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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尼 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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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狄乌斯死于公元54年10月，死因极有可能是被皇后下毒，此时的皇后小阿格里披娜是皇帝的第二任妻子，她同时也是皇帝的侄女。阿格里披娜早年曾与公元32年执政官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布斯（Domitius Ahenobarbus）结婚，并育有一子尼禄，尼禄于是成为元首，此时他差一月才满17岁。如同之前的盖乌斯一样，尼禄立即除掉了克劳狄乌斯的亲子布列塔尼库斯（Britannicus）。布列塔尼库斯小尼禄4岁，是克劳狄乌斯早年与梅萨利娜结婚所生。这次谋杀的主使也可能是尼禄的母亲，因为某些皇族的妇女比男性更冷酷无情。在尼禄在位开始一段时间，似乎一切都很好。为争夺对青少年元首的控制权，尼禄的老教师塞涅卡联合阿格里披娜过去的宠臣，公元51年起任禁卫军长官的布路斯（Burrus），最终战胜了尊贵的皇太后。在两人主持下，有一段时间局势稳定，政府运转良好（当然不满的声音依然存在），如前文所言，特拉塞亚•派图斯就固执地哀叹他们无视元老院的权威，也不懂得利用元老院的影响力。严重政治风暴的预兆首次出现于公元59年，尼禄对母亲的不断插手越来越不耐烦，便将她杀害。3年后布路斯死亡，尼禄任命了两位任禁卫军长官，其中一位著名者为提格里努斯（Tigellinus），此人一直对皇帝施加有害影响，最后又抛弃了皇帝。塞涅卡在这一时期隐退，随后由于波培娅（Poppaea）的预谋挑唆，尼禄放逐了自己妻子——克劳狄乌斯之女屋大维娅，后来又将她杀害。尼禄于是放纵自己的艺术审美偏好，他身边围绕着腐败贪婪的顾问和谄媚者，其中一些人出身低微，比如西西里的提格里努斯（Sicilian Tigellinus），还有很多人是来自希腊及中海东部沿岸的释奴。因为罗马人的贪得无厌，不列颠爆发了波狄卡（Boudicca）起义；之后由于罗马在小亚细亚管理混乱而短视，其恶劣影响波及亚美尼亚（引起一连串外交纠纷与战争），最后罗马实际上放弃了对亚美尼亚的宗主权，只象征性保留了当地的统治授予权，其结果是奥古斯都的“外交解决”格局在东方崩溃。上述众多因素导致了货币的贬值，并迫使尼禄采取权宜之计，罗织罪名掠夺富人财产。公元64年的罗马大火使尼禄有机会侵占市中心大片土地，在废墟上修建其靡费极巨的“金宫”（参见下文第429页以次）。于是有谣言称大火是尼禄下令放的，为的是给自己的新居所“清理场地”，他还以诗赋与歌曲庆祝这场大火。为了平息谣言，无辜的基督徒们成为替罪羊，当时基督教刚开始在罗马传播，基督教组织有了独立身份，不再被视为犹太教内部的异见派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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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背景下，很自然会有很多人冒死犯难，密谋除掉这个完全偏离奥古斯都路线的统治者。公元65年，一场反对尼禄的密谋被揭发，密谋者们计划拥立有人望的贵族卡尔普尔尼乌斯•皮索（Calpurnius Piso）取代尼禄，皮索与其他卷入密谋或者受牵连者被处死，受害者还包括塞涅卡及其侄子诗人卢坎（Lucan）。此事引发的猜忌与顾虑导致更多人被害，其中最著名者为“风雅裁判官”盖乌斯•佩特罗尼乌斯（Gaius Petronius），还有杰出的斯多葛派哲学家特拉塞亚•派图斯与巴里亚•索拉努斯（Barea Soranus）。一年后，体现早期罗马军人美德与胜利的模范，杰出的将军科尔布罗（Corbulo）被尼禄强迫自尽，此事令所有人都感到了威胁。日益增长的不安全感驱使尼禄犯下弥天大罪，动摇了他所依靠的统治阶层与军队统帅的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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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四帝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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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利乌斯•温德克斯（Julius Vindex）的祖先来自获得罗马公民权的阿奎塔尼亚（Aquitania）王族，他在路格杜努姆高卢行省（Gallia Lugdunensis）担任指挥官，这里的居民跟西班牙居民一样深受尼禄近来的苛政之苦。于是温德克斯于公元68年3月首举反旗，正在希腊搞“艺术之旅”的尼禄闻讯后匆忙赶回罗马，心情颇不愉快。温德克斯还向其他指挥官寻求支持，但回应者寥寥，只有西班牙的塞尔维乌斯•苏尔皮基乌斯•加尔巴（Servius Sulpicius Galba）同意担任此次反叛行动的首领。加尔巴跟尼禄一样，是一个共和国时代贵族家族硕果仅存的后裔，他官职显赫，加入反叛后自号为“元老院与人民之指挥官”。除了加尔巴，阿非利加的克罗狄乌斯•马克尔（Clodius Macer）也宣布不再效忠于尼禄。尽管如此，只要尼禄有能力牢牢控制住军团及其统帅们，他就能轻易消灭温德克斯与加尔巴。在今贝桑松（Besançon）发生了一场离奇的战斗，来自上日耳曼（Upper Germany）的军团统帅们可能并不想为难叛军，但温德克斯未经训练的高卢民兵实在是不堪精锐军团一击，结果反叛势力溃散瓦解，温德克斯自杀。加尔巴听到这令人震惊的消息时，也打算步温德克斯的后尘。但尼禄没有根基的统治很快就崩溃了，因为所有人都对他丧失了信心。维尔吉尼乌斯•卢弗斯（Verginius Rufus）率领军队返回日耳曼，对时局袖手旁观；提格里努斯改变立场，并唆使禁卫军站在自己一边。尼禄在惊慌中逃亡，没等其他援助到来就自杀身亡，尤利亚—克劳狄王族世系随着尼禄在公元68年6月9日的死亡而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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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巴非常侥幸地取得了成功。但他的权力基础非常狭窄，他所做的只是率军通过不设防的敞开城门，从未真正打赢过一场战争。因此加尔巴的当务之急是巩固自己的地位，但加尔巴无能短视，头脑僵化，过于苛求与节俭，没有能力完成当前任务。加尔巴挑选了一位青年贵族皮索为自己继承人，用以对抗富有活力且野心勃勃的马尔库斯•塞尔维乌斯•奥托（Marcus Salvius Otho），但皮索除了具有光辉历史的姓氏外，在政治上毫无影响力。打了胜仗的日耳曼军团被忽视，未获得报偿；反对温德克斯的高卢部落被疏远；而且禁卫军所期望的馈赠，加尔巴也拒绝支付。遍及帝国中那些曾忠于尼禄的人希望保证不再被追究，但亦未能如愿。加尔巴派遣奥路斯•维特里乌斯（Aulus Vitellius）掌管下日耳曼（Lower Germany），但当地军队于公元69年1月2日拥立维特里乌斯为帝，上日耳曼军团也立即承认了维特里乌斯。奥托在罗马与多瑙河地区的阴谋活动获得成功，他在两周后也被拥立为帝。加尔巴与皮索被杀，随着他们的死亡，罗马旧贵族的骄傲也一并被葬送。维特里乌斯的军团在凯奇那（Caecina）与瓦伦斯（Valens）率领下向罗马进军，与奥托的军队会战于克雷莫纳（Cremona）附近的贝德利亚库姆（Bedriacum）并赢得血腥胜利，奥托于4月16日自杀。然而，这“漫长的一年”还远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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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世纪前，庞培军在法萨卢战败，败军的逃亡者中有一名百夫长或再入伍老兵名叫提图斯•弗拉维乌斯•佩特罗（Titus Flavius Petro），他回到萨宾—列阿特（Sabine-Reate）的家中，就在那里度过卑微的余生，以帮银行家与拍卖商收钱为业。佩特罗有个儿子耗费了一生大部分岁月在亚细亚行省为海关收税人办事，后来成了一个小额放债人，居住在今瑞士一带。他有两个儿子，长子弗拉维乌斯•萨宾努斯（Flavius Sabinus）位及执政官并在默西亚（Moesia）统率过军队，在尼禄统治末年担任罗马的市政长官；次子弗拉维乌斯•韦帕芗（Flavius Vespasianus）在克劳狄乌斯入侵不列颠的战斗中指挥罗马军队左翼，因才能出众（而赢得声誉），韦帕芗也位及执政官，并担任阿非利加总督直至公元67年，这一年尼禄任命他为镇压犹太起义的特派军事统帅。这兄弟二人的经历皆可谓依靠机运与自身才能获得成功的杰出范例，他们是新体制下聪明而野心勃勃的“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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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距离遥远与信息传递的延时，韦帕芗被隔绝于西部瞬息万变的局势之外，但他还是与叙利亚指挥官盖乌斯•李锡尼乌斯•穆基亚努斯（Gaius Licinius Mucianus）尽释前嫌（达成合作协议），他们又把当时的埃及长官，叛教犹太人提比略•尤利乌斯•亚历山大（Tiberius Julius Alexander）拉到自己一边，于是结合成了拥有丰富经验的军事、后勤与财政强力组合。对于所有先前“站错队”的人，他们也表示可以既往不咎。穆基亚努斯沿小亚细亚与巴尔干路线向罗马进军，同时韦帕芗前往亚历山大里亚，于7月1日在那里被拥立为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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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事态进展之迅速超乎任何人想象。维特里乌斯的军队由日耳曼进入北意大利，所过之处大肆劫掠，维特里乌斯本人的表现也更像一个征服者而非解放者。他还羞辱战败的奥托部队却并不解散它们，此举可谓严重失策。由多瑙河军团主力组成的强大军队也在向意大利进发，因未能及时赶到，没有在贝德利亚库姆会战中发挥重要作用。一个阿奎塔尼亚罗马人开启的连锁动荡将由一个来自图卢兹（Toulouse）的罗马人来终结，于是昙花一现的历史人物马尔库斯•安东尼乌斯•普里穆斯（Marcus Antonius Primus）登上舞台。普里穆斯属于恶棍一类人物，尼禄在位时因为参与可耻的遗嘱诈骗被流放，后来加尔巴又把他招回，任命他指挥一个潘诺尼亚（Pannonia）军团。战争、混乱与阴谋乃普里穆斯的专长（métier），他轻而易举说服心怀不满的多瑙河部队转而宣布向韦帕芗效忠。普里穆斯的用兵之道在速度与激情（élan）方面堪与尤利乌斯•恺撒媲美，他反对保守与拖延，认为这同样会给敌人发展壮大的机会。普里穆斯不等东部军队到来就全速进军意大利，趁敌人猝不及防之际发起进攻。而维特里乌斯的军队近期也士气低落，因为维特里乌斯怀疑军队统帅凯奇那可能会背叛，便将其解职。10月在贝德利亚库姆爆发第二场大战，维特里乌斯的军队被摧毁。维特里乌斯逃回罗马，韦帕芗之兄萨宾努斯差点就成功劝说维特里乌斯退位，但不幸被横行罗马城的日耳曼辅助军所杀。尽管遭遇激烈抵抗并发生了残酷巷战，普里穆斯还是发动突袭成功占领了罗马。维特里乌斯被捕获，随后遭残杀。几天后穆基亚努斯终于抵达罗马，他削减普里穆斯的权力，为韦帕芗建立起临时政府。韦帕芗虽已60岁高龄，但他有两个成年儿子提图斯（Titus）与图密善（Domitianus），有望开创一个连续传承的王朝，他的这一优势是无嗣的穆基亚努斯所不具备的。“漫长的一年”结束于公元69年12月，这个摇摇欲坠帝国的重建任务落到这位新皇帝身上，他头脑清醒、脚踏实地、经验丰富而且能力卓著，他将证明自己无愧于奥古斯都继承者的身份，而且他跟奥古斯都一样，是依靠自身的成就与品质而成为元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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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西佗（《编年史》和《历史》）与苏维托尼乌斯（《罗马十二帝王传》）对本时期的史事记载得最为全面。塔西佗《编年史》的标准版本、注疏为H. Furneaux的两卷本（第2版上下卷分别出版于1896年和1907年）；G. E. F. Chilver为《历史》的1、2、4、5等卷撰写了史学注疏(Oxford, 1979，1985); K. Wellesley则为第3卷编了注疏（Sydney, 1973）。其他的重要史料有卡西乌斯•狄奥的《罗马史》和维勒乌斯•帕特尔库鲁斯、塞涅卡、斯特拉波和老普林尼等人的著作。所有这些著作都可在洛布古典丛书中找到。奥古斯都本人的《神圣的奥古斯都大事记》（Res Gestae Divi Augusti）可参考P. A. Brunt和J. M. Moore（1967）的高质量版本及译文、注疏。最重要的铭文材料选编（未经翻译）见Ehrenberg and Jones的Documents Illustrating the Reigns of Augustus and Tiberius (2nd edn.重印增补版，Oxford, 1976)和E. M. Smallwood的Documents Illustrating the Principates of Gaius, Claudius and Nero (Cambridge, 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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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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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必须介绍的是Ronald Syme的两部伟大作品：The Roman Revolution (Oxford, 1939)和Tacitus (2 vols., Oxford1958);我们还应提及他的History in Ovid (Oxford, 1978)。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的第10卷内容全部是介绍这一时期（44 BC-AD 70）的。H. H. Scullard的From the Gracchi to Nero (5th edn., 1982)后面几章构成了对公元68年之前历史事件最好和最可靠的简述。在范围更广的著作中，A. Garzetti的From Tiberius to the Antonines trans. J. R. Foster (London, 1974)值得称道。T. Rice Holmes的The Architect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Ⅰ, Oxford, 1928; vol. Ⅱ, 1931)详细介绍了奥古斯都统治时期，并附带有丰富的材料引证；更新的研究成果汇集在F. Millar和E. Segal编辑的Caesar Augustus (Oxford, 1984)里。关于提比略，见R. Seager的Tiberius (London, 1972)和B. M. Levick的Tiberius the Politician (London, 1976)；关于盖乌斯，见J. P. V. D. Balsdon的The Emperor Gaius (Caligula) (Oxford, 1934)；关于克劳狄乌斯，见A. Momigliano的Claudius, The Emperor and His Achievement, tr. W. D. Hogarth (重印：Cambridge, 1961)和V. M. Scramuzza的The Emperor Claudius (Cambridge, Mass., 1940)；关于尼禄，见B. W. Henderson的The Life and Principate of the Emperor Nero (London, 1903), B. H. Warmington的Nero, Reality and Legend (London, 1969)和Miriam Griffin的Nero: The End of a Dynasty (London, 1984)。最后，K. Wellesley的The Long Year A. D. 69 (London, 1975)将我们一直带到苇帕芗登基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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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M. Pelham的Essays on Roman History (1911)，特别是其中论“奥古斯都内政”的章节至今仍值得一读；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第11卷中H. M. Last撰写的第10、11章也是如此。关于公法和私法，见H. F. Jolowicz和B. Nicholas的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Roman Law (3rd edn.. Cambridge, 1972);关于元首个人崇拜，见L. R. Taylor的The Divinity of the Roman Emperor (Middletown, 1931);关于希腊城市，见A. H. M. Jones的The Cities of the Eastern Roman Provinces (Oxford, 1937，修订版：1971)和The Greek City (Oxford, 1940)；关于意大利的自治和意大利境外公民权范围的扩大，见A. N. Sherwin-White的The Roman Citizenship (2nd edn., Oxford, 1973);关于经济状况的概述，见Tenney Frank的An Economic Survey of Ancient Rome, vols. ii－v (Baltimore, 1933-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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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领域的现代学术成果范围极其广泛，并且考古活动还在不断发现新材料，包括铭文。关于这些专著的参考信息可在上面提及的大多数作品中找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H. H. Scullard的From the Gracchi to Nero （新版平装本, London, 1982）每章中的书目内容都很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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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书并无第二十二章，作者表述有误。——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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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第七章 政府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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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斯•珀塞尔（Nicholas Pwc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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