹克里。接着，他解下裹在脸上用来防寒的丝巾。他现在正需要冷，冷能够让他保持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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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做确实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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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越比利时阵线之后，他迫降在道路旁边的一小片原野上。士兵冲过来帮忙。他们非常热心，为了将他从满是血污的驾驶舱内救出来，他们简直把飞机拆成了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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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庞和两名伤兵一同被救护车送到德帕内的医院。在失血过多以及深受疼痛折磨的虚弱状态下，他觉得在救护车上的这段颠簸路程仿佛永无尽头。他很熟悉这条路，因为他和朋友曾经无数次为了到德帕内找乐子而往返于这条路上。他躺在没有窗户的救护车后车厢里，试图判断他们身在何处，并且预测着路程还有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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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点十五分，救护车在海洋医院门外停了下来，他听到司机高声喊着著名飞行员威利·科庞生命垂危。他被人用担架抬进医院里。在等待医生的时候，他坐了起来，勉强脱下皮夹克。那是他最后记得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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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陷入了一阵昏迷之后，发烧加之乙醚及氯仿麻醉剂的功效，他只记得一幅幅犹如飘浮在梦中的影像：手术室与身穿白袍的医生；一个高瘦的身影俯下身来，在他的胸口别上一面勋章；一个人拔剑向他致意，然后大声念出一份公报的内容。此外，还有口渴的感觉——失血之后必然会伴随而来的口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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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他惊恐地回忆起“那些可怕的日子以及无穷无尽的夜晚”。即便过了一个星期之后，医生还是不确定他是否活得下来。他的左腿已经无法医治，必须截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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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整体状况不断恶化，勇气也随之衰退。我已无力坚持。每天在手术台上接受麻醉，逐渐消磨了我的身心，以致我尽管获得细心照料，却还是沦为一个精神耗竭的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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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时候会陷入严重抑郁，“可怕得无法言喻”，尤其是在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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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弗朗茨·卡夫卡一如往常地待在布拉格。他继续在劳保局工作，他正是当初提议在伦布尔克兴建军人精神病院的发起者之一；现在，他仍为此四处奔走。他的努力受到外界关注，这个月甚至有人提议颁发奖章给他。同时，他也在布拉格西北部的特洛伊区花费大量时间从事果树园艺学会的园艺工作，和好友马克斯·布洛德边漫步边讨论战事的进展，并分享共同学习希伯来文的心得。就在这天晚上，卡夫卡发病了：发烧到四十度以上，且高烧不退，呼吸困难，咳嗽剧烈。全城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口都染上同一种疾病——西班牙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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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0月15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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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尔弗雷德·波拉德在佩罗讷镇外昏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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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趟火车旅途很不愉快，他一直都觉得寒冷极了，就算盖着毯子也没有用。除此之外，他还头痛欲裂，而且就算偶尔得以小睡一会儿，脑子里也还是充满了“古怪的梦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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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拉德正在赶赴前线的途中。他想要“再次感受‘超越极限’的兴奋刺激”。他这么告诉着自己。德军已展开全线撤退，战争似乎即将结束。不过，不只是战斗的刺激吸引着他到前线去——受自尊心的驱使，他觉得自己必须在这决定性的时刻身在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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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他都在前线后方执行各式各样的任务，最近一次的任务是从行李搬运队伍以及后方的许多非战斗军人当中挑选出能够上场作战的士兵。战壕里的每一个士兵背后都有其他十五名左右的军人提供各种支持，比如为前线士兵运补粮食与弹药。不过，英军的伤亡极为惨重，以致前线的人员短缺现象已变得相当严重。（法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因此法国军方被迫降低征兵年龄，而行伍当中多了许多十七岁的男孩。）被挑中且必须由波拉德加以训练的人员，只能极不情愿地接受这样的命运：这些人中，有轻微残疾的人士，甚至还有来自监狱的罪犯——他的部下至少有十一名被定罪的杀人犯。波拉德对纪律要求非常严格，也是一位极为严厉的操练官。他身上的制服是专门订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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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属的单位即将再度开赴前线的消息传来之后，波拉德随即请求辞卸自己在训练营里的职务，因此他现在搭乘驶向佩罗讷的火车，预计到了那里之后能够与营里的人员碰头。他冷得不停发抖，也仍然深受模糊混乱的梦魇所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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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夜过后几个小时，他在佩罗讷下了车。这是个寒冷而且满天星斗的夜晚。没有人到车站来接他，因此他留下勤务兵看守行李。镇上空无一人，一片死寂又漆黑无光，感觉仿佛是一座废弃的城镇。奥地利部队夺回这座城镇才不过是一个多月前的事情。波拉德走出镇外，朝着东方前进，利用星星判别方位。照着这个方向走，他迟早会抵达前线，届时就有人能够告诉他，他的营驻扎于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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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拉德的脚步愈来愈蹒跚。他不慎跌倒在地，花了好一番力气才爬起来。他病了。他染上了在欧洲各地——实际上是全世界各地——已经传染了许多人的流感。这种疾病源自南非，却被称为“西班牙流感”。[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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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夜中，道路愈来愈窄了，抑或说他的腿已经不听使唤了？他正在打他个人的最后一仗：在这场仗里，一方是愈来愈衰弱的身体，另一方则是不肯接受这个事实的精神——这样的精神促使他一次又一次冒着生命危险，不顾巨大的风险以及不利的情势。波拉德发烧的脑子里充满了“奇怪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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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再度跌倒，这次他努力爬起来的时候，却“跌入了一道深渊”。他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是自己往下跌落，而且永无止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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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0月26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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