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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穆斯利目睹君士坦丁堡遭到轰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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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利在下午两点左右听到爆炸声。是轰炸机。他和那间大医院里的其他人一起冲到外面，以便看个清楚。天空一片湛蓝，七架速度极快的飞机飞至君士坦丁堡上空，后面跟着一朵朵高射炮弹爆炸产生的烟雾。那些飞机四处投掷炸弹，城里众多的屋顶、尖塔与高塔陆续冒出白烟。穆斯利幸灾乐祸地发现战争部似乎也被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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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群飞机以整齐的队形转了个弯（令他联想到成群结队飞行的猎禽），飞越金角湾，朝着贝伊奥卢而去，对加拉塔大桥与德国大使馆投掷了几颗炸弹，然后又转了个弯，向着正位于医院隔壁的火车总站俯冲而下。架设于附近一座花园里的机关枪开火射击，刺耳的嗒嗒声与远方的高射炮火声混为一团。又有几颗炸弹落了下来，其中一颗击中了一座营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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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射炮弹产生的烟雾持续尾随着那群飞机，但都没有击中目标。最后，高射炮终于停止射击，烟雾于是逐渐被风吹散。一架奥斯曼战机起飞迎击那群入侵者。几个站在穆斯利身边的土耳其人显然自豪地指向那架独自迎敌的战机。七架来袭的敌机有两架脱队飞向那架土耳其战机。湛蓝的高空上传来机枪的嗒嗒声。几秒钟后，那架战机就旋转着坠落地面。七架敌机接着便消失于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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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小时后，穆斯利得知了这场空袭的结果。就物质损失而言，这场空袭造成的损害微不足道。据说有一名土耳其上校丧生。不过，士气却遭到了沉重的打击。除了炸弹之外，那七架飞机还撒下传单，详细叙述了交战各方的得失。最重要的一点也许是，这场空袭彻底粉碎了那种自认君士坦丁堡绝不可能遭到攻打的心态。整座城市都陷入了震惊当中。穆斯利在日记里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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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体认到土耳其官方在经历多次危机之后想要持续参战的意愿有多么低，土耳其乡下地区有多么无意参战，以及这个国家有多么不愿为了德国继续打这场仗，我们即可了解空投传单与空袭如何能够使得他们认清这场战争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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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后来听说这场空袭掀起的怒火，并不是指向发动攻击的英国，而是指向德国。贝伊奥卢有德国人遭到袭击，愤怒的妇女还拿刀威胁德国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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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罗伯特·穆齐尔病倒了，发着高烧，猛打寒战。（这不会是西班牙流感吧？）接下来这几天，他躺在夫妻俩位于佛罗利安街的小公寓内。他只能从报上读到即将发生且足以载入史册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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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0月30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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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库欣在普里耶听到一名年轻上尉述说自己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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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扰库欣的病症一直纠缠不去。十天前，他自行入院接受治疗，尽管明知自己身体状况不佳，却还是满腔的不情愿。库欣头昏眼花，难以行走，甚至连扣纽扣都有困难。在普里耶经过住院治疗，他现在已慢慢康复了。他在医院里打发时间的方式，包括阅读小说、睡觉、赶苍蝇以及用小火炉烤吐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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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身体虽然还是不太听他使唤，头脑却敏锐如常，而且他身为专业人士的个性，也令他对这种无所事事的生活感到难以忍受。走廊上有一名病患是个年轻的上尉，和他同为美国人，库欣已经能听得懂他结结巴巴的话语，也辨别得出他那蹒跚抽搐的脚步声。这名年轻上尉据说患上了某种炮弹休克症。在普里耶治疗库欣的医生知道库欣对这种疾病有兴趣，于是允许他在自己诊疗这名病患的时候在旁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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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这两位医生与这名说话口吃的年轻上尉进行了最后一次面谈，事后库欣在他的日记里概述了这一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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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号为“B”的这名病患，年方二十四岁，是个相貌端正的金发年轻人，中等身高，体格壮硕，曾是美式足球运动员。B不喝酒也不抽烟，并且出身良好。他自从1911年以来就一直是美国国民警卫队的队员，在1916年的美墨战争期间派驻于边界，1917年入伍服役，八个月后晋升为少尉，后来在1918年5月随着第四十七步兵团抵达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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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从前线的一所军医院被转至普里耶治疗他严重的身心症。除了一些小伤之外（包括芥子气造成的灼伤），他在1918年8月1日离开前线的时候基本上并没有身体上的伤痛，但他却有严重的视力与运动失调现象。B坚称他自己需要的只是休息，以致必须略施强制力才得以将他送至医院。B抵达普里耶的时候已经丧失了视力，也几乎无法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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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刚抵达法国的新进人员，B因此被派往前线若干部队观察并累积经验，所以很快就涉入了战斗。他在1918年5月参与了英军在索姆河上的撤退行动；在6月初也跟着海军陆战队在贝洛森林接受战火洗礼；在7月中旬更跟着法国部队抵抗德军反复不断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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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7月底随自己所属的军团搭乘卡车前往兰斯以西的前线，也就是法军和美军发动反攻的地方——他的这个军团就像救火队一样，只要哪里攻势进展不顺就派往哪里提供支援。7月26日夜里，他们搭车穿越一片充满毒气的树林，然后在清晨的时候下车参与一场已经展开的攻击行动。由于B只是一名中尉，所以对进攻计划一无所知。这是他所属的部队第一次真正上场作战，结果他们还没抵达开阔的原野就遭到了猛烈攻击。他们的中校与一名少校都受了重伤，另一名少校以及B的上尉也在不久之后阵亡，于是B突然间成了营里最高阶的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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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混乱的情况下，一位B不认识的将军“从某个地方冒了出来”，指着他说：“你必须渡过那条大河，攻下一座名叫塞尔吉的城镇。”他们整营的人员都因为前一夜的行军而深感疲惫，也被敌军的猛烈火力吓得惊惧不已。不过，B还是迅速整队开拔。他们在德军的猛烈炮火下穿越一片麦秆及腰的麦田，渡过那条大河（实际上只比溪流宽一点），然后进入了塞尔吉。上午十点左右，他们就驱除了镇上的敌军。后来，他们遭遇一场极度猛烈的预先弹幕炮击，接着德军步兵发动了反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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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事就这么持续进行，进攻与反攻不断交替，这座小镇在五天内即易手了九次。B率领的营一次又一次被驱出城镇，退至那条小河边，他于是挑选了河边的一间小磨坊当成指挥总部兼急救站。他们一次又一次发动反攻并夺回塞尔吉。他们加入这场战役的时候原本有927名士兵与23名军官，但到了第五天结束之际，只剩下18名士兵与1名军官——其他人全部非死即伤。[33]库欣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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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坦承自己已觉得受够了。他先是扮演防毒气军官的角色，因为许多士兵都遭受严重灼伤，而且所有人也或多或少受到了毒气的伤害。[34]接着，他又扮演情报官的角色——换句话说，就是跑腿的传令官，白天必须传递一至两次的信息，夜里则是两到三次，而且总是必须穿越空旷的原野——他不得不这么做，因为他拉到第一六八军团[35]的电话线总是立刻就被炸断了，而且第一六八军团指挥所也没有人看得懂火急文电；他们与后方完全断了通信。此外，他还扮演医生的角色，总是冒着炮火引导人员将伤兵送回磨坊；他曾亲自做过两次腿部截肢手术，使用的工具是厨刀以及在磨坊里找到的一把旧锯子。有一夜，他们利用简易担架运回了83名伤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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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静的夜晚，他们不得不在敌我双方阵亡将士的身上找寻些食物与弹药。他们一度只剩下20发子弹，而且多数时候他们都是使用德国佬的步枪与弹药，还有德国佬的“马铃薯捣碎器”手榴弹——这种手榴弹一开始造成了许多伤亡，原因是其引爆时间仅为三至四秒，不像我们的手榴弹是四至五秒。每当他们找到德国佬的食物，东西总是相当不错：香肠与面包，还有阿根廷罐头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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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不疲累的人员还必须用于运送伤兵，因为这是一件极费力气的工作，必须拉着伤兵的一只脚或两只脚拖着走，就看那个伤兵还剩几只脚。许多身上受了三四处伤的士兵仍然在坚持作战——实际上是不得不如此——而且一名健全的士兵经常搭配一名受伤的士兵共同作战，后者就算站不起来，也还是能够多为一把枪装填子弹。他们唯一的防护，就是躲在弹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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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日子里，B首次看见一个炮弹休克症的病例，尽管他当时还不明白那个人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还以为他是胆小。每次有炮弹落在附近，那个人就会冲进掩蔽处，全身颤抖不已。不过，他总是会回到岗位上继续工作。他只是对爆炸无法忍受而已。他们全都被几乎持续不断的炮火吓得紧张不安——高爆弹与不同种类的毒气交替而来。许多仍然坚持战斗的士兵都被芥子气灼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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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几乎算得上最糟的是一种“烂洋梨”毒气，一吸入就会导致他们在防毒面具里打喷嚏，而且经常还会呕吐，以致他们必须把防毒面具丢掉，赌赌自己的运气。所有人都多多少少受到毒气影响，所以枪法也因为流泪而变得极为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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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一块高爆弹的碎片击中B的钢盔，使他深受惊吓——就像是被投手投出的棒球击中太阳穴一样。士兵经常误以为自己受了伤——也许是感觉腿部受到重击，也看见鲜血与布料上的破口，但脱下裤子之后却发现只有瘀青，鲜血是从身旁战友的伤口上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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