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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整体状况不断恶化，勇气也随之衰退。我已无力坚持。每天在手术台上接受麻醉，逐渐消磨了我的身心，以致我尽管获得细心照料，却还是沦为一个精神耗竭的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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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时候会陷入严重抑郁，“可怕得无法言喻”，尤其是在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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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弗朗茨·卡夫卡一如往常地待在布拉格。他继续在劳保局工作，他正是当初提议在伦布尔克兴建军人精神病院的发起者之一；现在，他仍为此四处奔走。他的努力受到外界关注，这个月甚至有人提议颁发奖章给他。同时，他也在布拉格西北部的特洛伊区花费大量时间从事果树园艺学会的园艺工作，和好友马克斯·布洛德边漫步边讨论战事的进展，并分享共同学习希伯来文的心得。就在这天晚上，卡夫卡发病了：发烧到四十度以上，且高烧不退，呼吸困难，咳嗽剧烈。全城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口都染上同一种疾病——西班牙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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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0月15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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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尔弗雷德·波拉德在佩罗讷镇外昏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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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趟火车旅途很不愉快，他一直都觉得寒冷极了，就算盖着毯子也没有用。除此之外，他还头痛欲裂，而且就算偶尔得以小睡一会儿，脑子里也还是充满了“古怪的梦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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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拉德正在赶赴前线的途中。他想要“再次感受‘超越极限’的兴奋刺激”。他这么告诉着自己。德军已展开全线撤退，战争似乎即将结束。不过，不只是战斗的刺激吸引着他到前线去——受自尊心的驱使，他觉得自己必须在这决定性的时刻身在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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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他都在前线后方执行各式各样的任务，最近一次的任务是从行李搬运队伍以及后方的许多非战斗军人当中挑选出能够上场作战的士兵。战壕里的每一个士兵背后都有其他十五名左右的军人提供各种支持，比如为前线士兵运补粮食与弹药。不过，英军的伤亡极为惨重，以致前线的人员短缺现象已变得相当严重。（法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因此法国军方被迫降低征兵年龄，而行伍当中多了许多十七岁的男孩。）被挑中且必须由波拉德加以训练的人员，只能极不情愿地接受这样的命运：这些人中，有轻微残疾的人士，甚至还有来自监狱的罪犯——他的部下至少有十一名被定罪的杀人犯。波拉德对纪律要求非常严格，也是一位极为严厉的操练官。他身上的制服是专门订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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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属的单位即将再度开赴前线的消息传来之后，波拉德随即请求辞卸自己在训练营里的职务，因此他现在搭乘驶向佩罗讷的火车，预计到了那里之后能够与营里的人员碰头。他冷得不停发抖，也仍然深受模糊混乱的梦魇所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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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夜过后几个小时，他在佩罗讷下了车。这是个寒冷而且满天星斗的夜晚。没有人到车站来接他，因此他留下勤务兵看守行李。镇上空无一人，一片死寂又漆黑无光，感觉仿佛是一座废弃的城镇。奥地利部队夺回这座城镇才不过是一个多月前的事情。波拉德走出镇外，朝着东方前进，利用星星判别方位。照着这个方向走，他迟早会抵达前线，届时就有人能够告诉他，他的营驻扎于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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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拉德的脚步愈来愈蹒跚。他不慎跌倒在地，花了好一番力气才爬起来。他病了。他染上了在欧洲各地——实际上是全世界各地——已经传染了许多人的流感。这种疾病源自南非，却被称为“西班牙流感”。[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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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夜中，道路愈来愈窄了，抑或说他的腿已经不听使唤了？他正在打他个人的最后一仗：在这场仗里，一方是愈来愈衰弱的身体，另一方则是不肯接受这个事实的精神——这样的精神促使他一次又一次冒着生命危险，不顾巨大的风险以及不利的情势。波拉德发烧的脑子里充满了“奇怪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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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再度跌倒，这次他努力爬起来的时候，却“跌入了一道深渊”。他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是自己往下跌落，而且永无止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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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0月26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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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穆斯利目睹君士坦丁堡遭到轰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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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利在下午两点左右听到爆炸声。是轰炸机。他和那间大医院里的其他人一起冲到外面，以便看个清楚。天空一片湛蓝，七架速度极快的飞机飞至君士坦丁堡上空，后面跟着一朵朵高射炮弹爆炸产生的烟雾。那些飞机四处投掷炸弹，城里众多的屋顶、尖塔与高塔陆续冒出白烟。穆斯利幸灾乐祸地发现战争部似乎也被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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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群飞机以整齐的队形转了个弯（令他联想到成群结队飞行的猎禽），飞越金角湾，朝着贝伊奥卢而去，对加拉塔大桥与德国大使馆投掷了几颗炸弹，然后又转了个弯，向着正位于医院隔壁的火车总站俯冲而下。架设于附近一座花园里的机关枪开火射击，刺耳的嗒嗒声与远方的高射炮火声混为一团。又有几颗炸弹落了下来，其中一颗击中了一座营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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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射炮弹产生的烟雾持续尾随着那群飞机，但都没有击中目标。最后，高射炮终于停止射击，烟雾于是逐渐被风吹散。一架奥斯曼战机起飞迎击那群入侵者。几个站在穆斯利身边的土耳其人显然自豪地指向那架独自迎敌的战机。七架来袭的敌机有两架脱队飞向那架土耳其战机。湛蓝的高空上传来机枪的嗒嗒声。几秒钟后，那架战机就旋转着坠落地面。七架敌机接着便消失于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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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小时后，穆斯利得知了这场空袭的结果。就物质损失而言，这场空袭造成的损害微不足道。据说有一名土耳其上校丧生。不过，士气却遭到了沉重的打击。除了炸弹之外，那七架飞机还撒下传单，详细叙述了交战各方的得失。最重要的一点也许是，这场空袭彻底粉碎了那种自认君士坦丁堡绝不可能遭到攻打的心态。整座城市都陷入了震惊当中。穆斯利在日记里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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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体认到土耳其官方在经历多次危机之后想要持续参战的意愿有多么低，土耳其乡下地区有多么无意参战，以及这个国家有多么不愿为了德国继续打这场仗，我们即可了解空投传单与空袭如何能够使得他们认清这场战争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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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后来听说这场空袭掀起的怒火，并不是指向发动攻击的英国，而是指向德国。贝伊奥卢有德国人遭到袭击，愤怒的妇女还拿刀威胁德国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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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罗伯特·穆齐尔病倒了，发着高烧，猛打寒战。（这不会是西班牙流感吧？）接下来这几天，他躺在夫妻俩位于佛罗利安街的小公寓内。他只能从报上读到即将发生且足以载入史册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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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0月30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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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库欣在普里耶听到一名年轻上尉述说自己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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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扰库欣的病症一直纠缠不去。十天前，他自行入院接受治疗，尽管明知自己身体状况不佳，却还是满腔的不情愿。库欣头昏眼花，难以行走，甚至连扣纽扣都有困难。在普里耶经过住院治疗，他现在已慢慢康复了。他在医院里打发时间的方式，包括阅读小说、睡觉、赶苍蝇以及用小火炉烤吐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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